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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门四杰遺韻千秋

(2017-02-22 22:35:03) 下一个

                謝门四杰遺韻千秋

 

                                            ——王亚法

  

  

 

                 开卷先说钱名山

 

   谢玉岑、謝稚柳、谢月眉、谢伯子,谢门四杰。

   喜余生有缘,和谢家后三杰结识,叹余生亦晚,未能谋面玉岑公,面聆謦欬,只能从乃弟“壮暮翁”的口中,谈起“我老兄”的琐碎轶事,抑或从书缝间寻觅点滴。

   启说谢门轶事,绕不开一个重要人物,谢门四杰的开山祖——钱明山夫子。

钱名山(1875—1944)名振锽,江苏武进人,十六岁中秀才,十九岁中举人,二十九岁成进士。戊戌变法时,曾随康有为公车上书,变法失败,眼看军阀混战,国是日非,便隐居乡里,在“寄园”设馆授徒。寄园的教育,注重道德与文章,强调爱国,爱民族,捍卫中华道统,教材以经、史、子、集为主,同时对书法、绘画、音乐、诗词也很注重……

寄园培养出了不少江南才子,年轻俊彦,竖擘而能知其名者有:谢玉岑(诗人,金石家)、谢稚柳(著名画家,书画鉴定家)昆仲、程沧波(《中央日报》首任社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台湾书协理事长,著名书法家)、马万里(著名书画篆刻家,美术教育家)、伍爱真(诗人)、谢伯子(著名聋哑画家)、钱璱之(诗人)、钱仲易(著名记者)钱小山(诗人画家)……为中华文坛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种子。

余生也晚,没有福分亲受钱名山先生的教诲,要知道先生和寄园的遗事,只能从程沧波先生的《本师名山先生七十寿言》;谢稚柳先生《难忘的寄园情》和谢伯子先生的《忆名山舅公》中去翻找了。

可叹的是至今知道钱振锽的人已经不多了,我前几年去上海宋园谢稚柳先生的墓地献鲜花,发现墓志铭中将钱振锽的“锽”误作“煌”字。我曾向有关人士提及此事,过了几年我又去,尚未见改正,不知现在改了没有?

 

                      

                 翻页继谈谢玉岑

 

对玉岑公在金石书画诗词上的艺术造诣,我是门外汉,无缘置喙,我能记述的,只是他和张大千的友谊。

张大千和谢玉岑结识的时间和场合,已无考证,据稗史所载,兩人在上海张园秋英会上碰面,英雄相见,惺惺相惜,彼此结为好友;另据最近发现的资料显示,因为钱名山和曾农髯是同科进士,时有唱酬,而张大千是曾李的门下,谢玉岑是钱名山的高婿,由此相识,并不意外。

张大千和谢玉岑是同庚,兩人意气相投,金兰之交,来往稠密,可惜谢玉岑的夫人素蕖患有肺结核病,易于传染,当时中国还没有“来密封”治疗,患此病者凶多吉少,谢玉岑夫妇先后夭折,则是一例。

一九三五年,谢玉岑在常州病逝,张大千从苏州网师园赶往奔丧。

   《玉岑遗稿》中,有一篇张大千撰的前言,遣词哀婉,声情并茂,现照实抄来,足资兩人之友谊:

