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门四杰遺韻千秋
——王亚法
开卷先说钱名山
谢玉岑、謝稚柳、谢月眉、谢伯子，谢门四杰。
喜余生有缘，和谢家后三杰结识，叹余生亦晚，未能谋面玉岑公，面聆謦欬，只能从乃弟“壮暮翁”的口中，谈起“我老兄”的琐碎轶事，抑或从书缝间寻觅点滴。
启说谢门轶事，绕不开一个重要人物，谢门四杰的开山祖——钱明山夫子。
钱名山（1875—1944）名振锽，江苏武进人，十六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九岁成进士。戊戌变法时，曾随康有为公车上书，变法失败，眼看军阀混战，国是日非，便隐居乡里，在“寄园”设馆授徒。寄园的教育，注重道德与文章，强调爱国，爱民族，捍卫中华道统，教材以经、史、子、集为主，同时对书法、绘画、音乐、诗词也很注重……
寄园培养出了不少江南才子，年轻俊彦，竖擘而能知其名者有：谢玉岑（诗人，金石家）、谢稚柳（著名画家，书画鉴定家）昆仲、程沧波（《中央日报》首任社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台湾书协理事长，著名书法家）、马万里（著名书画篆刻家，美术教育家）、伍爱真（诗人）、谢伯子（著名聋哑画家）、钱璱之（诗人）、钱仲易（著名记者）钱小山（诗人画家）……为中华文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种子。
余生也晚，没有福分亲受钱名山先生的教诲，要知道先生和寄园的遗事，只能从程沧波先生的《本师名山先生七十寿言》；谢稚柳先生《难忘的寄园情》和谢伯子先生的《忆名山舅公》中去翻找了。
可叹的是至今知道钱振锽的人已经不多了，我前几年去上海宋园谢稚柳先生的墓地献鲜花，发现墓志铭中将钱振锽的“锽”误作“煌”字。我曾向有关人士提及此事，过了几年我又去，尚未见改正，不知现在改了没有？
翻页继谈谢玉岑
对玉岑公在金石书画诗词上的艺术造诣，我是门外汉，无缘置喙，我能记述的，只是他和张大千的友谊。
张大千和谢玉岑结识的时间和场合，已无考证，据稗史所载，兩人在上海张园秋英会上碰面，英雄相见，惺惺相惜，彼此结为好友；另据最近发现的资料显示，因为钱名山和曾农髯是同科进士，时有唱酬，而张大千是曾李的门下，谢玉岑是钱名山的高婿，由此相识，并不意外。
张大千和谢玉岑是同庚，兩人意气相投，金兰之交，来往稠密，可惜谢玉岑的夫人素蕖患有肺结核病，易于传染，当时中国还没有“来密封”治疗，患此病者凶多吉少，谢玉岑夫妇先后夭折，则是一例。
一九三五年，谢玉岑在常州病逝，张大千从苏州网师园赶往奔丧。
《玉岑遗稿》中，有一篇张大千撰的前言，遣词哀婉，声情并茂，现照实抄来，足资兩人之友谊：
庚辰之秋，丁君曼士自海上远书抵蜀，谓玉岑遗稿将付剞劂，不可无言以序之。数月来萦绪万端而下笔呜咽，辄不能成一语，今当岁暮，伤逝念旧，情不能已。予与曼士与玉岑交好乃过骨肉生死之间，岂仅缟紵之情。玉岑之殁在乙亥三月十八日，时予客吴门网师园。其日午夜，先太夫人谓园中双鹤频唳，惊风动竹，若有物过某处，意必玉岑魂魄来相过我。后数月，予有北游。车中梦与玉岑遇荒园中，坐棠梨树下，相与咏黄水仙华诗。时寒风飒飒，玉岑畏缩，意颇不乐，予言笑，予问所苦，逡巡不答。数年来时相梦见，梦中谈笑如平生欢，岂知有幽冥之隔！方予识玉岑，俱当妙年，海上比居，瞻对言笑，惟苦日短，爱予画若性命，每过斋头，徘徊流连，吟咏终日，玉岑诗词清逸绝尘，行云流水，不足尽态，悼亡后务为苦语，长调短阙，寒骨凄神，启期未足四十，遽尔不永其年乎？当其卧病兰陵，予居吴门，每间日一往，往必为之画。玉岑犹以为未足。数年来予南北东西，山行渐远，读古人作日多，使玉岑今日见予画，又不知以为何如。古人一去，倏忽六年，必有新声离绝人间。意其鸾珮相逢，鹿车云路，当不复为凄神寒骨字之辞。自还蜀中，不复一垂梦。巫峡惊波，青天蜀道，玉岑其怵于太白歌诗，以为果不可飞度乎？今者又将西出嘉峪，展佛敦煌，便当假宠山灵，润色画笔，安得起九原为我歌吟？人间天上，守兹同心！大千张爰。
