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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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晓东
一九八四年，庄稼还没收割完，我从北大荒老家出发，开始负笈京城的生涯。所谓“负笈”，其实箱子里只带了一本《十月》杂志，里面登有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这篇名噪一时的小说自己在高三这一年里已经读了很多遍，但依然想带到燕园，可以想见曾经对我产生的影响。今天想来，大概是成长过程中贫瘠的情感荒地，被我在《绿化树》中所感受到的精神内涵一度深深滋润，以至于它对我的中学时代就有了情感护身符的意义。
报到之后，这本《十月》却一直压在箱底，再也没有被翻开。出于一种素朴的专业意识，我当时更想看看专业评论者是怎样评价《绿化树》的。于是在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的《读书》杂志上偶然看到了季红真的《两个彼此参照的世界——论张贤亮的创作》：
一个是底层劳动者朴素、健康的情感世界，这是一个在历史和现实的制约中，充满了不幸和苦痛，然而却有着更多正常人性的自在世界。另一个则是知识分子充满矛盾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理应自觉却被“铁的逻辑”扭曲得从外部到心灵都极为残缺的世界。
对于一个中文系的本科新生，这种关于我高中时代偶像作家的创作世界的洞察，让我顿生醍醐灌顶之感，意识到了我所崇尚的《绿化树》中的主人公，其实有着一个从外部到心灵都极为残缺的世界，也意识到了知识分子需要加以警惕的与生俱来的自恋情怀。或许这是我最早意识到一个人的情感方式本身也需要一个自我超克的过程。
而邂逅季红真这篇文章对我的读书生涯产生了更难以估量的意义，是从此爱上了《读书》杂志。我带着二十岁所累积下的全部情感饥渴，开始了自己阅读《读书》的历程。几年后，我读到王佐良在评价穆旦的一篇文章形容联大诗人学子对艾略特与奥登的着迷：“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两个诗人。”我想我当时读《读书》的热情，恐怕当得上以“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来形容吧？
在八九十年代雄伟壮观的社会革命、思想启蒙的风景中，《读书》堪称是一面最绚丽夺目的精神旗帜，这一判断不需要我来重复，我只想表达感激之情。《读书》可以说与我的读书生涯的情感历程相伴始终，每次读到所谓“读书体”经典的美妙文字，都会使我顿生情感的震颤和心灵的触动。如果从今天的后见之明的意义上界定，我们那一代学子可能在《读书》中见证了中国社会激烈变革的外部历史进程，也同时体验到了新的情感和心理结构的渐渐成型和缓慢演变的历程。我把这种对时代情感结构的形塑，看作《读书》更大的历史功勋所在。
举个具体的阅读案例吧。对我个人的《读书》阅读史而言，我的个体情感的发育，是与《读书》上署名“默默”的文章构成了密切的关联的。初次遭遇“默默”，是读他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重温<金蔷薇>》：“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的生活本身。”
我们这一代人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想，可以说，理想主义的土壤已然重新耕耘，我们已经开始倾近怕和爱的生活。
在我个人的阅读生涯中，有许多被震动的时刻，而读了前引这段话的震撼体验，直到三十年后的此刻，依旧刻骨铭心。我或许夸张了当年的阅读感受？恐怕并非如此。默默在文章中说，《金蔷薇》竟然会成为他所隶属的一代人的“灵魂再生之源”，还有什么样的表述更能凸显《金蔷薇》对他那一代人在精神结构中起到的作用呢？也同样不夸张地说，默默对《金蔷薇》的解读也重塑了更年轻一代学子的情感体认，进而把新的文明质素注入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中。默默由此也把《金蔷薇》重新带入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使大部分国人所陌生的怕和爱的图景构成了新时代的结构性因素。
当然，我当初之所以感到震惊，也因为默默所引领的怕和爱的情感走向之中，分明蕴含着异质性的文化因子。这种异质性在我随后开始阅读的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我不大理解勃洛克对俄罗斯和人类的将会遇到的考验所怀有的那种先知式的、神秘的恐惧；至于他那种宿命的孤独感、毫无出路的怀疑、灾难性的沉沦以及他对革命的过于复杂化的理解，更是我无法理解的。
既然连帕乌斯托夫斯基本人都无法理解勃洛克式的复杂性，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自然更加感到困惑。勃洛克式的充满吊诡的思想在八十年代生气勃勃色彩单纯的中国文化气候中显得很陌生，也很另类。相反，倒是默默继续在《读书》发表的那些神学哲思，以其纯净的宗教感，为我的阅读提供了另一更加高旷的视野。