庚辰之秋,丁君曼士自海上远书抵蜀,谓玉岑遗稿将付剞劂,不可无言以序之。数月来萦绪万端而下笔呜咽,辄不能成一语,今当岁暮,伤逝念旧,情不能已。予与曼士与玉岑交好乃过骨肉生死之间,岂仅缟紵之情。玉岑之殁在乙亥三月十八日,时予客吴门网师园。其日午夜,先太夫人谓园中双鹤频唳,惊风动竹,若有物过某处,意必玉岑魂魄来相过我。后数月,予有北游。车中梦与玉岑遇荒园中,坐棠梨树下,相与咏黄水仙华诗。时寒风飒飒,玉岑畏缩,意颇不乐,予言笑,予问所苦,逡巡不答。数年来时相梦见,梦中谈笑如平生欢,岂知有幽冥之隔!方予识玉岑,俱当妙年,海上比居,瞻对言笑,惟苦日短,爱予画若性命,每过斋头,徘徊流连,吟咏终日,玉岑诗词清逸绝尘,行云流水,不足尽态,悼亡后务为苦语,长调短阙,寒骨凄神,启期未足四十,遽尔不永其年乎?当其卧病兰陵,予居吴门,每间日一往,往必为之画。玉岑犹以为未足。数年来予南北东西,山行渐远,读古人作日多,使玉岑今日见予画,又不知以为何如。古人一去,倏忽六年,必有新声离绝人间。意其鸾珮相逢,鹿车云路,当不复为凄神寒骨字之辞。自还蜀中,不复一垂梦。巫峡惊波,青天蜀道,玉岑其怵于太白歌诗,以为果不可飞度乎?今者又将西出嘉峪,展佛敦煌,便当假宠山灵,润色画笔,安得起九原为我歌吟?人间天上,守兹同心!大千张爰。 

嗣后张大千画了一幅黄水仙画,此畫二尺见方,跋语数行,七十年代末,我在大风堂门人糜耕耘世伯家中见过真迹,可惜当时没有相机,留下鸿爪。九十年代糜世伯过世,我曾问振珪、振琥等世兄,打听收藏之下落,答曰:因糜世伯晚年住第三房夫人处,所有藏品均归庶母之女所据有……不知此画还在人间否?

玉岑过世,大千特地从苏州网师园赶往常州,因玉岑生前喜欢大千的墨荷,大千为玉岑的灵堂画了几十幅荷花,一时传为美谈。玉岑出殡,大千执绋,并为玉岑亲书碑文“词人谢玉岑之墓”。我问及建红兄,令祖坟茔今安在?答曰,春过了无痕,早就不知踪影。

历史的无情,将一件文人的风流遗迹湮灭了,甚为可惜。

本文呼吁地方政府,极早修复玉岑公的旧冢,作为常州的一个文化遗迹,旅游亮点,供后人凭吊。

         

                     

 

             谢门栋梁壮暮翁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伟人离我们越远,我们越怀念他——”

真的,谢稚柳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每当我和钟银兰、郑重、龚继先、刘一闻等师友们聊天时,大家无不感念他的好处,赞叹他洵然可敬的君子作风……

我有幸认识谢稚柳先生,是从采访张大千资料开始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善子的幼女张嘉德,带着我去谢老乌鲁木齐路的居所——

这是一幢陈旧的法式公寓,一架手拉铜门电梯,“咣郎咣郎”地把我们带到公寓的顶层,往左走几步,敲开门,便是谢老的画室兼客厅。

正面的墙上有一个大镜框,其中用洒金红纸写着“壮暮堂”三个大字,是谢老自己的手迹,醒眼夺目,镜框前面是他的画案。画案右侧有座树枝状的木架摆设,上面攀着一只色彩斑斓的孔雀。

记忆中的客厅不算小,画案的右侧背后,是通往睡房的通道,里边住着谢老的全家,包括被大家尊称为“三姑”的,谢老的胞姐谢月眉。

客厅两面临窗,推开钢窗门,外面是一个大阳台,阳台上有一座搭建的中式小瓦屋,那是是陈佩秋先生的画室。

从今天目光看,两位蜚声鉴赏界和画坛的大师,蛰居在这么逼仄的空间里,实在有些委屈,然而中国当时的现状就是那样。

謝老曾告诉我:“这里的房子是郭沫若批给我的,郭沫若曾题了十把扇面,叫我配图,一晃多年,我还没给他画上……”

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五年,谢老全家从乌鲁木齐路搬到巨鹿路的新居,虽然分得了三套住房,谢老住在楼下,对门住着姐姐谢月眉,陈佩老住在楼上,但新居依然逼仄,画室还是安在客厅里,兼作会客室。原先自书“壮暮堂”的那只镜框,换成了一块长方形的本色木匾。字迹改由王蘧常先生题写。

