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故事：70年前，父母把2岁的我留在了大陆

讲述 / 吴小伟 撰稿 / 团团 编辑 / 丑丑

吴小伟，1947年生于徐州，浙江东阳人。2岁时，爸妈去台湾，他被留在老家，由姑妈抚养长大。

01 与妈妈分别39年，她还认得我吗？

1988年8月6日，酷热。

我和太太、儿子、女儿，四人一起在笕桥机场候机厅等待。

就要见到妈妈了，每一日，我都想着团聚的这一刻。

我两岁时，爸爸妈妈去了台湾，他们说很快回来接我。没想到，这一别，就是三十九年。

爸妈离开时，我（左）刚2岁

爸爸很早去世了，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妈妈一个人经历了很多，最苦最难的时候，我却不在她身边。弟弟和两个妹妹，已成家生子，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我都错过了。

这些年，我只在信中看见过妈妈的样子，熟悉，又陌生。两岁后，我没再感受过妈妈的拥抱，没有牵过她的手，甚至连当面喊她一声“妈妈”的机会也没有。

我42岁了，不再是那个哭喊着要妈妈的孩子。我很少流泪，想念都埋在心底。

妈妈在信中说，她日日夜夜都想着我这个儿子。这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回大陆和儿子团聚。

我从没怨过父母，让我们一家人分离的，是时代，是战争。

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爸妈会回来的，在那之前，我要好好活着。

为了我，妈妈提前办完退休手续，定下1988年夏天带小妹一起回来。

得知这个消息，我太高兴了，高兴得有些不知所措。

我不再是那个东阳乡下的穷小子了，我有幸福的家庭，在杭州有自己的事业。我想让妈妈看到我的成长，她的儿子在大陆生活得很好，有出息了。

为了迎接妈妈的到来，1987年初，我在老家盖了四层小楼，这是东阳第一栋公寓式楼房。

我的车坏了，我特意找同事借了一辆小轿车去机场接妈妈。

我想让妈妈坐我开的车，载着她看杭州的美丽风景。这是我生活打拼的地方。

8月6日早上，我穿着纯白色的短袖衬衫，前后都熨烫得没有一道褶子，搭配浅灰色长裤，棕色皮凉鞋，腰间系着黑色皮带，左手带着上海牌手表，短发梳得一丝不苟。

我想把自己最精神的样子，给妈妈看。

我开车载着太太、儿子女儿一起去笕桥机场。这里的每条路，每个大厅我都太熟悉了。

1971年为迎接尼克松访华，周总理于11月18日亲自签署命令，在笕桥机场新建设一个候机楼，项目名为“1118工程”。

我曾参与建造的笕桥机场候机楼

政府部门调动了整个浙江省建筑业的优秀人才，我也在其中。24小时不停作业，换人不换机。我们12个人一个班，同住一个帐篷，每天加班到凌晨。候机楼如期完成。

等待了两个多小时，飞机迟迟未来。我不时看看手表上的指针，频频抬头向出口张望。

喜悦、兴奋、期盼、焦急，各种情绪混作一团。心跳很快，掌心都是汗，我搓了搓手，来回走着，一刻也坐不下来。

等会见到妈妈，我应该做什么呢？我该拥抱她，还是握握她的手呢？

脑子里的念头一个个蹦出来，我盯着候机厅的天花板，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突然，出口处的门打开了，我伸长了脖子朝里面探望。一个红衣服的年轻女孩儿挽着一位老人，徐徐走来，我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妈妈和小妹。

妈妈和小妹在杭州

妈妈留着一头乌黑的中长卷发，带着黑框眼镜，身型偏瘦，但步子很稳，眼神坚定。

我迎上前去，妈妈和小妹也朝着我快步走来。妈妈张开了双臂，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这个拥抱，我盼了三十九年。