嗣后张大千画了一幅黄水仙画，此畫二尺见方，跋语数行，七十年代末，我在大风堂门人糜耕耘世伯家中见过真迹，可惜当时没有相机，留下鸿爪。九十年代糜世伯过世，我曾问振珪、振琥等世兄，打听收藏之下落，答曰：因糜世伯晚年住第三房夫人处，所有藏品均归庶母之女所据有……不知此画还在人间否？
玉岑过世，大千特地从苏州网师园赶往常州，因玉岑生前喜欢大千的墨荷，大千为玉岑的灵堂画了几十幅荷花，一时传为美谈。玉岑出殡，大千执绋，并为玉岑亲书碑文“词人谢玉岑之墓”。我问及建红兄，令祖坟茔今安在？答曰，春过了无痕，早就不知踪影。
历史的无情，将一件文人的风流遗迹湮灭了，甚为可惜。
本文呼吁地方政府，极早修复玉岑公的旧冢，作为常州的一个文化遗迹，旅游亮点，供后人凭吊。
谢门栋梁壮暮翁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伟人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怀念他——”
真的，谢稚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每当我和钟银兰、郑重、龚继先、刘一闻等师友们聊天时，大家无不感念他的好处，赞叹他洵然可敬的君子作风……
我有幸认识谢稚柳先生，是从采访张大千资料开始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善子的幼女张嘉德，带着我去谢老乌鲁木齐路的居所——
这是一幢陈旧的法式公寓，一架手拉铜门电梯，“咣郎咣郎”地把我们带到公寓的顶层，往左走几步，敲开门，便是谢老的画室兼客厅。
正面的墙上有一个大镜框，其中用洒金红纸写着“壮暮堂”三个大字，是谢老自己的手迹，醒眼夺目，镜框前面是他的画案。画案右侧有座树枝状的木架摆设，上面攀着一只色彩斑斓的孔雀。
记忆中的客厅不算小，画案的右侧背后，是通往睡房的通道，里边住着谢老的全家，包括被大家尊称为“三姑”的，谢老的胞姐谢月眉。
客厅两面临窗，推开钢窗门，外面是一个大阳台，阳台上有一座搭建的中式小瓦屋，那是是陈佩秋先生的画室。
从今天目光看，两位蜚声鉴赏界和画坛的大师，蛰居在这么逼仄的空间里，实在有些委屈，然而中国当时的现状就是那样。
謝老曾告诉我：“这里的房子是郭沫若批给我的，郭沫若曾题了十把扇面，叫我配图，一晃多年，我还没给他画上……”
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五年，谢老全家从乌鲁木齐路搬到巨鹿路的新居，虽然分得了三套住房，谢老住在楼下，对门住着姐姐谢月眉，陈佩老住在楼上,但新居依然逼仄，画室还是安在客厅里，兼作会客室。原先自书“壮暮堂”的那只镜框，换成了一块长方形的本色木匾。字迹改由王蘧常先生题写。
画案的对面放着一套楠木箱柜的“涵芬楼二十四史”。我目测，光画案和“二十四史”就占去了房间的大半面积，难怪谢老还是抱怨画室太小，作不了大画。
谢老画室里最显眼的，是一副钱名山写的对联：“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这幅对联陪伴他多年，以致被刻在墓碑上，永远陪伴他。
八十年代社会风气宽松，我所在的出版单位取消了坐班制，所以我有大把的时间，坐在谢老的身边，听他讲述文坛趣闻，讲述在敦煌和张大千一起的日子，讲述他老师钱名山和“老兄”——谢玉岑的故事。有一次说得高兴，他从房间里拿出一套“钱名山诗集”和“玉岑遗稿”送我，说：“我手头没有几套了，这两套送给你”。
这两套书，我保存了近三十年，前年谢伯老的哲嗣建红兄与我谈起修建纪念馆事，我欣然相赠，谢家之物，归还谢家，此段公案也算是我和谢家的一段因缘吧！
