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的婚姻如何演变为孽缘 （ZT）

李锐一生中，有四段婚恋经历。其情感生活的不尽波折和苦难，皆与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可谓若干历史的折射与照影。迤逦回顾，发人思省。

 

 

重庆的洞房

 

李锐的第一个爱侣，是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之一的万国瑞。“一二．九”运动中，万是汉口女一中的学生，但却担任了该市学生大游行的总指挥，可见其英武与飒爽。1936年她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同高两班的秘密学联负责人、机械系的李锐接触更多。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彼此渐生爱意。

 

由于找不到党，以李锐为首的学联中最积极分子，酝酿建党，于1937年2月自发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支部”，万国瑞是9名成员之一。这年春天，李锐和万国瑞先后秘密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找到党组织，他们的党籍得到认可。

 

6月的一天，警察在李锐住处搜查出进步书刊，将其逮捕。李锐佯称自己从长沙来北平考大学，书刊是一个刚回老家的同学放在这里的。敌人查不出其底细得到释放。在这段颠沛和动荡的岁月里，李锐与万国瑞经历了惊险加热恋的革命浪漫，从此双双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在京期间，李锐为万国瑞起了个化名“杨纯”（延用终生），以纪念两人纯洁之爱情。

 

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李锐、杨纯和一批流亡学生撤往济南，参加了省府组织的培养抗战人才的青年训练班。继而李锐随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万国瑞并一批女生去了济宁。分别前，李锐将自己的名字李厚生改为李锐。所以取“锐”字，是“锐”、“瑞”同音，含深深眷念之意。

 

从此，这对革命情侣失去联系，天各一方。1938年3月，李锐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代表的名义，到武汉参加全国学联大会。其间还拜见了冯玉祥、沈钧儒、王昆仑、许宝驹、罗隆基等名人，为流亡学生募得一笔捐款。由于山东泰安等地都已沦陷，被中共长江局派往徐州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开辟青年工作，任该地区青年救国团总负责人。徐州突围前，李锐率救国团部分人员赴东北军于学忠部，组建战地工作团。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李锐突围出来，从苏北到上海，再取道香港、广州，回到武汉。接着受中共长江局委派，到湖南省委负责青年工作，任省青委书记。

 

武汉沦陷前夕，大批进步人士和团体撤到长沙，李锐频繁接待。其间，原武汉秘密学联领导成员、懿训女中的范元甄，担任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抗战演剧九队的负责人（为地下党支部书记），与李锐邂逅。他俩在“一二．九”运动中便已熟悉，有时在东湖泛舟聚会，有时去教堂布置任务，过从较多。“大江东去浪滔滔，似火青春万丈苗。”（此句并以下未注明诗词，皆为李锐旧作——笔者）意外重逢，彼此自然而然萌生慕恋之情。未久范元甄调去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李锐在信中要求范元甄给他半年时间，寻找杨纯；如果找不到杨纯，两人再发展关系。范元甄反对这一动议。因为李锐的俊朗帅气，特别是他的革命胆识、才干和理论修养，都使她倾心。尽管范元甄不肯许诺“等待半年”，但她还是真诚、友善地打听过杨纯的消息，只是没有结果。或许，这正是她期望的结果。

 

1939年夏，李锐去重庆参加中共南方局（原长江局）青年工作会议。开会期间同范元甄结婚。

 

失散两年多的杨纯，此时流转何方？

 

杨纯起初留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历经无数次浴血战斗，升任第四游击支队（相当于团）政委。后调皖苏新四军根据地，任皖东北特委书记、苏北区党委组织部长（黄克诚为书记）。她曾与张爱萍结婚，后离异同宣传部长张彦结婚。

 

1943年，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李锐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而受关押。其中一个荒唐的指责是：传说他的前女友杨纯，在新四军中有严重问题。直到这时，即分别6年之后，李锐才得知杨纯在新四军中。不久刘少奇从新四军回到延安，郑重澄清：“整个新四军中，杨纯是第一个最好的女干部！”一言九鼎，使李锐在这个纠结上得以解脱。

