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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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
同时爱上瞿秋白的王剑虹与丁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夫妇是患难之交的挚友。胡也频和丁玲先后被捕后，沈从文都曾参与营救。几十年后，沈从文与丁玲之间却产生芥蒂，彼此不相往来。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究竟因何而起？
沈从文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23年冬天，他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一间陋室。此后几年中，他便成了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了。
丁玲是1924年来到北京的，她希望投考大学，开始住在香山脚下，1925年3月，搬到西城辟才胡同的一间公寓里。在北京，她认识了也是流浪北京来的胡也频。他们同居了，住在西山碧云寺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他们也曾住在沙滩附近的小公寓里，那里住着一些穷苦的大学生和流浪青年。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沈从文相识的，由于他们都是衣食无着而又执著于文学事业的文学青年，大家患难与共，便很快成了挚友。
在北京的那几年，丁玲和胡也频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住在远郊区的山村里，没有棉衣穿。挨饿是经常的。一次，胡也频的一个老同学来看他，当时，他手头只剩下了一元钱，他便把这一元钱全部为朋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们时常把好一点的衣物送进当铺换回几个钱。冬天很冷的时候，便整天在外边晒太阳，只到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天天吃菠菜面条。
沈从文的生活条件似乎比丁玲、胡也频他们略好一点，他的稿费收入多些，又是单身一人。他还由梁启超介绍，到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每月有微薄的收入。
丁玲
沈从文于1928年1月去了上海，春天，丁玲和胡也频也先后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了，并且在一起办出版社，办刊物。
沈从文向《京报》投稿，胡也频是该报文艺编辑，当时丁玲与胡也频虽住在一起，但未同居，听说沈“长得好看”，又是老乡，就和胡去见他。沈对丁的第一印象是“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虽偏胖，却姓丁。
因房租便宜，三人均住在香山，丁玲与胡也频不善理财，生活靠丁母汇款接济，常为小事争吵，沈从文居间说和。为了谋生，丁玲曾给鲁迅写信求助，但她的字体极像沈从文，鲁迅误以为是沈从文冒充女性戏耍他，由此产生误会。
1926年，沈从文写了《呈小莎》一诗，称：“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很多人认为“小莎”就是丁玲。
1928年，丁玲因《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而红，鉴于北京文坛日渐萧条，丁玲等也决定南下上海。但因丁玲爱上了冯雪峰，丁、胡此时爆发了感情危机。
丁玲曾想去日本留学，朋友推荐冯雪峰教她日语，冯雪峰“长得很丑”，而且穷，可两人一见钟情，惹得胡也频曾拳脚相向。但由于冯雪峰始终不向丁玲表白，再三犹豫后，丁玲还是选择了胡也频，两人从同住成为同居。
在上海，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住在一个公寓，被小报炒作为“三角恋爱”，还说三人“大被同眠”。
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中写到了他们三个人在上海的一些共同活动：
1929年1月，胡也频父亲来上海，准备入股一家菜馆，但在胡也频劝说下，胡父改为支持儿子创业，投资1000元，月息3分。红黑出版社因而诞生。
丁、胡、沈三人期望建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都没有经营能力，且摊子铺得太大，一上来要出《红黑》、《人生》月刊，还有7本书。合作中，分歧渐渐显露出来，丁玲曾说：“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也频）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红黑》第8期组稿时，三人发生了冲突，因丁玲、胡也频坚持发《二月花》，这是一篇新人之作，反映了童工的惨况，沈从文坚决不同意，认为会“惹麻烦”。争执不下，只好散伙。其实散伙的真正原因是资金出了问题，杂志交书店发行，却收不回现金，《红黑》总共发过48篇文章，三人作品就占37篇，自然无法被读者认可。
公司倒了，债还要还，沈从文给了300多元，胡也频只好去山东教书，全部工资也只有300多元，还差350元，是丁玲母亲给补上的。
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合作办的文学刊物《红黑》
胡也频和丁玲在上海也呆不下去了，因为办“红黑出版社”负了债，出版社垮了，为了还债，胡也频便一个人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一个多月后，丁玲也去了济南。在济南，因为他们激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学，组织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受到了省政府的通缉，这才匆匆离开济南去青岛，几天后又从青岛去上海。在上海，他们参加了左联，胡也频还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的主席。丁玲写了小说《1930年春上海》，胡也频写出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不久，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常去参加一些秘密会议。
