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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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禹
作者：李培禹
张中行先生（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
2021年2月24日，是张中行先生仙逝十五周年的忌日。
十五年前，记得是一个阴沉的日子，作为京城报纸副刊的编辑，肯定不能无动于衷，然而用怎样一篇独家的有分量的文章来送别这位“世纪文化老人”呢？我直觉地想到了我中学时代的老师赵庆培，他曾是北京二中、景山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堪称北京中学语文教学界的一位名师，且对张中行先生很有研究。
我打通了赵老师的电话，不想，赵老师一口回绝了，他说，写有关张中行先生的文章，要找大家、大手笔。他随即推荐了张厚感先生。赵老师说：“张先生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与张中行先生同事多年，是‘行公’最认可、最贴心的知名学者。张中行先生的讣告悼文，就是由他来执笔的。”他特别嘱咐我，不能指望他自己写，在悲伤哀痛的情绪中，他是不会动笔赶稿子的。你们要登门采访，用访谈的形式来完成这篇文章。
按照赵老师提供的电话，我联系上了张厚感先生，约定当天下午即去他府上采访。我抓紧列出了采访提纲，大约十几个问题。恰好，刚刚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正在我们副刊部实习的赵耕也在办公室，我就让她和我一起去采访。我本意是借此机会带带她。采访很顺利，我把写稿的思路说给她听，她点头并记在本子上；我又试探地问：“你来写初稿好吗？”小美女毫不犹豫，说：“好。”
其实，我心里是不踏实的。这是一篇要发整版的大稿，时间性强，容不得写第二稿、第三稿。为了避免被动，我连夜也开始动笔写稿。隔了一天，赵耕的一万多字的“大稿”交到我手里，初看就把我惊着了：真不愧是复旦新闻的高材生啊！文章写得很“还原”（如实记录了张厚感先生的谈话内容），又取舍得当，可说基本成型。我修改一稿后，第一时间传真给张厚感先生审阅，顺利通过。拼版时我大胆地把“张中行先生悼文”也附带放到版面上了。
张中行先生在北大红楼前
我让赵耕拿着拼出的大样送主管副总编辑初小玲审，目的是让报社领导注意到她，有利于她实习结束后能留在报社。初总很快退样子了，平时她都在自己名字上划个圈儿，表示同意。这次我一看，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怎么还批了好几行字啊？千万别让撤稿呀！细看，由忧转喜：初总一段话都是表扬的，她高度认可我们的选题及时，称赞文章写得讲究，有深度，对版面安排“悼文”开了绿灯。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最后写了这样一句：“辛苦了，谢谢副刊部！”文章见报后，总编辑严力强来到副刊部，肯定这篇文章写得好，这个版做得好。他问：“赵耕是谁？”我把赵耕的情况做了介绍，提出希望报社留用她，我们副刊部急需人才。严总笑了，说了句：“让她多写。”
转瞬，十五年过去了。我和初小玲先后从报社退休，美女赵耕已成为报社的中坚力量，日报副刊部的资深编辑。
令人惋惜的是，张厚感先生已于2016年因病辞世，享年75岁。我借用这几句来缅怀厚感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中行先生与启功先生
附原文
世纪文化老人张中行
——张厚感先生访谈
作者：赵耕、李培禹
采访张厚感先生，是在北京虽已初春却十分阴冷的一天。天色灰暗，我们坐在张先生家的客厅里，听他讲述即将被一个百岁老人带走的故事。作为与张中行先生共事多年的晚辈、同事、挚友，同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的他，因刚刚牵头完成一篇沉重的写作——张中行先生的悼词，脸上明显留着疲惫。我们的采访一次次被打断，张先生的手机响，电话响……而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名字展开的，那就是2月24日溘然长逝的世纪文化老人——行公。
张中行先生
记者：您一直称张中行先生“行公”，这个称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张：“行公”只是我们小圈子里的称呼，因为他随和，好玩，而大多数人还是称他“张先生”。