 

杨纯与李锐同龄，范元甄则比李锐小4岁。1938年，世界青联代表团来中国，支持抗日战争。武汉各界召开大会欢迎代表团，17岁的范元甄代表中国青年即席讲话。王明对她的精彩发言，朝气蓬勃的风采，特别赞赏，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小范经其国文老师何伟（解放后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驻越南大使、教育部部长等职）介绍，已经入党。

 

 小范年轻，漂亮，写一笔好字，写一手好文章，口才极佳。抗战初期，她是与彭子冈齐名的中共女记者，在《新华日报》上用本名发表多篇文章。李克农对她亦有好感，曾布置她作过一些情报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尤其欣赏她，并视为干女儿。小范曾把李锐写给她的情书，送给周、邓过目。

 

李南央整理的《父母昨日書》

范元甄写信给吴凇、光未然（著名诗人张光年笔名，《黄河大合唱》《五月的鲜花》词作者）等朋友，说她很钦佩李锐，两人已经相爱。光未然回信祝福范元甄：“在那许多勇于逐鹿中原的人中间，你选择了他，当然是不会错的。”范元甄在写给李锐的信中坦陈：“在一个可爱的男孩子面前，对果（李锐昵称——笔者）的思念就会被挑起。也许因为他正是可爱而为我所爱，又最恰合的男孩子吧。”

 

由于行踪不定，聚少离多，李锐利用赴重庆开会之机，和范元甄匆匆结婚。那年他22岁，范元甄18岁。婚礼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所谓婚礼，只是叶剑英给两人拍了若干照片，大家吃了顿便饭而已，并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当时周恩来（并邓颖超）在苏联治疗臂伤，新婚的洞房，便是周恩来夫妇的卧室，婚床即周恩来邓颖超的睡榻。

 

“抢救”爱情

 

1939年底，李锐和范元甄双双去了延安。

 

 周恩来回到重庆后，责问为什么把小范调走了？得知是博古（南方局组织部长）决定的，小范到延安后进的不是抗大、女大，而是中共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其中女同志较少），便没再说什么。在延安期间，小范曾收到周恩来关怀和勉励她的一封长信。她一直珍藏到晚年并上交组织。

 

 抗战中的延安，男女比例约为18∶1。李锐和范元甄郎才郎貌，女才女貌，一个金童，一个玉女，人人艳羡。李锐在闲谈中对笔者讲过：“那时候，范元甄比我有名，是所谓‘四大美女’之一。最出风头的一次，是中央举办一场关于宪政问题的辩论比赛，范元甄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的代表，抗大学员为共产党的代表。结果，小范把共产党一方的代表给辩倒了。这事成为笑谈，传了很久。”

 

 还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范元甄卓尔不群。有次她走在清凉山的小路上，正好碰上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毛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范元甄非常惊讶：主席怎么知道自己？

 

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发现纺车前面出现一双大脚。抬头一看，毛主席正微笑着看她纺线。主席怎么认识她，知道她是小范？她一直都没搞清楚。

 

 在马列学院学习一年多，范元甄调入中央政策研究室（相当于中共中央的“翰林院”），任弼时是主任，副主任陈伯达负责实际工作。20岁的小范，在研究室国际组工作。

 

1943年4月1日，时任《解放日报》评论编辑的李锐，在“抢救运动”中突然被保安处逮捕。范元甄自然不肯相信夫君是什么特务，她在两天后的日记中写道：“看是什么王八蛋捣的鬼吧。”

 

20天后，她又动摇了：“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整风以来，即使不是敌人的问题，我已不能满意于他，满意于他之对我。”

 

“除了一个党员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外，再没有一点私人关系。”可是，5月9日凌晨小范却又做了个梦：“说是他回到报馆，他并没有问题，误会都弄清楚了。还有博（《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笔者）讲了些话。”

 

就在思想反复之际，老邓表态了：“小范在小事上比谁都聪明，大事上比谁都糊涂。”范元甄对此“觉得亲切，意味着对我的爱护的责备”（43.5.10日记——指1943年5月10日日记，下同）。

