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 戌 返 國 記 略
——王亞法
趁我尚未衰老之際，行動還能自如之時，每次返回母國和台灣，總想設法，拜會一些前朝遺孑，做些採風筆錄，過目殘存遺蹟，留些可稽見證，努力為“還原被刻意遺忘的歷史”留些證物。
這次回國，重點去了台灣、日本和大陸，一路所見，略記如下：
台 灣 所 遇
近年來，我每次回去，在台灣住的時間比在大陸多，原因有三：
- 在台灣坐地鐵（本地人叫捷運），不需過關卡安檢，毋須恐懼手持鋼叉，戒備森嚴的各種警察（如今大陸的警察分為：民警、武警、特警、交警、網警、乘警、森警、火警、海警、鐵警、空警、協警、輔警……（據說最近又增加一個叫 “義警”的）和名目繁多的安保，只需刷卡過閘門，就可輕鬆而入。
- 車廂里留給弱勢者的座位，年輕人不會強佔，都會主動讓位，態度和藹，氣氛輕鬆。
- 在台灣沒有網絡屏蔽，因為台灣是民主政府，不需要害怕人民，欺騙人民，所以可以自由上網,什麽美國之音、英國BBC、Google、Yuotube、Facebook ……任你隨意點擊，夠了，祗此三點，就足夠讓我驚呼；“厲害了，我的中華民國！”所僥倖的是，中共一貫認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所以老夫愛台灣，絕無怕被五毛罵漢奸之憂慮。
老夫這次在台灣，除了觀光，逛書店，去市場找小吃之外，值得一記的是，拜會了兩位朋友——舊知新雨。
一位是舊知，一位是新雨。
（一）
黃天才先生和我是舊知，也是忘年交，他曾任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長、中華民國駐日本特派員、中央通訊社董事長，是一個資深的老國民黨員，據他自己説有七十余年的黨齡，是蔣家父子的鐵桿粉絲。因為他和張大千的友誼，自我十年前採訪他後，結下友誼，一直保持聯絡。我每次去台灣，必欲去拜訪聊天，去年九十二歲時，還特地為我和台灣故宮博物院合作出版的《摩耶精舍遺韻》畫冊，寫了一篇聲情並茂的紀念老友張大千的序文。
與黃老這一輩老國民黨員聊天，總離不開談論國民黨的敗落和那夥無能的接班人。他老人家的耳朵有些背，時不時我要在小黑板上寫下言簡意賅的話語，當談到當今的國民黨無能時，我在小黑板上寫上“當今國民黨短視”一語。老人接過黑板，看罷狠狠放下道：“豈止是短視，簡直是沒有出息……”
當我談到國民黨把具有七十八年歷史的《中央日報》，停刊時，老人憤而嘆息：“把自己的喉嚨割了，自殘！”，接著感嘆：“國民黨被李登輝玩完了！”
我接着問：“一個百年老黨，怎能被李登輝一個人就玩完？”
老人低頭不語。
因為我進門時，黃夫人告我，老人今日已經接待了好幾批客人，怕他累著，所以不便長談，匆匆告辭。
回家路上我在想，一個百年老黨，被一個人就能玩完，豈不是好事，這樣的好事，豈能讓國民黨一黨獨佔呢……
（二）
新雨——金祖武先生是我剛認識的新朋友。
我和祖武先生認識，得從台北“淨律寺”的主持釋廣元大和尚說起。
釋廣元大和尚是個很有遠見的人，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在蔣緯國那裡，申請到了一幅臺北邊緣的荒坡，建造了“淨律寺”，寺旁開闢了一座墓園，在這裡落葬了許多民國的文化精英，計有：商務印書館，四角號碼查字法發明人王雲五；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第一任社長程滄被；中國攝影協會創辦人，攝影大師郎靜山；京劇名伶孟小冬；國民黨軍政要人王新衡……還有一位叫金吉元的，他的墓冢就在孟小冬的右側，此人雖然名氣雖沒有上面幾位大，卻不能不提。
金吉元的父親叫金廷蓀，是黃金榮的財務管家，後來和黃金榮、杜月笙合作開設三鑫公司，現在上海新樂路82號的別墅，曾經是他的公館，也是三鑫公司的舊址。
一九四九年後金吉元來台，與杜月笙的女兒杜美霞結成伉儷。