我们都没有哭，此刻的妈妈，眼里满是笑意。思念、痛苦、期盼，这一刻的喜悦与幸福，全都融化在了这个温暖的拥抱里。

“妈妈，你知道吗，这个候机楼是我参与建设的。”妈妈看着我，露出惊讶的表情。

我带着妈妈和小妹入住望湖宾馆，又陪她们逛西湖，去灵隐寺拜佛。

我搂着妈妈的肩膀，拍下三十九年来的第一张合照。

39年后母子才相聚

妈妈转过头对我说：“你那么小，把你一个人留在东阳，是我最内疚的事。”

“妈妈，这是历史造成的，不是我们自愿的，是无可奈何。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

“我还有一个心愿，这也是你爸爸的遗愿。去东阳老家看看你的姑妈，我要当面感谢她。”

驱车五个多小时，从杭州回到东阳老家。看见老家新建的房子，妈妈对我说：“这儿比我在台湾的别墅更大，更漂亮。你过得好，我也放心了。”

1988年8月，妈妈和妹妹第一次回大陆，我们一家带她们游杭州

姑妈年纪大了，得了癌症，躺在床上不能起身。妈妈在病床前握着姑妈的手，在她耳边说了很多话。我坐在床边陪着两位老人。

妈妈是生我的母亲，姑妈是将我养大成人的母亲，她们都是我最爱的人。

两个月后，姑妈去世。我捧着姑妈的遗像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面。我人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多为姑妈尽孝，她1988年就走了。

姑妈是个很善良的人，她经常关心帮助贫困的邻居，家里有好吃的都要送给别人。她对长辈很孝顺，言传不如身教，她的为人处事，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姑妈将我养大成人，将她的爱毫无保留的给了我，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还不完。

是姑妈将我养大成人

02 他们怎么买得起摩托车，我连自行车都没有

我姓“卢”，姑父和四个姐姐都姓“吴”。

我问姑妈，爸爸妈妈呢？她总说，他们很快就回来接你了，你要听话。

后来妈妈告诉我，在她与爸爸结婚前，有个算命的追着爸爸要给他看相。他说爸爸未来会娶到一个很贤惠的太太，但头胎不能生男孩，而且孩子不能跟在身边，否则养不大。如果在别处长大，将来会有很出息。

爸爸和妈妈在台湾

没想到，这些话，竟真的应验了我的一生。

我从小体弱，瘦小，肺炎留下的病根一直没好。崔先生是姑妈的租客，他在印刷厂当技术员，还懂一些中医。

崔先生为我把脉，开了七贴方子，让姑妈为我抓药。我喝了以后，竟再没生过病。

七岁时，我还没读小学。姑妈姑父刚出门，去田里劳作，我和小姐姐在家里玩耍，床前面是一张方桌。我们从床跳到桌子上，再从桌子跳回床上，来来回回。

我一脚踩空，后脑勺重重磕在桌子的棱角上。血瞬间喷涌而出，姐姐吓得大哭，边跑边喊，将出门的姑妈姑父叫了回来。

姑妈一看，我的脑壳裂开了一条缝，便用一把面粉糊在后脑勺上，再用纱布缠上。她用菜油煎了两个鸡蛋，跟我说，吃下去就好了。

没过多久，裂开的脑壳真的自己长好了，一点儿事没有。现在我的后脑勺还有道凹凸不平的疤。

姑父姑妈待我就像亲儿子一般，姐姐们也很疼我。

最小的姐姐比我大两岁，小时候穿的布鞋，用桐油刷过。每逢雨天，小姐姐都会背着我去上学。下课后，等在我教室门口，我们一起回家。

每天放学后，我背个草篮子去地里拔草，喂兔子。去汽车修理厂捡垃圾，从一堆废弃物里捡些铜丝、铅丝、螺丝帽，拿到供销社去卖，能赚几毛钱。

我从小就很懂事，从不跟人争辩，不计较。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总想为家里多分担一点事情。