 

此后，老邓在小范的日记中频频出现。

 

 老邓即邓力群，政治研究室指派“抢救”范元甄的干部。当时运动的逻辑是：既然李锐是特务，那么妻子多半是同伙。范元甄日记称：“我在梦中！人们都以为我是特务。只要我说出怎么加入的，就赦免我。……我真盼望我曾是加入过特务机关的。”

小范没有李锐那么坚强、刚毅，她心里灰溜溜的，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情绪。她在43.5.23日记中坦露：“昨晚他们跳舞，起初我没跳（昨天例假第三天），后跳了几次。都没有上次那样高兴。烦，我又有点不想管束我自己了。这是很危险的。”其所指，是她同邓力群的关系——她已经被邓“抢救”到自己的床上。

 

1944年春，范元甄“为了改剧本，与周恩来同志长谈了一次。有一点新的感觉：党看问题并不像研究室个别同志那样简单幼稚的。一席话，使我发觉，反特斗争以来，连我自己也把事情太简单化了，仿佛什么都是特务、特务。”（44.3.15日记）

 

这年6月，经周恩来亲自干预，李锐平反出狱。此前，博古专门找范元甄谈话，嘱咐她千万不要把她同邓力群的事告诉李锐，以免再度打击他。可李锐放出来当天晚上，范还是如实讲了，说她敬佩邓力群，崇拜他的学识和能力，两人是属真诚相爱。

 

李锐听完，当即走出窑洞，决然和范元甄离婚，并为此大病一场，在医院中抢救。

 

 邓力群当时有老婆孩子，他和小范如此胆大妄为（同床时曾先后被他妻子和胡乔木撞见），影响极坏。鉴此，杨尚昆主持中央直属机关学委（整风中成立的学习委员会，总学委负责人为毛泽东）大会，连续五天对邓、范两人进行批判。杨尚昆严肃指出：“在审干中发生这种挖墙脚就会影响到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甚至刺激起对党感情的决裂。”“从这次事情的责任说来，双方是一样的。之所以特别着重责备一方（指邓——笔者），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犯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其根源，是“狂妄的个人主义”。

 

批判会后，范元甄被下放到延安周边一个乡当文书。不想邓力群竟追到那里，冒充丈夫，与范同居一周。用当今的话讲，是属“顶风作案”（此事系范元甄在悔疚中告诉李锐的，杨尚昆等领导人始终不知）。

 

“挖墙脚”一事，无疑成了延安一大丑闻。范元甄名声扫地，从昔日的一朵花变成了“豆腐渣”，精神一下子垮了。她把杨尚昆在批判大会上的长篇总结发言认真誊抄一份，交给李锐，表示忏悔，同时提出复婚要求。李锐骨头很硬，但心肠甚软。当时黄乃（黄兴之子）和刘祖春（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挚友都劝止李锐，可在蔡畅等人的说和下，两人还是于一年后复婚。

范元甄

 

2011年一个春日，笔者去看望李锐。李把范元甄誊写的杨尚昆发言原件拿出来，给我和他外甥看。60多年前的蝇头小楷，甚是娟秀工整，透着范的才气和自疚。李锐感慨地说：“扪心自问，我这一生没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也没犯过什么错误。”他外甥脱口而出：“你和范元甄复婚，就是最大的错误。”我亦表示同感，进而问李锐：“你那时候干嘛要复婚哪？”

 

他说：“当时我想，我离了她，我好办，找个什么样的都有条件。可是她怎么办？臭成那样，谁还要她？”

 

在阅读李锐和范元甄数十年日记、书信的过程中，本人有个深刻的印象：李锐总是迁就范元甄，让着她，宠着她。即使是复婚之后的头几年，范也常常对李使性子，发脾气，仿佛出轨、受批判的不是她，而是夫君。我问过李锐：这是为什么？李说：“到延安后，她早（流）产一次，还堕过两次胎；再后，生了三个孩子。这些，都影响了她聪明才智的发挥，所以我总觉得亏欠了她，对不起她，也就总让着她。”