在谢老巨鹿路的“壯暮堂”里，我经常碰到文汇报记者郑重先生，那时他正在为谢老编《谢稚柳系年谱》，有时候我们三人一起聊天，聊得高兴时，謝老会放下手中的画笔，拉开画案右手侧的抽屉，取出一支细小的外烟，慢慢点燃，边抽边聊。
谢老的画室里，时常挤满一些年轻的朋友，陈佩老有时也下楼来一起聊天。经常去谢家的有：龚继先、韩天衡、刘一闻、劳继雄，吴明耀、徐伟达……他们都是谢老的接班人，如今都成了书画界的名人了。
八十年代初，謝老的处境并未有多少改善，那年冬天，我去壯暮堂，他见我进门，放下了手中的画笔，搓着手轻声说：“《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张大千在台湾对记者说，他当年写了一首《浣溪沙》，第三句想不出好句子，是我帮他凑上的，我想了好久，记不清有这件事，你说会不会是大千为了让这边重视我，故意这样说的……”可见张大千和谢稚柳的几十年友情，虽然铁幕阻隔，但是老兄弟之间的灵犀是一线相通的。
谢老和我聊前贤古人，聊古画真伪，聊寄园旧事……但就是不聊政治和与政治牵涉的敏感人物。后来知道，其实他与于右任、张目寒、马步芳、马步青，以及那个在腊子口堵截红军的国民党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张大千的儿女亲家，鲁大昌养女适张大千长子张心智）——都是朋友。
八十年代末，我出國前，拿了一幅我表哥張之先送给我的，他父亲画的墨荷图，请謝老题跋，我说：“谢公，我准备将此图带出国，送给台灣摩耶精舍张大千纪念馆……”謝老二话没说，在那張畫上題道：“張心銘為吾友張大千之侄，此為其遺作，亞法寶之，壯暮翁稚柳。”
题毕，对我说：“出去做啥，你还是留下，我推荐你进上海博物馆，来帮我整理文稿。”
我说：“我打算出去办个出版社，宣扬中国文化，名字也取好了，叫‘熊猫出版社’，请你帮我题个匾名。”謝老呵呵一笑道：“哦，你就裁纸头吧”……
最使我感激的是，我在《新民晚报》写张大千的连载小说《彩笔风流》和第一次出版的的《张大千演义》的书名都是謝老题写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失踪的马队》的书名，请謝老题写时，因为这是一部给青少年看的小说，编辑部要求用简体字，謝老说，我不会写“马队”两个简体字，你写个样子给我参。我写了，他依样画葫芦地迁就了我……
记得謝老在河南中路老上海博物馆开《謝稚柳八十寿辰画展》时，开幕式时名人荟萃，朱屺瞻和唐云等前辈都前来参加，梁谷音也来帮忙。大厅里花篮如云，上博布置展厅人员将我敬送的花篮放在一旁，謝老在巡视时，特意叫人把它移到和定琨、小珮、定玮、定琦他们的一起。謝老对我的青睐，我至今难忘，铭感在心。
一九八六年我去深圳出差，想顺便结识“博雅画廊”的经理雷子渊先生，谢老说：“雷子渊是我的朋友，我可以介绍他认识你。”说罢，随手在宣纸上用毛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约百来个字。可惜我当初没有留下复印件，直接把信交给了雷子渊先生。如果不丢失的话，想必此信应该还在他手中。如雷先生看到本文，希望他能送我一份复印件，留作纪念。
一九八四年，我为收集张大千资料，去北京甘雨胡同叶浅予先生家采访。叶老告诉我，他听别人说，张大千在北京的第三房夫人杨宛君生计窘迫，晚景凄凉。我回上海后，和谢公在闲聊中提起。他说，杨宛君在敦煌服侍张大千有功。她拜余叔岩为师，唱得一口好戏，嗓音也好，住大千金牛坝寓所的时候，我和大千作画，她常在一旁清唱，唱得好听极了。这时我随口把杨宛君的窘况告诉他。他沉默一会，面有忧戚道，宛君自从把张大千的藏画献给政府后，就和我失掉了联系，你知道她的住址吗？