记者：您愿意谈一谈和张先生最后见的一面吗？是在什么时候？
张：过了年就听说，行公的身体很虚弱，不吃饭，喝奶也吐，只能靠输液维持，家里人着急，就把他送进了医院。行公去世前几天，人教社老干部处处长就找到我，说行公情况不好，社里要我提前准备悼词，但不要声张。还问我要不要看看他们摘抄的档案材料，我说不用，情况都熟悉。当时我放心不下，就和几个同事及外地朋友去了医院。我们进病房的时候行公正在睡觉，护士轻轻把他叫醒，让他吸了点氧，精神看起来不错。我问行公：“认识我是谁吗？”行公很清晰地说：“张厚感！”另外几个同事，行公也都能勉强认出来。这样，我们觉得情况还好。我对行公说：“山中常有千年树，路上难逢百岁人。您要争取活到一百多岁啊！”没想到那次竟是见行公的最后一面。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我竟然在记事本上把我们四个人的名字记下来，过去多次到医院探病是从来不写的。
记者：概括一位世纪文化老人的一生并非易事，您是以什么样的思路来完成的？
张：行公去世之后，我在第一时间得到通知，让我写悼词。我想，首先就要凭我们的理解，定一个大的“调子”。它要让社会认同，让送审通过。现在外界舆论把行公称作“国学大师”，或者“通儒”什么的。我认为这不准确，行公在世也不会同意。顺便说，“国学大师”这个称号安在启功先生、季羡林先生身上也不合适，因为他们的研究领域毕竟没有涵盖“国学”。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专门研究传统文化、学术的大家才能称得上“国学大师”。所以我们对行公的定位就是——著名语文教育家，学者，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我相信这样的定位是公允的，行公本人也会认可。其次，表达方面要灵活一点，尽可能不做八股文章。
记者：为您非常熟悉、崇敬的张先生这样的大家写“盖棺定论”的文字，您的压力一定不小吧？
张：那是自然的。千余字的短文，我们几个起稿人就着电脑边议边改，改了五六稿，字斟句酌。比如怎样写行公去世，和所有人一样写“因病医治无效”？太一般。我们最后用的是“停止呼吸”，“无疾而终”。这是事实，是一种人生境界，行公走得很安详，无痛苦，达到了这种境界。用老话说，是“祖上积德”。记得曾有报道，夏衍临终前对上海来探望的人很自豪地说：“回去告诉上海的朋友，我夏衍是无疾而终！”据说丘吉尔逝世更妙，他手指夹着哈瓦那雪茄，桌上摆放着法国香槟，爱犬蹲在一旁，壁炉里火烧得正旺，他“躺在安乐椅上长辞而去”——这是什么样的境界啊！何况行公享年九十有八，就是百岁老人嘛。他生前也说过：“人生活到这一步，是比较满足的了。”
记者：送走行公，现在看，您觉得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呢？
张：还是有点小遗憾。悼词定稿送审之后我们才想起来，忘了一层重要的意思。西谚有云：“失去一个老人，等于烧毁一座图书馆。”行公的逝世，是我社教材事业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大损失——这尽管是套话，但也是要写的啊！发现后想补上，却来不及了。
记者：有什么办法来弥补这个遗憾？
张：这两天我总想再写点什么东西送行公，但是脑子一直很乱。想写首诗，也刚出来两句：与公相识恨时晚，廿载沙滩几度谈。因为我和行公是北大中文系校友，他毕业比我早三十年，我们都有很深的北大情结，后来又多年在同一办公室里办公，饮酒吟诗，赏砚临池，其风骨，其智慧，沁人心脾。我们之间有真挚的亦师亦友之谊。中语编辑室还有一位北大中文系校友熊江平，是恢复高考时湖南的文科状元，行公和我多年都叫他小熊，现在都成五十几岁的老熊了。他为行公撰写了一副深情而大气的挽联：贤哉若此也非官非隐一介书生落落长松利与名只当梦幻浮云看；逝者如斯夫适来适去万般惆怅潸潸别泪人和事都在流年碎影中。刚刚我又收到一位年轻的同事发来短信，他也写了一副挽联：先生古之真人也负暄说禅论顺生大寝不梦；后学今者假想矣倚篱耕字悲逆旅小康即安。他就是曾为行公诗集《说梦草》写后记的才子李世中，与行公的友谊非同一般，情同祖孙，可见行公遗爱之深广。
张中行先生与第三任妻子李芝銮
记者：您和张先生共事二十多年，觉得张先生最重要的性格特点是什么？
张：豁达，看得开，从来不生闲气。举个例子，有一次，行公被老伴支派去买点肉馅来包馄饨吃。他来到北大东校门外成府路的副食商店，售货小姐称好了肉馅，叫行公把钱放在一个盘子里。行公没听见，把钱放在了柜台上。该小姐很不高兴：“叫你把钱放在盘子里，怎么搁这儿啊？成心啊！”行公赶紧说对不起，我刚才没听见。你知道她说什么吗？——“那我骂你，你听见没有？”行公没说话，扭头出门，悠然打道回府，“真的”没听见。后来他在未名湖畔散步，跟北大的老教授聊起此事，他们听了，都说——妙！
