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顾土，原名陈原，1982年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出版社，1985年起供职报社，专栏作家，文史学者，现已退休。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部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同盟国家签订投降书
多少年来，一说起二战，我们的视野里一概是欧洲战场，而亚洲，说来说去，似乎只有中国。
如今，一说到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击，好像也就是中国，有时再加个韩国和朝鲜。在语言表述中，亚洲各国的笼统提法常常会替代了具体国家，而且语焉不详。仔细一查，呵呵，原来其他国家根本就没吱声。
我在台湾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正赶上抗战胜利七十年，有机会参加了各类纪念会，听到连战、马英九、郝龙斌、郁慕明等人发言，看到参与抗战的国军老兵撰写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有一个提法他们似乎都在强调：中国是亚洲唯一受日军侵略的主权国家。
二战前夕，亚洲多数国家不是欧美日列强的殖民地，就是被欧美，包括苏联在内的强国所掌控。
二战的亚洲，可以说，中国是孤军奋战。其他地方，有的远离二战战场，有的貌似中立实则偏向，而与日军合作，借日军力量达到独立的目的，则是西方国家所属殖民地的独特历史图景。
这样的历史事实，远非一黑一白、一是一非就可以说明问题的。
东南亚地区是二战期间日军大举攻入的地方，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不到半年，日军横扫诸国，西方国家的军队简直就是一败涂地。但不用说中国历史书，即使在西方国家，很长时间里，多数历史著述也极少涉及二战期间这片地区被日军侵入后的社会历史，而更多地是从军事角度描述曾经发生的各类战役。
澳大利亚史学家米尔顿?奥斯本在其《东南亚史》中如此分析道：
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历史的学者看来，因为这一时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困境，所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倾向于避免过于接近考察这段痛苦的插曲。二战期间抗击德国和日本的国家的民众几乎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不像类似于朝鲜战争那样，曾引发人们对政策的怀疑，也不像越南战争那样，曾招致大规模的反对。理解了这种心理，才会明白，为何历史学家很难去面对复杂而且有时是尴尬的战争年代，很难去接受一些东南亚人对日本入侵的欢迎，很难接受日据时期曾经推动了这一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
东南亚多数国家，二战前的数百年间，都曾遭到西方国家的入侵，有的地方曾被几个西方国家先后侵占过。到了二战前夕，印度支那三国，也就是越南、老挝、柬埔寨，属于法国殖民地，叫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三国的王朝和王室依然保留，只不过作为殖民当局的摆设罢了；当今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文莱等地，那时是英国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是荷兰殖民地，菲律宾曾经被西班牙，后又被美国统治，帝汶岛则被葡萄牙和荷兰瓜分。
由于东南亚国家长期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都曾遭到残酷镇压，所以当新的侵略者来到后，他们的心理就显得十分复杂，与中国这样的主权国家面临侵略时的情绪，肯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想想看，那些常年为独立奔波而不得其果的民族解放斗士们，多少年都陷于迷茫和压抑中，这时从日本军队在东南亚的军事胜利终于看到，原来亚洲人也能够战胜欧洲人、黄种人也能够打败白种人，而这样的想法，在过去却被认为毫无可能。这种思想与日本当时传播的“大东亚共荣圈”观念正相吻合。
可以说，日军打败西方殖民者的事实强烈激发了东南亚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都认定从此能够依赖日本来对抗西方，多少年来的独立梦想指日可待。
1943年11月5日，日本东京，大东亚会议召开，除了东条英机、张景惠、汪精卫外，还有泰国王子、菲律宾总统、缅甸总理等出席，会后发表的《大东亚宣言》宣扬的“殖民地解放”之说，从中就可以看出与会代表当时的认知。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英明著《东南亚史》，在第十四章里说：应该指出的是，日本宣扬“亚洲人的亚洲”等口号对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某些领导人无疑起了一定的欺骗作用。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曾幻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推翻西方殖民者以获得民族独立。
