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 1954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9年随母去东北下乡，之后当工人七年。1978年考入大学，1984年到美国留学，现居美国。曾出版过《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此一去万水千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星辰凝视着潮汐》（台湾远景出版社，2018年5月）1964年，周恩来去朝鲜访问。他在平壤观看了团体操，归来后遂决定排练一部音乐舞蹈史诗以庆祝大陆国庆15周年。那年我十岁，正在育鹏小学读四年级。暑假中，我游泳染上肺炎进了医院。出院后，我妈就收到要我立即返校的通知。育鹏是寄宿小学，只有周末假期才能回家，母亲不愿我返校，但听说那是政治任务，她也不能再说什么了。返校的学生都被带到景山公园的一间大殿内，我还记得高高的房顶， 阳光自窗射入，浮尘飘动其中，几个少年宫的老师就站在那束光里。每位老师的面前都排着一队孩子，轮到我时，老师让我靠着她的前胸站直，再用手比了比我的个头，转头问另一个老师：“这么高就可以了吧？”然后她就让我站到另一队伍里。此时我已大致猜出她们在选人，但不清楚选上了的去干什么。不久，我就有了答案。我们是去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老师一再强调为了庆祝国庆15周年，这不是普通合唱，而是非常重要，特别光荣的革命任务。我不记得挑选时考过歌舞，但我曾在北京电视台表演过歌舞，因此想当然地认为选出来的都是各校能歌善舞的吧。在后来的排演中，我发现似乎并非如此。但这些孩子都来自北京有些名气的小学或干部子弟学校，比如北京市实验一小、实验二小、史家胡同小学和府学胡同小学，而我的小学是空军子弟学校“育鹏”，顾名思义就是培育大鹏鸟。我1961年入学时，小学里的很多老师是现役军人，校长还佩戴上校军衔呢。为了排演大歌舞《东方红》，组织部门从首都各文艺团体调集了三千人，这些演员中有当时最知名的独唱演员郭兰英和王昆。在大歌舞里，她们分别演唱《南泥湾》和《农友歌》。演唱《五彩云霞》是煤矿歌舞团的邓玉华，演唱《松花江上》是总政歌舞团的张越男，演唱蒙族歌曲《赞歌》是东方歌舞团的胡松华。女声独唱里只有张越男采取西洋唱法，由此可见当时多么注重民族化。在三千人中，东方歌舞团的少数民族演员因长相和服装独特而特别引人注目，她们是维族舞蹈演员阿依杜拉、傣族舞蹈演员刀美兰、蒙族舞蹈演员莫多歌玛、朝鲜族舞蹈演员崔美善和藏族歌唱演员才旦卓玛。大歌舞大约从8月开始排练，一直排演到1964年年底。排演日都是大客车到学校接我们，送到人民大会堂后，我们穿过门厅走廊，懵懂地跟着老师走到特定的大房间里去候场。那时觉得大会堂很大，根本分不出方向，而且我们被限制了活动范围，因此从不知到底是在哪里。但我仍然记得一些室内摆设。某厅里摆着一座玲珑剔透的小型天安门，外边罩着玻璃。我问老师那是什么做的，老师说是一种叫盐岩的矿石。候场的厅内往往放了一圈红木椅，我们被指定座位，然后就开始换演出服装。女生的演出服是白衬衫，粉红色背带裙，白鞋白袜。换好衣服，每人必须把衣服叠整齐放在红木椅下。后台纪律森严，整洁肃静，连去厕所都要求排队。我最开心的是排演后去吃夜餐。夜餐厅里，摆着很多大圆桌，铺着白桌布的桌上摆了炒菜，每桌还有两盘富强粉馒头（富强粉是大陆当时最精制的面粉品牌，不供应平民），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白的馒头。桌子很大，我们小孩儿要站起身才能够到吃食。我们毕竟年龄小，吃不了多少，有时会把吃不完的菜分给旁边桌上的大演员。还记得有时因车子调动不利，吃过晚餐后，我们会在大会堂门厅里等候，有好几次，因为太晚了，很多人都在大理石地板上睡着了。对于小孩子而言，熬夜是兴奋的。但因为排演，我们缺了很多课，我的算术老师因此很生气。那是一个年轻的老师，短发，黑脸，厚唇，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气。她发起火来拍桌子拍得山响，发过火后，她给我们布置了更多的算术作业。大歌舞《东方红》的排练之初，周恩来连续数天都到排练场，故有“周总理是东方红大歌舞的总导演”的说法。如果总理到场，老师会一再提醒我们“周总理就在台下啊，你们一定不能出错。”大歌舞中，有个“旧社会”鬻儿卖女的场面，二胡曲《江河水》凄惨响起，一个女孩走上台，请求父亲别卖她。周恩来看了之后说：“你们没见过旧社会卖孩子，孩子要插草标。”于是那个女孩就头戴一根草本植物。后来听说《东方红》大歌舞的执行总导演是时任文化部长的周巍峙。某次彩排之后，周恩来上台接见演员，就站在我身后与大演员握手谈话。当时已是秋凉，我很好奇他穿的灰色制服，就转身去摸，想知道是什么料子。那衣服摸上去比较轻滑，不是我想像中的毛料。刚摸完，周恩来就转过身来。当时我非常害怕，立刻转过身去，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突然听到他说：“小朋友，你站到我这边来。”