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社那代人的几个绰号
——王亚法
我在文革后期的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八日，进入少儿出版社工作，在那里度过了新中国政治上最宽松的八十年代初中期。
一九八八年我去了澳洲，光阴如箭，一瞬间已近三十年了，同时期工作的同事和师辈，不少已相继谢世。我亦进入老年，回忆当年的同仁，脑子里往往只出现容貌，却叫不出的名字，痴想了半天，有时只想起了他们的绰号……
当年的少儿社，不少人都有一个绰号。我曾问过几位老一辈的同事，追溯绰号的起源，有的说起源于文革干校，因为那时大家离家独处，关在干校里，生活枯燥，没有娱乐，又不敢谈敏感话题，彼此只好取绰号，相互调侃取乐，又有的说，早在文革前就有了起绰号的风气，举例说文革前大家去井冈山下生活，美编陈清之先生，登山时双手摆动，疾走如风，因此得了个“老将军”的美名，这或许是少儿社最早的一个绰号。
到了文革住进干校时，如上所说，绰号就风行了，以致工宣队进驻后，训话时指出：“一个文化人的单位，像水泊梁山一样，几乎每人都有绰号，小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抖掉历史的灰尘，现在回想起那些绰号，有庸俗，有高雅，有尖刻，有丑化，有调侃，有恭维，时而忆及，不由失笑。
少儿社那代人的绰号，是少儿社的一段历史，也是我青年时代的一段记忆，趁我还未得老年痴呆症之前，赶紧把它写下来。不过在开文前我要声明，此举纯属记载历史，没有对任何人有褒贬的意思，况且其中不少人是我的师辈和好友，那时虽没有对老一辈喊老师的风气，但是他们曾经传授给我许多编辑经验和做人的知识，每每忆及，我都从心底里感恩他们，怀念他们。
“洋老虫”陈伯吹
凭陈伯吹的资格，当少儿社的社长绰绰有余，只因他不是共产党员，按规矩只能当副社长，正社长由团中央派来的陈向明同志担任。
陈伯吹是我社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资历丰富，著者等身，最近我从网上查得：“潘汉年一九二五年闯上海，经陈伯吹介绍，任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周刊的校对员。”可见其资格之老。另外他还是北大校长陈佳洱的父亲，港澳办大佬陈佐洱和指挥家陈佐湟的伯父。我和陈佐洱的认识，就是由他介绍的，记得那时我把刚出版的中篇小说《失踪的马队》送给他，请他指教时，他很高兴对我说：“看到你们青年人有成绩，我很高兴，我把左耳介绍你认识，他是《福建青年》总编，你可向他们投稿，今后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要多相互帮助鼓励。”
陈佐洱原来的名字里没有“人”和“水”，就叫“左耳”，记得四人帮打倒不 久，高士其前辈提议组织武夷山科普夏令营，我和陈佐洱就住在建阳山区的一个木棚里，那时他说到自己的名字时，指指左边的耳朵，说：“就是这个左耳。”后来见他的名字里添了两个边傍，官运也亨通了。陈佐洱当《福建青年》总编时，发过我不少文章，文革后第一篇正面写郁达夫的文章《郁达夫郁曼陀故里访问记》就是在他刊物上发表的。
现在网上查阅陈伯老的数据，只有一句“文革受到不公正待遇”以搪塞，许多细节都省略了，既然官史不提，我只好从老一辈同事口中听到的传说来补充了。
陈伯老的生活以节俭闻名，文革开始，少儿社的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据参加抄家的人说，他把扎牛奶瓶的棉线，捆扎成堆，把牛奶瓶纸盖的蜡质刮下，另行装瓶保存，以备不时之需……另外抄出了一封他和太太的通信，大意为，他太太去北京旅游，上全聚德吃烤鸭，陈伯老的回信有：“上全聚德吃烤鸭，切莫将鸭骨丢弃，带回家烧汤煮面，其味最佳……”之句；在干校时，他早上在食堂买两个肉包子，将包子皮吃掉，剩下的两个肉丸，留着中午放些酱油，泡汤下饭……