我告诉他，杨宛君很少和大风堂圈子里的人来往，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恐怕叶浅予也未必知道。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时隔半年后，张大千的侄孙张之先告诉我，宛君八婆告诉他，谢先生前不久假赴故宫博物院鉴定书画的机会，特地抽空去探望她，还送了钱。八婆说，和谢先生几十年没见，她听说我有困难，就特地来帮助我，真不愧为大千几十年的老兄弟，讲义气。以后，谢公虽和我提起他去探望杨宛君的事，但只说世事沧桑，从不提送钱的事.
张大千尽管身处海外，但也时时挂念着被困在大陆的谢稚柳。当谢稚柳被整肃的事传到海外，张大千得悉，在一封签署时间为“四月三十日”给张目寒的信中写道：“连得稚柳、无量消息，为之黯然，前闻有八百万稚柳可赎，即去函六侄速为营救，昨得来书，知前言不实，奈何奈何……（标点为作者所加）”我曾和谢老哲嗣谢定玮先生聊及此函，对老一辈人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无不唏嘘折服。
此生有幸，跟随谢老数年，学识大涨，得益匪浅，但可惜时值年轻，未谙老人心境，随着自己年齿徒增，步入“从心所欲”之年，对其晚年之心境逐渐有所体悟，现率性写来，是耶非耶？权当闲聊：
谢老一生，所用堂号无数，但“苦篁斋”和“鱼饮溪堂”二名，沿用甚久。
据郑重编辑的《谢稚柳系年录》P 51：“稚柳客重庆江北时，寓居的后面是一片竹林，开始作双钩竹。由渝返沪，在小园内种竹，多不能成活，故自讽之为‘苦篁’……”
其实，谢老和所有真实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一生坎坷，尤其四九年后，捱过屡次政治运动批斗整肃，官场上每有新官履任，机管局勒索要画，又违拗不得，圈内人均知，那个历任上海公安要职的曹姓大官，就藏有数百余张谢老的精品。
呜呼，谢老“恓苦恐慌”之心，谁人知之？
谢老取谐音“苦篁斋”为名，实为避文字狱之嫌，“苦惶斋”才是其真意！
“鱼饮溪堂”——典出岳飞孙子岳珂所撰之《桯史》：“至于有法无法，有相无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清初词人纳兰若容之《饮水集》其意也盖出于此。谢老对纳兰性德的诗词极熟，八十年代初，被张大千誉为“戏状元”的成都川剧院丑角周企和，文革后首次来沪演出《迎贤店》片段，住延安饭店，我去采访，蒙周老赏赐在瑞金剧场演出戏票，开场前旁边坐着谢老和陈佩老，俩人窃窃细语，我侧耳窃听，正在谈论纳兰若容的诗词……
唉，自己的处境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知鱼饮溪滋味者，惟“鱼饮溪堂”老人也！
我曾与郑重先生谈及上述假设，他告曰：“我是党员，高级记者，不能写……”
呜呼，他既不能写，我已身脱羁绊，就来大胆代述吧！
刚才我又重读了谢老《难忘的寄园情》的遗文，再一次感受他对钱名山先生的深厚感情。此刻，我怀着他敬师感恩的同样情愫，写下此文。
寂寞三姑谢月眉
三姑，是谢家人对谢月眉的尊称，我叫她三姑婆。因为張嘉德介绍我认识謝稚柳的时候，按照大风堂辈份的叫法，要我稱呼謝稚柳为“谢公”，当然三姑也就提高了一个辈份，成了三姑婆。这是大风堂开山祖張善子张大千昆仲生前立下的规矩，凡大风堂中人，不管拜门早晚，年龄长少，一概以师兄师姐稱呼，以示相互尊重，前几年和谢定玮一起去浦东养老院探望张大千的女儿張心慶，谈及辈分时，她要我稱呼定玮为叔叔，所以我俩，一个以“定玮叔”；一个以“亞法兄”相互唱酬至今。大风堂老一辈中也无不如此，当年糜耕耘世伯，他虽和謝老同庚，生肖均属狗，但每次见面必以“谢叔叔”尊之，见了陈佩老也一口一个“婶婶”，恭敬有加。此风延续至今，大风堂的第三代门人相见，也均以师兄师姐对呼。
