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六，77级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做病理医生，1988年晋升主治医师。1989年研究员身份赴日，1990年就职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病理部。1998年移居加拿大，现在大学工作。
别了日本，奋斗与纠结的情怀
回顾自己的人生路程，是命运的驱使，使得自己在大的转折关头，都能得益于朋友的扶持和关爱，才能有捷径可循。现在，当我们的人生已经被描绘之时，我们已失去了以往的纯真，生活的严厉让我们变得更加现实，使得我们难于结交到真诚的朋友，虽然苦闷和伤感，但尽量适应这种生活的同时，仍旧怀念那份纯真的感情，那种彼此发自内心的相助。
我在北京工作时候的朋友，因我这个年龄段青黄不接，都是比我大一些的漂亮女人。爱美是人的天性，就是交朋友我也是喜欢有一种美好的感觉。在病理科我与爱民相遇。她在电镜室工作，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很多交集。当时每年都要给实习生做鉴定，这种事没人愿意做，主任就派给我。有一天，在科里只是我两个在，她对我说：“我看了你给实习生写的鉴定，你字写得挺漂亮的，内容也写的特别好。”后来就聊起来了。我知道她爸爸是部长，一直都敬而远之，但接触之后她的平易随和，大气真诚，坦荡内敛，让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变的轻松起来。
她和老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童话般的爱情故事。这在普通人里可能不足为奇，但在她身上出现我的确惊讶不小。她是一个精致的女人，打扮时髦得体，典雅文静，洁白如玉的肌肤配上匀称的身材，在同龄的女性中堪称上品。如果按世俗的眼光她应该有太多的选择，但她却始终坚守着那份承诺和爱情。
他老公是个才华横溢、性格幽默、知识爆棚的北京爷们。在文革灾难来临之时，不离不弃，给予她精神上依托。在她精神最无助、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他都是义无反顾的挺身而出，始终如一地守护着她们的感情，这可歌可泣的画面真心的让人动容，能够让人坚守一生的爱情，一定都是刻骨铭心的情感交融。
后来我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是一个生活低调，没有奢华和张扬，对生活没有苛求的人，我们之间没有隐私。有一天她对我说：“我要出国了，是到大学医院进修，而且有经济资助。”那时候大家都望眼欲穿的想出去，能有她这种专业对口机会难得可贵。她走得特别仓促，跟科里打个招呼就走了。
大约过了有半年，因母亲病故她匆忙赶了回来。临走之前来看我们几个人。我那时候也在联系出国，但找专业对口的很难，我妹妹帮我联系出去读书。我一直都没下决心，因为要花很多钱，也觉得前途很渺茫。我父母倒是能够提供经济资助，但在当时也是不小的数目，他们赚的钱也很辛苦，拿出去的钱也许是肉包子打狗，我还是在犹豫中，一直还在等更好一点的机会。
她见到我聊起了出国的事，她对我说；“还是想办法出去吧，你这么年轻干什么都来得及”，我告诉她：“其实我也特别想找一个像你这样的机会，但对我来说好像不太可能，我不需要他们提供生活费，只要有机会做与现在相同的工作，就可以施展我的长处，在心理上有优势。”她说：“我回去帮你看看，有机会我挺想帮你的。”我当时也没太往心里去，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她姐姐的电话，让我尽快和她联系。我给她挂电话才得知已经给我联系好了一个大学医院进修，需要我的一些个人信息。很快她通过我妹妹寄给我医院的邀请函和一些材料，去大使馆签证顺利得让我难以置信，拿到签证之后就离开了北京。
十月的北京秋高气爽，离开北京那天天气特别好，飞机顺利的到达了日本成田机场。我妹到机场接我，第二天她就带我到爱民的住处。见面后没有那些客套的寒暄，只有在异国他乡久别相逢的亲切，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的踏实。我们聊了很久，我对她说：“其实凭我们的关系你不是必须帮我，你帮我我倒是感到很意外。”她说：“说实话我真心地特想帮你，我弟弟一直让我把他办来，我没有帮他办，因为你们教授为你做保证人就堵死了他的后路，为这事我把他们都得罪了。我特别希望你们教授知道我给他介绍的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她的口气很平稳，能感觉到那种真诚没有一丝刻意，真的感激自己的幸运，这种真情和忘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刚出国的人除去公派的，都有一本血泪账，都得为温饱操碎了心。那时的艰难，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我出国时就只带了4万日元，国家规定就只能带这么多。我孤注一掷，赤膊裸奔了，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到日本后白天还在医院若无其事地表现，晚上就得出去打工。干过饭店帮厨，那个灶头是中国人，但有汉奸气息，把重活留给我，轻活留给日本人，特别累，离家很远。几天我就玩不动了。