画案的对面放着一套楠木箱柜的“涵芬楼二十四史”。我目测,光画案和“二十四史”就占去了房间的大半面积,难怪谢老还是抱怨画室太小,作不了大画。

谢老画室里最显眼的,是一副钱名山写的对联:“绚烂归平淡,真放本精微”。这幅对联陪伴他多年,以致被刻在墓碑上,永远陪伴他。

八十年代社会风气宽松,我所在的出版单位取消了坐班制,所以我有大把的时间,坐在谢老的身边,听他讲述文坛趣闻,讲述在敦煌和张大千一起的日子,讲述他老师钱名山和“老兄”——谢玉岑的故事。有一次说得高兴,他从房间里拿出一套“钱名山诗集”和“玉岑遗稿”送我,说:“我手头没有几套了,这两套送给你”。

这两套书,我保存了近三十年,前年谢伯老的哲嗣建红兄与我谈起修建纪念馆事,我欣然相赠,谢家之物,归还谢家,此段公案也算是我和谢家的一段因缘吧!

   在谢老巨鹿路的“壯暮堂”里,我经常碰到文汇报记者郑重先生,那时他正在为谢老编《谢稚柳系年谱》,有时候我们三人一起聊天,聊得高兴时,謝老会放下手中的画笔,拉开画案右手侧的抽屉,取出一支细小的外烟,慢慢点燃,边抽边聊。

谢老的画室里,时常挤满一些年轻的朋友,陈佩老有时也下楼来一起聊天。经常去谢家的有:龚继先、韩天衡、刘一闻、劳继雄,吴明耀、徐伟达……他们都是谢老的接班人,如今都成了书画界的名人了。

八十年代初,謝老的处境并未有多少改善,那年冬天,我去壯暮堂,他见我进门,放下了手中的画笔,搓着手轻声说:“《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张大千在台湾对记者说,他当年写了一首《浣溪沙》,第三句想不出好句子,是我帮他凑上的,我想了好久,记不清有这件事,你说会不会是大千为了让这边重视我,故意这样说的……”可见张大千和谢稚柳的几十年友情,虽然铁幕阻隔,但是老兄弟之间的灵犀是一线相通的。

谢老和我聊前贤古人,聊古画真伪,聊寄园旧事……但就是不聊政治和与政治牵涉的敏感人物。后来知道,其实他与于右任、张目寒、马步芳、马步青,以及那个在腊子口堵截红军的国民党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张大千的儿女亲家,鲁大昌养女适张大千长子张心智)——都是朋友。

   八十年代末,我出國前,拿了一幅我表哥張之先送给我的,他父亲画的墨荷图,请謝老题跋,我说:“谢公,我准备将此图带出国,送给台灣摩耶精舍张大千纪念馆……”謝老二话没说,在那張畫上題道:“張心銘為吾友張大千之侄,此為其遺作,亞法寶之,壯暮翁稚柳。”

   题毕,对我说:“出去做啥,你还是留下,我推荐你进上海博物馆,来帮我整理文稿。”

   我说:“我打算出去办个出版社,宣扬中国文化,名字也取好了,叫‘熊猫出版社’,请你帮我题个匾名。”謝老呵呵一笑道:“哦,你就裁纸头吧”……

   最使我感激的是,我在《新民晚报》写张大千的连载小说《彩笔风流》和第一次出版的的《张大千演义》的书名都是謝老题写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失踪的马队》的书名,请謝老题写时,因为这是一部给青少年看的小说,编辑部要求用简体字,謝老说,我不会写“马队”两个简体字,你写个样子给我参。我写了,他依样画葫芦地迁就了我……

   记得謝老在河南中路老上海博物馆开《謝稚柳八十寿辰画展》时,开幕式时名人荟萃,朱屺瞻和唐云等前辈都前来参加,梁谷音也来帮忙。大厅里花篮如云,上博布置展厅人员将我敬送的花篮放在一旁,謝老在巡视时,特意叫人把它移到和定琨、小珮、定玮、定琦他们的一起。謝老对我的青睐,我至今难忘,铭感在心。