三姑婆面目清癯，个子瘦小，目光炯炯，很少有笑容，初认识不甚好客，对陌生人上门，时有挡驾，但对熟人却很随意，高興時会和你聊起当年和李秋君、陈小翠和章述亭她们女子书画会的旧事，有时也喜欢唠些家常，譬如少吃哈密瓜，这是碱性食品，少吃晚餐之类的养生话题……
我去谢家，一般由她开门，同时会用常州话说：“哦，西门路咯小伙子来了。”她把凡是与张家有关系的来客，一概叫作“西门路来咯”，可见她对西门路情节之重。
谢月眉与謝稚柳姐弟情深，谢老作画，她总是依偎在画案的对侧，相互聊天，有时謝老和我谈起张大千和谢玉岑的旧事时，她会插嘴，帮助回忆。
文革后期请謝老鉴定题词，謝老不收费，时有客人拜访，有些人不知趣，求索过多，三姑婆会在一旁回绝，打发客人。有时我也拿东西去请謝老鉴定或求索题词，她也会嘀咕：“你又来添忙了。”当然那是很善意的。
听大风堂早期门生，同是女子书画会的章述亭女士讲，谢月眉的花鸟画得很有功底，后来为了帮谢叔叔带小孩，荒废了自己的画业，很是可惜。前些年我在安徽拍卖行看见一本谢月眉画的扇面册页，均为工笔花鸟，画得十分精致，经过几番竞争没有拍下，现在回忆有些懊恼。
谢月眉终身未嫁，孑然一身，陪伴着弟弟謝稚柳，操理家事。謝老逝世后不久，也跟随去了。
章述亭还跟我说谢月眉年轻时跟陆丹林有过一段恋情，因为陆丹林已经有了两房夫人，就像当年张大千和李秋君的关系一样，考虑到门庭，有情人终未成眷属，后来陆丹林把自己的女儿过继给她做干女儿。
陆丹林的女儿我认识，叫陆少兰，是一位很朴实的女士，好像和我同岁。他有一个女儿，我们曾开玩笑，将他的女儿和我家的儿子结为秦晋。陆少兰因家庭出身问题，文革中也吃过不少苦，年轻时在工厂打工，出过工伤，有一条手臂是残废的，她确实是三姑婆的干女儿，常去探望，母女间感情很好。
那年回国，我去拜访钟银兰老师。钟老师告诉我，謝老走了不久，三姑也过世了，后事是謝老的女儿小珮一手操持的，追悼会开得很萧条，只有寥寥几个人去送行。
掐指推算，謝公去世二十年，三姑婆也應该有二十年了。
此刻，她也许正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壯暮堂”里，陪伴她弟弟作画，面对着窗外和熙的春风，回忆在人世间时的风风雨雨……
大智不语谢伯子
谢伯子住常州青果巷，青果巷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近百年来来出了不少名人，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中，均带有“宝”字和“伯”字，甚是巧合。
一个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叫李宝嘉，又叫李伯元，出生于一八五二年。
一个是当代名画家谢宝树，又名谢伯子，出生于一九二三年。
谢伯子是钱名山的外孙，谢玉岑的独子，谢稚柳和谢月眉的亲侄。
谢伯子初名的“宝树”二字，是谢玉岑撷“滕王阁序”中“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而来的。
谢玉岑在常州病重时，张大千从苏州网师园赶往探视，谢玉岑在病床上临终托孤，将谢伯子拜张大千为师，遂入大风堂。他和厉国香等少数几位，是大风堂中免奉厚礼贄金拜师的贫困学生之一。
我和谢伯老交往较晚，是在回国后的九十年代。
那时我从海外回来，积累了许多谢家在海外亲人的资料。
謝稚柳和谢月眉均已作古，要谈谢家的旧事，谢伯老是少数健在的几位。
那天我俩笔谈，先从程滄波契入。
说到程滄波，因两岸文史暌违已久，这位民国要人，在大陆已鲜为人知，恕容笔者在开篇前略作简介：
程沧波又名中行，是钱名山在寄园的学生，就读四年，深受名山翁青睐，并将自己的女儿云蕖许配给他。