我爱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同龄人中我个子最小，坐在教室第一排。上政治课，老师喊了十几个同学背提纲，没有一个人背得出，都被罚站。老师火了，说从最前排的人开始背，一个个往下轮，背出来才能坐下。我记性很好，长长的提纲，背得一字不差。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生活条件越来越艰苦。玉米糊、番薯成了主要口粮，我还上山挖一些葛根、金刚刺充饥。缺乏油水，几天无法排便，有时不得不用铁丝勾。

姑父很孝顺，用粮票买的米，都留给奶奶吃，自己吃豆腐渣。肚子越胀越大，没多久，姑父去世了。

姐姐们去外地工作读书，三姐姐从卫校毕业，分配到杭州当护士，每个月会寄二十块钱回来，这是我和姑妈的全部生活费。

每月一到日子，邮差就在门口喊姑妈：“卢秀翠，快拿印章来”，我拿着印章高兴地飞跑出去。

姑父走了，家里没有男人，只有我一个小孩，还是异姓的，许多人欺负、嘲笑我。

很想念爸爸妈妈。五十年代，他们曾信回来，但姑父不敢回信。初中后，我懂事了，自己给爸妈写信，在信里写了很多思念的话，但寄出去前，每一个字都要被检查。

没有我的全家福

爸妈也给我寄照片，他们，还有我没有见过面的弟弟妹妹们。弟弟妹妹穿得整整齐齐，很洋气，屋前停着一辆摩托车。

我连自行车都没有，好羡慕他们啊……

03 爸爸娶了一位大家闺秀

妈妈叫闵光慧，1927年出生在武昌，是独生女，也是家族中的大小姐。她有一个美丽的小名：芙蓉。

外公名前栋，经营一个钱庄，兼在外地买货回武昌做生意，家境小康。闵家在武昌是出名的旺族，族内四十余人，二嫂当家，如王熙凤般精明能干。

妈妈从小娇生惯养，六岁入私塾，上课书包要丫鬟背着。书背不熟被先生打手心，她哭闹不肯上学，非要外婆将束脩要回，此后便改上公立小学。

有次生眼疾，郎中嘱咐需日日以盐水淸洗，外公便亲自照顾，直到妈妈痊愈。

十岁时，外公去世了，妈妈快乐的童年从此结束。

不久后，妈妈的姑丈强占了外公的钱庄，吸鸦片的三叔败尽家产，外婆为维持家计发愁，妈妈都看在眼里。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对整个武汉推行奴化教育。妈妈跟着沦陷区一百多名孩子一起去了香港。外婆收拾了妈妈的衣物，舍不得独生女离家，却终究奈何不了，只能让妈妈独自上路。

1938年，武汉沦陷

在香港读书三年，妈妈的英文和广东话都是在这期间学会的。

战事吃紧后，妈妈与同学们也去过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念中学。虽然长期物资缺乏，但妈妈依然坚持读书学习。

妈妈的五叔曾寄过一本《范氏大代数》给她，老师拿去刻钢板给全体同学练习，妈妈的堂兄闵汉英也常寄钱接济。

1945年抗战胜利，妈妈在离家八年后回到老家武昌，堂兄闵汉英介绍妈妈与爸爸相识了。

爸爸名叫卢海澄，又名卢松竹，1917年出生在东阳卢宅。

爸爸从小聪明好学，努力上进，但家里穷，16岁便和亲戚一同离家从军。后来他经过自己努力考上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学习无线电专业。

毕业后，爸爸负责美国援华无线电器材的押运，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到的空中运输。蒋介石只有两个团是负责无线电通讯，这是一个特殊兵种，爸爸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中校。

1946年，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爸爸刚29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和一帮同学在公园玩耍，黄埔军校教官闵汉英向爸爸介绍了一位姑娘，他的堂妹，闵光慧。