我向旁边移动了一下，但仍不敢回头，只感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然后荧光灯闪了好几次。1964年10月1日前后，毛泽东来观看演出。演出完毕，他走上舞台与演员合影，但并未与演员谈话，逗留的时间也比周恩来短得多。大歌舞中有很多首合唱，开场那首是《东方红，太阳升》。舞台上，在民间情歌般悠扬的伴唱中，舞台上，一群美少女在如扇的葵花中翩翩起舞，她们腰肢柔软，体态妩媚，舞蹈和演唱将这一颂圣的主题曲诠释得极为抒情，极为软性。《东方红，太阳升》原是一首陕北民歌。该地区的民歌情感炽烈，曲调高昂，极为独特。《东方红》的曲调源自民歌《芝麻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北地区流行的一首情歌《白马调》使用了这一曲调，并影响了歌曲《东方红》的最初创作。1943年，延安文艺工作者（一说是作曲家刘炽）将其再次重新填词。现在通行的合唱版是由作曲家李焕之编写。《东方红》之后，另一首颂圣歌曲是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此歌起始于高昂的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温柔的女声跟随着：“无论我们站在什么岗位上，身上都闪耀着您的光芒。无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总是觉得近在您的身旁。”曲调相当抒情。女声一落，即是铿锵有力的混声合唱：“跟着您，我们踏碎了多少惊涛骇浪，跟着您……”这首歌将颂圣推向最高潮，除了“大救星”，又增加了“伟大的导师“和“伟大的领袖”。全场气氛庄严虔诚，似乎走进万神殿。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文革中流行过一首同名歌曲，比起文革的那支歌，大歌舞《东方红》中的这一首若无颂圣，曲调倒颇可一听。简而言之，大歌舞《东方红》的主题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毛泽东，“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为了诠释这一主题，最初排演的大歌舞包括1949年前后。我记得，表现1949年后的那场戏被命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幕开始于混声合唱《歌唱祖国》，然后是舞蹈《钢花飞溅》(名字可能不确切)，《丰收歌》，混声合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后一幕就是混声合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后为我们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歌舞在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结束。 1965年，育鹏小学少先队大队委合影，前排右起第一人是作者我参加的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排在后半场。开始表演时，少先队的鼓号手先从舞台两边出来，在舞台站定后吹号打鼓。他们个子都比较高，大概都是初中生。在鼓乐声中，两位少先队的男旗手和四位女护旗手分别自舞台两侧走出，合唱队跟随其后。四位护旗手都是从众多女孩子中挑出来，她们都身材高挑容貌美丽！1976年，我母亲收了一个声乐学生。第一次来上课，我即认出她是《东方红》中的一个护旗手，一问果然不错。她名叫车健，演《东方红》时，她在北京史家胡同念小学。1969年，“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她被分配去东北插队。在东北呆了七年才回北京。她形象端丽，又是难得的次女高，后来考入某军队歌舞团。1980年左右，我曾在地铁上遇到童声合唱中的另一位护旗手。她依然是黑发浓眉，皮肤白皙，嘴角一颗小黑痣。我真想问她：“演《东方红》时，你是不是右边那个护旗的。”东方红大歌舞少年合唱团准备上场