一九一八年，程滄波考入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了三年文科，一九二四年转入复旦大学就读政治系。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就给《上海商报》投稿，文章受到该报主笔陈波雷称赞，之后成为该报的专栏作者。
一九三零年，陈沧波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一九三一年转读牛津大学。
一九三三年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被捕受审，对于陈独秀和其律师章士钊的的辩护，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一时中小知识分子和民间舆论受其蛊惑，社会舆论及极其混乱，程沧波见此，在《中央日报》发表《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一文反驳。章士钊也在《中央日报》撰《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击。程沧波在《中央日报》再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一文，其文逻辑清晰，说理有力，驳倒章士钊，扭转舆论，使陈独秀不得不屈服于法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当晚九时，在南京召开中央常委，会议翌晨五时结束，程沧旋即撰文，天明见报，堪称快手，文章用词激烈，语气铿锵，分寸得当。
程沧波的文采得到蒋介石的多次嘉勉，和陈波雷一样被视作文胆，人们只知道蒋介石的许多文稿是出于陈波雷之手，却不知道其中有不少是程沧波捉刀的。
程沧波诗文俱佳，一生撰文无数，晚年他曾对人说，因生平颠簸，文章佚散约十之五六，不过他的许多遗文，还能从台湾出版的《沧波文存》中读到。
四十年代末，程沧波任上海《新闻报》社长，他是全国新闻界选出的立法委员。《新闻报》当时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是最赚钱的报纸。当时謝稚柳进《新闻报》工作，就是陈沧波推荐的。
一九四九年，程沧波离沪赴港，后辗转到台湾。
一九四零年秋，程沧波因和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发生婚外绯闻，受蒋介石训斥，辞去《中央日报》社长职务，后因于右任先生爱才，以“才子风流无罪”为说辞，把他调往检察院任秘书长。
我尝听人说，谢稚柳先生早先在检察院任职，也是陈沧波介绍的，但我从未听謝老谈起过此段经历。数年前，我在上海一家拍卖行的预展会上，看到谢老写给张目寒的一通手札，用的是检察院信笺，始信所传实有其事。
一九九〇年暮春，程沧波因患心脏病住院，并发肺炎，在台北市忠孝医院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二〇一一年，我去台北郊区的“净律寺”，拜访释广元法师。在他寺庙的后面的墓园里，发现了程滄波的坟冢，墓碑上刻着“程中行先生之墓”下面还用小字刻着两位夫人的名字，正夫人“云蕖”，另外一位偏房的名字涂着红漆。
住持释广元法师告诉我，程沧波的如夫人还健在，住在香港，她已经声明，往生后不葬来这里……
在和伯子老人笔谈时，我把上述所知，用简略文字写给他看。
老人颇为惊讶，提笔作答：“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述基本是真。程沧波是我姨父，名山外祖将云蕖姨妈适他。”接着又写：“程滄波还有一个女儿在上海，今年九十多岁了，耳目尚健，以前我们有来往，你要采访抓紧，可叫建红陪你去，他有孝心，常去探望谢家的老人，程在香港也有后人，可是我们没有来往。”