干校睡的是迭迭床，年轻人睡上铺，年长的睡下铺，那时朱延龄和另一位年轻的，睡在上铺，陈伯老睡在朱延龄的下铺。陈伯老喜欢吃臭乳腐，他把臭乳腐放在面盆里，面盆放在床底下，散发出阵阵奇香，朱延龄和另一位青年闻着不是滋味，但仗着陈伯老是前辈，不好意思叫他移走，最后朱延龄出了个怪招——干校有午睡的风气，午睡时，趁陈老未睡着，朱延龄假装问另一位青年：“什么臭味呀？”
另一位回答：“是老头子的臭乳腐。”
朱延龄说：“咱俩假装打架，把老头子的面盆打翻掉……”
躺在下铺的陈伯老听了，一骨碌爬起来，赶紧端起面盆放到外屋去……
当年听朱延龄讲述这段笑话时，捧腹大笑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然而他也已经谢世有四年了，回忆此事，不禁叫人唏嘘。
陈伯老的绰号叫“洋老虫”，上海人把老鼠叫做“老虫”，“洋老虫”是小白鼠的意思，陈伯老个子矮小，皮肤白皙，红鼻子，冬天戴顶耷拉着两片帽沿的深色棉帽，中装棉袄，看见人習慣避开走，平时很少说话。他的绰号只在私下传呼，大家当面都很尊敬他，叫他陈伯老，他毕竟是儿童文学的宗师。
一九八一年，陈伯老从抄家归还的款项中，捐出五万五千元，作为“儿童文学园丁奖”。当时听了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大家无不赞叹他高山仰止的伟大精神。没想到陈伯老平时如此节俭，今次竟出此大手笔，要知道五万五千元，在当时是笔大数字呀，这是他老人一笔一划写出来的钱！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陈伯老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可惜当时我在澳洲，没能前去鞠躬送行。
“老山东”林剑修
林剑修文革被打成“走资派”后，从“青年报”社长的岗位上，调到少儿来当牛鬼，“解放”后留在少儿当社长，不久团中央派来了一位资格更老的干部陈向明，林剑修禅位，当了副社长。当然他的副社长和陈伯吹是不同的，林剑修是党内的副社长，有权，陈伯吹是党外的副社长，是聋子的“左右耳”。
林剑修是老党员，原先是山东老区“大众报”的社长，资格十足的老干部，
一口胶东腔，因此大家当面叫他“老林”，背后叫他“老山东”。
说实话，老林是一个十足的，受人尊敬的共产党员，他思想传统，為官清廉，原则性强，性格刚直，文革后，大家在讨论中国往何处时，老林明确作出回到五十年代去答案，因为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而他呢，刚进城享受供给制，搬进以前资本家住的“武康大楼”，国家配给两个保姆，站在他家的窗门前，可以清楚地看到宋庆龄寓所的花园……
我和老林的私交不错，他喜欢《红楼梦》。那时我年轻，能背出许多《红楼梦》里的诗词，因此我们的话题很多，如逢假日和星期天，时会备几碟小菜，邀我陪他小酌聊天。我从工厂调往少儿社的手续，是他催促人事科去办的，从传统友谊说，我们有师生之谊。
老林“解放”，复出工作不久，备了小酒，邀我去聊天，酒后他说：“当年打倒我的时候说是正确的，现在解放我的时候，又说是正确的，我都搞不清了，到底是打倒我正确，还是解放我正确……”这是我听老林酒后最情形的一句话。那天他的太太老曲也在旁边，对我说，今后我要好好支持老林的工作。
现在回想，从个人感情上来说，我有点辜负老林，原因是在少儿社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会拍集体照时，女作家竹林，带了叶元（电影《林则徐》剧本作者）的女儿，冲进诗人黎焕颐的办公室，搧了李焕颐一个耳光，当年我年少气盛，不分青红皂白，凭着小兄弟的江湖义气，前去帮竹林说话，此事闹得很大，连市委宣传部都下了批评，影响很不好……前次回国，听《文学报》的朋友说，李焕颐前几年过世了，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他当了好多年右派，吃了不少苦，平反后回到原单位，因为我看不惯他因长期苦难生活而造成的不良习惯，而歧视他。
