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凡的毀家之痛
——王亞法
我在二零一七年二月五日，寫過一篇《少兒社那代人的幾個綽號》，留下了一代人的記憶，但因時間久遠，掛一漏萬，疏漏甚多。昨日和朋友飲茶，聊及曾經影響過一代讀者的《十萬個為什麽》叢書，談及那書別開生面的封面設計。往事悠悠，使我想起了那位不該忘記的封面的設計者—張之凡。
張之凡出身於繪畫世家，父親張令濤，是著名連環畫畫家，畫過《東周列國》和《三國演義》等上百部連環畫，著作甚豐。一九四九年後，連環畫興盛，張令濤和另一位連環畫家胡也佛合作，留下不少佳作。
說起胡也佛，他的人物畫也十分了得。盛傳他在一九四九年前畫的《金瓶梅秘戲圖》，兩本冊頁曾被某富豪以六十兩黃金購去，連張大千也說：“我畫人物，媚不及胡也佛……”
不過胡也佛也是倒霉中人。土改時填履歷表，他不懂，填了個地主成分，導致在以後的政治運動吃足苦頭，直到文革後撥亂反正，才被糾正爲“自由職業者”。
胡也佛在“舊社會”以畫春宮圖出名，到了一九五二年的“新社會”時，上海公安局閘北分局一紙令文：“按解放前（指畫春宮圖劣跡）民事案件免予处理，但畫稿原件需全部收回上繳销毁（不知被哪位新貴侵吞了？——作者問），具结今後不得再画。” 以後他再也沒有作春宮畫，連人物仕女圖也畫得極少。文革中他以“地主”和“黃色畫家”的罪名，被揪斗百十次，受盡屈辱，据見聞者說，他拿著面盆游街，高喊：“我是反動文人，黃色畫家，我罪該萬死！”
世道變遷，不料近年他在“舊社會畫”的《金瓶梅秘圖》散頁，被拍賣行拍出天價。多年前我在舊金山，親見他一張一尺見方的散頁，就拍了三萬多美金，近年國內的拍賣行，也有拍出一百餘萬人民幣的記錄，據說，因為他流落在人間的《金瓶梅秘圖》，不足以十幅，所以物以稀為貴，也難怪了！
回頭還說張之凡。
文革時我還未進少兒社，關於張之凡的上半闕故事，是聽他的老同事陸某，和其他幾位同事講述的，在此致謝。
文革前，張之凡是少兒社美編室的編輯，也曾一度當過副編審。他膚色白皙，圓臉眯眼，身材肥胖，腰圍肥大，大家當面喊他“張胖”，他含笑答應，沒有架子。 那年頭他除了為單位畫插圖和連環畫外，還爲外貿出口商品畫些裝幀稿，稿費收入較爲丰盈，日子也過得相對富裕。他住在衡山路西湖公寓，是以前法租界的高檔住宅，家中的擺設也講究，鋼琴、西式桌臺的插花，有客人來，太太會端上茶水果盤招待。
文革開始，社裡的複員軍人蔡某，組織了一支造反隊。恕我在這裡插段題外話：文革中作壞事的主要是有兩種人：一，北京紅衛兵，其中不少是高幹子弟，所謂的紅二代，個別人至今還在作惡；二，複員軍人，這些人在軍中受政治灌輸，回地方後思想極左，打砸搶凶恨，全國的許多造反派頭頭，複員軍人佔比例爲多，這批人現在大都生活在社會底層。
話歸主題，有了造反隊，就必須要找專政對象，就像磨刀霍霍後要尋找羊羔一樣。
這下輪到張之凡撞上槍口了，造反派得到一位科技出版社的被審查者張中良的交待，說他在張之凡家作客，聼他夫人說過：“江青就是解放前的電影演員藍蘋。”就這一句話，在當時是嚴重的反動言論。