昆仑出版社出版的梁英明、梁志明著《东南亚近现代史》上编第十一章这样描述：日本在战争初期取得胜利，不是偶然的，其中有日本利用西方殖民国家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民族矛盾，打着“白人殖民主义”的旗号，以“解放者”的姿态侵入东南亚，因而受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上层人士和部分群众的支持，有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还组织部队配合日军作战，当地群众还出迎打败西方国家军队的日军。
《东南亚近现代史》还认为：“在战争爆发初期，英美荷等白人殖民者在日本军队进攻面前狼狈逃亡，大批殖民官员与军人当了俘虏，关进了集中营，这使东南亚人民认清了西方殖民者脆弱的本质，增强了他们争取自身解放与独立的信心”。
日军开始时是与原来的法国殖民当局携手，而这时的法国已是维希政权了。在德国的协助和沟通下，维希政权同意日本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并以此为中转和跳板，入侵其他地区。日本则同意保留法国的统治机构，主要的管理权仍掌握在法国官员手中，王朝和王室依然作为傀儡保持。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维希政权瓦解。1945年3月9日，日本干脆推翻了法国殖民当局，三个地方在日本的鼓动下，一个多月内相继发布“独立宣言”。
在越南，日本大使会见越南保大皇帝，以“亚洲归亚洲人”为由敦促保大帝宣布独立，保大帝随即发布《独立宣言》，宣告越南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日军占领越南河内，越南人夹道观看日军部队，他们以为日军是他们的解放者
在老挝，西萨旺?冯国王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王国脱离了法国统治，再次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
在柬埔寨，我们非常熟悉的西哈努克国王原本希望在越南独立的同时发表本国的《独立宣言》，但由于国内各方联络不畅，结果在越南独立后，柬埔寨才宣布独立。
无论今天我们怎么评价这些独立，但当时这三国都认为，他们的国家终于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争取到了独立的地位。
东南亚唯有泰国除外，当时叫暹罗，后来改名泰国，泰国的意思就是“自由之地”。据解释，因为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这里曾是东南亚唯一一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地方。
然而，正是这个唯一的独立国家，在二战中也投向日本，1941年，暹罗以保持独立为条件允许日本军队在其领土内出入，而且宣布加入轴心国，并与日本订立《攻守同盟条约》，1942年还向英美宣战。日本为了报答暹罗，曾将自己占领的部分地方转让给暹罗。
在印度支那三国，与日军携手的可以说主要是法国殖民当局，国王们是摆设，但在缅甸、菲律宾、印尼，则是另一番景象了。
说到缅甸和菲律宾，米尔顿?奥斯本在其《东南亚史》是这样描述的：“与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政策相比，日本人鼓励这两个国家当地的政治家加入行政管理机构，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中，缅甸最著名的人物是巴莫，他是博士，也是名律师，曾当选为英国控制下的缅甸总理，后因煽动叛乱被捕入狱。日军入侵后，立即释放了这位被殖民当局监禁的民族主义者，巴莫投李报桃，积极与日本合作，建立“行政委员会”，任行政长官 。
1943年8月1日，巴莫宣布成立独立的缅甸国及其政府，并对英美宣战。巴莫曾代表缅甸参加大东亚会议，在会上称：在我们长期的彷徨之中，把我们从荒野中拯救出来的国家，是日本。战后，巴莫亡命日本，1946年被特赦后回到缅甸。
巴莫曾反对殖民当局，算不算爱国？可他最后又倒向日本，倒向日本，究竟是为了反殖，还是为了独立，或是投敌？在他的身上，这些因素显得远比中国的汪精卫等人复杂。所以，他最终能被特赦，而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都被处决。
说缅甸，不能不提缅甸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德钦党。德钦在缅甸语中是主人的意思，殖民当局统治时代，缅甸人与英国人对话、致信，都要称呼对方为德钦。德钦党原名“我缅人党”，因为党内所有人都在自己名字前也加个德钦，以示对殖民者的抗争，所以又称德钦党。这个党创建于1931年， 1936年初领导了仰光大学学生反对殖民主义教育的罢课，并吸收昂山、吴努等学生领袖入党，昂山就是如今我们熟悉的昂山素季的父亲，1939年他被选为总书记。
二战爆发后，德钦党联合其他党派成立缅甸出路派，受到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一批领导成员被捕。后来由于在抗日问题上意见分歧，其中一部分人主张与日本合作，参加巴莫政府；一部分人组织缅甸共产党，反而从事抗日活动；另一部分党员组成了人民革命党。
从德钦党内二战中的分歧可以看出，与日本合作，属于反帝反殖，还是属于投敌，确实颇费思量，夹在英国和日本两者之间，谁是谁非，很多人不能不处于两难的境地。
从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身上，更可以看出当时面对英国殖民者和日本军队时选择两难的复杂性。
昂山在缅甸人民心目中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被誉为“国父”，他从学生时代就投身反英反殖的民族独立斗争，曾被逮捕，还被悬赏捉拿。担任德钦党领袖后，为了争取独立，他决定寻找外部援助。1940年8月，昂山取了个中国名字唐龙祥，在华人陪同下，抵达鼓浪屿，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可惜未果。此时，缅甸国内的一些德钦党人已经与日本接上关系，于是，他转而选择了日本，希望在日本帮助下实现民族独立的梦想。