妈是个大家闺秀

两人第一次见面，爸爸想在妈妈面前想卖弄一下自己的英文，便问妈妈有没有读过《新世界》，哪知妈妈随即便背了一段给爸爸听，自此，爸爸就败倒在妈妈的石榴裙下。很快坠入爱河，第二年便成婚了。

1947年，爸爸带着妈妈第一次回东阳老家省亲，很风光。妈妈穿着旗袍，踩着高跟鞋，十分时髦。

乡亲们得知爸爸娶了一位大城市来的大家闺秀做太太，都出来看热闹。

04 妈妈花了两百个银元，买了青霉素

农历十月，淮海战役前夕，我在徐州基督教会医院出生了，是美国传教士医生接生的。

1948年年初，爸爸接到调令，到南京任职。他开着吉普车，载着我和妈妈，从徐州来到南京，花了20个金条，在南京中央路大街333号建了一幢三开间的二层小楼。

爸爸爱打麻将，我很不喜欢他总是出门打麻将。为了表示生气，我就躲起来，不让爸妈找到。有一回，妈妈找了半天，才在沙发背后找到我。

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我得百日咳时，咳嗽咳得嘴里吐出了蛔虫。我拿着咳出的小白条说：“妈妈，妈妈，小豆芽，小豆芽。”

百日咳引起肺炎，我高烧不退。妈妈急得去找西医买青霉素。这种药刚上市不久，很稀有，两百个银元才买回几支。我退烧了，但身子仍旧病弱。

1949年初，南京解放前，爸爸接到通知立即撤防去广州。妈妈把家门一锁，只拎了一只皮箱就走了。

国民党撤离南京

没多久，广州也解放了，只好撤到重庆，最后实在没地方去了，决定一起回东阳老家。此时，弟弟已经出生，还不到一周岁。

三月，爸爸带妈妈和我回东阳，这次是落难回去的，往日的风光不再。

妈妈不会说东阳话，语言不通，和当地人说不上几句话。她生长在都市，五谷不分，在卢宅居住时想去后园割韭菜炒鸡蛋，结果割了一把长相差不多的麦子回来。邻居发现后，把这事当笑话传开了。

我的老家东阳卢宅

我们一家生活在乡下卢宅，姑妈家在县城开店，店里黄酒、年糕，物资充裕。隔三差五，妈妈就带着我到姑妈家打打牙祭。姑父很喜欢我，抱着我到处玩。

姑妈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姑妈和姑父对我非常疼爱。

半年不到，妈妈受不了这里的生活，喊着要回武汉。爸爸和姑妈说，他们先回武汉，安顿好之后就来接我。

姑妈抱着我，站在门口。看着爸妈离去的背影，我大哭不止。姑妈说：“听话，你爸妈很快就回来接你了。”

这一场看似普通的离别，让我和家人至此分隔两地，一别三十九年。

妈妈离开东阳老家后，回了武汉，但那儿也局势紧张。爸爸是黄埔军校14期的学生，托关系随战友一起去了香港。

到香港后，爸爸和战友们合计着怎么生活，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去工地上背黄沙水泥，当小工。终于安顿下来，爸爸写信让妈妈带着弟弟过来，但形势更加严峻了，没有介绍信和印章，无法去香港。

妈妈找人写了一封假的介绍信，她的小叔子用肥皂刻了块假印章，印在信上。

妈妈带着弟弟赶到广州，住进一家小饭店里，老板娘看妈妈抱着孩子，很同情她，便问她去哪里，妈妈说去香港。老板娘说，这里每天晚上要查夜的，如果被查到，你们就走不了了，她安排妈妈和弟弟住到自己的房间里。