一九八六年我去深圳出差,想顺便结识“博雅画廊”的经理雷子渊先生,谢老说:“雷子渊是我的朋友,我可以介绍他认识你。”说罢,随手在宣纸上用毛笔写了一封介绍信,约百来个字。可惜我当初没有留下复印件,直接把信交给了雷子渊先生。如果不丢失的话,想必此信应该还在他手中。如雷先生看到本文,希望他能送我一份复印件,留作纪念。

   一九八四年,我为收集张大千资料,去北京甘雨胡同叶浅予先生家采访。叶老告诉我,他听别人说,张大千在北京的第三房夫人杨宛君生计窘迫,晚景凄凉。我回上海后,和谢公在闲聊中提起。他说,杨宛君在敦煌服侍张大千有功。她拜余叔岩为师,唱得一口好戏,嗓音也好,住大千金牛坝寓所的时候,我和大千作画,她常在一旁清唱,唱得好听极了。这时我随口把杨宛君的窘况告诉他。他沉默一会,面有忧戚道,宛君自从把张大千的藏画献给政府后,就和我失掉了联系,你知道她的住址吗?我告诉他,杨宛君很少和大风堂圈子里的人来往,我也不知道她住在哪儿,恐怕叶浅予也未必知道。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时隔半年后,张大千的侄孙张之先告诉我,宛君八婆告诉他,谢先生前不久假赴故宫博物院鉴定书画的机会,特地抽空去探望她,还送了钱。八婆说,和谢先生几十年没见,她听说我有困难,就特地来帮助我,真不愧为大千几十年的老兄弟,讲义气。以后,谢公虽和我提起他去探望杨宛君的事,但只说世事沧桑,从不提送钱的事.

张大千尽管身处海外,但也时时挂念着被困在大陆的谢稚柳。当谢稚柳被整肃的事传到海外,张大千得悉,在一封签署时间为“四月三十日”给张目寒的信中写道:“连得稚柳、无量消息,为之黯然,前闻有八百万稚柳可赎,即去函六侄速为营救,昨得来书,知前言不实,奈何奈何……(标点为作者所加)”我曾和谢老哲嗣谢定玮先生聊及此函,对老一辈人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无不唏嘘折服。

此生有幸,跟随谢老数年,学识大涨,得益匪浅,但可惜时值年轻,未谙老人心境,随着自己年齿徒增,步入“从心所欲”之年,对其晚年之心境逐渐有所体悟,现率性写来,是耶非耶?权当闲聊:

谢老一生,所用堂号无数,但“苦篁斋”和“鱼饮溪堂”二名,沿用甚久。

据郑重编辑的《谢稚柳系年录》P 51:“稚柳客重庆江北时,寓居的后面是一片竹林,开始作双钩竹。由渝返沪,在小园内种竹,多不能成活,故自讽之为‘苦篁’……”

其实,谢老和所有真实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一生坎坷,尤其四九年后,捱过屡次政治运动批斗整肃,官场上每有新官履任,机管局勒索要画,又违拗不得,圈内人均知,那个历任上海公安要职的曹姓大官,就藏有数百余张谢老的精品。

呜呼,谢老“恓苦恐慌”之心,谁人知之?

谢老取谐音“苦篁斋”为名,实为避文字狱之嫌,“苦惶斋”才是其真意!

“鱼饮溪堂”——典出岳飞孙子岳珂所撰之《桯史》:“至于有法无法,有相无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清初词人纳兰若容之《饮水集》其意也盖出于此。谢老对纳兰性德的诗词极熟,八十年代初,被张大千誉为“戏状元”的成都川剧院丑角周企和,文革后首次来沪演出《迎贤店》片段,住延安饭店,我去采访,蒙周老赏赐在瑞金剧场演出戏票,开场前旁边坐着谢老和陈佩老,俩人窃窃细语,我侧耳窃听,正在谈论纳兰若容的诗词……

唉,自己的处境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知鱼饮溪滋味者,惟“鱼饮溪堂”老人也!