后来是北京的朋友介绍我到超市帮着刷洗装海鲜的器皿，穿着靴子，扎着胶皮围裙，在那冲呀冲，等待着悠扬的“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响起，那是曙光，因为马上关门了。
下班以后就到超市的后面去拿卖剩下的海鲜，我有点害怕，朋友说这些都是垃圾，都是整箱扔掉，觉得特别可惜，觉得日本人很造孽，把海里的鱼都快捕光了，还这么浪费。一万日元一只的毛螃蟹，一发呆、蹬腿、翻白眼，他们就不敢卖了。日本人虚伪，想拿又不好意思当人面拿，跟我一起打工的北京哥们趁他们犹豫之时，先下手为强，脸皮厚吃个够。
那螃蟹能鲜掉眉毛，那鱼特别新鲜，都是没过夜的。要是国内奸商看到了，一定得给螃蟹注射强心剂，趁回光返照的时候卖个好价钱。出国前上地摊儿买论斤称的布头，自己缝制了连衣裙，当时没钱买衣服，也觉得难看，但没办法。其实周围没人穿这种衣服。一直没舍得扔，也是曾经的记忆。
以前我见到海鲜就两眼放光，但真到免费吃鱼，每天不重样，吃遍鱼种大全，吃伤了，看见鱼都过敏，缓了好多年都不觉得鱼有那么好吃了。没办法，人穷志短，当时的渺茫跟插队有一拼，但所有出来的人，无论在国内谱有多大、多精英，都沦落为社会底层，但回国都打肿脸充胖子。
科里国内来的教授，有资助，但也到迪斯尼打工，怕别人看到，就扮成动物，跟游客握手。炎热的夏天穿件皮大衣，实在太暖和了，就是为了回国时给家里买那些大件。我插过队，但夏天穿皮大衣的活也没勇气去，怕中暑一命呜呼了。
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也没想过回国，能出来不容易，如果回去就给自己贴上了标签，是混不下去了。办护照时户口已被强行注销，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无颜见父老乡亲。后来也是一到要撑不下去了就回国去打气，回来后就踏实一阵子。对日本的感情就是又爱又纠结。
刚开始跟我妹妹挤在一起，很破旧的老房子，屋里有很多老鼠，夜里开舞会，特别肆无忌惮，白天大摇大摆地在水管上爬，挤眉弄眼地向我们示威，如果拼桌给它们都敢过来跟你一起会餐。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就拿擀面杖敲水管，老鼠一紧张脚打滑，掉到挂在水管上的塑料袋里，乱挠乱叫 ，我哆哆嗦嗦地好不容易把口系上扔出去，特有成就感。炖了锅鸡腿，半夜它们就到里边跳舞，都成精了，居然拖走好几块，拖得地毯上都是红烧鸡汁，快被气吐血了。
后来我搬到一个北京女孩的住处，房子还行，只是建筑特别变态，进我们的房子必须通过一条两个房子的间隙。就是一条缝，我这么苗条的都得侧身过，一横着过就被卡住，要保持投降状态才能退出来，要是胖一点的卡住了可能就得找直升飞机叼出来。有一次厕所坏了，房东找人修，只有一个人从门能进来，其它的人破窗而入。日本人特别适应这种变态，但我住在那以后好像受刺激了，我有好多次都在梦中走那个夹缝，千辛万苦的才挤出来。
当时为了省房租住得很远，每天南北奔波，单程要倒好几次车。因为打工可以报销电车月票，就选择在能覆盖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开销。到冬天屋里特别冷，也没有取暖设备，经常半夜被冻醒。长期缺觉，那时候的照片都是黑眼圈，如果早上电车上有座位迷瞪一会，都觉得特别幸福，上厕所都能睡着了。科里有咖啡，就喝咖啡维持着兴奋，后来成瘾了，没有咖啡就头疼的厉害。
插队时虽苦，但有家人支持最起码温饱有保证。当时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早上路过面包店好想吃个诱人的面包，但一算相当于8块人民币，所以早饭后来就免了。当时特别苗条，日本女孩羡慕我的身材，总问我每天吃什么？我就告诉她们我不吃早饭，很无语。实在是往事不堪回首，血泪斑斑，讲不下去了，还有很多奇闻怪事，罄竹难书。
爱民和森崎教授在日本大学相识的，他是留美的博士，属于国际化，比较开明的日本人。我第一天报到是我妹妹陪我去的，到了医院以后森崎从楼上下来迎接我们。见面后的确让我惊讶不小，帅气，风度翩翩，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大脑袋小短腿的日本鬼子，眼睛炯炯有神，说话和风细雨，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让我紧张的心一下子就落了下来，暗中为自己的幸运而侥幸。
科里除了教授森崎之外还有3名病理医生均为男性，从32岁到35岁，他们是木屋、逸见和佐藤。佐藤为医局长最为年长，初次见面看上去很谦虚热情。木屋是一个大大咧咧的胖子，用英语跟我打招呼，但日本人的发音特别难懂。逸见看上去干练略带傲气，并不怎么热情，但他的英语发音及其之好，让我特别意外。佐藤围着教授跑前跑后，用日语不厌其烦地介绍科里的情况，但我完全没有听懂。