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走的已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了。胡也频和丁玲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沈从文却是远离开政治，专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但他们仍然是好朋友，他们还在继续着过去的友谊，倾心相与，互相帮助。
胡也频与丁玲
胡也频要到江西去，丁玲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去。然而，意外的事情便在此时发生了。丁玲在1950年11月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这样写道：
一月十七号了，也频要走的日子临近了。他最近常常去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机关接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走。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从文没有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
下午李达和王会悟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住，我不得不离开了万宜坊。第二天沈从文带了二百元给我，是郑振铎借给我的稿费，并且由郑振铎和陈望道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我去找他。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下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经转到了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的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
胡也频与丁玲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答应了。一会儿，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啊！”他还穿那件海虎绒袍子，手放在衣衩子里，像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再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住在老闸捕房。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二月七号夜晚，我和沈从文从南京搭夜车回来。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他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也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找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从文知道这事困难，也就不再说话。……
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了一个像册子，里面有也频，还有柔石。也频穿着海虎绒袍子，没戴眼镜，是被捕后的照像。谁也没说什么，我更明白了，我回家就睡了。这天夜晚十二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他告诉我确实消息，是二月七号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我说：“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是为营救胡也频出过很多力的，他尽到了一个朋友应该尽的责任。
胡也频丁玲与儿子蒋祖林1930年于上海
由丁玲本人记述的这些事，当然是可靠的。我们从其他方面也可看到沈从文营救胡也频的蛛丝马迹。如：
1931年1月20日的胡适日记中说：“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胡适1931年2月24日日记中附有蔡元培1931年2月20日给他的复信，信中说：“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属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丁玲
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了营救胡也频，沈从文曾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实际上，此时胡也频等人早已被国民党上海警方秘密杀害于龙华了，只是国民党封锁了消息，一般人尚不知情。
到了1933年5月，丁玲也被捕了。
1931年2月，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先住在李达、王会悟家中，后又搬到沈从文兄妹的住处，4月初，她向郑振铎借了2元的路费，由沈从文陪同回到湖南家中。丁玲只在家中住了三天，把孩子交给母亲抚养，她便又回上海了。沈从文兄妹随即就离开上海去了北方。
1931年春，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右一）护送丁玲（右二）母子回湖南，途径武昌时和陈西滢（左一）凌叔华（左二）夫妇合影