第二天一早，妈妈带着弟弟乘上广州到罗湖的火车，顺利过关进入香港。这也是罗湖口岸最后一趟末班车。

横架深圳河两岸的罗湖桥

爸爸在工厂做工，收入低微，妈妈到香港后，刚巧一个小学校长要找会广东话、国语，又会注音符号的老师，妈妈毛遂自荐拿到教职。这年，妈妈22岁。

好景不常，先是工厂裁员，接着妈妈因怀孕，学校不再续聘，生活陷入困境。爸爸去修过马路，妈妈替工人洗过衣服，也推着车卖过面条。

在香港熬了三年，经由爸爸昔日长官做保，1953年爸妈去了台湾。爸爸降级为少校入军职，妈妈自修教育概论，教材教法，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空军子弟小学当教师。此后两人双薪，生活不再拮据。

两个妹妹陆续在眷村出生，大妹生于1953年，小妹1957年

两个妹妹都在眷村出生

05 我自己做主，改“卢”姓“吴”

1960年，我14岁，在东阳二中念初中。我是班里读书最好的，年年是三好学生，每门功课都是优秀。17岁初中毕业，我因父母在台湾，无法继续念书。

家里隔三差五有人上门来查，爸爸的证件和照片原本藏在小姑妈家，他们害怕，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扔进了池塘。

1963年，三个姐姐陆续嫁人，四姐姐高中毕业，升不了大学，只得回家“修地球”。

没有书读了，我白天在生产队干农活，晚上躺在床上暗暗流泪。难道我这一生就只能当农民吗？

干农活太苦太累了，我暗自立下志向，绝不能当一辈子农民，一定要走出东阳这个小地方。

经朋友介绍，我花了15块钱跟一个上海师傅学裁缝。家里有台上海牌缝纫机，是用爸爸寄回来的华侨票买的。

半个多月，所有服装设计我都学会了，开始帮亲戚朋友做衣服。裁缝是吃百家饭的，得挨家挨户上门给人量身做衣服，我不喜欢。

1967年，我从市场买了木料回到东阳。姑妈家的老房子五十多年了，一直没有铺楼板。

我问邻居木匠师傅借来工具，在他的指导下，我边学边做，居然铺得一点不差。从此我有了学木匠的想法。

刚学半年，一天，生产队长问我：“你会不会造房子？我们需要造三间牛棚。”我想都没想就答：“会啊。”

我从来没造过房子，凭着自己在初中学习的平面几何知识画建筑图纸。三间牛棚很快造完，扎实稳固。

牛棚的结构我现在还能画出

不久后，工程队承接了南乡铜矿铺木楼板的活，我比做了十多年的老师傅们铺得还快。后来在杭州被评为四级技工。

也许命运早就注定了我要学一门和建筑相关的手艺。当初人人都觉得做家具的才叫“木工”，但在我眼里，做建筑也需要木工，建筑做好了，是能走遍四海的。

1970年，我23岁，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太太。

我和太太1973年结婚

然而我姑父家姓“吴”，我姓“卢”，这样谈婚论嫁，名不正言不顺。于是我自己做主，将“卢”姓改为“吴”，叫“吴小伟”，正式向大家宣告，我是过继到姑妈家的儿子。

1973年爸爸去世后，妈妈通过香港寄信回来。我回信告诉妈妈，我未经父母同意，就改姓吴了。

妈妈回信说：“儿子你做得很对，你了却了你爸爸未了的心愿。你爸爸临终前，一直说起，要把你正式过继给姑妈家。他们把你养大成人，很不容易，你要好好孝顺姑妈。”

“吴小伟”这个名字，跟随我至今。

06 一生只做一件事

1970年我跟着一批老乡来到杭州，应该算最早的农民工了。一干就是五十年，我亲眼见证了杭州的发展，自己半辈子的汗水都在这儿了。

在浙建二处（现省建工总公司的前身）干了六年，我学会了很多建筑技术。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任何事我都抢着去做，老工人们很愿意和我搭活。