話分兩頭，我在拜閲《張大千詩文集》的時候，發現有一副他為孟小冬寫的輓聯，聯文為：“魂歸天上譽滿人間法曲竟成廣陵散；不畏威劫寧論利往節概應標烈女篇”，後面的跋語為：“杜夫人孟令輝捐幃，十年前女士在香港，暴徒入其寓所，欲劫持之以往大陸，叫囂彌日，恫嚇萬端，女士嚴詞斥絕之。若輩知不可屈，忽出百萬元為壽，托言允為錄音錄影，女士私嘆曰：“是邦危，不可以居矣。”即逕來台北，大義凜然，求之遠古已為不易，喜可敬也。張爰大千拜挽。張大千聯文，言之鑿鑿，絕非空穴來風，但我查閱其他有關孟小冬的書籍，均無稽可考，倘有蛛絲，語焉不詳。
前歲我去台北淨律寺拜見廣元法師，順便憑弔先賢，見孟小冬女士墓碑乃大千先生墨跡——“杜門孟太夫人之墓”，於是我與廣元法師又聊起“被劫”舊事。
廣元法師説，孟墓右側是金吉元先生的墓冢，其夫人是杜月笙女兒杜美霞女士，杜女士為杜月笙夫人姚玉蘭所出。我知道孟小冬女士遷臺後，住台北臨沂街，離姚玉蘭住處不遠，據傳姚玉蘭女士攜女兒杜美霞，幾乎每日去孟小冬寓所陪伴，關系極為親密。姚玉蘭女士已仙逝，杜美霞女士或許是唯一的知情者。
我懇求廣元法師介紹我拜訪杜美霞女士，他告訴我杜女士最近福體欠佳，在住院治療，不過他願意幫我聯繫。
第二天我就聯系上了杜女士的公子金祖武先生，他約我在地處大安區國泰醫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見面。
我在羅旭彰先生的帶領下，找到了那家咖啡館。我一推開玻璃門，金先生就認出了我，起身迎接，幾句寒暄，我們就用上海話交談上了。他雖然出生在台灣，但上海話講得十分正宗，上海是他祖父和外祖父發跡的地方，更是他父母夢牽魂繞的故鄉，他的家庭母語一定是上海話。
我們相互贈送著作，他送我一本《孟小冬女士一一Ｏ誕辰紀念》的紅封面精裝書籍。他告訴我，目前正在負責“孟小冬女士國劇獎學基金會”的工作，並和大陸的京劇界有許多互動。
我問他手頭有沒有冬皇的錄音資料，他說有，答應下次見面時送我一份。
我和他談到他的外公杜月笙，談到他的祖父金廷蓀，談到他幾位舅舅，杜維藩、杜維善、杜維屏在海外的生活，也談到他家在上海新樂路和陝西南路口的公館的變遷，他說現在已經成了一家飯店，前不久他還去消費過。
最后談到香港《大成》雜誌的沈惠窗先生，他告訴我，台灣秀威出版社將要出版《大成》的全套複印本。我說，《大成》雜誌曾經登過我的稿子：記得一篇是《墨荷泣訴》，是寫張大千三姪張心銘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的事；另一篇是《倔老頭葉淺予》，寫我八十年代初採訪葉淺予的舊事。沈惠窗先生告訴我，拙稿在給葉淺予審閲時，葉還特地畫了兩幅插圖。
我為《大成》寫稿，從無得到稿酬。一次回國，在謝稚柳先生的“壯暮堂”談及此事，文匯報記者鄭重先生也在場，他要我轉告沈惠窗先生，說《大成》登載了他寫唐雲先生的好幾篇稿子，沒給稿費，連招呼也沒打……我告訴他，不給稿費也就算了，我還賠了一幅畫。我寄《墨荷泣訴》一文給他時，附了一張張心銘畫的墨荷照片，沈先生收到照片。說不夠清晰，要我將原畫寄去，誰知他收到原畫，沒及時歸還，說我到香港後親手交還，不久沈先生突然歸西，於是我的那幅畫也就不知下落了，此畫上面有謝稚柳先生的跋語，彌足珍貴，至今想來，甚為不捨。不過沈先生在香港辦刊也頗為不易，每期靠蘇浙同鄉會會長徐季良先生的五萬港幣補貼，和大千先生的贈畫勉強維持，也很難為他了。
金先生告訴我《大成》合訂本已經在印刷，裝訂畢他會關照出版社給我留一套。
最后他向我致歉，説我約你在這醫院附近見面，原本想如果家母今天精神好，就陪你去見一下，誰知她今日依然羸弱，所以非常抱歉。我會意一笑，從羅先生手中取過鮮花説，我明白你的意思，既然今天無緣，請你代我把這鮮花獻給她，祝她老人家早日康復，下次我來台時再作拜見。
握手作別，談得極為融洽。
附：剛才翻閲《孟小冬女士一一Ｏ誕辰紀念》，其中有不少孟小冬晚年在台灣的留影，尤其她和張大千的那些合影，以前從未見過，彌足珍貴，欣喜之下，贅筆記之。
（三）
梁劍如先生是我在悉尼認識的朋友，他是香港企業家，雖落籍澳洲，卻長期在香港工作。去年他來悉尼度假，我倆在飯桌上舉杯約定，今年五月在台北見面，一同去中央研究院，參觀胡適紀念館和傅斯年圖書館。