记者：这也是张先生的长寿秘诀吧？
张：应该是。行公八十多岁的时候，每周还到沙滩单位三四天，审稿子，看校样，会晤朋友，处理信件；另外三四天在北大家里，主要就是写东西，每周七八千字的产量，雷打不动，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无倦意。他还“训”我呢：“在人教社工作是有时间读书写作的啊！你为什么不多写点东西？”他自己出门总是挤公共汽车，从来不搭的。提着两壶开水能自己走上四楼。我觉得行公长寿的关键在于心态平和，就像一泓秋水，波澜不惊。他总是乐呵呵过日子，从不自寻烦恼。有时候得一方手感滋润的砚台，一天能摸好几遍，还让同事摸，朋友摸，指指点点，他能高兴好些天。
记者：除了豁达，张先生还有什么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张：行公是性情中人。前几年有记者采访他，说到生死观的问题，问他如果离开人世，可有什么留恋？行公说，当然有，帝王会留恋天下、三宫六院，我等凡人，留恋的无非是男女之情。记者又问行公，那您有没有情人？行公很干脆地回答：“有！”行公写过一篇叫《情网》的文章，里面就讲，在他弥留之际，如果“情网”中人能来看他，“执手相看泪眼”，他就满足了。
记者：看张先生的文字，的确是性情文章。
张：前些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行公还出了一本书，就是讲妇女问题的。行公总是说，人生根本就是“饮食男女”四字，“饮食”好满足，“男女”却是满足不了的，但我等人也无非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罢了。外国有句谚语，大意是，如果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男孩子不喜欢她的话，就对不起上帝。行公有一次跟我讲，年轻的时候，几个朋友约好了去看赛金花，结果没去成，真是终生遗憾。若是见了，不知又能作出一篇多漂亮的文章呢！又说还曾和朋友约好去看魏喜奎，结果找错了地方，失之交臂，也是人生一大憾事。
记者：能说说张先生的家人吗？
张：行公的老伴是三年前过世的。那时候行公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常常住院。老伴就由保姆和女儿女婿轮流值班照顾。老太太身体本来很好，可是有一天从床上掉下来，摔着了。当时正是闹非典的时候，也不敢往医院送，结果一星期之后老太太就过世了。行公那时虽然身体不好，但一点也不糊涂，这件事他心里应当很清楚，但是没有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行公常夸老伴温婉，能忍耐，关心别人，早餐两个鸡蛋，总是拣小的吃，是个大好人。他一往情深，诗中多有涉及，比如“路女多重底，山妻欲戴花。”“乞米求新友，添衣问老妻。”等等，写得情真意切。
张中行先生三个女儿在父亲告别仪式上
记者：很多媒体都说张先生是“大器晚成”、“厚积薄发”，您认为是这样吗？
张：这么说，不准确。他是哲人、诗人，在北大读书的时候，读罗素的书都是英文原版的。行公成就最高的当然是散文，但其实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写的语法本子就很有影响力了，而他的兴趣却不在于此。他和我说过苦衷，涉足语法，一来感到安全，二来为了生计。当时行公的父母还都在世，加上岳母，三个老人；下面有四个女儿，老伴又没工作：全家九口人靠行公每月的百把块工资生活，够紧的了。但他从来没申请困难补助。行公就在那段时间写了《紧缩句》《非主谓句》等，反映很好。上个世纪50年代、70年代，两次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语法会议他都参加了。我还记得行公曾经颇为得意地对我说：“赵元任先生还引用过我书里的例子呢！”就靠这些小册子，行公送走了三位老人，把四个女儿拉扯大，并送上了大学。
记者：哦，第一次听说。
张：不光语法书啊。行公的功底非常深厚，他编课本、出诗集、写散文、写哲学佛学的书，一般人都知道，而有所不知的，他还指导编过菜谱呢！北京鼓楼前有个有名的马凯餐厅，行公和我，还有人教社的同事常去那里吃饭，一来二去，和经理、厨师等很熟。我们还帮助他们出了一本《马凯名菜谱》，行公亲自修改，定稿，作序，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当时，逢包桌的客人，就送一本。现在那个餐厅迁走了，行公也谢世了。真是人世沧桑啊！