我曾与郑重先生谈及上述假设,他告曰:“我是党员,高级记者,不能写……”

呜呼,他既不能写,我已身脱羁绊,就来大胆代述吧!

刚才我又重读了谢老《难忘的寄园情》的遗文,再一次感受他对钱名山先生的深厚感情。此刻,我怀着他敬师感恩的同样情愫,写下此文。

 

 

                寂寞三姑谢月眉

 

三姑,是谢家人对谢月眉的尊称,我叫她三姑婆。因为張嘉德介绍我认识謝稚柳的时候,按照大风堂辈份的叫法,要我稱呼謝稚柳为“谢公”,当然三姑也就提高了一个辈份,成了三姑婆。这是大风堂开山祖張善子张大千昆仲生前立下的规矩,凡大风堂中人,不管拜门早晚,年龄长少,一概以师兄师姐稱呼,以示相互尊重,前几年和谢定玮一起去浦东养老院探望张大千的女儿張心慶,谈及辈分时,她要我稱呼定玮为叔叔,所以我俩,一个以“定玮叔”;一个以“亞法兄”相互唱酬至今。大风堂老一辈中也无不如此,当年糜耕耘世伯,他虽和謝老同庚,生肖均属狗,但每次见面必以“谢叔叔”尊之,见了陈佩老也一口一个“婶婶”,恭敬有加。此风延续至今,大风堂的第三代门人相见,也均以师兄师姐对呼。

三姑婆面目清癯,个子瘦小,目光炯炯,很少有笑容,初认识不甚好客,对陌生人上门,时有挡驾,但对熟人却很随意,高興時会和你聊起当年和李秋君、陈小翠和章述亭她们女子书画会的旧事,有时也喜欢唠些家常,譬如少吃哈密瓜,这是碱性食品,少吃晚餐之类的养生话题……

我去谢家,一般由她开门,同时会用常州话说:“哦,西门路咯小伙子来了。”她把凡是与张家有关系的来客,一概叫作“西门路来咯”,可见她对西门路情节之重。

谢月眉与謝稚柳姐弟情深,谢老作画,她总是依偎在画案的对侧,相互聊天,有时謝老和我谈起张大千和谢玉岑的旧事时,她会插嘴,帮助回忆。

文革后期请謝老鉴定题词,謝老不收费,时有客人拜访,有些人不知趣,求索过多,三姑婆会在一旁回绝,打发客人。有时我也拿东西去请謝老鉴定或求索题词,她也会嘀咕:“你又来添忙了。”当然那是很善意的。

听大风堂早期门生,同是女子书画会的章述亭女士讲,谢月眉的花鸟画得很有功底,后来为了帮谢叔叔带小孩,荒废了自己的画业,很是可惜。前些年我在安徽拍卖行看见一本谢月眉画的扇面册页,均为工笔花鸟,画得十分精致,经过几番竞争没有拍下,现在回忆有些懊恼。

   谢月眉终身未嫁,孑然一身,陪伴着弟弟謝稚柳,操理家事。謝老逝世后不久,也跟随去了。

   章述亭还跟我说谢月眉年轻时跟陆丹林有过一段恋情,因为陆丹林已经有了两房夫人,就像当年张大千和李秋君的关系一样,考虑到门庭,有情人终未成眷属,后来陆丹林把自己的女儿过继给她做干女儿。

陆丹林的女儿我认识,叫陆少兰,是一位很朴实的女士,好像和我同岁。他有一个女儿,我们曾开玩笑,将他的女儿和我家的儿子结为秦晋。陆少兰因家庭出身问题,文革中也吃过不少苦,年轻时在工厂打工,出过工伤,有一条手臂是残废的,她确实是三姑婆的干女儿,常去探望,母女间感情很好。