他们的日常工作与中国大同小异，只是更细致更具体。每天早晨教授到达之后，会把诊断有困难有疑问的病例，拿到多头显微镜下大家讨论，这是最能看到每个人水平的时候。我在北京工作时已是独挡一面，有看家的本事。他们的病例我也基本横扫，教授每次都会特意询问我考虑什么诊断？我不会说日语，但他们都会说英文，而且都是英文做诊断。因为国内中文的病理书种类不多，科里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英文，所以与他们也能够交流。当时并没有在意这些漫不经心的聊天，但教授显然是在摸底，这些交流也足以让他了然于心。
在北京时科主任是淋巴瘤专家，当时我们每天如流水线般地筛选，早已成为熟练工种，所以，在这个领域他们是无法问鼎的。但日本医学还是世界的先驱，经费充足，可以潇洒地不计成本，诊断技术更精湛有序，我们因为贫穷虽没法任性和与其比肩，但我们的功底如能与先进技术融为一体，就如虎添翼了。
我到日本的第三个星期日，早上朦胧之中被电话吵醒，我妹接的电话然后告诉我；“科里让你马上去医院, 木屋医生昨天夜里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他们在等你一起去参加葬礼。”我特别愕然，星期五离开的时候还看他有说有笑的，才32岁。我穿我妹妹的黑连衣裙风风火火的赶到医院。所有的人都面无表情，然后一起坐出租车去参加葬礼。人生无常，早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培育的医生，孙子还没满月儿子却没了。
由于木屋死的太突然，他留下很多没有完成的工作，有很多尸体解剖的报告都没有发出去。为这事教授很想让其他的两位医生分担，但不知为什么，在办公室里佐藤和逸见大吵，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一天，教授突然对我说：“你得抓紧时间学习日语”，然后对佐藤说：“你教她，每天让她读一篇病理报告，学会怎么书写。”佐藤特听话，每天像教小孩写字一样工工整整的写好，然后把发音一个一个的标上给我，留作业，第二天，教授来了之后让我阅读。年轻时记忆力好，学什么都不困难，再说日语里都是汉字，比日本人更有优势，并没觉得特别难，很快我就可以顺畅地写出想要描述的内容了。
在这以后没有几天，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边聊天一边问我：你带来的钱快花光了吧？我突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一开始他就没有给我提供费用的承诺。但他好像并不需要我回答什么，只是对我说；“我自己有一个病理研究所，每天制作出来的标本需要发病理报告，你可以看完切片后写好报告，然后由我来复查，我会每个月给你一定数额的生活费。”当我听懂并且理解他的意图后的确感到喜从天降，因为我每天的奔波真的快吃不消了，这种雪中送炭的壮举让我感动，我当然没有拒绝之理。
当时科里还有两个男的，中国来的，一个医生，一个教授。比我早一年，但他们都有资助，也许是教授觉得过意不去，但我还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对我的关照。就这样我终于有了第一份凭本职工作挣钱的机会。出国以后大家都是在出卖自己的体力、脑力和青春，商品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和无情。我当时面临着活下去和立足，能有机会出卖我的手艺给予生活提供保障是求之不得的。虽然与我后来的收入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但是能保证我温饱无忧，可以安下心来工作，对于刚出国的人的来说已经是相当的难得可贵了。
出于对教授的感激与回报，我努力的做好他交给我的每一件事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的工作经历，使得教授对我的综合能力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观的了解，因为我的踏实和一丝不苟，彼此也筑构了信赖和认可。
一晃，编制不足的状态持续几个月了，森崎教授也只能一改往日居高临下身份，与其他人一样一起值班、顶岗，对他来说实在是苦不堪言又无可奈何。在日本，病理医生短缺，因为学医的人很大一部分出身于医学世家，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家或将来开办自己的诊所做准备，所以内外妇儿一直是最为热门的科目。由于病理医生坚守在医院里的最后一道关口，要从头皮到脚后跟一点不漏全面掌握才行，刚毕业的大学生，如果没有一到两年的专门培训要想独立工作难度很大，如果是日本人，像我这个水平的医生早已都是讲师、副教授了。所以具有年富力强，有经验又有独立工作能力的人，我就成了最佳的备胎。