丁玲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独自过着寂寞，穷困的日子。她向党的组织要求去江西苏区，因为工作需要，她又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正当丁玲处于寂寞孤寂中时，冯达走进了她的生活。冯达是个单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女士的私人秘书，是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盟员，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原有每月100元的丰厚收入，后来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只拿15元生活费后来，丁玲便和冯达同居了。关于冯达其人，以及他们同居的经过，丁玲在《魍魉世界》里写道：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拥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三个月后，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丁玲被捕后，被解押到南京，被囚禁处先后换了几个地方，但那皆不是监狱，而是什么“旅馆”、“公馆”、“住所”之类的什么地方，过的虽不是监狱生活，但却是没有自由的囚禁地。敌人变换种种手段向她恐吓、诱降，徐恩曾、顾顺章、张道藩等都曾多次与她谈话。这其间，她曾想过种种办法，希图把消息送到组织那里，也想逃走，甚至还想到了自杀。她曾写信给沈从文。她在《魍魉世界》中写道：
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予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人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希望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做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
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在苏州，1935年萧乾摄
在这篇回忆录中，谈及沈从文时，丁玲又写道：
第二步，我稍稍开了一点门。老朋友谭惕吾来看我了。当年她虽是国民党员，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我，却仍然保持着一九二四年时对我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她告诉我，听说我被绑架后，她曾经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她明说国民党对我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我灭口。只是因为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1933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1929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们和我母亲住二层楼。1931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十一天，即五月廿五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主编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是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去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然而，事实是不是像丁玲所写的这样呢？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印象，一方面来自她的感觉，另一方面是听别人的叙说。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沈从文与张兆和
在前面所引的丁玲的回忆录中，我们已知在丁玲被捕之后，事情的真相尚未公开之时，沈从文就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加入了营救的阵营。在1994年12月由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编）中，有1933年6月4日沈从文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这封信便是求胡适去营救丁玲的。兹将此信抄录如下：
近从上海、南京各处得来消息，皆同转来电报相似。政府一再表示并未捕捉这人，但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捉失踪（且实由诱绑失踪），十几天前曾从另外一个人口中转出她的口信：“我被人诱绑，不自由。”得到这个信的是她很熟的某女士。口信那么简单，则危险可知。政府今既始终否认捉了这个人，理由不出两点：
一、被政府以外某种诱绑（这不可能，因她又无钱，又不美）。
二、被上海政府或直接为南京党部辖制的特务机关诱绑，但因去年办《北斗》时，政府已有缉捕她的消息（这是我见她时亲自同我说的。且有次差一分钟险已捉去。如今捕去，恐怕为人知道，当然不敢承认为丁玲，恰如当年胡也频故事，政府明知其为丁玲，但因名姓稍大，难于处置，也就乐得将计就计，否认并未捕一丁玲。即已秘密解决，仍然若无其事）。
两项推测，尤以第二点为近理。又闻南京方面人相告，这类事情，皆由南京某方一个驻沪特务机关办理，事情既由特务机关办理，故把人捉来后，当时并不能转送公安局，容或为之，转送公安局，因人犯不用丁玲名姓，不为公安局所知，也属可能。
国家既纷乱到毫无情绪，为了一个政策的推行，把几个反对这种政策的人弄死，并不算得什么稀奇事情。因为拥护自已的政策牺牲一些人，在共产党看来也一定认为十分平常。不过在共产党中尚以为不合理的“暗杀政策”，若国民党居然用来为目前对作家的唯一手段，这手段对个人牺牲不足道，对于各方面所得的“印象”和“影响”，真不大好！恶例一开，由于这种不聪明的政策所造成的局面，恐怕将比我们所想象到的坏处还坏。一面是凡用笔对政府表示不平的年青人皆有凭空失踪的可能，一面是另一方面同样手段的报复，中国还成个中国不成！
先生提倡人权多年，且因提倡人权，每当说过了些比较公平的话时，就吃过政府的小亏，在这件事情上还盼望能主持公道，说几句话，提醒一下政府。政府既尽做糊涂事于前，就不能禁止年青人做糊涂事于后，恐怕作家尽全力提倡被治者与被虐待者用暗杀来对于政府行为作报复时，政治上将更多一重纠纷，中国也更多一种坏习气，以后要和平处置，也就不大容易处置。年来政府对于左翼作家文艺政策看到太重，一捉到他们就杀（内地因此杀掉的很多）。其实是用不着这样来严厉的。另外一方面似乎把文艺政策看到太轻，毫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把几个较有名较有力的作家好好去培养起来，从作品上输给年青人一个生活态度，一个结实自重耐劳勤学的为人态度，只知道用一些钱去办一批刊物，却不问刊物用处，两方面实在皆作得极愚蠢。小说在中国为人所注意，它的价值，为人所承认，皆全得先生。数年来一切情形皆似乎不同了，一切理论皆把它“能够有多少用处，可以有什么用处”，真实价值弄得有些混乱，左翼化作家说不到它在中国发展的真实情形，以及未来的希望，右翼作家则因上海的坏风气，又慢慢地主张作品变成礼拜六派，在一种毫无希望下支持。平常人则希望太奢反而十分失望。这时节就正要几个明白人，同时说话也能使人相信的人，来重新为它定下一点范围，且就民族环境来论，怎么样使文学也来帮助一下这个民族，解决一个难題（若太重视它，以为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也若太轻视它，就让它在一个无目的无计划的自由生灭情形下，糟蹋年青人的精力）。这就仍需要先生说几句话，只有先生才说得到它的要点！
