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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戏的那天起，我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才觉得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滔滔不绝，让我有些吃惊。“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
道临开始给我写信，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观众来信，都由母亲先看，所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了下来，但凡是落款上写着“孙”的，母亲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他父亲是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从小家教极严，严格过着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生活。早在崇德中学念书时，他就受同窗好友朱迈先等人的影响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北平“民先”的负责人，随后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受到怀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给组织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他曾多次设法联系党组织，却始终未果。此后，他回到燕京继续学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又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再次被捕，出狱后因为不愿在日本人掌控下的校园念书，又不忍给病弱的父亲增加负担，独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养羊，早上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羊奶，夜晚一个人在灯下看书学习……我也讲述了自己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他也曾经随上影剧团赴朝鲜战场，说起那段经历，他笑着说，或许某月某日在某个山洞里，我们曾擦肩而过也说不准呢。
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他家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兜兜转转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
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1959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道临第一次上门，我家就出了个小“洋相”。那天吃鸡子榨面，我们家乡的特产，用自制的米面放上笋丝、鸡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还是母亲的厨艺发挥有失水准，我吃了两口就忍不住皱眉，面实在硬得难以下口，道临却连连说“蛮好蛮好”，一边把面吃了个精光。后来，我问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个鬼脸笑说：“你家的面再硬也是好吃的。”
没过多久，道临邀我去他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道临的母亲，她端正的圆脸上架一副老花眼镜，很慈祥，虽然极少出门，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
就在我们的恋爱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有领导找我谈话：“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我深知，道临为了这个所谓“历史问题”，解放后写了无数申诉材料，回复总是让他等，但等了又等还是没有结果，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便要受一次冲击。我不敢把领导的话告诉他，生怕加重他的心理负担，只能寄希望于组织早日把问题调查清楚。
那一年，我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几乎完全不能唱高音。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声，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回去好好考虑，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我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左右为难，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
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恋爱的阻力却越来越强，领导轮番找我谈话。我每天心事重重，辗转难眠，食不知味，终于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第一次主动约道临出来。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一路无语送他到家，我心乱如麻，脚步也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
此后，道临没有再来找我。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出来，门口停着上影的厂车，秦怡她们热心地招呼我搭车，我刚上车，就听见秦怡喊：“道临，你怎么不上来，快上车啊！”“不，你们坐吧。”循声望去，只见他的身影一闪而过。我明白，他是在刻意躲我，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那段时间我十分忙碌，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放下那段感情，它就好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脑子一有空，就会忍不住想起那个夜晚，那个流泪的身影，心如刀绞……过去演戏时，我总是反复揣摩人物如何才能感觉到爱上了那个男主角，等到真正经历过这一切才知道，当你会为了一个人心痛时，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
心意既明，又何需犹豫，我决定到他家去看他。道临的母亲见了我很高兴，我问道临最近好不好，老人忧虑地说：“别的倒是没什么，就是跑进跑出，整天一句话也没有。”这时道临回来了，看见是我，顿时愣在那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你来啦？我……我去给你买蛋糕……”没等我开口，他已飞快地转身冲了出去。我在书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又好气又好笑，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
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那年，他已经40岁，我35岁，在一般人认为等不起的年纪，我们决定要继续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秋天，我随剧团到北京，邓颖超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邓大姐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事后还想方设法找过组织。解放后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我除了点头，一下子竟反应不过来。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他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笑着点点头。
多年之后，我和道临合作拍摄戏曲电视连续剧《孟丽君》，其中一段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感情遭遇磨难，绝望中倾诉肺腑的唱词，道临在写作时融入了我们经历中相似的情感：“……有一日如能全力克魔障，飞越关山也要与你完婚姻；若是远离人世去，她的魂定要伴你飞升扶摇入天庭……孟丽君若是凤凰不变音，若是君子不变心。”我唱到这一段时，回想起往事，也忍不住泪水盈睫，百感交集。
1964年初，我怀孕了。离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候，道临突然接到任务要去外地。临行前，道临一夜未眠，在客厅走来走去，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设想好各种预案。10月18日女儿出生，道临打来电话，他一直想要个女儿，这下更是欢喜万分。当时正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庆原”。
女儿双满月了，道临才回家，进门看见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叫了起来：“咦？产妇应该躺在床上，你怎么坐着呢？”我笑说：“你当是你们拍电影，产妇头上包一块布睡在床上？”女儿三个多月时，我们给她拍了许多照片，道临挑一张最满意的放在皮夹里。一天他回到家，有点郁闷地对我说：“文娟，我给别人看囡囡的照片，怎么都没有人夸她漂亮呢？”我笑他：“你以为你女儿有多好看啊？”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儿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爸爸眼里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我和道临对物质生活都不讲究，只要简单随意就好。我们常吃一种杂菜饭，各种蔬菜、肉类、豆类一起煮，或者把腌白菜、豆芽、萝卜之类凉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宝菜”。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场合，我们平时穿着也十分简朴随便。记得我在香港给道临买过一件深绿色的茄克衫，他一直穿到磨破开线也舍不得扔，把衬里的布料剪出来，缝补好了继续穿。那些年，我们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银幕上。
我从小学戏，虽然解放后也努力学文化，但知识基础的缺陷依然十分明显。道临动手给我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和浅显的哲学类书籍。我的声带开过刀，很容易唱哑，道临学过声乐，懂得一些科学发声法，在家时常帮我练声。在表演上，他也经常对人物分析和身段设计提出参考意见，他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最坦率的批评者。每当道临筹划剧本时，我也会仔细阅读，提出自己的看法。
2005年盛夏，道临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就知道我一定出事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家，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来源：2012年第21期《新华文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