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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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稿纸上的月亮
赵振开（北岛）
阳光滑到玻璃板上。我垂下眼帘，一片温暖的橘红色在轻轻颤动。这是个寂静的早晨。每隔一阵，胡同里传来爆米花那沉闷的响声。阿富汗正进行着战争。一架大型客机在法国南部坠毁。……我坐在这里，已经第三天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个世界是多么具体，似乎只在某个具体的地点和时间才有意义。早上洗脸的时候，镜子里那副疲倦而又紧张的神态，真像一只困兽。前几天的报告会上，那伙大学生发出一阵阵嘘声，有人还递来这样的条子：“你能代表我们吗？别不要脸了！”麦克风刺耳的交流声给了我沉默的机会。
对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睁开眼睛，轻轻一吹，玻璃板上雪白的烟灰像鸥群掠过水面。每次退潮，我差不多总和小伙伴们去赶海。从礁石上把海蛎子一个个敲下来，倒进嘴里。还有那些躲在海藻里或石头下的小螃蟹……我是渔民的儿子，好像这已不是事实，仅仅是档案里的一段文字而已。要不是母亲去世后，舅舅把我带到北京，说不定此刻我正坐在突突震颤的机帆船甲板上抽旱烟，旁边盘着饱含盐分和鱼腥味的网绳。我摊开一只手：白皙、瘦长，没有一点茧痕。
命运真不可思议，恐怕也只有不可思议的才是命运吧……
有人敲门，敲得那么轻，最初我以为是错觉。原来是位姑娘，短短的剪发有点儿发黄。
“丁老师在吗？”她怯生生地问。
“我就 是。”
“我……”她那圆乎乎的脸涨红了。
“有话进来说 吧。”
她差点儿踢倒地上的暖壶。“对不 起……”
“没关系，请坐。”
她迟疑了一下，在沙发旁的一张旧凳子上坐下来，把旧书包放在膝盖上。“我叫陈放，是师范学院的学生。我喜欢您的小说，就来了。”她抱歉似的笑了笑。
“喜欢哪篇？”
她想了想。“我喜欢《遗物》。”
“对我来说，那已经成了遗物了。最近这几篇呢？”
“嗯，”她的口气有点犹豫，“还没看呢。”
我警惕起来，说不定她就是那伙起哄的大学生中的一个。“你周围的同学有什么反应？”
“没怎么听说。好像有人认为没以前深了。”
“冰窟窿深，”我说。
姑娘显得有点儿尴尬，不停地摆弄着书包上磨成穗状的扣带，在手指上绕来绕去。
“喝水吗？”
“不，不，您别倒了，我马上就走，”她从书包里摸出一叠稿纸，“我试着写了篇东西，很不像样，想请您看看，行吗？”
我接过稿子，在手里掂了掂。“你在中文系？”
“不，物理系。”
“头一次写？”
她认真地点点头。
“听我句劝告吧，钻钻你的本行，别费这份心思了。”
她缩了缩肩膀：“为什么？”
“这是颗酸葡萄。”
“真的？”
“我尝了，才这么说。”
她笑了，笑得很甜，那张相貌平常的脸顿时漂亮了。“可我从小就爱吃酸呀。”她说。
我咬咬嘴唇，没吭声。
“再说，酸葡萄也可以酿成甜酒。”
“甜酒？”
她站起来。“反正我想尝一尝。”
“好吧，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走到门口，她扭过头来。“我以为，我以为您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呢。”
“信心？这个词儿太抽象了。”
“那什么才是具体的 呢？”
“生活、写作，”我苦笑了一下，“还有信心。”
送走客人，我又在桌前坐下来。也许这就是故事的开始，从酸葡萄的对话开始，然后呢？我拿起钢笔，拧开笔帽，盯着细小的金尖。怎么回事？外面的天气多好，我关在屋里，像只过冬的苍蝇。以前我每天可以写八千字，按那个老太太的说法，“像喷泉一样”。她自以为是我的保护人。谁多看一眼那副蠢相，谁准想自杀。难产说不定是件好事，是新的开始。多可笑，快四十的人还在谈开始，帝王们十几岁就在修陵墓了。
