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与朋友们乘车去了位于新加坡杨厝港培立道和泉合道的交界的新加坡日本人墓园。那个地方不是太好找。七扭八拐地才到达。第一眼的感觉是，阴森森的墓园和围墙外光彩鲜艳的别墅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读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人应该有印象，新加坡有一个日本人墓地，埋葬了客死他乡的日本人，有医生、牧师、文学家，慰安妇，还有日本军人和战犯。功过都是前世，由人评说；客死他乡确是一生的痛了。
墓园中的墓碑大体分为6片，5片靠东朝西，1片靠西朝东。在着6片墓碑之中，竟没有一块面向北方，没有一人在死后望望故乡的方向。
除了几声鸟的低啼和偶尔传来的远处的犬吠。这样一个曾经把整个亚洲都搅得混混沌沌，不得安宁的民族，这样一个用自己的残暴和血腥给整个亚洲带来深厚和沉痛灾难的民族，它的士兵在死后竟能享受到如此的清幽与安静。
先来到西面的那一片碑，碑文很清楚。‘纳骨一万余体’工工整整的刻在碑上。这是日文么？竟与汉字没有甚至一笔一划的区别。这座碑下有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突起，这一万余体的日本兵就是应该埋在这个稍稍突起的墓中了。
他们之中或许有嗜血成性的恶魔，也或许有被迫踏上异乡却不愿杀人的善良的日本青年，也或许有因为杀人而悔恨到生命结束的普通士兵。但，在这一刻，在这块碑下，他们都变得一样了。在这块碑的左前方，竖着另一块刻着工整碑文的墓碑：殉难烈士之碑。这块碑余秋雨先生在20年前也是见过的，只不过当时没有墓碑的说明，所以余先生并不知道碑文中的烈士指的是什么人。这块碑是为了在日本投降后，集体自杀的日本兵所设立的，具体有多少人埋在这里，可能谁也无从得知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碑文上“烈士”这个词感到了不舒服，可能任何一个中国人在看到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日本兵时都会感到不舒服。竟是些自杀的日本兵，日本战败会给他们带来这么重的打击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信念的力量在这个民族中的竟如此巨大，大到当信念瞬间崩塌的时候连生命的意义也失去，即使是那个他们坚持的信念是自私的，是邪恶的。
离开了墓园西面，面向东面是四片成田字型排列的墓碑区。这几片墓碑中，是些信女，信士，和一些来新加坡的日本贵族的墓碑，也夹杂这一些日军低级将领的墓碑。
当然还有数量很多但最不起眼的矮矮的，甚至连碑文都没有的石碑，这些是日本妓女的墓碑。
在东面这四片碑群里，等级制度显现的尤为突出。那些日本贵族的墓往往是被一圈石栏围起来，墓碑则立在石栏的正中，用基层垫高起来。信女和信士则是大多没有石栏，只是被几块基石垫起。
只有走进墓碑群中，蹲下身子，才会看清那些还不到人的膝盖高的墓碑。这些墓碑大部分都没有碑文，据说是当年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墓。她们是有名字的，只是不会有人关心那些名字，甚至是连为她们立碑的人都不会去关心她们的名字。她们，连同她们没人关心的名字，连同她们没人关心的生活，连同她们没人关心的过去，一齐被埋了起来，不再有人知道。只是也许她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生前从没站过队列，死后却像军人一样整整齐齐地和那些士兵，那些军官立在一起。
寺内寿一是这个墓园中官职最大的军人了。他的墓在所有墓群的东面一些，不属于任何一个墓群，也不和任何一个碑并排。仿佛是站立在众多队列整齐的日本兵之前，扫视之自己的部队。卢沟桥事变后，他担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从北平沿着山西，陕西一路打到了甘肃境内。一下子就切掉了中华民族的半壁江山，在日军中是何等的威风。此时，他葬的地方不是撒满樱花的富士山脚。这个日本人败给了中国人民，败给了反法西斯联盟，也败给了历史。这样一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深厚苦难的日本人，没有死在中国愤怒的国土，也没有被安葬在故乡。却只能在一个于自己不相干的陌生国度带上数百甚至数千年。
墓园的最东面有一座更加孤独的墓碑，里面葬的是一个日本文人，二叶亭四迷。墓园中唯一一座文人的墓碑，碑文是用与其他任何墓碑都不相同的字体刻的。不再方正，不再刻板，而是一些婉转却不怎么柔美的线条，仿佛每一笔都是无尽的怨恨与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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