我和李煥頤睡在同宿舍的一個房間里。他的床鋪在我左側，他嗜烟如命，每天一早就躺在床上抽煙，劣质烟味熏得我咳嗽，更使我恼火的是，他在青海二十多年劳改，带回来唯一的“财产”——一包骆驼毛，放在他的床下，不料到了春天，里边生虫，闹得滿房間虫子满天飞，咬得我浑身疙瘩，苦不堪言。如果它年我俩再在在九泉相逢，我一定向他鞠躬道歉，请他原谅我当年的年轻无知。
“打耳光事件”后的一个星期天，老林突然邀我去他家里，一进门他就怒气冲冲地教训我：“他，他，他妈的……”他激动时有些口吃，“你这个年轻人，香臭不分，支持歪风邪气，我本欲培养你，现在事情闹得那么大，连宣传部都知道了，你叫我怎么说……”
现在我才明白，当初老林有意培养我，可惜我年轻不知趣，白白辜负了他的一番苦心，现在回想，真有些愧疚。
老林的晚年非常不幸，他视网膜脱落，晚年失明，他有两女一男，老伴逝世不久，小女儿得癌症随即而去，双重打击，据说，不久他也走了。
老林有个独生子叫林康，老林打倒那年头，他也吃了不少苦，那时他才十几岁。文革开始，武康大楼被抄家的户数不少，抄家物资堆放在地下室，长期没人管，林康年少贪玩，跟邻居小孩一起去拿了一支气枪在走廊里玩，户籍警经过看见，问他枪的来源，小孩子不知深浅，跟他顶牛。晚上老林下班知道这事后，连连叹息道，你得罪了户籍警，如果那人是君子，他当你是小孩，不与你计较，算你幸运，如果他是小人，那你就闯祸了，果然第二天，林康就被文攻武卫抓了进去。
我和老林的交往中，使我认识到，作为个人，老林是个好人，重家庭生活，重友情，有是非感……但到了单位，作为党领导，他就一口一个原则，一口一个党性，以另外一种面孔出现，从那时我就感觉到，这个党不能入，入了党，人性被党性替代，太可怕了。
“老叔公”——吕鹤鸣
吕鹤鸣是出版科的一员老将，我进社的时候他已经老态了，花白的头发，背有点驼，四季穿一套蓝色中山装，我十几年後离开少儿社，他依然容貌不改，定格在那个时期。
吕鹤鸣为人和蔼，无论老少都当面叫他“老叔公”，他没有架子，都乐于答应。他好健谈，有空常来我们办公室闲聊，聊抗战时重庆出版界的历史；聊他和“北新书局”老板李晓峰的关系；聊共产党解放上海时，他在小出版社赶印朱毛标准像的旧事……有一次和几个青年人聊天，有人问：“老叔公，你经过新旧社会，你说说看到底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
老叔公犹豫一下回答：“国民党的理论没有共产党好，共产党里的坏人比国民党多。”
此言一出，石破天惊，有人说反问：“老叔公侬瞎讲，共产党是伟光正的，怎么会坏人比国民党多呢？”
老叔公不紧不慢解释：“侬看，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揪出来的都是坏人，可国民党没有揪出那么多呀……”
老叔公的解释使人信服，好在八十年代时，人们的思想比较解放，大家敢说话，有些话如果放在今天，恐怕就不敢说了。
老叔公因为工作关系，足迹踏遍中国，尽管他说得一口余姚上海话，语言天才平平，但自称能讲四川话和广东话，一次他和校对科的胡晓姗去广州联系工作，小胡回来说，老叔公根本不懂广东话。后来有人问老叔公是怎么回事？老叔公冤屈道：“我们碰到的那位仁兄是潮州乡下人，一口潮州土话，无法沟通。小胡是北方人，她辨不清广东话和潮州话，就误会我不懂广东话了。”
上海人把爷爷的弟弟称呼为“叔公”，叔公在旧时农村的辈份是很高的，族里人有纠纷，都请叔公去祠堂评断。
一次我当着许多人问朱延龄：“为什么吕鹤鸣的辈分那么高，大家叫他老叔公？”
朱延龄把头把头一缩，背一躬，做了个怪动作，说：“老缩躬！”
于是大家都笑了。
前几年回上海，和老同事聊起老叔公，说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老滑头”陈力萍