在这个期间我一直都在一边做研究所的工作，一边抓紧学习日语、教日本人学中文的机会与日本人交流。看电视、听广播也都列入我的议事日程。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语言就没有太大的障碍了，几个月研究所的热身，书写已完全不在话下。因为我汉字写的比日本人好，在科里也是最佳版面。但是，对口语的要求就比较严格了，因为，手术室与病理科在手术期间要保持对话，确认手术中的结果。尸体解剖要一边做一边与临床医生对话，将所见报告给他们记录下来，解剖之后，都是欧洲和北美来的洋人做解剖后的防腐处理，所以，我必须具备足够的英语和日语的交流能力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有一天，教授招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式与我谈话：“我们想聘用你作为临床助手（住院医），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如果你没异议，我们就通知院方正式下达辞令（聘用书）。”因为就职的事情完全没有在我的预料之中，它突如其来的降临让我不知所措，但当我确认了真实性之后，我当然没有拒绝之理。因为按正常的渠道我连碰这个职位的可能都没有，当时也很少有人有我们教授的魄力，敢开这个先河。
对我来说，如能用自己的技能换取经济上的收益和回报，又有稳定的职业和相应的社会地位，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锦上添花。当时科里有一个中国医生是教授的关系来的，我一直都觉得他可能会被照顾得到这个职务，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教授还是选了最适合这个职位的我，资本家绝对会把利益最大化，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还是庆幸能在来日本一年后，让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职位唾手而得。
与国内的进修医生
接到就职的消息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告诉爱民，感激她带我到这里。但是当时还是有点犹豫和沉重，如果可能的话，这个职位能够让她得到我可能更轻松更高兴。当时到日本也是当作一个跳板跳出国门，最终我还是要去美国或加拿大，那是年轻人最为渴望的目的地。尽管日本也很富有很发达，但它毕竟是一个岛国，这就决定了它的狭隘和封闭。加之历史上还有那么多的伤痛也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淡去，情感上皱皱巴巴没有那么容易抚平。
我虽然犹豫但还是第一个告诉了爱民。她是一个大度宽厚的人，后来她告诉我，接到我的电话后还是有点意外。但她还是很坦诚地对我说；“你其实不要多想，我一直做电镜诊断，但你的专业与他们的工作完全对接，所以聘任你是情理之中。”她的淡定和诚恳，让我如负释重，心情一下放松下来。没多久，爱民也以她的实力被大学医院聘用，让我们在事业上可以比翼齐飞。
第一次拿到工资特别兴奋，用我的最强项与经济直接挂钩了，如果跟当时国内的工资72块比起来就是天文数字。当时就职的人并不多，尤其在医院就职的凤毛麟角，所以当时的我的确有一种飘飘欲仙和忘乎所以，感觉其他人在我面前显示优越感可以不屑了。虽然后来遇到很多不开心的事，但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就哄哄自己，工资里包括了不开心的部分，尤其到年底的时候发奖金，是好几个月的工资，就鼓励自己，“好好干活，看在日元的面子上，不跟他们一般见识。”特别财迷，因为我认为赚钱就是当时的事业。
就职之后就马上从贫民窟里搬出来，要犒劳自己一年多的隐忍。挣钱以后底气就足了，衣食住行也都有了改观，到理发店保养头发，用好的化妆品，人看上去精神多了，好多人再见到我的时候都很惊讶，比以前漂亮，气质也变了。真是人在衣服马在鞍，加上我底板本来也不算太差，洗出好照片并不是难事。经常在特别累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买买东西减压，逛商店时日本的营业员嘴特别甜，夸我身材好，穿衣服好看，被忽悠买衣服，回家再看看一点也不适合我，但日本不能退货，好多衣服从来都没穿过。
第一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愉快的一年。因为在日本，医生是被尊敬和有社会地位的阶层，再也不用被歧视了，找房子时不动产经纪粘着你，说尽了甜言蜜语，不像以前见到你马上就说“不租给中国人”。每天早上门卫都站在门口给我们鞠躬，全都是西装革履的上班，表面的光鲜也让虚荣心得到满足。当时自己在事业上还渴望有所成就，对未来还有理想和期待，主观上努力的愿望还很迫切。
在正式的步入正轨以后，日常的工作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我动手能力强，写字快，做尸体解剖、取材和发报告都只用他们一半的时间，尤其是打字，除了逸见，他们都是一指禅，我比他们要快很多倍。我们教授特别喜欢我的麻利，一有急茬的私活，无论多忙我都能见缝插针，不过他们有时候可坏了，看我怎么榨都有油水，我一闲下来他们就不爽，经常偷偷的给我多排班，我也懒得跟他们计较。
工作中，逸见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致于在我后来履行人生目标的进程中，他间接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高冷的内面是聪明幽默，单纯和机智，与我这个懒得动心机的简单人惺惺相惜，一拍即合。他虽然年纪轻轻但能力绝不在教授之下，对新知识的敏锐与追求，对疑难弃而不舍的执着，加上极强英文功底，有很多论文发表在世界级的专业杂志上，虽雄心勃勃但也功高盖主，这也为他后来的离开种下了埋伏。他的我行我素的任性，不屑动用心机，加之他业务上的精纯和严密，从不花心思在人事关系上。潇洒地享受着与他人的距离和不被周围环境的束缚。