1940年11月，昂山等人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安排下，又取了个日本名字面田门司，前往日本，在日期间，昂山与日方商讨了“联日反英”的计划。以后，昂山等30人又分别在海南岛和台湾接受日本军事训练，其中还包括后来成为缅甸国家元首的奈温。这些人，按我们的说法，叫做日本侵略军的特务，而缅甸却史称“三十壮士”。他们还在泰国曼谷歃血为盟， 组建了缅甸独立军，协助日军抗击英军及中国远征军，在日军支持下宣布缅甸独立。昂山被缅甸人称呼为将军，这个将军就是日军封的。
1943年3月，应日本政府的邀请，昂山随巴莫等人访问日本，又被日本天皇授予三级日升勋章。1943年8月，在日本监控下，新缅甸国建立，昂山担任了国防部长。
1944年，见日本败局已定，再加上日本为战争强力征用粮食和其它物资、役使大量劳工，引发了缅甸人民的反日情绪，昂山转而抗日，以他为主席、缅共领袖德钦丹东任总书记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成立，并发布《把野蛮的日本法西斯赶出去的》的第一号公告。1945年3月，他率缅甸国民军倒戈进攻日军，5月，配合盟军光复仰光。
凭着昂山在二战中的表现，如果放在中国，战后会是什么结果？
再看看菲律宾的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出席大东亚会议的菲律宾代表正是他。1942年5月，日军占领整个菲律宾，绝大部分官员都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在他们眼里，大概在殖民当局那里做事，与在日本治下卖力，没什么实质区别。
1943年6月，劳雷尔出任独立准备委员会的委员长，负责起草宪法，在9月选举中，他当选菲律宾第二共和国总统。10月，日本宣布撤销对菲律宾的军事管制，承认菲律宾独立，随后，《菲日同盟条约》签订，1944年菲律宾还对美宣战。
日本战败前，劳雷尔亡命日本，日本投降后，被美国占领当局逮捕。就这样一位在中国肯定被判刑甚至处决的人物，1946年7月回到菲律宾后，不但被赦免，1951年还以全国第一高票当选参议院议员，1959年安然过世。
那么印尼呢。苏加诺是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是独立后第一任总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还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999年当选的印尼第一位女总统梅加瓦蒂就是其长女。
在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苏加诺曾被捕监禁、流放多年，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爱国者和民族主义的斗士。然而，1942年1月初，日军在印尼群岛登陆，释放了被荷兰人关押的印尼政治犯、允许印尼人担任各级官员，其中就包括苏加诺。苏加诺认为：西方殖民者是真正的敌人，日本也是敌人，但却可以利用来达到独立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或许正是东南亚那些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们的真正心理。
当日军赶走了荷兰统治者后，苏加诺确实把日军看成他个人和国家的解放者，日本占领军任命他为首席顾问，他也心甘情愿；日本发起各种运动和组织，动员人力物力为侵略战争服务，苏加诺无不成为头面人物。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愿，1945年6月，他提出建国五项原则，日本投降后，他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并当选为总统，还曾策划如何利用投降的日军对抗卷土重来的荷兰军队。
东南亚国家在二战中都曾被日本占领，那些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出面与日军合作，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的选择，但印度并不是二战战场，其著名的独立运动领袖却同样也倒向日本一边。
隆美尔视察参与轴心国作战、在大西洋壁垒防线的印度军团
早在1885年就成立的国大党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在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甚至比以前更为激烈，而英国此时正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按我们的惯常历史思维，算是正义的力量，可作为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的印度人并不这么看。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印度，还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
美国学者斯坦利·沃尔波特所著《印度史》第二十二章开端便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充当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联合的催化剂，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打碎了国家大会党的希望。