在我上海半空堂的寓所里，挂着一幅陳力萍画的漫画，一只白白胖胖的老鼠，胸前挂着一件围腰，上面绣着一只天真烂漫的小白兔。大白鼠的手里抱着一只猪形的储钱罐，在画的右上角，是我写的一首打油诗：“一家三口猪鼠兔，猪是老子娘是鼠，猪鼠和睦同持家，最怜儿子是小兔。”下面是画家的题跋：“鼠皆有须妇人则无，令嫂属鼠，故不画须也。”游戏筆墨，读来颇能喷饭。
小时候读过《小朋友画报》和《娃娃画报》的，没有一个不知道陈力萍其人的；小时候吃过“伟多利米老鼠”糖的，更应该记得陈力萍先生。他就是画那只可爱的小老鼠的老画家。陈力萍先生擅长画夸张的老鼠和猴子，他是中国儿童画的名家。可惜咱们中国人不像老美会做生意，人家出了个迪斯尼，像发现了一座金矿一样，赚了不少钱，而咱们的“迪斯尼”，在我出国前，至少还挤在天山新村二房没厅的公房里，工资一百多。
陈力萍先生为人乐天，整天脸上笑嘻嘻的，从不忧愁，也从不在我们青年人面前摆老资格，耍名人腔，大家在背地里叫他“老滑头”，他知道了也不生气。别看陈力萍先生矮老头子一个，貌不惊人，论资格比我们社长还老，他当过新四军文工团的团长，但没有官运，官越当越小，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他不会对人说重话，不会批评人，翻不下面孔来，再则，他不喜欢当官，不喜欢整人，当官没有作画随心所欲，所以他终于无官一身轻，和我们一班普通人平起平坐。
也许是缘份，陈力萍先生和我很谈得来，我们休息时常在一起聊天，说死话（上海话：开玩笑之意）。他是个老烟鬼，至少有四十几年烟瘾。我们说死话的范围，一般离不开抽烟喝茶的主题。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科幻创作，他忽发奇想，说他也在搞一项科幻发明，计划开一家香烟中心，就像煤气公司一样，直接将烟用橡皮管子通到客户的写字台旁边，这样既可以防止乱丢烟蒂，又可以消灭火灾，也有利于环境卫生，如果有这样的中心，我第一个申请，装三根管子，一根是“中华牌”的，一根是“前门牌”的，一根是“飞马牌”的，有客人来聊天，我就根据关系的深浅和级别的高低，递上一根，接着他就大谈向谁孝敬“中华牌”，向谁递上“前门牌”，向谁恩赐“飞马牌”，连演带说，亦庄亦谐，不乏有调侃讽刺，说得大家捧腹大笑。
陈力萍先生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每当心脏病发足，他就发誓戒烟，只要心脏略有好转，他又故态复萌。有一年上海流行戒烟糖，陈先生决心戒烟了，第二天上班，他咬咬牙不带香烟，只带了一包戒烟糖，结果到中午时分，他来到我办公室，小声道：“小王，借半包香烟给我，让我捱到落班。”因为那时买香烟是要香烟票的，遇到烟瘾发足，只有向同事借贷救急。我说刚才不是听你说在吃戒烟糖吗？他哈哈大笑，苦着脸道，我香烟没戒掉，戒烟糖却吃上瘾了，一番死话又说得大家哄堂大笑。那一年，我刚分到绍兴路的新房子，请他来我新居吃饭。他一进门就嚷嚷：“今天吃你的饭，我花销大了。”“你何必花钱去买东西。”我随口道。“我哪里买东西，刚才我带了架照相机，不料挤公交车时，被贼偷了。”他漫不经意地说。“那怎么办？”我有些着急。“照相机到无所谓，只是照片拍不成了。”他沉吟一下又说，“那我就给你们画张全家福吧。” 就这样，在吃晚饭时，我随口胡诌了一首打油诗交给他，第二天他就把画画好，送到我办公室来，于是有了本文开头说的那张画。
在少儿社的旁边，有条叫杨家宅的小路，这是上海典型的乡镇小街，狭仄的街道，两侧开满了小店。我们休息的时候，喜欢到那里去闲逛，有一次，我看到陈力萍在一家熟菜店门口张望，店伙计从里边端出一大盘热腾腾，香喷喷的干烧牛肉。我说：“陈老师，这牛肉不错，你可以买一点回家下酒。”他噗喇一笑道：“我家的财政规矩是，我按月上交工资。按规定，在外边吃喝是掏私人腰包，在家里喝酒是公款开销，这可以纳入公款开销，我回去叫老太婆来买。”说完幽默一笑，拉我回办公室去。前几年我回国碰到他，他依旧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一点也没有心理衰老的迹象。