生产队长照顾我们，介绍大家去工地附近做“过煤工”赚零花钱。两百斤一筐的媒，我们搬起倒出过称，一天过上百次，能拿三块工钱。

四姐姐比我晚一年结婚，姐夫入赘。我1973年结婚，1976年分家。姑妈家的产业，我让姐姐先挑。

大年初一，我自己亲自督建新房，初三破土，正月十一上梁，正月十五打灶头。半个月时间，工程如期完成，我将老屋拆迁后新建了四间房，正月十六，就回杭州上班了。

在杭州搞工程，我是两个工地的承包负责人。

1977年的一天，我骑着借来的新自行车从工厂回家，路过杭州缝纫机厂，一辆大卡车开过来。我靠边躲在工厂大门后，卡车撞到了大门，两吨重的铁门直直倒下来。我拖着自行车拼命往后撤，还是被铁门砸到了脚背，顿时血流如注。

缝纫机厂的工人把我送到文二路的新华医院，脚部缝了36针，第一个大拇指粉碎性骨折，打上石膏，我住了六个月的院。

太太和三岁的儿子在东阳老家，她想来看我，我写信回去，说自己没事，很快就好了，有同事在医院照顾我。其实我心里挺后怕的，差一点，就没命了。

2017年，四兄妹聚会

还有一次，在生产队干活，一不下心划破了脚踝，缝了三针。拆线后，我就回去干活了，没想到伤口又崩开，往外滋滋冒血，我也没管它。

坐8路公交车时，我头刚上车司机就关了门，头被重重一撞，眉骨裂开了，又缝三针。同事们都笑我，说你脚还没好，头又伤了，真是运气背。

1981年，公司派我去富阳施工队负责施工管理，工资加奖金每月212元，是全公司工资最高。1984年公司领导班子组阁，我被任命为公司副总兼杭州办事处主任，负责杭州建筑业务的拓展。

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杭州市场份额已经占到公司规模的百分之六十。这一年，东阳市建管局举行管理者技能比赛，总共三项，我参与了两项，都获得第一名。

2001年杭州红楼饭店封顶仪式，我讲话

1986年，我们将同在东阳的卢宅工程队、城北工程队并入三建。广厦集团1992年成立后，在全国攻城略地，先后收购了北京二建、湖北六建、陕西路桥、杭州建工等老牌国有建筑企业。1997年4月，浙江广厦上市，我出任集团副总裁，董事局副主席。

我们这辈人，不是为了钱去干活的，而是理想。我一生只做一件事，搞建筑，一生也只待了一个单位，就是广厦。

感谢过去的苦日子磨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体魄，时代给了我机遇和平台，让我有机会去追逐自己的理想。

人要懂得感恩与宽容，不计较，少猜疑，放得下。我一直用感恩的心态，看待生活工作中的所有事，胸怀大了，人生便充满阳光。

现在我退休了，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妈妈，听妈妈说说曾经的往事，将错过的岁月，一点点找回来。

分别39年，妈妈所承受的苦难与折磨，是我不能想象的。

带着妈妈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7 每次分别时，妈妈都会给我一个拥抱

爸爸早在1973年就因肝腹水去世了，享年57岁。

爸爸（右一）和战友在台湾宜兰

妈妈才46岁，很多人说媒，她都不肯。爸爸走后，妈妈搬去新店住，把家安在爸爸的墓附近。妈妈边照顾三个孩子边当小学老师，直到1981年，妹妹们去美国留学。

小妹是台大的校花，秀外慧中，善解人意。她在信中跟我说，妈妈从小对他们三个孩子很严厉，她还挺怕妈妈的。妈妈常跟他们说，你们在大陆还有个大哥。

妈妈这一生，吃了很多凡人难以想像的苦。少年失父，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青年失母，中年丧夫，我们母子分离三十九年。

很感恩，我得以和妈妈团聚。家族的兴衰，个人的命运，都和时代紧紧相连。

2019年10月28日，南京中央路大街333号早已变了样（卢婧 摄）

妈妈第一次回大陆时，和我提起了南京中央路大街333号的二层小楼，我通过各种渠道查询，后得知它们已属于“无主房由政府托管”。

1989年，妈妈第二次回大陆，我和她两个人去了南京中央路大街。走到老房子门前，那儿已经改成了一家早餐店，一家牙医诊所。我和妈妈悄悄在店里坐下，吃了个早餐，什么也没提起。