国家大会党简称国大党，其领袖人物，我们最熟悉的有甘地、尼赫鲁，其实还有一位：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1937年的选举中，国大党就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曾多次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向英国殖民者要求完全独立，独立的趋势渐成。不过，二战中，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的独立大势百般阻挠，其理由，用反法西斯的思维方式看，倒也很充分，那时正值反法西斯战争的关头，应该呼应这一大目标，而且英国还代印度人民做了决定，将印度也加入到对德宣战的一方，也就是向法西斯宣战。可国大党却因此被激怒，感觉他们很丢脸而且被出卖，因为他们没被征询过任何意见，也不愿意在没有获得绝对自治的情形下参战。
钱德拉在日本参加大东亚会议
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签订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其中称：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意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这一宣言对印度各界来说，非常振奋，但9月8日，丘吉尔却说，这并不适应于印度、缅甸和英帝国其他地区。这让国大党的领袖们难以忍受。甘地发起了文明不服从运动，又发动要求英国“退出印度”的抗议活动。但都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1942年底，大约6万多国大党的支持者被捕，还有10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
国大党在英国面临法西斯进攻的紧要关头所做的这些，是有助于反法西斯呢，还是有利于法西斯？
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维去代替印度人，印度就是印度，这里与东南亚一样，一直受到的是西方殖民者的统治，其反抗的对象就是殖民者，法西斯，或者说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轴心国，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威胁，相反，轴心国对英美各国的沉重打击还动摇了这里的殖民统治。
钱德拉与希特勒会谈
在国大党领袖里，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最为激进，所以常常与甘地政见相左，但他也拥有一大批追随者，监禁、流放一直伴随着他的生活。他追求独立的意志格外坚决，可以说，是一位无畏无惧的爱国主义者。在看到独立无望时，他转而出国寻求支持，而且把目光放在了英美的敌人德国、日本身上，其实这并不悖情理，“敌人的敌人肯定是朋友”，此时恐怕也只有德国和日本才会支持他的行动。
1940年，钱德拉化装逃出了监狱，来到苏联，希望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但没成功。钱德拉又搭上了飞往柏林的飞机，在德国，他四处活动，抨击英国，还帮助德国招募印度军团，打击英军。
1943年，为了寻求日本的支持，他到了东京，日本答应协助钱德拉，同意印度完全独立，钱德拉为此组建了印度国民军，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还代表印度参加了大东亚会议。
钱德拉曾率领印度国民军到达仰光，准备在日本军队的协助下，从缅甸进入印度，然而日本败局已定，他才没有成功。钱德拉后来乘飞机失事，死在台北的一所医院里，死时49岁。
与日军一同作战的印度国民军
激进的钱德拉当时专门与英美做对，谁反对英美就和谁合作，甚至不惜与法西斯力量结盟。就是这么一个人，印度人民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去世后，印度人民一直将他作为独立运动的杰出代表，与甘地、尼赫鲁并列，在他百年诞辰时，还发行了纪念邮票。
二战期间，遭遇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无不遇到共产党的顽强抵抗。这既是因为德意日为主的轴心国将反共作为自己的宗旨，也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苏联受到法西斯的进攻。而在东南亚各国，英勇抗日的也是当地共产党，共产党还深受中共的影响。除了共产党之外，抗日的就是华人。
这里的华人，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与中国的抗战紧密相联，到了七七事变后，更是全力以赴，用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中国的抗战，陈嘉庚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南洋机工更是名留青史。
不但东南亚华人全力支援中国抗战，郁达夫、胡愈之等文化名人还来到这里办报著文，宣传抗日；音乐家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1938年开始还在这里巡演，480天内获得了大量华侨捐款，全部支援了抗战，其中就有项堃、黄源尹等后来成为名人的艺术家们。
日军侵入东南亚后，由于华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专门将华人作为自己的敌人，残酷镇压、多方迫害，而且将华人与当地其他居民区别对待。1942年2月，新加坡，日军以肃清抗日分子为名，强迫华人集中起来，逐一“验证”，凡被怀疑为抗日分子的都被运往郊外集体屠杀，这就是有名的“验证大屠杀”，或称“新加坡大屠杀”。死难数字一直得不到确切统计，有的说5千人，有的说10万人，也有说2万5千到5万的。
