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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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来……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
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湖南凤凰一个军人世家。
祖父曾跟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父亲也是行伍出身，但到了沈从文这一代，早已沦落为贫民。
沈从文小时候很淘气，三天两头逃学。夫子抓到他打他掌心，父亲也打，把掌心都打出茧子来了。可第二天，沈从文还是翘课，跑到街上看男人决斗，女人唱情歌。
沈从文最喜欢在山里逛，在河里游泳。他对于自然的一切都很熟悉，能模仿十几种鸟鸣，辨别死蛇的味道。有时候下雨，他就坐在学堂的檐下发呆。
“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做梦”。
14岁，沈从文决定去凤凰当兵。因为识字，他成了部队的小军师，整天跟着大人在船舱里打牌，给死刑罪犯写罪状，拿手绝活是炖狗肉。
一开始，沈从文满口“老子”，一位秘书劝他：“小师爷，你还这样小，不要张口闭口老子老子的。”
沈从文不理：“老子不管，这是老子的自由。”
离开部队后，沈从文来到沅州，先当警察，后当税务员。他结交了一个女朋友，给对方写情书，让女朋友的弟弟捎去。女友的弟弟问沈从文借钱，每次他都大方地借给他，连欠条也不打。后来女友弟弟跑了，欠了他1000多块。
他说：“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到任何时候任何一处，总免不了吃城里聪敏人的亏，想来十分伤心。”
这一千块，是沈母卖掉老宅的钱，沈从文十分愧疚，离开家乡去了常德。再后来去了北京。
沈从文来到北京投奔大姐。姐夫问他：“为什么到北京来？”他说：“在部队混不是办法，来读读书。”姐夫笑笑：“北京现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哪有你在湘西做老总有出息。”几天后，姐夫给沈从文留下三十块钱，跟姐姐两人回了湘西老家。
沈从文想考大学，但是自己连小学都没毕业，只能去当旁听生。为了维持生计，他在一间“窄而霉”的小屋里写作，冬天穿着单衣，没钱吃饭。
有一天，创造社的骨干郁达夫找上门来：“我看过你的文章，写得不错。” 郁达夫请他吃了顿饭，花了一元七角，他拿出五元钱结账，把剩下的钱和自己的围巾送给了他。沈从文感动得趴在桌子上大哭。
张兆和出生在合肥，比他小8岁。跟沈家比起来，张家算得上真正的望族。
张兆和姐妹四人，兄弟六个，曾祖父张叔声是清末名将，曾任江苏巡抚。父亲张武龄是有名的大教育家。家里田地几千顷。
母亲怀着张兆和期间，合家都以为是男孩，结果生下来还是女儿，张兆和在家不太招待见。
她在四姐妹中排行老三，从不哭闹，也不娇气。张父给女儿们请了一位私塾老师，教她们方块字。大姐乖巧懂事，不惹老师生气，二姐脾气躁，打不得，唯有张兆和经常受罚。
她是保姆朱干带大的，朱干是个理性的人，很少流露感情。她相信人都要自制、自立，教张兆和用豇豆酱和剩菜汁拌米饭。
三小姐长得黑，不爱打扮，喜欢穿男孩子衣裳，跟姐姐们玩游戏也喜欢扮男角。她很有主张，不怎么听人劝。有一回，张兆和跟两位姐姐在杏子树前拍了一张合影。照片洗出来后，张兆和大叫：“丑死了！”姐姐还没来得及阻拦，她就把自己的脸抠掉了。
1925年，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散文《遥夜》。北大哲学教授林宰平看到后，盛赞 “《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
林宰平把沈从文介绍进新月社，沈从文在此结交不少好友。1928年，沈从来到上海，跟胡也频、丁玲一道筹办《红黑》杂志，结下深厚友谊。
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27岁的沈从文来到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担任国语系讲师。第一堂课，他紧张得说不出话，只得在黑板上写：给我五分钟。
教室里坐满了学生，除了国语系，还有很多倾慕沈从文名气的旁系学生，张兆和和张允和就坐在台下。
等沈从文一开口，教室里笑声一片，因为他操着一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张兆和悄悄跟二姐说：“这先生好土啊。”
由于过于紧张，一小时的课程，沈从文十分钟就讲完了，呆站了一会儿，他拿起粉笔又写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张兆和在学校里很受欢迎，她身材健美，夺过中国公学女子全能比赛的第一名，大家都叫她“黑牡丹”。
沈从文到张兆和宿舍查寝，对张兆和说：“你就是那个‘笑话’。”张兆和很疑惑，几经解释才明白原来是“校花”。
张兆和的追求者有很多，每次取信都能收到几十封情书。她把信封编上号，给他们取名“青蛙一号”“青蛙二号”……有一天，张兆和收到一页薄薄的信，打开后发现只有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落款是沈从文。二姐张允和打趣说：“沈从文大概只排得上‘癞蛤蟆十三号’。”
张兆和没有回信。沈从文接连不断地写，有时候一天能写好几封。