 

大难来时

 

1949年在北京时，周总理去医院探视张西曼教授，听说小范也在这里住院，便特意去病房看望了她，一时引起轰动。1952年到北京以后，30出头的范元甄，便担任了三机部（后为航天工业部）重点军工厂——青云仪器厂的总工程师，名位显赫。

 

正当姹紫嫣红之际，不料一场暴风雨兜头而至——李锐在庐山会议中逆鳞惹祸，牵连到她。常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如此男女，当属薄情寡义的少数。但范元甄走得更远：她竭尽全力揭发李锐，把“大跃进”中李锐议论毛泽东的私房话全端了出来，必置夫君于死地，以求得自身的解脱。结果导致李锐被开除党籍（这场反右倾运动中，只有李锐被开除出党），劳改，坐牢，20年不得翻身。

 

李锐罢官后，田家英给他打电话，有这样一句：“我们是道义之交”。范元甄听到后马上举报，致使李锐家中的电话被拆除，田家英挨整。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对李锐比较同情、关护，曾抚慰他：“留得青山在，续受委屈吧。”范元甄认为刘与李划不清界限，亦向上揭发。这一切举动，并没能保住她的官位。李锐的秘书在清理李办公室的东西时，发现抽屉深处有范元甄写给李的一封信，其中有质疑粮食放卫星等当时犯忌的内容。该秘书没有揭发李锐一个字，但范对丈夫落井下石，主动将此信交给组织。为此，范总工程师同样受到查处，被贬为热处理车间炉前工。

 

庐山会议后，水电部揪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一百多人受到株连。李锐白天在部里接受批斗，晚上回家挨范元甄批斗——无止无休的高声责骂。

 

李锐于1960年5月流放北大荒劳改，在这之前，范元甄便提出分手。

 

李锐1960.2.7日记载：“晨，范正式冷静提出离婚问题。经济安排等均谈到，置我于困境，类扫地出门。过去之恶吵，全由政治也。”

 

1960.2.10日记：“因抽出存款4300+1100，留条，引起大吵，并大出拳掌！我前世何孽！”

 

1960.2.11日记：“手中无一文。为理发，取走彼袋中款，又大吵谩骂一顿，并将孩子叫来……”

 

1960.3.7日记：“昨天晚上发展到爆炸程度。……结果高举钳子，以门代人泄忿，将我的房门打个大窟窿。”

 

由于田家英找李富春援助，1961年11月20日，差点饿死的李锐得以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没等他缓过神来，范元甄即于11月31日逼他同到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

 

此前，她把李锐从北大荒寄给她的讲“大跃进”真实情况的信，全部上交组织，以示大义灭亲。

 

李锐1961.11.30日记吟诗慨叹：“世事当今正反闻，亲人终竟变仇人。为避边寒返都日，一台压轴办离婚。”

 

 离异后，李锐住进一个小单间，后搬到另一栋楼里，自己单独起伙，保姆蔡嫂有时偷偷给他送些饭菜。没有搬出前，范元甄经常打上门来。

 

李锐1961.12.3日记：“又大发作，要强撵我出屋，守住将窗户打开（知我疾咳嗽多日也）。最后一招是将被窝、什物掷之窗外。出手一拦，则出泼皮撒赖：‘你还打人’。于是我眼鼻之间被抓破，又手持菜刀破门而入，幸蔡嫂死命抱住，否则是要大流血的。好在这些都有精神准备，并非意外之击，还破口骂刘（指水电部部长刘澜波——笔者）。此人实令人心死。”

 

1961.12.6日记：“晚上又大发作：为何回来不检讨，无歉意。从此屋到彼屋，马上滚蛋。今天痰咳转重，有气喘之势。只有拼命应付，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全副武装也。直僵持到夜三点。”

 

1961.12.18日记：“六点即从床上叫去，要清算这二十年。沉默是不行的，道歉更不行，认错是空洞，必要一件件谈，真正沉痛。……呜呼！当然就不能再给饭吃了。我宁肯饿死，也不能再受此训凌。拿到4.5斤粮票，总还有饭馆。但就是怕，不吃饭仍不得安静。我生何孽！”