华人的抗日斗争，一是加入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如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就是以华人为主；二是自己组织，仅菲律宾华人的抗日组织就有：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侨青年战时特别工作总队、华侨民主血干团、华侨青年战时迫击团、洪门复兴委员会等。
马来西亚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越过一架被炸毁的美军飞机前
华人的抗日斗争除了要对付日军外，还要面对其他当地居民的敌视和冷漠，因为他们抗日，而当地其他人却亲日。
自华人移民东南亚后，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经商的天赋，一部分人成了富人，掌握着当地大量财富。
但是，大量华人却一直认定中国才是自己的家，出国只是谋生计，并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由于汉人没有信教的传统，而东南亚各国又是宗教社会，这也使华人与当地人疏离感明显，文化格格不入，自成一统。相比之下，许多华人往往与当地的殖民当局关系融洽，殖民当局也明白，华人可以在当地发挥当地居民所不具备的商业作用，往往看好华人。这些，都让原本与殖民当局矛盾日趋尖锐的当地居民，将怨恨转嫁到华人身上，排华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
日军入侵之后，当地其他居民多将日本当作解放者，再加上日军对华人的区别对待，更加重了当地人的排华情绪。
华人和共产党的抗日斗争，事实上，一直影响到战后的东南亚局势。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中共的特殊关系、华人与中国的民族联系，也引发了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这些民族主义者当初既献身独立运动，又曾与日军有过各种合作，大多延续了二战期间亲日反殖反华的民族意识，一遇经济、政治或社会事件，便会掀起反华排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所以说，在东南亚，独立、民族、爱国，长期是与亲日、反华、反共相关联的。
亚洲还有一个国家也值得一提，这就是伊朗，因为德黑兰会议是二战期间的重要会议。
二战爆发后，伊朗虽然宣布中立，但是巴列维王朝皇帝礼萨?汗却亲德。1941年8月5日，苏军进入伊朗北部，同时英国等国军队占领伊朗南部，礼萨?汗退位，传位给长子巴列维。1942年1月29日，伊朗和英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同意盟军驻扎伊朗，为盟军提供方便，而英苏则宣布尊重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承诺在战争结束6个月内从伊朗撤军；1943年1月，美军也在伊朗登陆，宣布将遵守三国同盟条约。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首次会晤，这就是著名的德黑兰会议，中心议题是开辟第二战场，还就战后世界安排磋商，其实就是探讨如何划分势力范围。这一会议影响了二战以后的进程和战后的世界局势。
如果身为伊朗人，从伊朗在二战中的遭遇，会得出什么结论？是反法西斯的正义？可自己这个非法西斯的国家，而且也非反法西斯的战场，却被多国占领，由于这种占领，在战后领土还险些被分割。
1943年底，美英苏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谈，第一次共同磋商德国的未来前途
可以说，在亚洲的二战历史中，正义、民族、独立、反殖、爱国、卖国、反法西斯等等词汇，对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各个党派、各个群体以及各个政治领袖而言，其概念并不一致，有的还相距甚远。
英美等国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可也是殖民者；在遭受德意日侵略的国家，反法西斯是主要，而在西方国家的各殖民地里，争取独立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对一些国家而言，维护领土完整、反对侵略是正义；可对另一些原本就没有主权的地方，反对西方殖民统治，显得更为急需，才是当下的正义。
对属于反法西斯战场的国家，赢得胜利是目标；可对那些不属于二战战场的国家，赶走殖民当局就是最终目的。
于是，亚洲的二战历史复杂且吊诡，英美法日等原本在历史中角色十分鲜明的国家，有时却变得模糊起来。
二战后的事实证明，那些殖民地独立运动领袖的担心不无根据，果然，日本投降，西方国家又卷土重来，争取独立的运动重启，反帝反殖的烽火再度燃烧，民族解放斗争依然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其中，印度支那三国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法美苏中四大国先后博弈，直至兵戎相见，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和战后冷战的格局。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部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同盟国家签订投降书
审判席上面的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