   那年回国,我去拜访钟银兰老师。钟老师告诉我,謝老走了不久,三姑也过世了,后事是謝老的女儿小珮一手操持的,追悼会开得很萧条,只有寥寥几个人去送行。

掐指推算,謝公去世二十年,三姑婆也應该有二十年了。

此刻,她也许正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壯暮堂”里,陪伴她弟弟作画,面对着窗外和熙的春风,回忆在人世间时的风风雨雨……

 

                    

 

                大智不语谢伯子

 

谢伯子住常州青果巷,青果巷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近百年来来出了不少名人,其中有两个人的名字中,均带有“宝”字和“伯”字,甚是巧合。  

一个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叫李宝嘉,又叫李伯元,出生于一八五二年。

一个是当代名画家谢宝树,又名谢伯子,出生于一九二三年。

谢伯子是钱名山的外孙,谢玉岑的独子,谢稚柳和谢月眉的亲侄。

谢伯子初名的“宝树”二字,是谢玉岑撷“滕王阁序”中“非谢家之宝树,接孟氏之芳邻”而来的。

   谢玉岑在常州病重时,张大千从苏州网师园赶往探视,谢玉岑在病床上临终托孤,将谢伯子拜张大千为师,遂入大风堂。他和厉国香等少数几位,是大风堂中免奉厚礼贄金拜师的贫困学生之一。

我和谢伯老交往较晚,是在回国后的九十年代。

那时我从海外回来,积累了许多谢家在海外亲人的资料。

謝稚柳和谢月眉均已作古,要谈谢家的旧事,谢伯老是少数健在的几位。

那天我俩笔谈,先从程滄波契入。

说到程滄波,因两岸文史暌违已久,这位民国要人,在大陆已鲜为人知,恕容笔者在开篇前略作简介:

   程沧波又名中行,是钱名山在寄园的学生,就读四年,深受名山翁青睐,并将自己的女儿云蕖许配给他。

   一九一八年,程滄波考入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了三年文科,一九二四年转入复旦大学就读政治系。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就给《上海商报》投稿,文章受到该报主笔陈波雷称赞,之后成为该报的专栏作者。

一九三零年,陈沧波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一九三一年转读牛津大学。

一九三三年中共创始人陈独秀被捕受审,对于陈独秀和其律师章士钊的的辩护,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一时中小知识分子和民间舆论受其蛊惑,社会舆论及极其混乱,程沧波见此,在《中央日报》发表《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一文反驳。章士钊也在《中央日报》撰《国民党与国家》一文反击。程沧波在《中央日报》再发表《再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章士钊》一文,其文逻辑清晰,说理有力,驳倒章士钊,扭转舆论,使陈独秀不得不屈服于法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当晚九时,在南京召开中央常委,会议翌晨五时结束,程沧旋即撰文,天明见报,堪称快手,文章用词激烈,语气铿锵,分寸得当。

程沧波的文采得到蒋介石的多次嘉勉,和陈波雷一样被视作文胆,人们只知道蒋介石的许多文稿是出于陈波雷之手,却不知道其中有不少是程沧波捉刀的。

程沧波诗文俱佳,一生撰文无数,晚年他曾对人说,因生平颠簸,文章佚散约十之五六,不过他的许多遗文,还能从台湾出版的《沧波文存》中读到。

四十年代末,程沧波任上海《新闻报》社长,他是全国新闻界选出的立法委员。《新闻报》当时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也是最赚钱的报纸。当时謝稚柳进《新闻报》工作,就是陈沧波推荐的。

一九四九年,程沧波离沪赴港,后辗转到台湾。

一九四零年秋,程沧波因和储安平的妻子端木露茜发生婚外绯闻,受蒋介石训斥,辞去《中央日报》社长职务,后因于右任先生爱才,以“才子风流无罪”为说辞,把他调往检察院任秘书长。

我尝听人说,谢稚柳先生早先在检察院任职,也是陈沧波介绍的,但我从未听謝老谈起过此段经历。数年前,我在上海一家拍卖行的预展会上,看到谢老写给张目寒的一通手札,用的是检察院信笺,始信所传实有其事。