到了九十年代，勃洛克式的困惑卷土重来，我又读到了《读书》上发表的默默的文章《记恋冬妮娅》：
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身上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
作者的“不安”也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当年同样在汲取保尔的革命理想、光辉信仰以及献身精神的过程中长大成人的我们这一代，进而化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安”。因为冬妮娅那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的确慢慢地覆盖了保尔的“粗鲁”的革命性，最终融入到我们对于布尔乔亚乃至贵族式生活的可能性远景的憧憬之中。
我不想说默默的文章介入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告别革命的意识形态历史进程，这种说法对我们这一代《读书》的读者曾经热爱过的默默多少有些轻慢，毕竟默默当年真正勉力而为的是把神圣之爱的文化质素带入后文革时代的情感结构之中，用以充填“主义的幻灭”所带来的信仰真空。但历史阴差阳错，也许新的一代只看到了默默对俄罗斯式的贵族气质的迷恋，最终放逐（或者忽略）的是其宗教诉求中的神圣情怀。
随后，在九十年代的情感语境中，我又读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深感《日瓦戈医生》同样在引领我继续体认俄罗斯精神传统的复杂性：
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做过准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义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
对于我这一代把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尊奉为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经典大师的读者来说，日瓦戈医生的俄罗斯气质分类学也让我继续为之困扰。中国读书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无疑被日瓦戈医生吸引，继续把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腼腆的天真”，那种既执迷于探寻人生的意义，又不流于空谈和玄想，也远离布道者的真理在握的谦和本性，那种从一个谦卑的生命个体的意义上去承担历史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气质，融入到一代人的情感结构之中。这也应该是默默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就试图重新体认和激活的精神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日瓦戈医生》连同默默所激赏的契诃夫、《金蔷薇》，就在前苏联的主流革命文学图景之外，提供了我们透视俄罗斯和苏维埃历史的另一种更繁复的精神视野。而《日瓦戈医生》所代表的复杂化的俄罗斯精神传统也内化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九十年代后的中国思想界之所以会更亲和于从普希金到契诃夫再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气质，其原因自然需要到“告别革命”的文化思潮中去寻找。这是一个刚刚经受了挫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精神创伤时代，知识者往往趋向于回归内在。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讨论明治二十年代“心理的人”的出现时指出：“当被引向政治小说及自由民权运动的性之冲动失掉其对象而内向化了的时候，‘内面’‘风景’便出现了。”就像日瓦戈医生选择在瓦雷金诺去沉思默想一样。但是，对内心的归趋，并不总是意味着可以同时获得对历史的反思性视野。个体性价值在成为一种历史资源的同时，有可能会使人们忽略另一种精神流脉。当帕斯捷尔纳克把源于普希金、契诃夫的传统与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峙的时候，问题可能就暗含其中了。普希金和契诃夫的气质是否真的与托尔斯泰等人的精神传统相异质？学者薛毅即曾质疑过帕斯捷尔纳克的二分法：
托尔斯泰有更加伟大的人格和灵魂，这个灵魂和人格保障了托尔斯泰的文学是为人类的幸福而服务。俄罗斯作家布洛克说托尔斯泰的伟大一方面是勇猛的反抗，拒绝屈膝，另一方面，和人格力量同时增长的是对自己周围的责任感，感到自己是与周围紧密连在一起的。
