张爱玲的逃

Original 张红萍 新锐评

  张爱玲 

     

1949年，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到处是欢庆的锣鼓，到处是扭秧歌的人群，苏青像所有时代里爱热闹的人一样，上街游行，举着小红旗欢迎解放军入城。张爱玲像所有时候一样足不出户，静候观望。

 

在《忆胡适之》中，她说过这样一段话：“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年代。”现在左派执政中国，就不只是潮流的问题，它将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虽然一切还在静候观望中，但敏感的张爱玲已经感到“惘罔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人立志要建立新社会改造旧世界，要改造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旧思想，使所有人的思想都和共产党的思想保持一致，因此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需要所有的人具有统一的思想。张爱玲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对于思想统一她不仅恐惧、害怕，而且认为不可思议。

 

当她发现社会各阶层都发动起来，所有的人脱离了自己的生活轨道，都在开会、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她已经明白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子。

 

她感到了形势的紧迫，虽然她一贯不参加任何党派和组织，不参加任何会议，可是1950年的夏天，当她被邀请出席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时，她还是谨慎地参加了。她坐在会场的后排，听着领导的讲话，听着人们的发言，听着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做了坦诚的检讨”，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决心。

 

看着整个会场的男男女女穿着统一的服装——蓝色与灰色的列宁装和中山装，剪着齐耳的短发，而她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虽与沦陷区的奇异装束相比已是“绚烂归于平淡”，但在会场上几乎清一色的列宁装、中山装中，仍然很是抢眼，这时的她感觉到的当然不是我行我素和无所谓，而是一种不适，一种缩小又缩小的压迫。

 

张爱玲

 

人们不敢想象张爱玲会穿列宁服，剪齐耳短发，她自己也曾在《十八春》里写道：“其实同是剪发，电烫的头发不过稍微长些，但是对于一个时髦的人，剪掉这么两三寸长的发梢简直就跟带发修行一样，是心理上的严重的关口，很难度过的。”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些装饰方面的干预不是小事，这是对一个人独立意志的干涉，是对自由的干涉，没有自由，她自己不敢想象她还能活得下去。

 

1949年6月，上海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经营的和民营的各电影厂；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京举行，提出了新中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10月上海《文汇报》讨论该不该写及如何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1950年上半年讨论如何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清官密史》被停映；1951年2月，《文艺报》开始批评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同月《武训传》被批判；4月矛盾在上海作报告，提出文艺界三大任务：保卫和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6月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被批评，10月作者被批评；1952年1月文艺界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五反”；之后，各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人过关检讨。时至此时，敏感的张爱玲已是战战兢兢，寸步留心。

 

更严重的问题摆在张爱玲的面前，当时的宣传、出版、文艺、影剧、新闻已经进入全面领导，统一管理的状态，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已经被规定，什么作品能出版，什么作品不能出版，已经由专门领导人说了算，作为靠写作为生的张爱玲，她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在潮流之外，是否远离政治，而是生存的路已经被掐断。她无法写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物，也写不来英雄主义的作品，她已经找不到写作的空间和市场，诺大的中国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她既然无法归顺，就只有出走。

 

胡兰成曾经问过张爱玲，是否更愿意到英国生活？张爱玲回答说：她是除了上海，那里也不想去，不稀罕的。她爱上海，没有任何人像她那样爱一个地方，懂得中国人，中国的一切她看着都喜欢。她自己也曾在一篇《中国的日夜》中写道：“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是年轻有力气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于是很少做诗的她破天荒写了一首诗——中国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钉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她爱中国、中国人、上海，她爱她生活过的地方，她不愿意走，可现在她不能不走，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她是这样惊恐，惟恐自己走不成。

 

出走对她是一次冒险，因为她害怕被拒绝，恐惧被拒绝以后的日子。她去申请，用张瑛的名字，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竟然被批准了。

 

她出走的计划只有姑姑一人知道，连她的弟弟也不知道。临走的时候，她连自己的手稿也没有带，只是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但是她带上了他们家族的照片。

 

在《对照记》中，她这样描写离开上海的情形：“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投效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我惟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我从来没听见过这等考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但是两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是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传中共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张爱玲

 

经过这一场担惊受怕，她坐火车去广州，又从广州到深圳。在深圳出境检查时，她又经受了一番担惊受怕。她护照上用的是笔名“梁京”，而检查的民兵居然知道她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当民兵说：你就是张爱玲，她只颤颤兢兢答了一个“是”，那民兵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对她留难，问过也就放她过去了。

 

张爱玲曾在小说《浮花浪蕊》中这样描写出境的情景：“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认为还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到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个箱子，一手抡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箱子坐在地上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广东人有时候有这种清瘦的脸，高颧骨，人瘦毛长，眉毛根根直竖披拂，像古画上的人物。不知道怎么童心大发起来，分享顾客逃脱的经验，也不知是亲眼见过有人过了桥还给逮回去。言语不通，洛贞也无法问他；天热，跑累了便也坐下来，在树影下休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这大概也是张爱玲出逃时的心理吧。

 

  她的第一次出逃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原因，多亏她一向敏感，否则对于她，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