我问他退休后是怎样打发时间的，他是温州人，和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教授是发小。他说常和李国豪一起回温州老家，上雁荡山写生，有时给家乡人写诗作画，骗酒喝，骗肉吃，骗宾馆住。他和十几年前一样，还是满口痴话，不失幽默。按年龄算，陈力萍先生也应该有九十多岁了，虽然他几十年来经常心脏病发足，烟酒不停，据说至今仍安然无恙，究其原因，除了他性格开朗外，还与他的淡泊名利，不整人，不与人争的乐天个性有关系。古人说仁者寿，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小鞑子”达应麟
达应麟是北大文科的毕业生，人生得斯文白凈，一副书生气，又讲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时每逢开会，传达上级文件，主持人都请他来念读。达应麟是文艺组的，负责编辑儿童小说一类的书，因为他是回族人，又姓“达”，所以‘大家都喊他“小鞑子”。
小鞑子是党员，因此，有关牵涉到重要的事，领导都安排他去做，那时出版社刚恢复，需要招聘有文字基础的青年来工作，达应麟受领导派遣，去崇明农场招生。
他接受这份工作后，自然有许多人找上门来，拜托他开后门，他都严辞回绝。他去崇明农场后，看到一起去招工的人员在招待所相互托关系搞交換，如负责三队招生的，有个关系户在五队，负责五队的有个关系在三队，他们之间就秘密商议，相互交换。小鞑子刚从学校出来，看不惯这种歪风邪气，回来后向领导匯报，当时社领导负责此事的副社长是刘培康，据说老刘只是淡淡地回答：“社会是很复杂的，你年轻还不懂，不要管此事。”
说起刘培康，私下听传说，不知他是出身还是政历问题，他的档案中注明，可用，但不能当正职，果然，不久他调入出版局——只是当个副局长，終其一生在官場中只是副職。
老实说，我在少儿社的十三年间，社级领导中，水平最高，工作能力最强的就是刘培康，可是他得不到领导的重用。在一个优汰劣胜的社会中，像老刘这样的人材千千万万，他们的心情是沉重的。
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老刘在局里值班，按规定春节期间正副局长轮流值班一天，当时我住在绍兴路28号，就在绍兴路5号的出版局的对面。那天老刘突然来访，邀我到他值班的办公室去聊天。那天他跟我聊了许多社里人事关系的事，也些许流露出他怀才不遇的心情，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临出门他给我的最后一句告诫：“小王，今天的话，哪里说，那里散，传出去对你不利，我毕竟还在副局长位子上!”
我笑语回答：“知道，老刘你放心好了，我一出门就忘记了！”
两人大笑，握手分别。
为写此文，我在微信中找陆元林，请他帮我回忆。陆元林是中央美院的六十年代毕业生，吴冠中的门生，少儿社不少书籍的封面装帧是他设计的。他曾经得过全国美术装帧一等奬。他为人诙谐幽默，很有才华。他在微信语音中回答我：“刘培康很有人情味……后来调到局里当副职……”可见对有人情味的领导还是怀念的。
以上这段旧事，三十年来我从未向人说起，今天敲键，写到“小鞑子”时，顺便提及。猜想老刘如果健康的话，今年也应近九十岁了，如果他还健在的话，我回国设法探望他，在今天时过境迁的环境里，我们也许可以放胆地谈论往昔日的旧事了。
“洋枪”朱銘善
說到“洋槍”這個綽號，免不了要把話題扯遠些，不過這些閒話可能對後人研究少兒社的歷史，或許會有些許幫助。
少兒社這塊土地的前身，是明朝吏部侍郎李同芳的墓園，不知什麼時候，哈同的兒子戴維·哈同，在園中靠馬路的一側，造了一幢別墅，將陵園裡的一對贔屓置在別墅後，陽光房的臺階前。我七十年代進社的時候，那對贔屓還在，但上兩塊石碑已經移到了草地邊，一塊打碎，做底座，另一塊橫臥其上，上面的字跡已經漫漶了。那時我住在宿舍裡，黃昏閑來，在石面上澆了水，查閱碑文，墓主李同芳，萬曆三十三年（1607）丁未科進士，鐵嶺人，曾任吏部侍郎……