做个普通人是幸福的，下了班散散步，去喝一盅，没这么多烦恼……钢笔顺着指缝滑下去，戳在稿纸的右上角，溅上了一大滴墨水。我随手勾成一弯月亮。
娟进屋时的样子，引起了一种岁月飞逝的感觉。似乎在这一瞬间，往事涌现了，并流动起来，成为日常生活不和谐的背景。
“干吗这么看我？”她问。
“没什么。”我干巴巴地说。
娟把身后的冬冬拉过来。“叫爸爸。”
冬冬站在我和娟之间，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呆呆地望着地面。
“叫呀。”娟的声音有点儿不耐烦。
冬冬依旧站在那里，动也不动。
“托儿所阿姨说，下午他和别的孩子打架了，抢一辆汽车……累死了。”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
我走过去，抱起冬冬，亲他，用胡子扎他。他默默地躲闪着，挣脱了我，慢吞吞地走到桌前。
“月亮。”他把小手伸到稿纸上，喃喃地说。
娟凑了过去。“嗬，大作家，一个字没写出来，倒有心画这玩意儿。
催稿信快堆成山了，我看这债你怎么还。”
“我不欠任何人的债。”我生硬地说。
娟用手指捋了捋袖子上的衣褶，很快地看了我一眼。
“我只欠自己的债。”我又说。
“你怎么啦？”
我没吭声。
她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然后摸了摸我的脸。“你累了。”
我望着她的眼睛，勉强地笑了笑。
“什么事不顺心？”
“没有。”
“那为什么？”
我抓住她的手。“我累了。”
“看你这一脸阴沉相，怪吓人的。明天把胡子刮刮。我去剁馅，买了点儿韭菜。”
我在桌前坐下来，抚摸着冬冬毛茸茸的脑袋，这回他不再躲闪了。
“明天，爸爸给你买汽车。”
“我不要。”他盯着稿纸，说。
“为什么？”
“二胖说，汽车是他爷爷的，”他忽然抬头问，“我爷爷是干什么的？”
“打鱼的。”
冬冬扭头望着茶几上的鱼缸。“打什么鱼？”
“各种各样的鱼。”
“他住在哪儿？”
“死了。”
冬冬惊奇地抬起眼睛。
“他在大海里淹死了。”我说。
“不小心吧？”
我摇摇头。
“你难过吗？”
“那时候我才三岁。”
“我四岁半。”
“对，你已经很大了。”
冬冬用食指在稿纸上画来画去。“阿姨说，月亮是圆的。”
“阿姨说得对。”
“你怎么画得不圆？”
“每个人的月亮不一样。”
“爷爷的月亮呢？”
“很圆。”
我想起村头那间堆放渔具的小黑屋。我常常钻进去，一个人躺在晾干的渔网上。从木板缝里溜进来的一线线月光，在海风中嗡嗡作响，伴随着海潮单调的声音。
“后代等于零，”康明咂咂嘴，把火柴棍扔进烟灰缸里，“零，老兄。”
我摇摇头，不想再争辩什么。任何争辩都是无意义的。我知道，他在刺激我，吸引我，参加一场早已让我厌倦的游戏。每星期六晚上，他照例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占领我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
“我们用不着对后代负责，问题很简单，谁也用不着对谁负责。”
“你对自己负责吗？”我问。
“这问题复杂了。”
“不，也很简单。现在人们动不动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社会。其实，社会是由每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都不负责的话，怎么能指望社会进步呢？”
“好啦，我认输了。夫人呢？”
“送孩子回姥姥家去了。”
“这阵子写得还顺手？”
“不。”
他扭头望着我。一只眼睛很亮，反射着落地灯的灯光，另一只则在暗绿色的阴影里。
“你变了。”他说。