当旗手和护旗手在舞台两侧站定，童声合唱队也呈箭头型自舞台中央向后逐渐展开。第一排的第一个人要引领全队走到舞台中央，而那舞台对一个小孩而言是太大了。我曾被选为领队，但担心领错，就向老师请求换到后面。中央乐团秋里叔叔指挥童声合唱。当我们唱到“爱祖国，爱人民”时，他会用手势示意摇摆，我们的头也随之左右摆动，这是整首歌中唯一的肢体动作。童声合唱完毕，大演员涌上舞台，他们都穿亚非拉美各国服装，高个儿的男演员满脸涂黑，化妆成黑人，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开始，唱到最后一段时，我们捧着纸花跑上台，向“亚非拉”的朋友献花。我记得那首歌的歌词是：“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合唱队唱得排山倒海，如我这类观众也听得激情无限。那是1964年10月16日，大歌舞没有演出，但所有参演者都去人民大会堂。那是下午，此前我们已知毛泽东以及当时的领导人都要来人大会堂。在大会堂外排队时，排在后面的小女孩儿说要和我换位置，我想都没想就让她站在我前面。进入大会堂后，人们围绕大厅，依次排开。我们小学生分为三排。前两排席地而坐，第三排坐在小凳子上，小凳之后是一排带白套的座椅。白座椅后面站的是参演大歌舞的主要演员，他们之后和旁边都站满了演员。坐定之后，又等了好一阵，但会场非常安静。突然，大厅里爆发出鼓掌声，从大厅的一个旁门里，毛泽东第一个走进会场，刘少奇、周恩来紧随其后。继这三位之后，进入会场的人并非鱼贯而入，彼此间隔了一点距离，有时两位一起进来。我记得很清楚，江青是独自进场。她的脸非常白，身材非常苗条，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围一条浅色纱巾，她的头发非常短，最初我都无法判断其性别，其人其貌令我记忆深刻。毛泽东入座后，他的座椅之后站着郭兰英、王昆以及在《东方红》里独舞的少数民族演员。我看到毛泽东与他们交谈。坐在毛泽东和朱德之前的小学生是我的小学同学高晓，而前面提到的车健坐在江青的前面。毛的右边坐着朱德，然后是董必武、邓小平等。毛的左边是刘少奇，刘少奇左边为周恩来、彭真、江青等。我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军人，他和蔼地问我在哪里念书，叫什么名字，问完了，又说了一句套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后来在文革中他频频露面，又作为“杨余傅”之一被打倒，我才知道他是杨成武。当所有的领导人坐定之后，大照相机绕场一周，开始拍摄集体合影。合影后，周恩来离开座位，走到礼堂的中央。他说：“我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周围一片欢腾。但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原子弹，问周围的孩子，他们也不知道，不知谁传话过来：“那就是一颗炸弹。” 
《东方红大歌舞》的参与者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合影，第三排右起第三人开始为：杨成武，周扬，聂荣臻，第二排右起第二人坐在杨成武左边的为作者
此次活动之后，根据不同的交费，参加的人都获得了一或两张合影照片。其中之一是真正的照片，上面只有参与者自己的那一部分，另一张是印在画报纸上的全体合影。这两张合影照片都卷起放在长方型的硬纸筒里。纸筒为暗红色，写有 “国营北大照相馆转机合影—北京打磨厂285号，电话：75.0081”， 黄底红字。我母亲在纸盒上用钢笔标注：“欣欣参加国庆十五周年东方红，1964年10月15日” 。（该日期有误）2009年，我回国在旧信旧照中找到它，看到刘少奇的像被钢笔打了叉，很可能那是我文革中所为。在那张照片里，我所在的一列人都拍摄得比较模糊，据说当时摄影技术必须在那里切换镜头，而次日报纸刊出的照片正好截止到我，那个与我换位的孩子在照片上出现。《东方红》大歌舞的演出大概持续至1964年年底，其后开始拍电影。据说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中国不够强大，拍电影时去掉了1949年之后的那几幕表演，因此混声合唱《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童声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合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被删去，未在电影中出现。如此一改，我们小演员就去当观众。我们坐在拍摄现场的前几排，开拍时绝不能有任何大动作，特别不可以回头去看。终场时我们全体起立向后面的观众摇纸花。那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电影版。作为观众演员，我们看了大歌舞太多次。不但会唱大歌舞里的歌，还会背很多台词，诸如“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啊……”“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那时毕竟年幼，在封闭的反复灌输下，既不知道中国大陆刚经历过大饥荒时代，也不可能去证伪。有时当观众当得太无聊了，我们就开始拨弄桌上的无线电设备，估计其中的不少设备都被拨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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