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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是中国农历最吉祥的龙年。那一年,我刚刚满八岁。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天,下午的阳光像往常一样照在我家的西院墙上,照着西院墙上几个白灰刷成的硕大的宋体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那时我家既不活泼,也不团结。身为队长的父亲要把自家的土肥送到集体的田里,母亲不同意,于是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父亲吵不过嘴头子利索的母亲,有些恼羞成怒地冲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冲过去护住母亲,并大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会以“毛主席语录”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来保护自己,压服对方。因为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谁敢不服从,那就等于是“抗旨”。只要能说出一段对自己有利的“最高指示”,就等于是在两军对阵中抢占了“政治制高点”。由于“毛主席语录”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诸多细节中,小孩们耳濡目染也会背许多段。我常常在挨父亲打的时候,便会无师自通地喊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似是而非的语录口号,而父亲也多半会因受到这一“最高指示”的制约,忍气住手,不敢再打——除非能想出新的理由而且同样以一段“毛主席语录”来给自己撑腰。
但那天却不一样,父亲不予理会,照准我的屁股就是一脚。那一脚正好踢在我足球一样圆滚滚的屁股上。我当即嚎啕大哭,父母之间的战斗也戛然而止。我在得到父亲给我买一本小人书的承诺后,抽抽啼啼地上学去了。
学校和村子里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标语。我一直弄不清楚刘少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天有人说村外边来了个刘少奇式的人物。我跑过去看,差点吓坏了,原来刘少奇就是很脏、很臭、很恶心的叫花子呀!
这天下午的第一节是语文课,教我们的宋老师抑扬顿挫地说:“首先让我们怀着无比的敬意,共同学习一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宋老师自己摇头晃脑地读罢,当我们正鹦鹉学舌地照读“暮色苍茫看劲松……”时,学校的大喇叭突然奏起了哀乐(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去世的时候,我才知道那种悲戚戚的乐曲叫哀乐)然后,播音员用沉重而低回的声音报一个人的职务,报了老半天,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等等,还有职务之类很长很长的一段文字,我听了老半天,还是不太明白这个大人物究竞是谁,反正是一大堆各种主席的头衔。
宋老师也停止了讲课和大家一样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到了最后,才知道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了。课堂上立即哭声大作,眼泪横飞。我因为屁股疼痛的缘故,借了这么个缘由更是号啕不已。宋老师一面抹眼泪,一面用嘉许的眼神看着我。以后,宋老师一直对我有特殊的照顾,我想可能与我这次的表现不无关系。
这几天,我们停止上课,手握纸糊的三角旗跟随大人排成长龙去公社大会堂开追悼会。庄严肃穆的会场主席台两边用崭新的苇席扎了两个很大的牌柱,上面插满了松柏树枝,还点缀着许多小白花。会场中央挂起的一块黑色帷幕,中间镶着毛主席的遗像。上方是一排黑色的大字:“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一块一拶多宽的黑袖标。人们低垂着脑袋,站在原地,成立正姿势,对着毛主席的遗像默哀,长久地默哀。默哀完毕,大人们失声痛哭起来,脏兮兮的手绢在空中挥舞。一个白发皓首的老教师哭得晕倒在地上。我被眼前的气氛所感染,很想哭,但不幸的是没有眼泪。默哀时,地上安静得能听得见针掉落的声音,一个不走运的家伙居然打了一个霹雳般的喷嚏,这被视为对伟人的大不敬,随后被一个健壮的体育老师拧着耳朵拎出了会堂,好像还扇了两个耳刮子。
听信奉迷信术数的老人讲,一九七六年有十三个月,即多一个闰八月,这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年代。俗话说,“闰八月凶多吉少”“闰七不闰八,闰八动刀杀”。一连几天,气氛沉重得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老辈子人说,过去遇有皇上驾崩,鸣锣告示,天下缟素,数年不得穿红挂绿。可实际上,当时的我们哪里有鲜艳的衣裳,我们穿的衣服都落了补丁,而且不是呆蓝,就是死灰。
父亲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这几天里一直郁郁寡欢。当他发现院子里的那只老母鸡,悠闲地踱着步子,下蛋后依然得意地咯叫着,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父亲气愤不已,从厨房拎了把刀,于是那只母鸡稀里糊涂挨了宰。当天晚上,全家人围着桌子,吃起了鸡肉。父亲杀鸡吃肉的情况,不知怎么被公社里知道了。于是有人叱责道,毛主席逝世了,你家居然还有心思吃鸡肉。不久,我父亲稀里糊涂丢了队长的职务。
一九七六年到二〇〇六年,三十年的风声啸然而去,三十年的尘埃,在岁月的深处落定。
多年之后,当我读到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洛的文章时,我蓦然想起了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九月的那一切。
苏珊·桑塔洛这样写道:“毛就这样去了,人们依然匆匆忙忙地在纽约的地铁口进进出出,有人在读报,有人去买汉堡包,没有人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本文选自《你是黄河我是沙》,包作军/著,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