 

搬出去后，仍有感叹：1962.2.13日记：“此人之反复任性，人类之空前绝后。”

1962.9.8日记：“夜听《茶花女》话剧（演员水平不高）。小仲马留给人类这样崇高的灵魂，美丽的悲剧。马格里特死前终于还能见到悔悟的阿芒，还得到公平。呵！我是——夜半不能寐，服药独伤心。”

 

这种日子，持续了一年多。

 

1962年7月7日，李锐于日记中感伤：“七七廿五年了！北京十年，从没去过一次翊教寺。现在真有此意愿。”翊教寺，即“七七事变”前他和杨纯到北京寻找党组织关系时的住所，亦即两人热恋之地。李锐经常想起第一个爱人杨纯：倘若当年不曾失散，何以至此……

 

解放后，杨纯先后担任华东纺织管理局局长、周恩来秘书、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1953年杨纯是人大代表，自上海来京开会，找到李锐，两人回顾既往，感慨万端。李锐对范元甄一向宽厚、忠诚，没想到灾难来时，范元甄竟恩断义绝，把她的不顺和失落，化作无尽的仇怨，统统发泄到李锐身上！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水电部党组本有为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干部使用的意向。怎奈范元甄不断告发李锐，使刘澜波等难以援手。1979年回京复职后，李锐才从刘澜波处得到知：邓小平看完范元甄揭发李锐的两大本材料后，说：“太恶劣了，烧掉！”范元甄于“文革”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引以为荣：全党第二大走资派如此这般，更说明自己是正确的……

 

笔者问过李锐：“邓小平当年指的什么？是说范元甄的告密行为和怨毒的言语太恶劣了，还是你的‘反党言行’太恶劣了？”

 

李锐说：“搞不清。”我说：“可能是前者更重一些，倘若是你的‘反党言行’太恶劣了，作为重要的文字证据，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是不会让人烧掉的。”

 

李锐在1962.10.5日记中写道：

 

夜听《钗头凤》。陆游与唐惠仙悲剧。剧本不算顶好，仍有诗剧之感。陆游如此多情的诗人。还是“沈园”两首动人，引起我的许多感伤（剧中“淡了，远了”的是真情）。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稷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与表妹唐婉（惠仙）青梅竹马，婚后琴瑟和谐，但却被他母亲蛮横拆散。陆游无奈另娶，唐婉郁闷他嫁。两年后，这对棒打的鸳鸯于绍兴沈园偶遇，陆游悲情难抑，在墙壁上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唐婉和了一首给他，因伤情过度，未久香消玉殒。40年后，陆游重访沈园，百感交集。

 

李锐钦慕陆游和唐婉的深情，更为两人的离散而叹惋。李锐的感伤在于：自己和范元甄同样有过美好的恋情和婚姻，而毁掉这一切的，却是两次错误的政治运动，以及范元甄在逆境中的不贞和寡义……

 

李锐在1963.12.13日记中感怀：“昨夜看《州委书记》（前苏联长篇小说——笔者），九点多即上床。屋子很冷。有一段爱情与友谊的话颇值得抄下，这是我长期考虑过的：‘大家知道，爱——这是一种不如友谊那样巩固的感情，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更自私的，只有在与友谊并存的时候，爱情才是巩固的，长久的，忘我的。在困难的时刻，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时可以遇到的容易摔跤的地方，友谊会扶助爱情。在爱情无能为力和不忠实的地方，友谊却能坚持，能经得住一切。’”

 

李锐联想到的，显然是自己同范元甄的关系。他在1964.10.12日记中叹喟：“高音（指高声吵骂的范——笔者）之虐待，很像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世上公私生涯如我者，确是稀有稀有。”

 

红颜知己

 

1975年，李锐离开关押他8年的秦城监狱，再次被遣送到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这年，他58岁。此时“文革”已进入末期，不像初始那般雨骤风狂，人们的情绪亦多松弛、懈怠。李锐的勤谨、耐劳、亲和，尤其是超凡的文化造诣和思想道德修养，给水库职工留下良好的印象。尊敬、同情和盼望他（并彭德怀等）洗雪冤情的人相当多。