记者：您本人最推崇的是张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张：当然是散文。行公的散文随笔，既体现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不乏现代科学民主意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内容方面是言志而不载道，表这方面是写话而不诌文。”其文风委婉，自然，从容不迫，不泥章法，如行云流水；闪烁着智慧之光，往往把读者带进一种神出鬼没、妙趣横生的境界。行公还善于咏叹，比如，他被发配回老家，寂寞难耐，曾经写诗表达这种心情，其中的一联对得很妙：“榻前多鼠妇（潮虫），天外一牛郎。”备受称道。可他却著文感叹说：“很多朋友都说这两句不坏，但试想想，多年的苦难，才得这么两句，代价也太大了！”不禁令人嘘唏不已。我们随便翻开他一本书，比如《流年碎影》吧，不要说文字，单看那些小标题——“抄风西来”“伤哉贫也”“使民战栗”“既往咎之”……多么贴切，多么灵动！再看看那张他和启功先生举杯的合影，下面是行公借用的话语——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么绝妙，多么有神韵。
记者：说说您给张先生的书作序的事吧。
张：前辈请晚辈、先生请学生作序，行公可能是头一份。1991年我们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行公的《诗词读写丛话》，我是责编，行公执意让我写序。我当时请同是北大的同学陶文鹏一起写，因为牵涉到对行公诗词作品的评价，我感到没把握。还不敢称序，只叫前言。写好了拿给行公看，他一字未改。后来1995年又出了《说梦楼谈屑》，也是我作的序，又请同是北大同学的吴坤定参与，这次行公动笔了，我一看，改了一处。我们说他“文笔之奇高，有人叹为当今的《世说新语》”，行公把前半句改成了“文笔之奇，之高”，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加了一个标点，一个字，一下子就提升了一个层次。我还和行公开玩笑：“您这是又把自己拔高了啊！”其实这次行公本没叫我写，找的是前面说的老吴，因为此书在他供职的北京出版社出版。后来吴兄说不熟悉作品，拿着书稿来让我写，我说：“你怎么就不理解行公的本意呢？我‘吹捧’过他了，行公是想多找一个人‘吹捧’啊！”我们哈哈一笑！
记者：行公大智慧，处事很认真。那张先生自己呢，对自己的作品他怎么看？
张：行公晚年的文章，这十几年是文坛的热门话题。京城书摊往往同时摆着他几本书，简直是一道风景线。虽说外界褒贬不一，但总是褒多于贬。行公本人觉得读者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有一次他接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他的文章通篇都是无用的废话。他看了就笑笑，还很认真地给人家回信。有小报披露他年轻时候的恋爱婚姻生活，颇有微词，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很多朋友都怂恿他写文章澄清，他却觉得不值得。他说，年轻时候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小事一桩——我的态度还是“知道了”。颇有几分矜持。
张中行与杨沫之女马徐然
记者：大家都知道张先生是杨沫的前夫，所以有一个最让人关心的问题，张先生究竟是不是“余永泽”？
张：《青春之歌》面世之后，在世人眼里，林道静成了杨沫的化身，行公成了余永泽的“模特”。杨沫曾向行公打招呼，那是小说，请不要介意。行公说，我知道是小说，我不看；但心里想，如果是我，就不这么写。建国后，行公和杨沫在北京西郊相遇。言谈中，杨沫对再婚的丈夫有些抱怨和不满的话，行公一句也不接茬，他对杨沫说，我们只叙别后，不谈家庭。
记者：那么张先生后来对杨沫的态度呢？
张：文革中，有人来调查杨沫的历史，问行公，杨沫是否加入过国民党。行公答：不，她进步。那人就说：你怎么能够否定？我们掌握材料！行公回答：我根据她当时的思想表现，认为她不会加入这类组织；你们既然掌握了材料，又何必来问我？当时行公也正在受审查，一个已经“斯文扫地”的人，面对着吹胡子瞪眼睛的，他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有道行。
记者：也就是说，他们两人可以冰释前嫌了？