比起亲情团聚，所有的金钱财物都是身外之物。

团聚之后，我和妈妈每年都会见面。有时妈妈来大陆住上十天半月，有时我跑去台湾陪她。我带着她去了很多地方，北京、西安、武汉……城市发展得太快了，时过境迁，再不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了。

我1991年第一次去台湾，妈妈陪我去了日月潭、花莲，坐火车游历了台湾西海岸，其他的时间，每天陪着妈妈，聊不完的话题。39年的分别，错过了太多的时光，有太多的话想说。

每次分别时，妈妈都会送我到楼下，给我一个拥抱，年纪再大，她也坚持这样做。

如今，我72岁，妈妈92岁，我们都老了。

只要妈妈还在，家里的“天”就在。妈妈已走不动路，需要两个保姆照料，最近记性也不好了，白天迷迷糊糊，晚上倒是很清醒。

妈妈和我们四兄妹

每年春节后我会第一时间去台湾看妈妈和家人，太太、儿子、女儿和孙女们也多次去台湾探望妈妈。现在弟弟和妈妈一起住在台湾，妹妹们也常常回去。

我们一大家子人，我是共产党，妈妈、弟弟、妹妹们都是国民党，我们家里已经实现“国共大和谐”了！

有时间，我们就聚在妈妈身边

有时，妈妈又拉着我说起往事，一遍又一遍，妹妹都听烦了，让她不要再讲。可每次听妈妈说起“两百个银元”、“咳出小豆芽”，我心里都很温暖。

妈妈一直教育我们要诚实做人，认真做事，服务社会，报效祖国。她坚信台湾大陆一家亲，也昐望祖国能早日统一。

看了前两篇丑故事《旷世恋情》和《挚爱此生》，吴小伟的外甥女联系我们，希望丑故事能写写她舅舅的故事。

当时，吴小伟在日本。过了几天，约我们在他的私人工作室见面。

吴总生于1947年，今年已经72岁。退休前，是广厦集团副总。

当他报出年龄，我和团团都吓了一跳。

吴总看起来，不过五十多岁的模样，和我们想象中的古稀老人完全不沾边。儒雅内敛的气质，保养得很好的身材，乌黑浓密的头发，挺括的衬衫、锃亮的皮鞋，精神奕奕，就像仍在叱咤风云的企业家。

吴总说，因为亲生父母在台湾的关系，他并没有机会读多少书。但是，他一生都在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从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直做到广厦的副总，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是用辛勤汗水换来的。

吴总两岁便和亲生父母分离，一生没有机会和父亲相见，中年才和母亲弟妹们团聚。

采访前，我们以为这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没想到，从头到尾，我们都被暖暖的感动包围。

这一生，他从未抱怨过。他平静接受命运的安排，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困境。

别人眼里的磨难，他觉得是老天给自己的锻炼机会。让自己拥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也因为经历过苦难，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他说做人要心胸宽广，能容得下难容之事；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他感谢自己从小吃了那么多苦，才让自己拥有百折不挠的品质，取得今天的成就。

过往的艰难岁月，不仅锻炼了他健康的体魄，也锻炼了他健康的心灵。他珍惜所有来之不易的幸福和美好，善待每一个生命里遇见的有缘人。

他说，历史的纷争放下，如今他家里真正实现了国共大团结，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一湾浅浅的海峡，割不断亲情和爱，即使39年分离，一朝相见，依旧血浓于水。

只有爱和原谅，才能解决一切纷争，救赎自己。

吴小伟的故事，让我想起一句话：苦难是上帝化了妆的祝福。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他是活在天堂的人。

[Dalidali]

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