 

就在这期间，一位上海女知青走近他的生活。

 

李锐在给大姐的信中讲：“这里有一个女孩子，很关心我，知道跟我接近能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常帮我做一些我做不好的生活事情。如补毛袜、毛裤之类，还想学我的字（她未婚夫嫌她的字写得不）。”

 

姑娘聪颖，敏学，勤快，是当地有名的“一枝花”，即将结婚。为答谢她的照顾，李锐托大姐寄来竹制笔筒和茶叶相赠。却不料，其未婚夫很快被癌症夺走生命。姑娘请李锐代拟电报、信件与悼词等，把他视为精神依托。而此前，当地领导以阶级斗争观点，已禁止她与李锐来往。

 

巨大的悲痛和人生挫折，使姑娘把自己的关切、怜惜和真挚的爱，转移到李锐身上。

此时，李锐已鳏居14年，此种关爱如一股清泉，浇灌着他那荒芜既久的情感沙漠。

李锐信告大姐：“如此逆境，得此人缘，确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笔者阅读李锐“文革”日记，通篇皆感沉郁。唯有同小姑娘交往的短暂记述，漾动着生命的绿色。

 

1976.1.30：“今日除夕，我也未能免俗。上午洗衣、做菜，将琬姐寄来腊味蒸了几小块。晚上食堂不开餐，自煮腊羊肉面，并小饮自制橘子甜酒一杯。下午与晚上，见此孤独老人可怜，一位小客人（指姑娘——笔者）来与我做伴。特请吃京沪糖果，琬、灼（李锐的大姐、二姐——笔者）寄来尚未开盒也。”

 

1976.1.31：“昨夜看《多雪的冬天》（苏联长篇小说——笔者）至一点，也是守岁，但六点不到即醒来，听老鼠掘洞声。整个下午至夜晚，小客人包元宵（有人送了糯米粉），各种甜、肉馅，欣然自赏。”

 

1976.2.6：“六点起床，锻炼。下午沿公路下金家冲漫步，路遇旧识漫谈。还我青春，想作首诗，难得的愉快心情。夜续摘《冬天》。”

 

1976.2.8：“六点起床，锻炼。招待小客人。夜再观《杜鹃山》。”

 

1976.2.15：“因雨，起床稍迟。自午至夜蛰居房中，难得随意倾心。”

 

李锐每同小姑娘相聚，日记上端皆作个记号，不过内容都相当简略。唯1976.2.16日记，赋诗抒情：

 

一系红绳合一人，喜传海上太湖滨。

时烦双鲤漆胶谊，岂阻重山鱼水情。

志趣相投偕白首，短长互补葆青春。

风霜冰雪莫何奈，祝愿长如梅竹亲。

 

这是已知李锐诗词中，独有的一首情诗。从中可见，他和小姑娘情感之深挚，意趣之投合，且有白首偕老之愿。“时烦”、“岂阻”，指当地领导已经监视他们。李锐认定自己和姑娘的关系是正常的、正当的，故而表示：“风霜冰雪莫何奈”。结果，风霜冰雪还是很快到来：两人遭到粗暴干涉和多次大会批斗，最大的一次是在磨子法的领导单位下游佛子岭电站举行的，那里更人多势重，被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为此，李锐日记中断数月之久——他和姑娘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实难笔诉。

 

“文革”的一大功效，便是摧残人性和良知。一缕美好的情缘，就这样被斩断了。其后，李锐在给二姐的信中，诉说了他的愤懑：“翻《龚自珍全集》（‘不拘一格降人才’作者）。这个开一代风气的人，终身微官，志不得伸，辞官回乡，颇有些‘艳遇’流传。于是有人论述，因不得志，‘于是乃横逸斜出，为红粉知己之想’。……我何感相伴！且龚归乡二年而逝，仍是一直埋头著述的。这种‘情不自禁’的咏叹放诞，也是诗人一时难免。我之写上这段，就在花事（指同姑娘交好并被批斗——笔者）。当时也颇有‘红粉知己’聊慰寂寞之感，而终坠聊斋故事也。”