罗曼·罗兰也曾经说过：“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体现在他每个人物的身上，因为他是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他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找到了可爱之处，并能使我们感到我们与他们的友爱的联系，由于他的爱，他一下子就达到了人生根蒂。”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从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但又对时代充满关注的知识分子的角度来写历史”具有值得珍视的历史价值的话，托尔斯泰这种融入人类共同体的感同身受的体验，也是今天的历史时代中不可缺失的。它启发我思考的是：个体的沉思与孤独的内心求索的限度在哪里？对历史的承担过程中的“历史性”又在哪里？“历史”是不是一个可以去抽象体认的范畴？如果把“历史”抽象化处理，历史会不会恰恰成为一种非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具体性在于它与行进中的社会现实之间有一种深刻的纠缠和扭结。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社会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去历史化”的倾向，在告别革命的思潮中，在回归内在的趋向中，在商业化的大浪中，历史成为被解构的甚至已经缺席的“在场”。当历史是以回归内心的方式去反思的时候，历史可能也同样难以避免被抽象化的呈现和承担的命运。
在这个意义上，“读书文丛”所收陆建德一书《麻雀啁啾》中的同题文章，或许为文坛贡献了一针清醒剂。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这部常被西方评论者理解为敬重生命个体的小说，却对出身贫寒家庭的马林娜和她的女儿们丝毫没有尊重，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同情的对象是中上阶层而不是社会的底层：“要求作者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是荒谬幼稚的，但是作者的阶级意识会不会影响到他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处理？”陆建德先生洞察到的是隐藏在帕斯捷尔纳克意识深处的阶级区隔，这对于小说力图展现的所谓守护生命个体的意识形态内景就构成了某种反讽。
该如何在告别革命和告别阶级话语的九十年代历史语境中体认陆建德提出的问题呢？如果说，从季红真对《绿化树》的论析，到默默对《金蔷薇》的守望，再到陆建德对《日瓦戈医生》的透视，其间已然形成了一个具有连贯性的问题线索，那么如何从这一问题域中进一步获得启迪，是今天的读书人应该直面的一个课题。我在洪子诚先生的文字中欣喜地看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应：
（《麻雀啁啾》中）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日瓦戈医生》的中国评价史上既是新的，也是旧的。说是“旧的”，因为对这部小说最大的争议，就来自建立在不同阶级、政治立场基点上的评价。说是“新的”，则是自80年代以来，“阶级”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逐渐退出视野，准确说是已经边缘化。因此，《麻雀啁啾》重提这一问题，至少在我这里，当时就有了“新鲜感”。这应该也是90年代后期反思“告别革命”，重新评价革命“遗产”这个思潮的折射。但《麻雀啁啾》没有采取那种翻转的方式和逻辑，没有重新强调阶级是唯一正确的视点。它是在对《日瓦戈医生》理解的基础上的有限度的质疑和修正，表现了历史阐释的复杂态度，耐心了解问题中重叠的各个层面，不简单将它们处理为对立的关系。
也许，对复杂历史的阐释，首先就建立在“耐心了解问题中重叠的各个层面”这一前提之上。这也许同样是一个时代的复杂化的情感结构所内涵着的一个维度。对于生命个体而言，敢爱敢恨，笃定执着，不失为一种好的情感品质，而对于一代人，一个时代的总体情感结构而言，如洪子诚先生所谓的一种“历史阐释的复杂态度”，一种多维度的结构图景，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这种复杂化，会使群体的无意识的盲目冲动和有目的性的历史激情的天平获得某种平衡，而不至于向某一端过于倾斜。《读书》一向所青睐的那些倾心于阐释的复杂性的文本，或许也是这样参与了中国社会情感结构和文化范式的历史建构过程之中。
吴晓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1930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