张：不是的。杨沫复出之后，听说行公说真话，没伤害她，很是感激，慢慢两人来往就多了起来。可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两人重新有了隔阂。当时有个年轻的女作家来采访行公，让他说说自己和杨沫的往事。关于两人分手的原因，行公说的就和在《流年碎影》里写的一样，说当时杨沫在香河，自己在天津，有一天接到香河来的一封信，说杨与在那里暂住的马君来往甚密，劝他如果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回来。后来他虽把杨接回了天津，但从此有了隔阂，彼此都很痛苦，不久就分手了。但后来那个女作家发表文章的时候，用了小说笔法，描述成第三者插足，还“发挥”说，从小说到现实，革命加爱情的八股不见得多美满等等。杨沫看到之后很恼火，认为是行公怂恿作者这样写的，从此与行公又疏淡了。
记者：张先生难道不觉得很委屈吗？
张：其实行公一贯主张写人记事与写小说要分开，这件事实在让他有口难言。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沫出了本书，写“我的三个爱人”。写到行公，虽然肯定了他在文革中敢说真话，但说起年轻时的感情纠葛，还是老调重弹，说他“负心、落后”，多有不是。行公看了，觉得仍然是小说笔法，他自己还是保持“知道了”的态度，继续沉默。他私下里说，年轻时候的恩怨是非，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读者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解释。人都这么老了，炒来炒去没意思。
记者：您了解他对杨沫究竟有没有感情？
张：行公一直保存着杨沫当年的一帧照片，是后来翻版送给他的，背面还有杨沫的题词。词曰：照片可以翻版，生活能翻版吗？可见旧情依依。行公和杨沫曾在沙滩大丰公寓安家。后来行公有时从此经过，总要探头看看院里那棵枝叶繁茂的大槐树，发一番“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可杨沫去世时，行公没有参加葬礼，不想向她最后告别。事后行公说：“我们两人思想感情相去甚远。她走的是信的路，我走的是疑的路。”
马徐然与同母异父弟弟老鬼在八宝山公墓祭奠母亲
记者：我知道张先生和杨沫有一个女儿，但她为什么姓徐呢？
张：我也问过行公这个问题，他说是因为小时候曾把女儿寄养在冀南的一个徐姓人家。每次行公提到徐然，总觉得欠女儿点什么，我猜是因为未尽抚养情义吧。徐然也很想做点父母的弥合工作，曾经“投石问路”，问行公：“爸爸，我常来，您高兴吗？”行公很肯定：“虎毒不食子！”徐然又问：“您想我妈妈吗？”行公很干脆：“不想！”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行公向我转述的时候，看得出来他神游时空，若有所思，不是不想孩子她妈妈，而是更想女儿常来探望。
记者：徐然是什么时候知道张先生是她的生父的？
张：徐然一直到40多岁的时候才知道行公是她的生身父亲。此前她就很崇拜行公的学问，但是一直称行公为“张老师”。后来杨沫向女儿坦露了她的身世，当时跟随爱人在贵州工作的徐然就给行公写了一封信。接到女儿的信，行公就落泪了，在回信中他写道：“没想到今生还能接到你的信……我，你这次称为老师的，是你生身的父亲。”那封信很长，行公把自己和杨沫过去的事都告诉了女儿。徐然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叫《情是何物》，写得很动情，很感人。
行公后来的四个女儿都是学理工科的，虽然都很有成绩，但还是很遗憾，没人能真正继承行公的学问。只有徐然，她是个作家，曾经在北京市文联作编辑，写过不少作品。行公去过她家做客，其夫婿是工程师。有时让行公评价一下女儿的文字，行公充满情意地摇头：“大模样可以，不生动。”话是这么说，而行公曾想把自己的藏书留给徐然。但后来又不提此事了，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呢，徐然几年前就去了美国，行公纵然有这个心愿也不能实现了。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采访，准备告辞的时候，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般的雪花。张厚感先生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忽然扭头对我们说，请等一下。接着他走到书桌边，铺开宣纸，完成了他那首一直想送给行公的诗——
哭行公
沙滩长恨相逢晚，
廿载千番促膝谈；
赏砚吟诗品小酒，
何时明月照公还？
张厚感先生题签
延伸阅读
张厚感执笔的悼文
沉痛悼念张中行先生
著名语文教育家，学者，作家，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张中行先生，于2006年2月24日凌晨2时40分，在北京无疾而终，安详地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