一九九〇年暮春,程沧波因患心脏病住院,并发肺炎,在台北市忠孝医院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二〇一一年,我去台北郊区的“净律寺”,拜访释广元法师。在他寺庙的后面的墓园里,发现了程滄波的坟冢,墓碑上刻着“程中行先生之墓”下面还用小字刻着两位夫人的名字,正夫人“云蕖”,另外一位偏房的名字涂着红漆。

住持释广元法师告诉我,程沧波的如夫人还健在,住在香港,她已经声明,往生后不葬来这里……

在和伯子老人笔谈时,我把上述所知,用简略文字写给他看。

老人颇为惊讶,提笔作答:“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述基本是真。程沧波是我姨父,名山外祖将云蕖姨妈适他。”接着又写:“程滄波还有一个女儿在上海,今年九十多岁了,耳目尚健,以前我们有来往,你要采访抓紧,可叫建红陪你去,他有孝心,常去探望谢家的老人,程在香港也有后人,可是我们没有来往。”

那天笔谈时,老人还写道:“当时不懂科学,钱谢两家近亲联姻,,故致哑……”

那天笔谈由老人女儿建平陪伴在侧,我和建平怕他累了,叫他休息,但他老人家意犹未尽,又跟我谈起另一个谢家名人章汉夫。

由于笔谈所限,容我将搜得的资料,糅合一起,先作表白:

   章汉夫,原名谢启泰,他和博古、王明、康生等人一样,参加革命,反叛封建传统,学习苏俄,改掉自己的祖宗姓氏。

谢启泰是谢稚柳原配夫人谢端如的胞兄,而谢端如是谢稚柳的堂姐妹,从小青梅竹马,兩人相愛,私奔來滬,結為連理。

章汉夫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二七年参加美国共产党,不久转入中共,翌年到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搞地下工作,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此时因省委书记蔡和森被捕,担任代理书记,同年底在香港被捕,经父亲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出省,回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后,又任中央宣传部干事。江苏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三五年五月再次被捕,又经父亲设法,请邵力子援救,被解往苏州反省院,后来父亲花了几十两黄金把它救了出来,旋即又投身革命,他曾对营救他的父亲说:“你只当没有生我这个儿子!”

抗战期间,章汉夫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撰写社论和各类文章,一九四五年四月,随董必武去美国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并任主编,刊物专登所谓揭露“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文章……中共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张,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六二年,在日内瓦会议上,他奉行周恩来,“同美帝斗争,需要脑子”的指示,在会上弃用翻译,直接用英语与美方进行辩驳……陈毅感慨地说:“在国际会议上能用英语跟对方辩论,得心应手的,恐怕只有汉夫同志了!”

文革开始,章汉夫因曾在苏州反省院被关押的历史而受冲击。在外交部的礼堂上,造反派逼迫他夫人龚普生交待章汉夫的叛徒罪行,当龚普生称章汉夫为“同志”时,造反派厉声呵斥:“不许叫章汉夫同志!”

一九六八年三月,章汉夫被关秦城监狱四年后,于一九七二年瘐死狱中,终年六十七岁。

笔者在为悼念谢伯子写的“丹青诔”一诗中,曾提及谢氏一脉,自东晋以来才子辈出的诗句,有:

东晋舊时燕,

秋飞春復来,

谢门有魁星,

文脈传百代。

不说安石公,(东晋谢安,“淝水之战”总指挥)

漫提灵运才,(南北朝杰出诗人)

感念名山祖,(钱名山)

寄園桃李栽,

启泰及中行,

楚汉两相材。(国共内战,喻作楚汉相争)

近有壯暮翁,

后出伯子輩……”

其中“启泰及中行”——就指章汉夫和程沧波(原名“程中行”)

按年岁算,程沧波比谢启泰大两岁,按照当时钱名山“有教无类”的办学精神,和钱谢两家反复联姻的传统分析,章汉夫应该在寄园受过教育,但是在文字记录上难觅其踪影,是否谢启泰变成章汉夫后,为厘清阶级立场,割舍了就读封建书塾的这段历史,甚至不屑提及,那就不得而知了。