那天一早，我們在台北好友羅旭彰先生的陪同下，一行四人來到了中央研究院。
這裡環境幽靜，棕櫚參天，紅磚的建築群體，透洩出民國的氣氛，走進她，仿佛走進舊日南京的街巷和上海江灣的民國建築群，有一種迴歸民國的親切感。
我一直尊奉胡適先生為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燈塔，他是自由知識分子的圭臬。
一九五八年，胡適受蔣介石邀請，再度從美國回來，擔任中研院院長，在履新典禮上，蔣介石致辭讚揚他，並要中研院 “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钜任务…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會上還有人提到中共清算胡適的問題。
輪到胡適發言時，他第一句就指著蔣介石説：“總統你錯了。”接著強調，中研院應該為學術而學術，不是政治機構，在談到到共產黨對他的清算時，他辯解共產黨不是清算他個人的道德問題，而是反對他幾十年來提倡用科學方法治學的問題。此舉使蔣介石非常生氣，當夜他在日記上寫道，这是“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胡适“真是一狂人。”以致气愤到他吃了安眠药也无法入睡……
不管怎樣貶低蔣介石，不管怎樣胡適在許多方面和蔣介石抬杠，蔣介石在胡適過世後，還是親筆書寫了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就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輓聯，和“智德兼隆”的挽額。蔣介石是君子，他沒有卸磨宰驢，也沒有羞辱文人，他是近代史上維護中華民族文化道統的英雄……
在這裡我補述幾句閑話。
二零零年春，我去安徽績溪上莊鎮的胡適故居——“胡適紀念館”參觀，認識了館長胡育凱先生，他是胡適先生的姪孫。那天胡育凱先生向我抱怨，説紀念館沒有經費，人民政府不關心，我說，你家叔公是中共最大的敵人，如今憑着績溪老鄉胡錦濤的面子，給你掛上這塊牌子，已經夠賞面子了，你要把紀念館辦好，只有自己去爭取，你可以爭取社會募捐，也可以向台灣中央研究院的“胡適紀念館”求助。我的話似乎提醒了他，他說，台灣胡適紀念館的館長曾經來過，說以後可以加強交流，可惜我把他的名片丟了。回到上海後，我把台灣“胡適紀念館”潘館長的聯絡地址給了他。
前年我和潘館長通電話，他告訴我，胡育凱先生已經過世了。
胡育凱先生比我只大一歲，因為和胡適的親屬關係，他被剝奪了讀書的機會，吃了不少苦，我和他的接觸，在《兩個胡適紀念館的觀感》一文有詳細敘述。
閒話表過，言歸正傳。
梁劍如先生是個很認真的人，進入紀念館後，對每件展品看得都很仔細，我理解他是第一次來到這裡，我已經來過許多次，自然沒有興趣陪伴他，自個兒去了傅斯年圖書館。
我每次來傅斯年圖書，總要在一件展品前沉思良久，那是一幀毛澤東送給傅斯年的書法，細細品味，橫生聯想：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敬頌
旅安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為什麽要抄這首詩給傅斯年？
我苦思良久，終於找出答案。
毛澤東青年時代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每月八塊大洋工資。他的工作是每天在書架前為讀者查找書籍，面對教授們的頤指氣使，受足了鳥氣，難怪他當了“皇帝”後，在紫禁城裡對美國記者斯諾説，他們不當我人，木匠拿十塊錢一月工資，他們只給我八塊錢……
這裡還有一個小插曲，据章立凡先生考證（台灣的書籍也有登載），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很不認真，特別是字跡十分潦草，難以辨認，圖書館的館長李大釗曾經批評過她。有一次他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書搞錯了，傅向他指出，毛不認賬，還要強辯，盛怒之下，傅給了他一個耳刮子——