刚开始我们都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有好的例子一起分享，一起讨论。有时遇到特别拧巴的例子，不知道怎么用日语准确描述时，他会帮我把报告发出去，没有不悦和纠缠。第一年我很用功，也写出了两篇英文论文，教授没时间把关，只发表了一篇，后来自己的博士课题也因为教授太忙了，一再搁浅，当时心里特别郁闷。小林看了我的英文论文，用惊奇的眼光向我道喜，禁不住称赞：“中国人聪明。”但也告诉我“教授光顾挣钱，没时间培养人才。”每次到学会发表文章，他都非常热心的帮我准备照片，修改病句，从不吹毛求疵。
这是我第一年的论文
在长崎开病理学会
有一天，他说他要调走，我觉得特别突然，问他为什么？他只是平静的说了一句：“我想换个地方，也许能换换一下心情。”对他们来说要想换个工作就像上街买东西那么简单，只是我不理解的是，他去的地方离家很远，很偏僻，而且也没有晋升，这让我感到很疑惑，不理解他的离去为何如此匆忙。
他走后佐藤就晋升为副教授，这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人，除了拍教授的马屁之外没有可圈可点的业绩，自从逸见走后再也没人与他抗衡了。教授经常不在，他就可以一手遮天，科里的气氛也变的诡异，当上副教授之后整个一个小人得志，他嫉贤妒能，排挤任何有本事的人。强烈的口臭，我们好似置身于厕所之中。他包揽科里的一切杂事，整个一个太监大总管。他跟森崎、逸见不同，没见过什么世面，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的缩影，让人生厌的日本鬼子。因为他是副教授，所以有疑难的问题还是要请他过目。一到这时候他就趾高气扬，在日语的书写上鸡蛋里挑骨头，但诊断上躲躲闪闪。不把别人弄堵心了绝不罢休，坏到头顶生疮脚底冒脓。
我有一篇英文论文投稿之后，寄回来让我补充后发表，当时教授出去开会，他给截了下来，然后没通知我就把这篇文章寄到翻译公司译成日文后，又寄到翻译公司翻译成英文，理由是：“我的英文不规范”。两次倒手之后，文章已面目全非，但他却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加了上去，无耻至极。
自从他提升副教授以后，兔子尾巴一下子就露出来了，因为没啥盼头了，对教授也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而是阳奉阴违。也许是长时间的压抑，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快感，没有过渡就把自己的本性暴露无遗。有一天，教授看过的疑难病例，要等一些特殊染色之后确认。第二天早上科里很多人都在，他就对我大吼：“为什么报告还不发出去？”我知道他是想把对教授的愤怒发泄出来，但既然对我吼了，“来而不回非理也”，连想都没想就回了一句：“你有本事找教授说去，跟我说等于没说。”他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局，居然戛然而止。从这以后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与爱民经常见面，因为她在森崎的研究所也有一份兼职工作。每个星期的相聚都是期待的时光，相互鼓励，排遣烦恼，精神上的交流也让我们彼此能舒缓压力，清除杂念，是一份企盼和支撑。在国外的奋斗是苦难和艰辛的，如能有一个知己和可以心灵沟通的朋友，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奢侈。
后来我们科主任应邀来日本讲学，科主任帅气的外表和高超的学术水平，加之流利的英文讲演，让科里人惊叹不已，我也为之感到自豪。只要有能为中国人争光的事情都会高兴。
爱民、主任和我
不知不觉的在日本呆了五年了，刚开始的兴奋憧憬已经挥然而去，复杂的感情和纠结油然而生。这个干净有序的国家，让人有安全感同时，又有一种无形的压抑，每个人都要按照别人要求的样子活着。便利和武装到牙齿般的服务周到，让人感觉舒适的同时，又会让人拘谨和失去自我。
这期间借开会的机会走遍日本的大江南北，尝遍了各色美食。新鲜的食材和精湛的烹饪让人心醉，对于吃货来说，日本的美食足以作为留在日本的一个理由。在体验了异族风情的同时，浏览了精雕细刻的仿真建筑，那些与中国古建筑形似却更加精致的造型，让你叹为观止的同时，却嗅探不到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即便到了闻名遐迩的富士山，也无法体会到荡气回肠的巍峨和震撼，那些玩具般的小巧玲珑、精美绝伦的渊亭山立，更无法再现气势磅礴的宽厚和豪迈。
我，教授，技师开学会期间
随着业务上的成熟和周围朋友的增多，工作量也像滚雪球一样扩大，收入也在与日俱增。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感到开心，从一开始对金钱的渴望到对赚钱产生了厌倦。