谢伯老同意我谢启泰也是寄园弟子的分析。

   二〇〇六年,我和谢伯老一行去成都开“大风堂研讨会”,会后集体去四川博物院参观张大千敦煌临摹壁画的展品。

   在大厅里,谢伯老突然对我一阵比划,把我拉到一幅张大千画给谢玉岑的荷花前,要我给她留影。

记得有一次我问謝稚柳公,谢伯老是聋哑人,听不见声音,何以辨四声,做诗词,谢稚柳公说:“他是异才,耳不能聪,能辨四声,口不能言,能书心语,他潜心作画,所画山水颇有大千气韵。”他还给我看了一卷尚未装裱的,谢伯老画的一百零八尊着色罗汉,落笔工细,人物传神,谢公在卷末题了几百字的长跋,声情并茂,颇多嘉许。

上海有位看老年男性病的专家缪廷杰先生,当年上海的老画家謝稚柳、唐云、程十髮、朱屺瞻以及顾福佑、糜耕耘等有男性病都请他医治。

缪医生收藏颇富,晚年把自己的藏品都捐献给常熟老家,张家港市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家美术馆,以资收藏。他和我是忘年交,一次我去医院里探望他,他出示一本二十几开的册页,上面由他表哥,常熟词人钱定一的题签,里边是二十几位上海大风堂门人的作品,他告诉我,文革后期,他的学生,是黄镇部长的儿子,送给他两幅册页,一幅是刘力上的竹子,一幅是俞致贞的花卉。他把两幅画给顾福佑看,正好那时上海大收藏家谭敬落实政策,得到一笔补偿。谭敬是上海滩旧社会出名的四大小开,他的爸爸谭干臣是建筑包工头,半条茂名路和锦江饭店是他家建造的。谭敬为人慷慨,挥金如土。他这次得到补偿,在静安宾馆包下一层楼面,把上海的著名画家请来一起,开了几天大PARTY。顾福佑当时是上海大风堂门人的牵头人,他趁在PARTY的时机,请大风堂的门人各画一幅,凑成了这本册页。

这本册页传到我手中后,反复摩挲,发现唯一缺憾的是,其中没有谢伯老的作品。一次我和谢伯老闲聊,出示此册页,请他补上一幅,以臻完璧。他当即应诺,隔几天就画了一幅《振衣千仞图》,叫建红兄特地送来上海敝舍。此图高士衣袂翩翩,宛若吴带飘逸,苍松翠针纤纤,恰似声出天籁,这是谢伯老晚年的精妙制作,弥足珍贵。

甲午初夏,我在澳洲,建红兄含泪来电,告知伯子世伯已经归西,闻之不胜伤悼,回想壬辰办“九秩初度”活动时,他老人家还精神矍铄,思路敏捷,不料短短年余,就遽然而去,感叹造化弄人,奈何奈何!

 

                   后起俊秀灿若晨星

 

   写完谢门四杰,不由一声浩叹,当年一起谈笑相处的師輩尊人,均已羽化成仙,坐化到文昌君身边去了。

   然而虽岁月嬗递,但谢家文脉,依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前年回国,在福州路九华堂参觀了谢公令嬡——谢小珮女史的画展,壁间花卉彩荷,色彩斑斓,枝上翠鸟,呼之欲出,钩图运笔,无不隐含其父母的艺术基因,然而又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小珮留学欧美,更懂得西人使用色彩的技巧,……运笔至此,不由想起李商隐“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相信来年再看她的画展,一定百尺杆头,更高一节。

   儒门必出孝子,谢伯老的哲嗣建红兄,近年来笔耕不辍,出书累累,他为谢伯老办的“九秩初度”活动,为画坛所稱道。建红兄在商界搏击,事业有成,在文坛笔耕,硕果累累,是谢家,下笔千言,日进斗金的后起之秀……

   谢门才子被及各界,谢门后人灿若晨星,谢门遗韵千秋不绝。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于悉尼食薇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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