“爱情使男人变成了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算是做牛做马，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应该是豁出去的！”
“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
沈从文写“我爱你”，张兆和回他：“我偏不爱你。”
沈从文找到张兆和的好友，告诉她如果张兆和拒绝自己的话，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自杀，另一条是“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
可朋友告诉他，张兆和对理智胜过感情，她不会听劝，也不会改变想法。张兆和知晓他的威胁后，说:“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气量了，我不怕！”
她抱着一大摞情书，敲开了校长胡适的门。
“你看，他是这样给我写情书的，简直是耍流氓！”
胡适看了看，只见上面写着：“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更爱你的肉体”。
张兆和原想让校长主持公道，怎料胡适开口竟是：“你就接受他吧，他固执地爱着你呀。”张兆和瞪大了眼：“可我固执地不爱他！”
胡适转告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
为情受伤的沈从文提了离职，辗转多地来到青岛大学任教。张兆和读完书也回苏州去了。
沈从文人在青岛，仍旧时常给张兆和写信，信件每次都超重。
张兆和从不回信，她不喜欢沈从文，觉得他时常流鼻血很不体面。甚至于连沈从文的小说也一并讨厌起来。
但她也不销毁，她把沈从文的信收起来，装进一个箱子里去。沈从文“信写得好”，她愿意读。有次沈从文告诉她自己遇见过很多女人，唯有张兆和能把他征服。张兆和动摇了。
1932年夏天，沈从文从青岛赶来苏州，看望刚毕业的张兆和。
听从巴金的建议，他卖了一本书的版费，准备了一套精装本英译俄语小说。
沈从文告诉门房，自己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可却吃了闭门羹：三小姐不在家。二姐张允和请他到屋里坐坐，沈从文局促地说：“我还是走吧。”
中午，张兆和从图书馆回来，二姐责怪她：“明知道今天沈从文要来家里，你却故意躲着他，装用功。”张兆和不服气：“我不是天天都去图书馆吗？”
那天，张兆和收下了沈从文送的两本书，《猎人笔记》和《父与子》。沈从文在张家待了一个暑假，张家五弟还用自己零花钱给沈从文买了一瓶墨水。
回青岛后，沈从文给张允和写信询问张父的意见。“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是一个开明的人，跟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熟人，他说：“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自理吧。”
几天后，沈从文收到了两封电报，一封是二姐张允和发来的，只有一个字：“允。”另一封，张兆和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男方非常穷，拿不出像样的彩礼，两人的新婚礼服都是张家大姐为他们缝的。
张父打算给女儿一笔嫁妆，但是沈从文拒绝了，张父明白女婿的自尊心，尊重他的选择。
婚礼上，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婚房中唯一有点喜气的百子图罩单，还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赠送的。
就在这一年年底，沈从文母亲病危，沈从文赶回湘西。
这期间，沈从文每天都要给张兆和写信，行船沅水的8天里，他写了38封信。他原打算每天花半天写信，半天写文章，结果却“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他写“我想和你一同坐在船里,从船口望那一点紫色的小山”，也写“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张兆和的回信则克制得多，写了三封，更多的是聊天气，聊家常。偶有一次，张兆和写：“乍醒时，天才蒙蒙亮，猛然想着你，猛然想着你，心便跳跃不止。”沈从文高兴坏了，回信道：“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沈从文终于回到了故乡凤凰。家里人问他，北平好吗？沈从文傻傻地说：“三三脸黑黑的，所以北平很好。”滞留凤凰，沈从文创作了“牧歌”小说《边城》，他以张兆和为原型，创造了那个“黑而俏丽”的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
这段时间，沈从文创作出大量优秀小说，《阿黑小史》、《月下小景》都诞生在这一阶段。他对张兆和说：
“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
婚后不久，沈从文的妹妹小九来到沈从文家，长住下去。小九特别会给哥哥出难题，花钱也快，一个星期就把沈从文的月薪给花光了。
张兆和对这个小姑子很苦恼。但更令她苦恼的，是丈夫的“不切实际”。
张兆和勤俭持家，常去做工补贴家用，虽说穷苦，可日子也过得去。只是，张兆和没有钱去买新衣服，也没有钱再烫头发，床单破了一补再补。等大儿子龙朱出生之后，张兆和连盘头的时间都没了，索性剪了短发。
沈从文不解，埋怨她疏于打理，多次让她烫头发、穿高跟鞋。他要张兆和不要洗东西、做事，以免把手弄糙。