 

多年之后，李锐这段“花事”仍被若干人视为“污点”。本人则完全相反，认为这是李锐人生中的一个亮点，耀眼的亮点。试想：小姑娘当年26岁，年轻，貌美，她同大自己32岁的李锐相爱，图什么呢？或者反过来说：李锐乃戴罪之钦犯，除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追随者”、“阶级异己分子”等沉重的政治帽子外，一无所有，他依什么条件与姑娘牵手呢？唯一的解释是：李锐以其独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姑娘的芳心。这场爱情悲剧，无疑映照出姑娘的纯洁、真挚和勇敢，令人激赏！

 

事过多年，李锐始终对姑娘心存感念。他告诉我：“这姑娘后来结婚了，留在安徽某县城，而没有回上海。她知道我回京担任了要职，但从没找过我，没要我帮她解决什么问题。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她的自尊、自重，品德是很不错的。”

 

替党向你赔礼道歉

 

“时待长安新信息，云天孤雁喜春还。”1979年，李锐平反、复职。范元甄情随势转，对她弟弟流露出同李锐复婚的意向和希望。李锐知悉后一度犹豫：要不要给子女一个完整的家？并为此征询亲友的意向。此时，李锐的亲友百分之百、异口同声、坚决果断地阻止李锐：你如果还想活下去，好好过个晚年，就绝对不要和范元甄沾边儿！他的家庭成员中，都努力为他找好老伴。很快，建设部负责老干局工作的张玉珍被推荐。张的夫君已经去世，是声望很好的老红军。当她知道李锐的前妻和三个孩子都在，挂念他们是否应当复婚。刘澜波于是找她谈，在座有电力部副部长王林。刘甚至说：“李锐要是和范元甄复婚，（指着王林说）我们部党组的同志都反对。”于是张玉珍同意了。

 

1979年结婚时，李锐62岁，张玉珍49岁。

 

人们常羡慕和夸奖“米脂婆姨绥德汉”。张玉珍是陕北米脂人，名副其实的美女，她家是贫下中农。延安大撤退时，毛主席曾去过她家那个村，进过她的家，和她母亲握过手，拉过家常。她14岁进入绥德抗大学习，后参加八路军，抗美援朝时担任后勤工作，当过护士，任劳任怨，还学过医。后长期在建设部照顾老同志，甚得好评。“文革”时，她非常厌恶江青和“四人帮”的作为，她家成了老干部及其子弟的避难所和招待所。

 

张玉珍朴实，善良，正直。她敬重李锐的人品，对他遭受的苦难深为痛惜。她抚慰李锐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使你受了很多委屈。我来好好照顾你，就当共产党向你赔礼、道歉了。”张玉珍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她对李锐体贴入微，悉心照顾。李锐两次心脏病突发，全是她发现后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过来的。她守候在北京医院，几天几夜不曾离开李锐的床边，医护人员无不深受感动。平日里李锐吃药、打针、保健、食疗等事，悉数由她料理。

 

1989年李锐处境艰险。张玉珍非常担心，特地去找帅孟奇大姐，说李锐很可能遭遇不测，请大姐帮忙，让自己随同他一道去，好照顾他（她已经准备好了药品、注射器等）。帅大姐说：“不会吧，不会吧，你别哭，我答应你。”不久李锐同杜润生、李昌、于光远一道，在中顾委受到追查和批判，趋势是清除出党。几个月后，此举被陈云挽救过来。

杨纯住在木樨地和李锐相邻的一栋楼，张玉珍常陪同李锐去看望她。晚年的杨纯，似乎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想管，也劝李锐不要出头，免得招惹忌惮和压制。实际上，杨纯是对党风越来越失望，忧心忡忡。张玉珍多次说：那大姐好哇，真好，我们能谈得来。

 