在5年的时间里，我总共休息只有不到一个月，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别人休息的时候我还要紧绷着，接到电话就得马上去医院。我除了像一部机器一样超负荷的运转着，享受和放松与我无缘。我记得最忙碌的一天，是做了3具尸体解剖，发了62份病例报告，晚上11点到家的时候，浑身像散了架，心脏一抽一抽的难受。
那个时候回家不能坐下，坐下之后就没有能量再接着做事，每天都与死亡擦身而过，联想和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特别担心哪天睡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每个行业都可以出错，但我们是零容忍，所以长年累月的走钢丝一样的紧张状态，身心的压力，常人是难以想象的。经常在班上累得干不动了，就买了一台旧显微镜和打字机下班后在家里工作。显微镜被我海运到加拿大，还有工作穿的衣服也都还在，都是情感上的依依不舍。
医生是高危行业，一直都断断续续地听到死讯。一天周六我当值，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我到解剖室以后惊呆了，尸体是我们医院的妇产科主任，还给我妹妹接过生，半夜突然去世。在周五我还见过他，自己有医院，忙得天昏地暗，有特别多的钱，才50多岁，脑出血致死。我特别受刺激，“人死如灯灭，活着才是王者”。
森崎教授与佐藤的关系日趋恶化，佐藤最终被勒令找到工作之后离开这里，从这一点上我看出了权力的重要，同时也看到了人性的冷漠。当佐藤带着哭腔对我谈起此事的时候，我对他不知不觉地生出一丝怜悯，为他做人的失败感到同情。我虽然讨厌他，但当他像一团擦鼻涕纸被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仍旧动了恻隐之心。他也曾经夹着尾巴那么长的时间，也曾经忍耐着像一条看家狗。后来又有新人调进调出，但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森崎教授对我依旧如故，因为我是经济实用款。
职业妇女的表面光鲜和光彩华丽掩盖着巨大的付出，是需要代价和过度消耗青春的，那个时候我事业处于巅峰，我一个人兼职三个副业，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我还有其他两个研究所的诊断和教授护校的学生。我虽然有满满的自信，但并没有感到任何成就感与自豪。身心上的疲惫常常让我夜不能眠，精神上也时时感到孤独和无助。
每当早晨外边下着濛濛细雨，我是多么渴望能睡个懒觉，每天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家后，我还要继续工作，就是感冒发烧我也不能请假，因为一个萝卜顶一个坑，所有的人都不能顶替，他们不值班的时候都到其他的地方工作去了，但手术不能停下，只要我还活着我必须上岗。能按时吃饭都是很大的恩典，朋友邀请，饭局都是额外的负担，即便是跟我妹妹她们一起出去游玩、脑子从来没休息过，觉得自己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活着。只想能有自己的时间看看天空发发呆都好。
我也是女人，当我在下班的路上看见那些孩子妈妈坐在太阳底下，三五成群的聊天，陪着孩子的那种放松和宁静、家庭主妇们坐在咖啡店里天南地北的八卦扯闲篇，特别羡慕她们。我渴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向她们一样无忧无虑，过那样悠闲自在的日子。幻想着那种不曾体会过的生活。日本的职业妇女太难了，不但要有能力，还得相貌亲民，医院里只有三个女医生，另外两个日本人都是漂亮的单身，与男人们并肩作战，终身未嫁。
当时拿中国护照有诸多不便，很多国外的学术会议都不能参加，也想过申请到日本国籍，但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一直困扰着我，心理上一直纠结和彷徨，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追逐初衷，当时老公也已经去了美国，我又多了一个选项。日本真的太拥挤了，每个人都在那狭小的空间拘谨着，拼命地活着。彼此密切接触的人们，却宛如陌生人的生疏，那种感觉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绝无仅有。每天早上挤电车精疲力尽，那咸猪手无处不在，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也会趁站在你身后排队的时候语言骚扰，无处可退的感觉。
我决定学车。日本的驾照特别难拿，都得需要半年左右，我花了30多万日元，关在教习所里就像驴拉磨一样转了好几个月才出狱。
我在日本有车，是别人给的，只要想要旧车，医院里就有人会给你。因为养旧车成本高，有钱人也不在乎三瓜两枣。刚拿驾照有一年初心者商标，贴在车后边其他人都躲瘟神一样照顾你。但日本人很体贴，知道女人开车不易，在路上抛锚也会有帅哥帮着充电。
在日本停车需要高超的技能，跟他们比我如残疾人一般。1994年大年初一进车库就别在门边，是过路的日本人帮我把车倒出来的，车门全部挤扁。那个人很同情我，说了一句：“大过年的真不幸，长得挺好看，开车却能开成这样，驾照还真拿到了。”怨我吗？在加拿大和美国，如果想找个停车场故意把门挤扁都很困难。日本的市民很热心，我是路盲，地图也看不懂，经常迷路，他们会仔细指导，更热心的还坐我的车上给我指路，这时候特别喜欢日本人。