那天笔谈时，老人还写道：“当时不懂科学，钱谢两家近亲联姻，，故致哑……”
那天笔谈由老人女儿建平陪伴在侧，我和建平怕他累了，叫他休息，但他老人家意犹未尽，又跟我谈起另一个谢家名人章汉夫。
由于笔谈所限，容我将搜得的资料，糅合一起，先作表白：
章汉夫，原名谢启泰，他和博古、王明、康生等人一样，参加革命，反叛封建传统，学习苏俄，改掉自己的祖宗姓氏。
谢启泰是谢稚柳原配夫人谢端如的胞兄，而谢端如是谢稚柳的堂姐妹，从小青梅竹马，兩人相愛，私奔來滬，結為連理。
章汉夫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二七年参加美国共产党，不久转入中共，翌年到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搞地下工作，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此时因省委书记蔡和森被捕，担任代理书记，同年底在香港被捕，经父亲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出省，回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又任中央宣传部干事。江苏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五年五月再次被捕，又经父亲设法，请邵力子援救，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后来父亲花了几十两黄金把它救了出来，旋即又投身革命，他曾对营救他的父亲说：“你只当没有生我这个儿子！”
抗战期间，章汉夫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撰写社论和各类文章，一九四五年四月，随董必武去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并任主编，刊物专登所谓揭露“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文章……中共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张，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六二年，在日内瓦会议上，他奉行周恩来，“同美帝斗争，需要脑子”的指示，在会上弃用翻译，直接用英语与美方进行辩驳……陈毅感慨地说：“在国际会议上能用英语跟对方辩论，得心应手的，恐怕只有汉夫同志了！”
文革开始，章汉夫因曾在苏州反省院被关押的历史而受冲击。在外交部的礼堂上，造反派逼迫他夫人龚普生交待章汉夫的叛徒罪行，当龚普生称章汉夫为“同志”时，造反派厉声呵斥：“不许叫章汉夫同志！”
一九六八年三月，章汉夫被关秦城监狱四年后，于一九七二年瘐死狱中，终年六十七岁。
笔者在为悼念谢伯子写的“丹青诔”一诗中，曾提及谢氏一脉，自东晋以来才子辈出的诗句，有：
东晋舊时燕，
秋飞春復来，
谢门有魁星，
文脈传百代。
不说安石公，（东晋谢安，“淝水之战”总指挥）
漫提灵运才，（南北朝杰出诗人）
感念名山祖，（钱名山）
寄園桃李栽，
启泰及中行，
楚汉两相材。（国共内战，喻作楚汉相争）
近有壯暮翁，
后出伯子輩……”
其中“启泰及中行”——就指章汉夫和程沧波（原名“程中行”）
按年岁算，程沧波比谢启泰大两岁，按照当时钱名山“有教无类”的办学精神，和钱谢两家反复联姻的传统分析，章汉夫应该在寄园受过教育，但是在文字记录上难觅其踪影，是否谢启泰变成章汉夫后，为厘清阶级立场，割舍了就读封建书塾的这段历史，甚至不屑提及，那就不得而知了。