我问过李锐：杨纯有范元甄漂亮吗？李说没有，但杨非常有才干，待人真诚。李锐不止一次对我讲：“抗日战争中，女团政委很少有几个，杨纯和赵一曼一样，都是真正带兵打仗的啊！”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我也深为感慨：“当年，你和杨纯若是不失散就好了……”

李锐尤为称许和感激相濡以沫的张玉珍。他对友人说：“老伴贤良，因此晚年有一个如愿幸福的小家。我这条命是她给的，没有她我活不到今天，我的文章和书一多半是晚年写的。”李锐写过一首诗《赠老伴玉珍》：

 

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李锐与老伴张玉珍

李锐以90多岁的高龄，仍经常游泳，笔耕不辍，殊为罕见。他与张玉珍相亲相爱，也时有诙谐逗趣之乐。有次在饭桌上，谈起“米脂婆姨绥德汉”，李锐问我：你知道为什么陕北出美女吗？我说不清楚。李锐解说：“西北自古以来就是汉族同少数民族征战和融合的地域。原来‘五胡乱华’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现在除羌族外，都同化了。人种杂会，就产生美男美女。”我说，你和你父亲长得都像外国人，李锐说：“是。我接受邀请去美国哈佛访问，有人就问我：你是不是犹太血统？我的祖母是广东客家人，大脚。说不定，先祖在哪一代上也有过异民族的融合。”

 

范元甄同李锐复婚的幻想破灭后，仇怨叠加，扬言不把李搞下台不罢休。1984年，范向陈云写信状告李锐。此时，邓力群和一位干部家属亦给陈云写信告李锐。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有意见，看来李锐可调离组织部。这个情况是习仲勋告诉李锐的。好在因年龄过线，李锐已两次请求离休。于是组织部开常务会，肯定李锐在中组部的成绩，向全国发文，一体周知。李的组织关系仍留在中组部。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李锐、范元甄的悲剧，留给人们很多反思和警示。对于已经作古的范元甄，笔者始终抱有深深的惋惜甚或怜悯，因为她既是助纣为虐的害人者，又是令人同情的受害者。面对着她年轻时的照片，我禁不住感叹：当初如此美好、优秀、温存的革命少女范元甄，何以变成后来那个冷酷、暴戾、无情无义的政治怨妇？是谁把她的人格与道德扭曲、异化成这种样子？

 

李锐的好友、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发表文章归结说：李锐和范元甄“是思想改造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典型，两个人各处一极。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延安开始的。可以说，范元甄是在延安经过整风运动就改造好了，而且改造得出奇地好，出奇地彻底，因此，思想言行‘左’得出奇，越来越‘左’得不可思议。李锐恰恰相反，几十年间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没能改造他，批斗也罢、撤职也罢、开除党籍也罢、流放也罢、坐牢也罢，李锐还是李锐。他一生中越来自觉地反‘左’，老来反‘左’更坚决、更积极。”

 

在罹难的20年中，李锐阅读了许多，思考了许多。“积思多愤声情烈，剑胆琴心万玉鸣。”离休后，他重操董笔，著述甚丰，其成就远远超过官位上的业绩，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李锐与女儿李南央

 

2008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论坛暨评选活动组委会发起，以民间自由投票的方式，评选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全国杰出人物、经济人物、社会人物、农村人物各30名。李锐当选杰出人物（同登该榜的有杜润生、袁隆平、于光远、吴敬琏、江平等）和社会人物（同登该榜的有刘道玉、吴明瑜、吴南生、周强、周瑞金等），可见其声望之隆。

 

李锐是受人尊敬的中共元老，又是位有争议的人物。盖因其“笔底风波今未免”，“仍骑虎背进诤言”。有争议是好事，是非辩而澄显，真理论而铮明，怕的是无人抖擞，万马齐喑。李锐自谓“六根未净少年郎”、“生平意气老犹昂”，对于历史检验，似乎颇有信心。

[于飞遂歌]

再次证明，娶个好老婆的重要性；）

[鲁钝]

范元甄如果不是确实生理有病，就是心里确实有病。这种人应该得到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