“是吗？”
“大概是艺术家的良心压得你喘不上气了吧？”
“我不是艺术家，从来就不是。”
“你的名声够大的了。”
“我在街上放一把火，还会更大些。”
“别要求得过高，老兄。”
我没有吭声。
“问题不在于你我怎么想，长着自己的脑袋，当然是件好事。”他站起来，踱来踱去，影子在墙上滑动着。“应该明白这么一条，咱们不过是社会的奢侈品。”
“我不明白。”
“看来只有我们这些当‘商人’的编辑，才知道行情……”他走到桌前，拿起那页稿纸，“有意思。知道月亮圆缺是怎么回事吗？”
我望着他。
他转身靠在桌上，诡秘地笑笑。“那是我们脚下的地球遮挡阳光的结果，这是常识。”
边缘上的纸灰卷了起来，覆盖着渐渐暗下去的红火，蓝色和褐色的烟缕混在一起。那个姑娘的小说尽管技巧很差，却深深打动了我。这悲剧一定是她的亲身经历，既是爱的开始，也是爱的结束。在那个没有爱的世界里寻找爱有多难，失去却是瞬间而永久的事情。“房子的事，你没去催催？申请递上去好几个月了。”一阵窸窣声，这是娟在脱衣服。烟灰剥落了，一片一片掉在稿纸上。“你明天找徐老头说说，他一句话，比你跑十趟文联都管用。”“我不想去。”这是我的声音吗？人永远不能准确地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声音能在世上飘荡多久？最多七十年吧，然后和我一起消失。而海的喧响却无尽无休。我写下文字，印成书，谁又敢担保几十年后还有人读呢？别说几十年，现在的年轻人就开始摇头了。“我们厂老葛的爱人在洗衣机厂，试销才一百五……”什么是经久不衰的？艺术中的永恒太可怕了，让人望而生畏，像一块冰冷的墓碑。它要求艺术家孤注一掷。床板吱吱响着，娟在翻身。海鸥是孤注一掷的。听听它那发自整个腔体的凄厉的叫声，就不会怀疑这一点。为什么我最近常常想到海呢？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让人轻松。一片烟灰落在月亮附近。唔，遮挡阳光的结果。是呵，艺术家也是人。我大可不必瞧不起康明，彼此彼此。再说，他有他的道理。也许撒谎才是人的本质，而真诚是后天的，真诚需要学习。问题仅仅在于说真话吗？“时间不早了。”娟声音含混地说。这是一种暗示。她在等待着我，像原始部落的女人在等待狩猎的男人，不，是打鱼的男人。手持着鱼叉，腰间裹着兽皮，用整个腔体发出叫声，回答着召唤。“对了，这个月该咱们收水电费了，上个月电费那么贵，准有人偷电……”那间小黑屋不知还在吗？刺鼻的腥臭味，滑腻腻的地板，还有挂在顶棚接雨水的小铁桶。很多年没回去了，真应该回去看看。“明天晚上你去我们家接一下冬冬，我可能加班。”父亲，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他是怎么淹死的，连我也不知道。他什么也没留下。不，他留下了我。而我将留下什么呢？我把烟头熄灭，关上台灯，一切消失了，月光泻进来，我想起了那个姑娘的笑容。“你怎么不吭气？”娟哼了一声，翻身对着墙壁。她生气了，但却是假的。我揭开被子，扳过她的肩膀，在暗中望着她颤抖的眼皮。“好啦。”我说。她慢慢地抬起胳膊，把脸贴过来。“房子的事……”
“祝你的创作永远像喷泉！”老太太说。
我放下杯子。
“怎么？”老太太望着我。
“还是为徐老的健康干一杯吧。”
“也好，为了我不甘心进坟墓。”老头说。
老太太搛了块鱼放在我面前的小碟里。“尝尝，黄鱼，我的作品。”
“不错。”
“比起你的小说呢？”
“强多了。”
老太太神秘地凑过来。“有件事你得好好谢谢我……”
“什么事？”
“猜猜。”
我摇摇头。
“猜猜嘛。”她用脚尖踩了我一下。
“行啦，”老头不耐烦地用筷子敲敲盘子，“你就会来这套，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没你的事！”老太太白了他一眼，“前几天，出版社的张社长来，我跟他谈起你。他呀，答应给你出本集子。”
“噢。”