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深切地缅怀这位世纪文化老人！
张中行先生1909年1月7日出生于河北香河一个普通农家。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大学毕业后，曾任教中学、大学，主编佛学杂志。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叶圣陶先生领导下，张中行先生先后参加了《语文》《汉语》《文学》《古代散文选》等多套中学语文教材及图书的编写、审读工作，主编了《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期间，为普及中学语法知识，还著有《紧缩句》《非主谓句》等多种语文著作。晚年退休后，作为特约编审，他审读了多种教材及课外读物，特别是对文言作品的选注、解读，严格把关，一丝不苟，表现出老一代编辑家严谨的治学作风，受到社内外同仁的高度赞誉。
早在中学时代，张中行先生开始接触新文学，博览群书，追求新知。在沙滩红楼的大学四年，他开阔了知识视野，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想。毕业后，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思考人生问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哲学典籍，研读英文原版知识论、认识论著作，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观。
张先生博通古今，学贯中西，功底深厚，文笔奇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活力焕发，以古稀之年，笔耕不辍。1986年《负暄琐话》面世，以冲淡平和的笔触，写人记事，怀旧伤远，别具一格，令世人瞩目。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相继问世，被誉为“当今的《世说新语》”。
此后，继八十年代初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张先生又接连出版了《禅外说禅》《顺生论》等专著，说禅道别开生面，论哲理发人深思，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又出版了回忆录《流年碎影》。他检点平生，伤逝感怀，写尽世道人情，字里行间充满沧桑之慨，饱含人生哲理，令人荡气回肠，寻味不尽。此时，另有诗词集《说梦草》及杂文集《散简集存》等付梓。他的大部分著作结集为《张中行作品集》六卷，凡数百万言，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书拥有广大的读者，风靡全国。一时间，张中行先生成为二十世纪末学界瞩目的文化老人。199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他作了专访。
张中行先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治学遍及文史、哲学、佛学诸多领域，是一位文化底蕴丰厚的“杂家”。他执笔为文，以真面目见人，其文如行云流水，如话家常，举重若轻，从容自若，平实自然，冲淡而有韵味，灵动而又厚重，具有独到的语言风格。
张先生一生爱国爱民，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乐观旷达，秉持贵生、顺生、乐生的人生哲学，无论遭遇如何，都泰然处之。他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专制迷信，重视知识学习，强调教育对人的启迪作用。他继承儒家“民贵”思想，又富现代理性精神，时存悲天悯人之怀，多有洞明世事之智。他摩砚临池，赏画吟诗，与朋友共而其乐融融。他好交游，重情谊，宽厚待人，有平民意识，对后学晚辈关爱有加，是一位慈祥可亲的长者。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老人张中行的道德文章，智者风范，仁者情怀，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北京日报》记者赵耕、李培禹采写，标题书法为张厚感先生题写，刊于2006年3月3日《北京日报》，2006年4月号《新华月报》转载。）
张中行先生（左）与张厚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