从文 敬启
六月四日
这封信便是沈从文营救丁玲的一个实证。
看来，还是在丁玲被囚禁在南京那个时候，她对沈从文就有了他“胆小怕事”、怕受牵连的看法，对于她这个曾与之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性格上都有自己的认识。虽然，在胡也频、丁玲先后被捕后，沈从文都曾真心实意地去营救，并且在生活上给与一些具体帮助。但丁玲还是觉得沈从文并不是自己同一营垒中的战友，也不是理想中的朋友。对于他在政治上和性格上的脆弱，她是看不上眼，有些鄙视的。而且她感到，他们之间在内心上已经产生了芥蒂。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丁玲走了坚定的革命道路，沈从文却仍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营垒中晃荡，他们之间也就越来隔膜了。
丁玲
全国解放后，丁玲从解放区来到北京，她此时已是文艺界的一位名人和领导了，而沈从文却正处于思想混乱、情感受到熬煎，心神不定，精神趋于崩溃之时，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感情皆有相当大的距离。走投无路的沈从文听说丁玲就住在离不远的地方，便去拜访这位老友了。
沈从文之子沈虎雏在《团聚》中记述了他们相见的经过。他写道：
终于，得到了丁玲的口信，原来这么近！
爸爸攥着我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没几步，到了北池子一个铁门，穿棉军装的门岗亲切地指着二楼。暖融融的房间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一点迟滞病容……
回来我一直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逄，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里的冷漠气氛，印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百年国士》卷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沈从文与黄永玉在北京，1950年
沈虎雏记述的解放后沈从文与丁玲的第一次见面当是真实的。久别12年后的重逢，丁玲对病中的沈从文竟是如此之冷漠。难道这是因为她也看过郭沫若等人批判沈从文的文章，把沈从文看作是粉红色的作家才对他如此冷漠吗？不管怎么说，两个地位不同、情绪不同的老友此时已在中间垒起了一堵墻，已经没有老友的情分了。这一次相见，对沈从文的打击肯定是很大的，因为他是把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相见上。而现在，这一切全完了。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这才有了以后的自杀未成。
但是，精神极度苦闷，希求摆脱厄运的沈从文并未完全绝望。从革命大学学习出来以后，1950年月8日，沈从文又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写了有3000字之多，信中谈了三个主要问题：一、解放后，在他的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他“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他感到“什么都完了”，“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他“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溃”。二、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想，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他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
丁玲
这是沈从文在经过一段政治学习后，又产生了生的希望，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这位老朋友，并乞求丁玲能向有关方面反映他的工作要求。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的丁玲，是有能力帮助这位老朋友的。过了不久，沈从文果然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去工作。他的这个工作是否是由丁玲向有关方面推荐，我们不得而知。但为什么他给丁玲写信后不久，他的请求便如愿以偿，这怕也不是孤立的现象。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沈从文给丁玲写这封信之后不久，1950年11月，丁玲写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的长文。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沈从文，称他是“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说他在胡也频之后，他给过她不少真诚的帮助。这就说明，此时，他们仍保持着过去的友谊。由此也可以猜测，沈从文去历史博物馆搞工艺美术工作，也许同丁玲不无关系。
1952年丁玲和陈明、蒋祖慧在多福巷家中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丁玲知名度蹿升，但在此前后，丁玲与沈从文的交往基本正常。
1949年初，沈从文陷入第一次精神危机，一是因北大学生翻出郭沫若的旧文，说沈从文是“桃红色的”反动文艺，二是沈从文怕张兆和离他而去。