唉，這一耳刮子，給中國的知識界結下了樑子，日后一大批無辜的讀書人為傅先生還賬，實在冤枉，實在無辜，實在可憐……
傅斯年是民國時代公認的正派知識分子，他一生清貧，正直敢言，有一件小事足可說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向國民政府提供五億美元的貸款，當時的財政部長孔祥熙，利用匯率的差價，貪汙的一千億法幣，引起輿情譁然，傅斯年在參政會上質疑，蔣介石在輿論的壓力下，出面調定，他宴請傅斯年，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傅先生，你相信我嗎？”
傅斯年乾脆回答：“絕對信任！”
蔣介石又問：“你既然相信我，那就應該信任我所用之人。”
傅斯年斷然回答：“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委員長信任的人我也應該信任，那麽砍掉我腦袋也不能這麼說！”
由於傅斯年的窮追猛打，最后蔣介石不得不罷免孔祥熙的職務。
傅斯年從骨子里是看透毛澤東的，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隨團去延安訪問，他看出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作風，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他曾經和毛澤東做過一番深談，發現毛澤東對坊間通俗小說非常熟悉，他分析毛澤東從這些書中研究農民心理，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造反，是個宋江式的人物。
毛澤東一九四五年九月，在《新華日報》上發表了《沁園春·雪》後，傅斯年立馬就寫信給蔣介石，斷然指出：“此人有帝王思想！”
回頭還再談毛澤東送傅斯年唐詩一事：
據記載，傅斯年和毛澤東在窯洞裡長談了一夜，其中毛澤東談到傅斯年在五四運動時大出風頭一事，傅答：我們那時不過是陳勝吳廣，你才是項羽與劉邦。臨了，傅向毛索字，箇中有否他從老師的角度，關心毛澤東的書法進步，不得而知。
毛借唐詩向傅發洩，我老毛已經不是當年可以被你掀耳刮子的吳下阿蒙了，如今當了草頭王，和劉項一樣，不讀書照樣可以叱吒風雲，爭霸天下，得意心態，躍然紙上……
我和梁先生各自參觀完了展覽館的展品後，約定去胡適先生的墓前獻花。
胡適先生的墓園，就在中央研究院出口大門的對面。
我和梁先生獻上鮮花，行罷鞠躬禮節後，他默然去一旁仔細拜讀毛子水先生為胡適撰寫的白話墓誌銘，而我卻在四處尋找一條挽聯，如果我還老朽到不是十分健忘的話，記憶中一定見到過她，這是一條非常著名的，蔣介石親自題寫的輓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記憶中她應該在墓碑的兩側。然而現在卻找不到了，我問一旁，幾年前一起來參拜過的羅旭彰先生，他說在他的記憶中好像也曾經見過，也許民進黨掌權後，在去蔣化運動中被抹掉了。我忽然想起，在桃園慈湖的蔣介石墓園中，有一尊大卸八塊的蔣介石坐像，也是在陳水扁時代被民進黨砸壞的。
這時候我的意識流被觸發，想跟蔡英文總統説幾句話——中華民國沒有亡，只是偏安在台灣，就算是你們民進黨暫時得了勢，你們也沒有權力把“中華民國”的國號丟棄，她是未來中國還魂的軀殼。蘇聯死了可以回到俄國的軀殼裡去，中國也一樣，引用前文黃天才的話說，國民黨沒出息，你們可不能，你們應該把目光放遠大——中華民國的前途在大陸廣袤的土地上，不僅是這個小島。
偏安，偏安是沒有前途的，歷史上南唐和南宋小朝廷的偏安教訓，已經足夠證明了！
從胡適墓園出來已經是黃昏了，在車上，我和梁先生聊起了胡適和傅斯年的師生情誼：