造反隊立即把張之凡抓來審問，起初他不承認。陸某說到這裡，加重語氣道，這就是蔡某人傷陰騭了，他不該去把張之凡的太太抓來，因爲她不是我們社裏編制的人。他太太袁某，本是小姐出身，和張之凡婚後，生了一對雙胞胎女兒，昵名大妹和小妺。張太太平時在家相夫教子，有時幫助丈夫整些美術畫稿，是一個不知社會明理的婦女，哪經得起造反派的嚴令威逼，於是她把倆人在床上話全交待了出來，結果導致夫妻相互揭發，反目成仇，釀成了一場大悲劇，張之凡以現行反革命罪判七年，關進提籃橋監獄；太太袁某判五年，押送安徽白茅嶺農場，夫妻倆勞燕分飛，以離婚收場；孤兒雙胞胎，大妺去了農場，小妺由祖母領走撫養。
七年後張之凡出獄，回到原單位，因美編室已經滿員，無法增編，就分配到我們《少年科學》雜誌，協助美編張慈慧一起工作，跟我坐同一個辦公室。
由於長期關押，張之凡出獄時患了嚴重的帕金森氏症，右手不停地抖瑟，十分明顯，作畫時他只能用書本墊在掌腕下，艱難地運筆，至今回想，使人辛酸。天哪，一雙能創造文化，畫美好世界的靈活巧手，就毀在那場以“文化”爲名的“革命”中。
張之凡雖和我同一間辦公室，但他謹慎小心，埋頭作畫，很少說話。
有一次我收到一篇關於“雙胞胎心靈感應”的稿子，說同卵雙生子之間有心理感應。我說了這事。他聽我說完，放下筆，回過頭，低聲說：“我大妺跳河自殺的那晚，遠在百里的小妺焦躁哭鬧，似有感應……”
我注視他的哀怨的臉色，沒有追問，生怕他傷心。
後來我又去問陸某，他女兒是怎麽自殺的？陸某說，大妺在農場，因為是反革命子女，經常受人欺淩，一次宿舍裡少了東西，大家認定這是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冤枉是她偷的，大妹百般辯解，無人相信，甚至有人荒唐地辱罵：“反革命子女不是賊，誰是賊！”就在當夜，大妺跳河自殺了，一個荳蔻年華的姑娘，在黑夜的悲泣聲中，沉入河底，被這個不愛他的黑暗的社會吞噬了。
陸某還告訴我，張之凡出獄後曾私下對他說：“我文革受的冤屈想得開，家中的鋼琴、藏畫、細軟被抄去，我也想得開，唯獨對大妺之死，我撕心裂肺般難過……”斯言痛哉！
少兒社沿馬路的那幢別墅，原是英籍地皮大王哈同兒子的財產，隔壁那幢黃瓷磚的歐式別墅，是奧地利王子的私宅，裡邊奇花異草，古樹參天，十分幽靜。“解放”後，那幢奧地利王子的別墅成了民航局一位老幹部的私宅，其中的鍋爐房划歸少兒社使用。一次我去鍋爐房沖熱水瓶，碰到一位經歷過文革的同事，他指著一扇只能半翻的鋼窗說：“當年張胖被關在這裡隔離審查，想翻鋼窗逃出去，因為腰圍太大，卡在窗口，進退不得，被管押的趕來按住，用木板打了一頓屁股……”
張之凡於一九九六年逝世，他的太太袁某女士前幾年也走了。他家是文革中千萬個受害迫的縮影之一，但願他倆進入天堂後破鏡重圓，和大妺一起幸福地生活。
文革的苦難和作惡者，在被刻意操縱遺忘的年代裏，隨著當代人的逝去，將漸漸被人忘卻，趁我在衰暮之年，還未癡呆之前，力求記下這段歷史，讓後輩們知道，在文革史上曾經有過這段故事；讓後來的讀者知道，《十萬個爲什麽》叢書的封面設計者張之凡曾受過的冤屈；也喚起同齡人，不要荒疏晚年，趁在沒有癡呆之前記下那段歷史，記下那段苦難，警告後來人不要重蹈覆轍。
最後我要告訴大家的是，所幸張之凡全家唯一的幸存的小妺，終於在文革后離開了這塊傷心之地，在美國學有所成，繼承父業，搞美術設計工作，我祝她幸福！
二〇二一年六月六日於食薇齋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