早在1936年（与张兆和结婚不到3年），沈从文便与高青子发生婚外恋，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沈与高维持了近十年来往，作家孙陵曾说：“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而且，他有他的观点，他一再对我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星，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
了解沈从文的苦闷后，丁玲劝慰道：“不要再疑神疑鬼，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的头上。你一样可以写你的文章。”
1952年8月18日，沈从文再次给丁玲写信，托丁玲将他的文稿推荐给报刊发表，另向她借100元钱。此信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也没有发现有关其结果的实据。
从1955年起，丁玲便走上了厄运，沈从文也沉下心去搞他的古代服饰研究。以后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交往了。
此后二十多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度大变动，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沉浮不定。丁玲由“反党分子”而“右派分子、叛徒”，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劳改、坐牢、下放，直至1979年后才彻底平反，回到北京。沈从文倒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着单调、清贫却也稳定的日子，直到1979年后又如出土文物似地重露辉煌。
但是，正当两个老朋友经历了几十年坎坷，晚年生活渐入佳境之时，却又产生了更大的芥蒂，并且永生未能谅解，就先后去世。
事情发生在1979年，两个人皆是刚刚结束了坎坷生涯，时来运转之时。此时丁玲第一次读到了沈从文写于多年前的《记丁玲》。
1979年秋，日本汉学家、《丁玲论》作者中岛碧女士访问丁玲时，带来了香港出版的《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本书，这是丁玲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沈从文的《记丁玲》连载和出版时，丁玲已到了延安，她不曾看到过这本书。现在，读了这本书，她却愤怒了。
沈从文的《记丁玲》发表于1934年，那时，丁玲被软禁在南京的特务机关。1939年9月，《记丁玲续集》由上海良友复兴公司出版，此时，丁玲已到了延安。因此，丁玲说她是在1979年才看到这两本书，也是可能的。
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陶然亭，1959年夏
关于丁玲对沈从文的《记丁玲》和续集的反应，我们可以从《诗刊》1980年3月号发表的丁玲的《也频与革命》一文中获知。文章中，丁玲把沈从文的《记丁玲》称之为“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她斥责沈从文“对革命无知、无情”，“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1985年6月25日，丁玲在写给上海石化总厂子弟学校教师姚明强的信中说：
1975年秋丁玲陈明摄于山西长治
许正雄的文章中还披露了丁玲在《记丁玲》书上所写的眉批。他说：“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丁玲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上所写的眉批、旁注等多达127条。文章的作者把丁玲的127条批语的内容归纳为四类，这四类是：
一、丁玲认为，《记丁玲》及其续集违反了传记作品的真实原则，很多内容纯系编造臆想，一些情节的夸张甚至超过了小说。
二、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的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
这种描写，为一些人制造丁玲的桃色乃至黑色新闻提供了“依据”。受这类新闻伤害达数十年之久的丁玲对此感到愤怒和厌烦。
三、丁玲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胡也频是不真实的。一个有才华的革命作家被他描写成既无文学才能又无政治才识的庸人，胡也频的革命转变也被他说成是被革命宣传所蛊惑的非理智行动。无怪乎台湾陈西滢教授认为《记丁玲》一书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即XX主义的“邪力”诱使千万追求理想的青年“误入歧途”。
……
四、丁玲认为，沈从文在书中把方兴未艾的左翼文艺运动说成是“过时的题目”、“博注上的冷冂”，并断言这一运动“毫无乐观希望”，“到了退休的时节”，这种态度，完全违背了沈从文“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薄右翼”的宣言。作为左联的党团书记之一，丁玲对此感到忍无可忍。
在原文“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指胡也频）住在一起，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处，丁玲直接批道：“混蛋！”
为什么丁玲如此愤怒？对此说法纷纭，但丁玲受挫折的恋父情结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丁玲幼年丧父，靠顽强的母亲一手带大，这形成了她自强、独立的性格，但在她内心中，对父爱始终有一份特别的期待。
在当时的小说中，父亲的形象多是冷酷、残忍、专制和麻木的，而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中的父亲都充满人性光辉，但他们却无力改变主人公的命运，这与丁玲当时处境不谋而合。
丁玲因冯雪峰的成熟、宽容、坚强而爱上他，因为他最符合丁玲对父亲的想象。爱情失败后，丁玲后两段婚姻都嫁给了温柔、忠诚的“小男人”，她将深藏的“对父爱的想象”投射到了更广阔的领域中，这是她走向革命的心理因素。
沈从文对这些又是怎么看的呢？
沈从文与汪曾祺
1980年7月2日，沈从文给他的老友徐迟写了一封长信，谈的就是他对丁玲《也频与革命》那篇文章的看法。看来，他们之间的积怨已经较深了。这封信是沈从文逝世半年后，徐迟向外人披露的。沈从文的信是这样写的：
丁玲与沈从文的积怨，使他们成了陌路人，直至二人相继逝世，也未曾和解。
本文的主要内容选自马嘶著《往事堪回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