一九四九年，胡適準備赴美，一時家眷無人照顧，他打算將他們送往績溪的老家安置，傅斯年認為此舉很不妥，建議將夫人跟他去台灣，暫時安置在台灣大學，并聲言：“局勢如何演變，我不敢預言，但我會照顧胡太太，吃不飽大家喝稀飯。”胡適真的把太太江冬秀交給了傅斯年，在台大的校長宿舍裡，住著胡太太和傅斯年的一個姪兒，還有一位朋友的一家五口，共十來個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清苦的日子。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以接收大員的身份來到北平，許多人推薦他當北大校長，他百般推辭，說胡適先生是比我更合適的人選，我答應在胡適先生（此時胡適在美國當中華民國大使）歸國之前暫時代理，等胡先生歸來，我即卸任，後來他果然這樣做了。
我倆聊到了傅斯年剛直不阿，寧折不彎的的性格，聊他愛學生如子的柔情，聊他生活的清苦，聊他中國傳統士的風骨……當談到傅先生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在去世前，还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綵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時，我倆幾乎同時哽咽了……
傅斯年先生去世后，幾无遗产，一生積蓄，唯一房书籍。他生前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刻了一方閑章“孟真遺子之書”，“家有藏書能教子”，期望子承父業，作一个獨行的讀書人。說實在，當時傅斯年身兼數職，文名烜赫，憑他的人脈資源和社會名望，只要稍有心眼，保障全家人的優裕生活是絕對沒有問題的，但他甘於貧困，甘於淡泊，不為世俗低頭，為此貧困幾乎陪伴了他的一生，他曾對妻子說：“我這一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你和兒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據，不得不靠稿費補貼家用……”
一九四五年，西南聯大的學生遊行，和軍警發生流血衝突，警察逮捕了學生，當時任代理校長的傅斯年，找到對負責此事的國民黨高官關麟征，指着他鼻子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一九四九年台大四月六日，台大師生鬧事，軍隊闖入校園抓人，傅斯年親自趕去最高當局，指出當局不經法律程序，進入校園抓人是非法的，要抓捕台大的學生，必須得到校長的批准，他當面向台灣警備司令部總司令彭孟緝説：“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對學生是一片柔情，可在權貴面前，從無媚態，他跟蔣介石說話時，手持煙斗，翹起二郎腿，指手畫腳，好在蔣介石知道他的個性，從不在意。他幾次拒絕到國民黨政府當官，堅守寧肯以在野之身，以學者的身份，參政而不從政，自嘲“書生報國，如此而已！”一生鐵骨錚錚，令人敬欽。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受邀在“省參議會”發言後，剛欲下講臺，突然撫著頭喊了聲：“不好！”就此倒地不起，送到醫院，診斷為腦溢血，經全力搶救，迴天乏術，終年五十四歲。
嗚呼，魂斷講台，天妒英才。傅斯年的逝世，在台灣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學生們上街哭悼自己的導師，就連蔣介石也親臨致祭，當天參加追悼會的竟有五千人之多，輓聯二百七十多幅……
一路聊着，很快就到了Hotel,臨分手我們決定，明天一早再去台大校園，祭掃傅斯年先生的靈寢。