她在等待我进一步的反应。
“谢谢，不过……”我用指关节敲了敲桌子，“还是等等再说吧。”
“什么？”
“我凑不出像样的东西。”
“嗬，我这要烧香，老佛爷掉屁股。”
“有远见，”老头一边吮着鱼头，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唔，唔，还得看看。”
“你看了一辈子，到头来不是也就挂个名，写写回忆录吗？”老太太愤愤地说。
“你嚷什么？”老头砰地拍了下桌子，“我至少有值得回忆的事 情！”
老太太“哼”了一 声。
老头刹那间又心平气和了。他抠出一颗深棕色的鱼眼珠，细细打量着。
“你再考虑考虑，别错过机会，”老太太用胳膊抱住干瘪的胸脯，叹了口气，“我去厨房看 看。”
“这个老太婆，”老头等她一出门，嘟哝了句，然后转向我，“不要听她的鬼话！”
“她是好意。”
“你一定有心事？”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没什么，文人嘛，难免多愁善感。”他又死死盯着那颗鱼眼珠。
“我只是有点不甘心。”
他抬起头，毫无表情地望着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他问。
“三十七。”
“知道中国历史有多长吗？”
我没有回答。
“五千年，”他伸出五根弯曲、颤抖的指头，“不妨多看一看吧，年轻人。”说完，他一口把鱼眼珠吞了进去。
我在桌前坐下来。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我不会再回到甲板上，回到礁石旁，回到那间月光在板缝中鸣响的小黑屋里。我的头有点儿疼，这是酒——那被晒过的粮食在作怪，是阳光在作怪。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哀，真想哭，尽管我很多年不会哭了。说不定我的泪水比别人的更咸，我是渔民的儿子。我的父亲死在海上。他的船翻了，连尸体也没有，在村头的坟地上给他立了一块木牌。那有很多这样的木牌，面朝着海，朝着太阳每天升起的地方。我是幸运的。我不知道那些出过集子的作者，是不是经常路过书店，隔着玻璃看一眼那本自己的书。精装和平装的两种。精装的烫着金字，外面包着质地柔韧的软皮。他们比我更幸运。然而，幸运是会轮换的。我不该停下来。我没有选择的机会，只有机会在选择我。其实，一切本没有什么。我的神经太脆弱了，总有各种噩梦来打搅我，搅得我不安宁。那颗鱼眼珠曾见过海里的一切：水藻、电鳗、珍珠贝……当然，还有海蛎子。别停下来，我才三十七岁，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讲，这毕竟是个上升的年纪。那位姑娘的笑容并不只包含纯洁和美，笑容是可以掩饰一切的。然而在笑过的地方要留下痕迹，留下皱纹。
我拉开抽屉，怕烫似的摸摸那份稿子的折角。正因为有了阳光，酸葡萄才会成熟起来，酿成甜酒。她是有希望的。那伙大学生的哄笑尽管不那么顺耳，却包含着一种阳光般的赤诚和坦白。咳，想这些干吗，生活永远是具体的。我也有过爱，我也有写这种爱的权利。那是秘密，悲剧中不可超越的秘密，我却触动了它。这不是剽窃，废话，当然不是。
我铺开那张画着月亮的稿纸，写了起来。
冬冬抱着辆玩具车，踢着一块石子，断断续续地哼着一首歌谣，好像是关于猫和蝴蝶的故事。
“快点儿，冬冬，”我拽住他的小手，“别踢石子了。”
他环顾着周围行人和车辆的暗影，继续哼哼着。
“爸爸，瞧月亮。”他说。
月亮又大，又圆。
“这不是你的月亮。”
“对，不是。”
“那、那你的月亮呢？”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正走进芙蓉树浓密的阴影里。我知道，他在注视着我，却看不清我的 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