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看见

看见
节选

柴静／文

初为主持人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年底晩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裏腿小裙子，两条腿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头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他真诚地对我说：“我从小就长这样，等我四十的时候，你就看出优势了。”
　　他是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点儿多了，有人大声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摇摇晃晃蹲在地上捡碎片。我去捡的时候，听见他嘟嘟囔囔：“什么是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时候，他手头正青黄不接，每天拎着单位发的纸袋子，装着泳衣和盗版碟，游完免费的泳，吃完免费的三餐，回家看五张盗版碟，发工资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车时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种深沉的幸福”。
　　就是这么个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钱送给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铁口挤了好多人，想着肯定是好东西，挤进去一看，是从天安门广场上撤下来的国庆菊花，板车上放着，一块钱一盆。
　　很贫贱的小黄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状深嗅一下，差点熏一个跟头。
　　中午开会大家评我的节目，他最后发言：“大家都说‘好的我就不说了，我提点儿意见’，好的为什么不说呢？好的地方也要说。我先说……”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山西，山西

　　海子有句诗，深得我心：“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小孩儿上学，最怕迟到，窗纸稍有点青，就哭着起了床。奶奶拉着手把我送一程，穿过枣树、石榴和大槐树，绕过大狗，我穿着奶黄色棉猴，像胖胖一粒花生米，站在乌黑的门洞里，等学校开门。
　　怕黑，死盯着一天碎星星，一直到瓷青的天里透着淡粉，大家才来。我打开书，念“神——笔——马——良”，一头栽在课桌上睡着，日日如此。
　　山西姑娘没见过小溪青山之类，基本上处处灰头土脸，但凡有一点诗意，全从天上来。中学时喜欢的男生路过我身边，下了自行车推着走，说几句话。分别之后心里蓬勃得静不下来，要去操场上跑几圈，喘着气找个地儿坐下，天蓝得不知所终，头顶肥大松软的白云，过好久笨重地翻一个身。
　　苦闷时也只有盯着天看，晚霞奇诡变化，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阵雨来得快，乌黑的云刚滚动奔跑，剩了天边一粒金星没来得及遮，一小粒明光闪烁，突然一下就灭了。折身跑叫，雨在后边追，卷着痛痛快快的土腥气扑过来。
　　2006年我回山西釆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我们刚进市区，干部们就知道了。看见我们咳嗽，略有尴尬，也咳了两声，说酒店里坐吧。酒店大堂是褐色玻璃，往外看天色不显得那么扎眼，坐在里头，味儿还是一样大。大家左脚搓右脚，找不出个寒暄的话。
　　干部拿出钱，绿莹莹一厚沓美金：“辛苦了。”
　　我跟老郝推的时候对看一眼，她冲我挤眉弄眼，我知道这坏蛋的意思，“山西人现在都送美金啦，洋气。”后来知道，之前不少记者是拿污染报道要挟他们，给了钱就走成了个模式。
　　跟我们一块去的是省环保局的巡视员，老郝叫人家“老头儿”，这是她认为一个人还算可爱时的叫法。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市政府的人一边听着，干笑。
　　市长把我们领到会议室，习惯性地说：“向各位汇报。”从历史说到发展，最重要的是谈环保工作的进展。老郝凑着我耳朵说：“他们肺真好，这空气，还一根烟连着一根的。”
　　我在桌下踢她一脚。
　　讲了好久，市长说：“经过努力，我们去年的二级天数已经达到了一百天。”
　　有人呵呵笑，是老头儿：“还当成绩说呢？”
　　市长咧开嘴无声地扯了下，继续说。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炕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子将来怎么办？
　　“管不了那多。”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
　　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赈灾。
　　“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会更来劲。”这个糙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睑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一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表情太轻飘。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笑与泪，都带着装饰。
　　这一点，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你是真的么？”
　　第二天，在绵阳，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
　　跳下车，往九洲体育馆跑，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馆里空空荡荡，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他背靠墙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现在这儿不安全，你怎么不出去呢？”
　　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讲了这个细节。又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调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2003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酒气很大。我扫了一眼，想避开，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发着高烧，眼睛赤红，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他张开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瘫坐在地上：“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听见他说：“她说叔叔，你救我。”
　　他呓语一样：“我说我会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动啊，我喊了，我疯了一样地使劲，我搬不动啊柴静，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他转过头来，脸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头，要把什么东西堵住，再这样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只有两个……糖……啊……”
　　我没带纸，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我拿出来，把铁线抽了，给他，他攥着，拧着，也不擦脸，头上全是青筋。
　　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他大声号哭，我默然坐着，身边常常有人走过，没人奇怪，也没人注意。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看见 柴静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