喜欢日本的的文明有序。整洁、清透搀杂着柔和和个性。人人自律，全员坚守让这个国家步调一致的去生存和交往，团队精神和凝聚力是这个国家的灵魂。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结让他们自信、自大的同时，认真地履行自己的本份和坚持，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也是一个由死心塌地、墨守成规、冥顽不化的人们组成的众志成城。在值得信赖的同时，也必须分享他们的呆板，教条和油盐不进，这也可能就是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
日料是我的最爱，忠贞不渝，就像一件件艺术珍品在匠人手中精雕细刻。如果吃过怀石料理，那不是在吃饭，是艺术鉴赏和对古老文化的回味。无论是刺身、寿司，杂煮和拉面都是我的好友，各色盖饭，中西合璧的杂食也被改头换面到恰到好处。就连百姓的酱汤、腌菜也是那么诱人和妩媚。一碗拉面也有千姿百态的娇艳，和让人百吃不厌的魅力和流连忘返。白米饭那透明的米粒，如珍珠般的晶莹剔透，软糯滑润，来不及细嚼就会迫不及待的纳入囊中，即便没有佐菜，它自身的浓香也就让它独善其身，香的那么朴素和低调，却让人不能摆脱的招摇。
到日本旅游的人，都会为日本的干净有序而惊叹，但是他们的这种有序已经限制到生理范围以内，吃饭都有固定的姿势，嘴要张多大，一口吃多少，还要伴随表情配合。如果外边有人等待的厕所，不好意思拉屎，觉得很大逆不道，在公共场所，孩子不能哭涕，周围的人会为家长没有制止而鄙视，即便是嗷嗷待哺的也不会例外。大家的表情好像都有标准，嘴要咧多大，眼要眯多细，到什么时候可以笑都是编排好的。
好多夫妻结婚几十年从来都没听过对方放屁，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自己也得入乡随俗，整天端着，假扮淑女，对于自由散漫的我，经常会有人提醒我的坐姿，即便是那些年轻的男医生也不会客气。实在是太憋屈了。从那时起我开始盘算着以后的去留，有目的地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
逸见离开之后每年都会挂电话约我吃饭。这个期间他已被提升副教授，后来东京的大学医院招聘教授，他应聘出马上任教授兼病理部长，可谓鸟枪换炮，小小年纪一步到位了。他对我仍一如既往，能够约到我一起吃饭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太忙了，但我还是挤出时间尽量与他保持联系，因为他以前帮助过我，有情份在。跟他聊天开心也长见识，可以涉猎广泛的领域。我能听到好多我涉及不到的信息。
我投资理财的最初启蒙，就是从他这里获取的。他也问我为什么不申请日本国籍？我不知道怎样对他解释，我想说我不喜欢日本，但我当着他的面却难以启齿。就如实的告诉他，我想去美国或加拿大，那里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但还是想在日本多赚点钱，让今后有经济保障。其实我就是顺嘴一说，但他却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他约我去见一个人，到饭店之后与他同行的是一个新成立的病理研究所所长。一个精干和谦卑的中年男人，对我特别客气和尊重，逸见是个很直爽的人，马上进入主题。他说；“酒井所长希望我介绍好的病理医生为他们做诊断，我就把你介绍给他了”，当时其实已经很忙了，但缘分来了也只能顺其自然了。跟其他的工作相比，这里的标本简单，性价比高，物廉价美。有什么疑难的我直接就挑出来由逸见扫尾，这段时间里我确实有了额外的惊喜和收入。
当时申请了加拿大技术移民，很快就批下来了。这时我对我周围的烦心事已经熟视无睹，就是想在日本期间能有些进一步的斩获，本来想把没完成的博士论文完成，但我没有分身术，在挣钱和学位之间，我还是选了挣钱。我本来有时间再坚持一段时间，但由于我终年的奔波与劳累，还是想想省省自己，趁还活着的时候赶快离开，加上日本的地震频频发生让人疲倦与心烦，实在不想挑战生命的极限，终于下决心激流勇退，华丽转生，走出这充满诱惑又布满未知的幽幽之谷。饰演了胜利大逃亡。
当我决定离开日本的时候很多人都替我惋惜，把这么好的工作拱手交付。我也是一直在挣扎之中，所以还是保留了公职，以进修的名义停薪留职。这也许是人生不可逆的转折，也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路程，更可能是我医生职业的一个句号，或许是一个更艰难的将来的开始，但人生都是在选择和放弃的交织中前行，舍弃也是一种潇洒！
我是一个普通人，有着人类的贪婪本能和对金钱的欲望，如果我不摆脱这个境地，我会让赚钱的快感来掩盖我的身体的承受力，直到让自己燃烧到最后。现在也许已经在骨灰盒里安详着了。现在每当我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以前。有时也有过重返日本的念头，也跟逸见联系过，他那里仍旧有工作的机会。但现实是活生生的，容不得想入非非。