傅斯年先生的靈寢又叫“傅園”，在台大校門口右側的一片大王棕櫚樹叢林後，十六根多立克式大理石柱子，支撐著希臘神農殿式的屋頂，屋頂下莊嚴地地擺放著一具石槨，石槨的前部，刻著“傅校長斯年之墓”，小篆字體，線條莊端洗練，左右上下兩行是“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和“國立臺灣大學敬立”的行書。
進入墓園，我倆神情肅穆地獻上一束黃白二色的馬蹄蓮，和沉重的三鞠躬。
站在傅斯年先生的墓前，我的意識流突然奔騰起來：
一九四八年，在國民黨政府的敗局已定，準備退守台灣之際，蔣介石計劃把國庫的黃金和故宮博物院的文物、中央研究所、北京圖書館的藏書，遷往臺灣去的時候，同時還製定了一份“搶救大陸學人計劃”。傅斯年授命草擬了一份詳細的“學人搶救名單”，名單囊括了幾乎所有必須搶救的知識分子……然而當胡適等候在南京機場，準備等齊同儕後同時撤退台灣，當從北京來的飛機開啓機艙時，他只看到走下寥寥幾位老友，名單上的友人幾乎都沒有出現，驚愕之下，胡適掩面大哭，傅斯年在一旁長吁短嘆。
悲哉，千古一哭，萬世一嘆，哭後來的多少傷心事，嘆後來的多少血淚債！
我站在傅斯年的墓前，想起了昨天祭拜的胡適墓園；想起了王雲五，埋葬在淨律寺的山坡上；想起了林語堂，長臥在陽明山畔自家的後院裡；想起了張大千，安息在摩耶精舍的梅花叢中……想起他們的後代，遊學海外，事業有成……
我耳邊突然傳來意識流的哭泣聲，一個讀悼詞的哀音，在朗讀那些關鍵時刻，心存僥倖留在大陸的死者——儲安平、葉企蓀、傅雷、張伯駒、陳寅恪、張東蓀……
和梁劍如先生在台北三天，有緣在一起祭拜了兩位我倆心目中共同崇拜的偉人，了卻了多年的一段心事，雖然他的廣東官話，比我的上海國語還要糟糕，但彼此心曲相通，遇有語意舛誤，常撫掌而笑，品嘗廣東話中“雞同鴨講”的樂趣。
不能遺忘的李莊
和梁先生分手後，我回到大陸，去了四川，繼續追蹤傅斯年先生一輩先賢在李莊的史跡。
談國立中央研究院，談傅斯年先生，不能不談抗戰時期的李莊，不能不提在受到外敵侵略，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李莊的幾位鄉紳，力排眾議，容納一代文化精英的歷史功勛。更不能遺忘他們在新政權鎮反時遭受慘殺的真相……
一九四零年，日寇飛機發起對雲南各地的頻繁轟炸，目的是要切斷滇緬公路，阻止援華物資進入內地的通道。
這時候已經歷近七次西遷的同濟大學，眼看在昆明待不下去，準備尋找新的遷徙處所，經過研究，他們把目光鎖定在川南一帶，同時暫遷至雲南的國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也在醞釀搬遷新址，時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先生希望尋找一塊地圖上找不到的地方。
正在戰亂頻仍，舉棋不定之時，消息傳到了川南的小縣城李莊，被一個叫羅南陔的人知道了。
羅南陔是國民黨李莊區的黨委書記。他飽讀詩書，舉止儒雅，是本地頗有名望的鄉紳，他立即聯絡了區長張官周（注意，國民黨並無區長一定是黨委書記的規定，他和黨國不同）、楊君惠、宛玉亭、范伯楷、楊明武、鄧雲陔、李清泉、江緒恢……全鎮鄉紳和名流，研究接納同濟大學來李莊避難的可能性。
會上雖然有人提出李莊乃彈丸之地，只有三千餘人口，恐無力接待二萬餘人的南遷隊伍。
最后在羅南陔，國家遇難，國人有責的說服下，取得一致同意，當即以李莊地方政府的名義，向民國政府內政部、教育部、同濟大學等單位發出電文，電文由羅南陔草擬，全文十二個字：“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
電文發出後，同濟大學隨即派出專家前來考察，不久一錘定音。
同濟遷校的路線，是從川滇和滇黔公路入川，到瀘州後再轉船到李莊，一路山高水深，極盡艱險。值得一提的是，現今保存在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那批文物，也是通過這條路線運往李莊，安放在張家祠堂裡的。