據在那幢樓辦公的文藝組編輯王亦波說，八十年代初，戴維·哈同的子女，曾從國外來，由外事部門帶著來參觀過。
本世紀初少兒社舊房被拆，改造成現在的十二層新樓。前不久回鄉，我問老同事，那對贔屓和石馬搬到哪兒去了，他説被埋到地下了。我聽罷不由嘆息，那個戴維·哈同的洋人，還懂得把它放在屋前做擺設，反而這批中國子孫不懂，把這五百年的真貨埋沒了，我想如果把這幾件東西陳列在新樓的大廳裡，該是多風雅的事……別提了，還是借趙本山的一句東北話説：拉倒吧！
再說別墅後面一塊廣闊的草地，我去的時候，草地的邊緣還有一些法國牛毛草，後來因為沒人管理，牛毛草漸漸被野草吞沒了。
據老一輩説，文革前社工會在草地上鋪沙，筑了個排球場，供大家娛樂。
卻說有一次排球對壘時，甲隊的領隊是洪祖年，此人寧波口音，個子矮小，乙隊領隊是朱銘善，此人孔武高大，胸毛濃密，有洋人味。比賽前甲隊洪祖年舉臂高呼：高呼一定要戰勝“外國洋槍隊”！於是乎，“朱銘善”的綽號就誕生了。
朱銘善和我較友好，無人時我倆常在一起議論時政。記得最清楚的一個細節，是毛澤東死的那天，我乘七十一路公交車去上班，在車上聽人說，一早工總司在南京路的幾家布店搶白布……到了社裡，我把朱銘善叫到一旁，悄悄地告訴他這件事，末了，又加一句：“估計老頭子死了。”他聽完，手臂一抖，半截香煙掉在地上，現在想來，可見那時的政治氣氛何等肅殺恐怖。
八十年代，自行車是上海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上海人把自行车叫作“老坦克”，上下班时人手一部。
為了方便大家，门卫室备有一只打气筒，忙碌時供大家輪流使用，那天下班，华三川打罢气，直起身，捶打着腰部，叹説：“吃不消，吃不消！”，排在后面的朱銘善，接过气筒说：“干校里挑粪，你比谁都跑得快，这回打几下气就吃勿消了！”华三川讪笑道：“这倒真的，人是贱骨头，有工宣队管着，力气就来了，现在没有工宣队管，劲道也沒了。”
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相處隨和，沒有架子。
我一九八四年出版的第一本《张大千演义》是朱銘善给我做的封面設計，并由他介紹在西安“未来出版社”出版，原因是他中央美院的一位老同学，文革後復出，和文字編輯一起來上海組稿。这位美编同志，皮肤漆黑，四肢粗壮，与他的身份极不相配，如不介绍，你一定以为他是一位陕西來的老农。朱銘善事后告诉我，别小觑这位同学，他的爸爸和周恩来同时去法国留学的，也是中共的早期党员，後來犯了錯誤，家道中落，由此他积极接受思想改造，下农村，娶貧下中農的女兒當妻老婆，徹底改造成了一個陝西老農。
朱銘善博覽群書，知識面很廣。他的讀書姿勢很有特色，手指夾一根香煙，一對大腳丫往寫字檯上一擱，旁若無人地翻書，這是他留給我最深刻的印像。
我出國前曾向他告別，他說，你年紀輕出去闖蕩吧，我是老了，只能等在這里看了。
前年春節我和美國回去探親的陳偉民兄邀請老同事聚餐，朱銘善沒來，告說他身體欠佳，离此事一晃又兩年了，不知他近來身體情況如何，祝她老而彌堅！
結 束 語
少兒社同仁們的綽號還有很多，計有：彭老翁、阿慶嫂、奎師兄、小棺材、巴女、金魚眼、全是鋼……若要一一寫來，足可出一本厚厚的書。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如果把少兒社比作舞臺，我們這群，早已是下場的角色，就連當年“少年科學”的美術編輯張慈慧，我們一輩人中最年輕的小姑娘，也已經退休多年做奶奶了，更遑論比我年長的師輩人物。
記得一九八二年，建社三十周年的時候，社裡組織過一次紀念活動，拍過一次集體照，那時的社長，是團中央派來的陳向明，副社長是我前文說到的林劍修。嗣后每人發過一本紀念冊。由於多次搬家，我寫這篇文章時，已經找不到那本冊子了，不過如果找到了，我也不忍卒讀，其中故友新鬼，令人落淚的聯想太多了……
二〇一七年二月五日於悉尼食薇齋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