谢伯老同意我谢启泰也是寄园弟子的分析。
二〇〇六年，我和谢伯老一行去成都开“大风堂研讨会”，会后集体去四川博物院参观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的展品。
在大厅里，谢伯老突然对我一阵比划，把我拉到一幅张大千画给谢玉岑的荷花前，要我给她留影。
记得有一次我问謝稚柳公，谢伯老是聋哑人，听不见声音，何以辨四声，做诗词，谢稚柳公说：“他是异才，耳不能聪，能辨四声，口不能言，能书心语，他潜心作画，所画山水颇有大千气韵。”他还给我看了一卷尚未装裱的，谢伯老画的一百零八尊着色罗汉，落笔工细，人物传神，谢公在卷末题了几百字的长跋，声情并茂，颇多嘉许。
上海有位看老年男性病的专家缪廷杰先生，当年上海的老画家謝稚柳、唐云、程十髮、朱屺瞻以及顾福佑、糜耕耘等有男性病都请他医治。
缪医生收藏颇富，晚年把自己的藏品都捐献给常熟老家，张家港市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家美术馆，以资收藏。他和我是忘年交，一次我去医院里探望他，他出示一本二十几开的册页，上面由他表哥，常熟词人钱定一的题签，里边是二十几位上海大风堂门人的作品，他告诉我，文革后期，他的学生，是黄镇部长的儿子，送给他两幅册页，一幅是刘力上的竹子，一幅是俞致贞的花卉。他把两幅画给顾福佑看，正好那时上海大收藏家谭敬落实政策，得到一笔补偿。谭敬是上海滩旧社会出名的四大小开，他的爸爸谭干臣是建筑包工头，半条茂名路和锦江饭店是他家建造的。谭敬为人慷慨，挥金如土。他这次得到补偿，在静安宾馆包下一层楼面，把上海的著名画家请来一起，开了几天大PARTY。顾福佑当时是上海大风堂门人的牵头人，他趁在PARTY的时机，请大风堂的门人各画一幅，凑成了这本册页。
这本册页传到我手中后，反复摩挲，发现唯一缺憾的是，其中没有谢伯老的作品。一次我和谢伯老闲聊，出示此册页，请他补上一幅，以臻完璧。他当即应诺，隔几天就画了一幅《振衣千仞图》，叫建红兄特地送来上海敝舍。此图高士衣袂翩翩，宛若吴带飘逸，苍松翠针纤纤，恰似声出天籁，这是谢伯老晚年的精妙制作，弥足珍贵。
甲午初夏，我在澳洲，建红兄含泪来电，告知伯子世伯已经归西，闻之不胜伤悼，回想壬辰办“九秩初度”活动时，他老人家还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不料短短年余，就遽然而去，感叹造化弄人，奈何奈何！
后起俊秀灿若晨星
写完谢门四杰，不由一声浩叹，当年一起谈笑相处的師輩尊人，均已羽化成仙，坐化到文昌君身边去了。
然而虽岁月嬗递，但谢家文脉，依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前年回国，在福州路九华堂参觀了谢公令嬡——谢小珮女史的画展，壁间花卉彩荷，色彩斑斓，枝上翠鸟，呼之欲出，钩图运笔，无不隐含其父母的艺术基因，然而又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小珮留学欧美，更懂得西人使用色彩的技巧，……运笔至此，不由想起李商隐“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相信来年再看她的画展，一定百尺杆头，更高一节。
儒门必出孝子，谢伯老的哲嗣建红兄，近年来笔耕不辍，出书累累，他为谢伯老办的“九秩初度”活动，为画坛所稱道。建红兄在商界搏击，事业有成，在文坛笔耕，硕果累累，是谢家，下笔千言，日进斗金的后起之秀……
谢门才子被及各界，谢门后人灿若晨星，谢门遗韵千秋不绝。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于悉尼食薇齋北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