“她的手竟然满是油污，衣服上有孩子吐的奶！”
刚结婚那段时间，家里常有贫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沈从文一概帮忙，甚至借钱帮人家。
有次，张允和跟朋友约到沈从文家集合去看戏，刚要出门，恰巧有人来借钱，沈从文便对张允和说：“戏莫看了，把钱借我，我收到稿费后便还给你们。”
沈从文热爱文物，喜欢逛琉璃厂，家里堆满了“无用”的陶罐。他还偷偷当掉了姑母送给张兆和的戒指，去买古董字画。
张兆和认为他收入不高，不自量力，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在她看来，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面具”，在当时的情境下，“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兆和从不问娘家要钱，因为妈妈是继母。张家大姐张元和曾私下里接济过沈从文几次，张充和为此写信说：“你晓得我家那位妈妈的脾气的，为何还要给爸爸找气受？”
每当张兆和和沈从文讨论“精打细算的生活”时，沈从文就怀疑张兆和不爱他。随着沈从文的名气越来越大，他越发觉得张兆和的做法是从心底里瞧不上自己。
张兆和喜欢编辑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却很怕，因为妻子总会改动。有次，张兆和写信指出丈夫文法上的错误，并给出正确的例句。沈从文不高兴了：“你把我的风格搞没了，等你弄完，这些文章就不是沈从文的了。”
1933年的一天，沈从文去拜访好友熊希龄，熊希龄恰好外出，熊家的家庭教师高青子接待了他。高青子是沈从文的拥趸，熟读《沈从文甲集》，两人聊得很开心。
第二次见面，高青子特地穿了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有一点紫色，这是沈从文的小说《第四》中主人公的打扮。
1935年，沈从文在其主编的《国闻周报》上面发表了高青子的一篇小说，《紫》。这篇小说以八妹的视角，讲述了哥哥订婚之后遇到真爱的故事。时人猜测八妹即是沈从文的九妹，哥哥即是沈从文。
不久后高青子又刊发了几篇小说，讲的都是女子爱而不得的悲剧。众人的议论更大了，沈从文很苦恼，在给林徽因的信里，他说：“当我爱慕与关心某个女性时，我就这样做了，我可以爱这么多的人和事，我就是这样的人。”
林徽因告诉他，婚姻中坦诚很重要。思考再三后，沈从文在一封信里给张兆和作了“坦白”，详细诉说了自己对一个女小说家有好感的秘密。张兆和得知此事，收拾行李，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不久后北平沦陷，沈从文一干人化装南逃，张兆和刚生下二儿子，留在了北平。
沈从文来到昆明，被聘为西南联大副教授。1938年，高青子也到达昆明，沈从文引荐她进入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
另一方面，沈从文还在做妻子的工作，可不管沈怎么哀求，张兆和总有理由回避跟沈从文团聚。沈从文抱怨说：“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总乐于离得远远的。”
张兆和给他回信，絮叨生活的不易，沈从文总觉得是针对自己，他质疑张兆和移情别恋，爱上了别人。
“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平，我也不嫉妒，不生气”。
张兆和回：“来信说那种废话……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以后再那样话我不回你信了。”
高青子性格温婉，常找沈从文探讨文学，沈从文跟她越走越近。1941年，他写了一篇颇具情色色彩的小说《看虹录》，郭沫若批评“粉色文学”。小说讲述了一个作家深夜探访自己的情人，互相献出身体。他不许张兆和读这篇小说，时人猜疑主人公正是沈从文，题名《看虹录》是对高青子《虹霓集》的呼应。
眼看日军日益逼近，张兆和还不动身，沈从文生气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打算来？还是不来？是要我？还是不要我？” 张兆和终于动身。
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经香港、越南辗转三个月才来到昆明。到昆明后，却发现高青子的存在。张兆和显示出了一个妻子极大的容忍，她夸赞高青子漂亮，甚至出面给高青子介绍了一个翻译家做对象。
后来，张兆和在呈贡谋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两人分居。要去找她，沈从文得坐一个钟头的火车，还得骑十几公里的马。
沈从文在小说《主妇》中，表达了对妻子的忏悔：“他呢，是一个血液里铁质成分太多，精神幻想成分太多，生活里任性习惯太多的男人……忠于感觉而忽略责任。”
1942年，无法得到名分的高青子选择退出。沈从文在《看虹录》中写道：“因为明白这事得有个终结，就装作为了友谊的完美。”
高青子离开后，沈从文说：“自从‘偶然’离开我之后，云南就只有云可以看了。”
但他又说：“那失去十年的理性，又回到我的身边。”
1946年，沈和张因政治见解不同而产生明显的隔阂。
张兆和很快融入新社会，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她常跟孩子们一起责备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沈从文的儿子回忆道：“（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搞得一家人乱糟糟的。”