隨同濟大學一起遷往李莊的，還有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人類體質學研究所；國立中央博物館；中國營造學社；金陵大學文科研究所……幾乎囊括了所有民國政府的文化機構。著名學者有：傅斯年、董作賓、吳定良、童第周、陶孟和、李濟、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費正清、吳文藻、謝冰心、王世襄、羅哲文、羅爾綱、吳孟超……當時的李莊名遐世界，所有的國際信件和包裹，只要寫上四川李莊的，都能收到……
感謝李莊，感謝羅南陔一行鄉紳，感謝李莊的百姓，是他們在國難當頭，民族生存的危急時刻，保護了我們民族的血脈。
敲鍵至此，我不由自主地肅立起敬，對屏幕上的李莊深深三鞠躬。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同濟大學和所有的中央單位回遷，告別了李莊。
迴憶在這艱苦的五年時間裡，且不說傅斯年為缺糧少錢，四處向軍隊借糧的囧事，也不說梁思成在艱苦的環境下完成《中國建築史》的舊事，更不説林徽因“太太的客廳”的軼事，和她臥病治學的辛酸……
這批民族精英，在李莊六年間，發生的感人的故事可以車載船裝，不是我這篇小文所能記載的，但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說，我不能不記：
一九五〇年年鎮反時，按新政權規定，區長以上的國民黨幹部均屬關殺對像。
曾任國民黨區分部書記的羅南陔，和國民政府李莊區區長張官周，以及國民政府李莊鎮長楊惠君等三人，首當其衝，成了新政權殺人立威的靶子——
行刑那天，鎮反工作小組結集了三百名貧下中農，手持木棍，立成兩行，幾個五花大綁的反革命份子，被押著從中間通過，被亂棍追打。血腥的是，未到刑場三名反革命分子已被打死，魂歸黃泉。
人死了，但是新政權還沒有放過他們，劊子手上前將死者拖往刑場，補打一槍，以完程序，接著準備按計划，將死者綁在竹樁上，用麻布綁住屍體，撬開天靈蓋，挖去腦漿，灌上桐油，點三天三夜的天燈，示眾立威。誰知就在撬天靈蓋一霎那，突然天空烏雲翻滾，暴雨如注，劊子手害怕天公發怒，只得收埋死屍，草草收場。
讀者諸公，關於天公顯靈之事不可不信，我早年受共產黨唯物主義教育，不信鬼神，自到澳洲後，親自碰到兩件奇事，使我不得不信，世間有天人合一感應的存在。
九十年代前來澳洲的讀者一定還記得，心臟科專家張任謙醫生被害的往事，那天在ST.JIMMS教堂出殯，當牧師叫起棺時，天空突然烏雲翻密布，雨下如注，棺木抬出教堂後，忽又雨過天晴，陽光復照；另一件奇事，是我友趙燕昇兄的令堂往生，趙兄是孝子，在家祭弔，當主祭人喊起棺時，也頃刻間黑雲驟起，雨似瓢潑……若說世間無天人感應，何以會如此湊巧，一聲“起棺”，即呼風喚雨，吾不信也！
回頭還說羅南陔一行被冤殺事，此等殘忍的殺人法，有勝於中國古時的剮刑，可惜當時國人閉塞，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吉尼斯記錄”的，否則一定可以登上榮榜。
二〇一〇年，有人提出，羅南陔是一介書生，對中央院校內遷有功，且無血債，要求平反。上級領導以“鎮反”是太祖所定，鐵案如山，不得動搖回答，切磋之下，最后以“開明紳士”含糊呼之。其實此類曠古冤案，七十年來，從邊遠山區到天安門廣場，從東海之濱到紅牆內外，何止千萬，若要昭雪，除非天塌。
老夫年邁体衰，老眊昏花，敲鍵不輟，旨在拋磚引玉，呼籲同齡道友，發揚當年胡適先生整理國故，“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治學精神，啓發大家上網，上圖書館，上台北國史館，向陳舊的《傳記文學》，向破舊的故紙堆，向碩果僅存的遺老……找回我們民族的真實歷史——
別忘了，還原被刻意遺忘的歷史，還原刻意被篡改的歷史，是我們這代人的重任！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七日於食薇齋南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