在我离开日本之前，我妈在日本呆了一段，但觉得特别寂寞，整天收拾她的东西要回国。她看我那么奔波特别惊讶，知道我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的，特别为我的身体担忧，当妈的就是心疼也爱莫能助。那阵子我特别累，她当时脑血栓后遗症，血压高，在我们医院住院，因为语言障碍没法与她沟通。我工作之余跑上跑下，快得心脏病了，但她特别高兴，因为医生都是熟人，她似乎受到了总统般的礼遇，也感谢那些护士和医生的用心和关照。护士为了跟她沟通还学习简单的中文，特别可爱，让人感动。这是跟我妈最后呆这么长时间，也让我对她的亏欠得到些许偿还。
工作以后一直定期给父母寄一些零花钱，给她们买家电，也喜欢给我妈买好看的衣服，让她穿上到朋友那里炫耀。对于海外游子来说，除了精神上送温暖，只有无力和无奈。我妈特别羡慕那些孩子都在身边环绕的家长，孩子越优秀就越忙，就走得越远，就越指望不上。给她们的钱从没用过，但总是对自己的一点安慰。这些比起姐姐们多年对父母的付出虽是微不足道，但我和我妹妹也尽我们所能，帮着把姐姐们的孩子带到日本，我们虽是长辈，但其实比她们也大不了多少，我妹妹只比外甥女大几岁。
我离开日本以后，爱民的事业如日升天，开国际会议的机会也让她在很多国家留下了足迹。拿到了博士学位，有了可观的收入，事业有成的同时，家庭生活也是风生水起。她还是放弃了日本国籍，只是等到呆满10年拿到了日本永居。退休后游走于北京和日本之间，为父母出书立传的同时儿孙承欢膝下，一个幸福、潇洒的晚年生活。
离开日本是坦荡和坦然的，因为奋斗过了就不再遗憾，坦荡是自己铆足了力所能及，于心无悔。坦然是不曾有一丝的懒惰和逃避，发掘出自己最大的动能，倾其了全部勤学、勤奋，勤劳和勤勉，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已问心无愧。
我与日本告别之后，中间回去过两次，来去匆匆，并没有留下新的记忆，但以往的桩桩件件却经常会一片片地扑面而来，带给我的有怀念，有感悟也有遗憾，但更多的是想忘掉但不曾忘却，想留恋又让自己心潮此起彼伏的波澜壮阔。繁华，荣光都已是过眼烟云，往日的青春与朝气也渐渐离我而去，生活的内容翻开了了新的篇章。
我又重复了一遍做女人、做母亲的角色，演练了像日本妈妈的那种经历，圆了自己的梦想。体会了呕心沥血和陪伴孩子成长的快乐，在伴随孩子成长的同时，欣赏了一路的风景，重新品味着生活的五味杂陈和苦中作乐，也算补偿了因为奋斗而耽搁下的做母亲的本分，混入年轻妈妈的队伍之中，感受着自己仍旧年轻的幻觉，约束自己的心态，成功地饰演了假年轻妈妈的角色。与同龄的人相比让心态被动的提前了20年，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完整，完成了花好月圆的真实体验。
虽然是吃着自己的老本，生着别人的孩子，但这种付出是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心甘情愿的选择。与其事业上的成功相比，这才是最值得奋斗的人生资产。这一段虽然操劳，但身心得以修复，在养精蓄锐同时，见缝插针地投资，赚银两补贴家用，也算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女人、妻子、母亲、管家都当之无愧。请原谅我的骄傲和得瑟，是真性情，本性难移。当这些新的记忆渐渐冲淡了以往的回忆，平凡的经历被即将磨灭之前，不由得仍旧有一丝留恋，这里有那么多的值得记录的东西，如果随意的抛弃仍旧感到无奈和可惜。
人生的路程需要一段一段地走，忘记自己曾经的风光与得意，活在当下也许是让人内心平静与安详的根本，才能够宁静的面对平淡的生活，再去谱写新的乐章。人生如梦，经历就像在梦中。在我的这一段经历中能有机会遇到给予我直接帮助的人，是我的运气和福分。如果没有舞台，再优秀的演员也不会有机会表现自己。我没有忘记他们的关怀和友谊，是因为有他们的帮助，才使得人生征途中少了很多障碍，让我以短平快的速度完成了力所能及的冲刺，把接力棒安全的交给了老公手中。
如今，我还快乐、健康的活着，这已是最大的成功，还有女儿陪伴身边，也是极大的奢侈和幸福。感恩在日本的奋斗，让我有经济上的支持，随性的去选择人生。但时时品尝一下过往的酸甜苦辣，才能让自己在现在的路途中不走丢和迷失，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果实，满足自省，知足常乐，过好自己的今后与将来，也许是自己唯一能够做到的。如果还沉浸和留恋过去的梦幻之中，是对灵魂的束缚。把这些写出来，也是精神上的解放，可以彻底翻篇了。
自己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在专心养大孩子之后，又返回大学工作，只是想证明自己仍旧年轻。跟年轻人在一起就可以让自己重新振奋，让身心得以重塑，心态能再一次燃烧，激发出新的活力，使停顿的断片重新衔接，将封存已久的自信和寥寥无几的激情屏发出来，继续装嫩。在别人退休，颐养天年的时刻，逆向地再一次挑战自己，不让自己闲下来慢慢老去，希望收获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写于2008年，改于2019年岁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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