张兆和同他分居，哪怕房间只隔几步，张也很少同他讲话。后来，沈从文住在学校，只在晚上才回去吃饭，吃完饭，张兆和便打发他离开。沈从文还要带着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
与此同时，沈从文以前的文章受到了猛烈批判，得了抑郁症，住进精神病院。他写信给妻子：“小妈妈……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
“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呼我，如活祭……”
张兆和很少回信，也没有说安慰的话，更没有去看他。
沈从文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很感激，徐志摩在济南开山坠机后，他乘了一夜火车从青岛赶往济南。1948年，沈从文找昔日好友丁玲倾诉，虽然两人已13年没见面，但沈从文曾帮过她，他很期待两人的见面。
只是，丁玲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像一个相熟的、客气的首长般接待他，沈从文很失望。后来，丁玲批判沈从文的文章，沈对张说：“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了，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
1949年春，因政治压力和孤独无望的心境，沈从文企图割腕自杀，幸好被张兆和堂弟救下。他嘴里不停地喊：“我是湖南人，我是凤凰人。”沈从文的精神濒临崩溃，他在深夜写下：“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可是，世界变了。”
儿子虎雏说：“得什么病不好，偏是精神病，精神病就是思想有问题。”
沈从文被抢救过来后不久，张兆和却以为了适应新生活为由，去华北大学深造了。两个十来岁的儿子支持她的决定：“妈妈成为穿列宁服的干部！真带劲！”
这之后，沈从文封笔，再没写过小说。
1961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当面鼓励沈从文重拾小说创作。他花三个月时间，构思了一个兆和的堂兄张鼎和的故事。鼎和是早期共产党员，1936年被国民党枪决，成了共产党烈士。沈从文一生都没能写完这个故事，并销毁了写出的部分。
张兆和很受挫败，给沈从文写了千言信，她激将他:“你说你不是写不出，而是不愿写，被批评家吓怕了？说是人家要批评，我（你）就不写，这是非常消极的态度。”
沈从文一反往常，许久未给张兆和回信。
1969年，张兆和和沈从文先后被下放到咸宁干校，离京前，二姐张允和去看他。
临走之际，沈从文从口袋里掏出一封皱皱的信，他把信举起来，表情像哭又像笑：“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张允和问：“我能看看吗？”
沈从文把手放下来，像给又像不给。他把信放在胸口温了一下，塞回了口袋，紧紧捂住，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完他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像一个小孩哭得伤心又快乐。
1971年冬，沈从文心脏病加重，浑身开始浮肿，这才获准返京。次年，夫妇两人回到北京，再次分居，沈从文到张兆和处吃饭，然后回到一公里外的房间。
1978年，一位美国女记者采访沈从文。听说这位大作家扫了几年女厕，女记者非常震惊，就走去拥抱他：“您真的是受委屈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沈从文忽然抱着女记者的胳膊大哭起来。
沈从文封笔后，致力于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出版了《中国服饰史》等书籍。1988年，沈从文第二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多年后评委马悦然证实：“1988年如果他不离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丈夫去世后，张兆和养了很多花花草草，她用沈从文书里女孩的名字给它们命名，每天都给它们浇水。
她最心疼一盆虎耳草，是从湘西移植来的，种在一个椭圆形的钧窑盆里。这是沈从文最爱的草，也是《边城》里翠翠梦里采摘的草。
1992年5月，张兆和率领全家，送沈从文回归凤凰。他的骨灰一半埋进泥土，一半撒入沱江。
沈从文晚年，张兆和时刻服侍在他身边，“三姐”一旦不在，他就会左右寻找。1988年，沈从文死于心脏病突发，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三姐，我对不起你！
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开始整理沈从文的文稿，也是在这期间，张兆和才终于释怀了。1995年，沈从文过世七年，在付梓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她写到：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张兆和晚年已经有些痴呆，当有人拿沈从文的照片给她看，她含含糊糊地说：“这人我认得的，有点熟悉，但记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