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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法 (热门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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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龚继先

(2015-08-10 21:54:50) 下一个


 


——王亚法


一,初识抵足夜谈《易》


 


那年是一九七九年,文革刚过,我和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图画家赵仁年,在无锡鼋头渚公园搞创作。赵仁年有商业头脑,看到鼋头渚公园的外国游客多,灵机一动,和公园的领导签了一纸协议,借公园背临太湖的诵芬堂做展厅,开画廊,向外国游客兜售中国画。


         不料此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时生意兴隆,买卖十分活跃,记得那时画家送展的作品由刘旦宅、华三川、汪观清、顾炳鑫、龚继先、王仲清、赵仁年……大风堂张大千的一些学生也开过几场展销,参加者有章述亭、陆元鼎、曹逸如、顾福佑、陈从周、伏文彦、潘贞则、郁慕娟、郁慕贞、郁慕洁、郁慕莲……朱屺瞻先生也送来過一张四尺整纸的朱砂竹子,开价四千元,结果被一位香港的游客买走。
 


         画展开幕时,照例由举办方邀请画家到场,当场挥毫,合作一幅大画,作为给举办方的礼物。        


来场作画的画家中,要数龚继先最年轻。他思路敏捷,画路宽阔,花鸟虫草,出笔快捷,而且为人慷慨,没有架子,谁要索画,不管当地老农,还是文人雅士,立等可取。我在一旁帮他拉纸钤印,暗中计算一下,他一个小时内画了五张画送人,可谓神笔。
  


         那天晚上我们在无锡过夜,住在鼋头渚公园的招待所里,我和继先一个房间。


         我自幼通读《内经》,继先则是个“易经通”。儒家的医卜星相和六艺原本出自一家。那时他的斋号叫《大易斋》,因此两人一见如故,从“太极生两仪”谈起,到“八八六十四卦……”;从“天一生水”,聊到五行的相侮相生,由此及彼,又听他解释石涛《画语录》中的“蒙养”,到一起背诵板桥的《道情》……个中欢乐,至今犹存。


         继先是书香门第出身,十八岁拜国画大师李苦禅为师,红氍高烛,三跪三叩,是按传统礼仪拜师的入室弟子,进入中央美院后,和范曾、邓琳是同学,又师从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郭味蕖、田世光、俞致贞……等名家,他学养深厚,古文功底足,說是交谈,实质我在向他学习,使我得益不少。


在无锡鼋头渚的相遇,使我和继先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


 


二,安贫乐道“大易斋”


 


和继先认识后,一来二去,他巨鹿路的家,成了我常去谈天的好去处。那时我年轻,骑着一辆13型自行车,转令一响,穿过巨鹿路小菜场熙攘的人群,转进弄堂,然后进入一个空间晾满衣服的杂乱大厅,爬上黑黝黝的楼梯,穿过一间间门口堆满厨具器皿的房门,在门帘外,喊一声:“龚兄!”


在应答声中撩开门帘,进入了他——具有客厅、睡房、画室、饭厅多功能的家,这是他一家三口——夫人张逸弘和爱女小磊磊的家。


进门左边的墙上的一个镜框里,挂着他的的斋名“大易斋”。


“大易斋”狭长而又逼仄,因为是顶楼,靠窗的一边是个斜坡,能见到裸露屋顶的椽子,他的画案就临窗而设。至今想来,真不可思议,当初他许多赏心悦目的丹青,就是在这个斗室里诞生的。
 


就是在那张画案上,那次他当场挥毫,给我画了一条肥硕的鳜鱼,并题了“桃花流水鳜鱼肥”几字。为了那张画,我还特地去旧货店买了一只红木镜框,挂在我“半空堂”的书斋里,至今还保存着。想到这幅画是在那个环境里诞生的,每每念及,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对着墙上鳜鱼叹息:“鱼儿啊,英雄莫论出身低呀!”


一次我进入“大易斋”,没等说话,他就告诉我,刚才受了一场虚惊,原来上午大风堂的糜耕耘来作客,带来一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有谢稚柳画的松树补景,一起欣赏,赏毕,糜耕耘将画巻好带走。谁知他到家,打传呼电话来,说那画忘在“大易斋”没带走。急得继先有口难辩,满室寻找,幸亏不一会糜老又来电,告诉说画找到了,是自己带回家的,放忘记了。以后才知道,那时糜耕耘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


一次他从敦煌回来,请我去“大易斋”小酌,酒酣时,从柜子里取出一件小东西,剥开层层纸片,最后露出一块银元大小的泥团,上面塑着一尊菩萨,他小心翼翼地送给我说,这东西藏语叫“擦擦”,是去敦煌途中泥巴堆里捡到的,为防止风化,他已经涂上了清漆,送给我当礼物。为此我当时写过一篇小记,翻检旧箧,附之如下:


 


得敦煌泥印佛像小记


 


吾友龚继先兄,大易斋主,为当代画师苦禅之高足也。君年前赴敦煌临摹,得千佛洞泥印佛像一枚,赠予。佛像大似银元,形似瓦当,上有趺座佛一尊,惜面目漫漶。以予见,此物乃木刻印范所铸,盖当年信徒所为也。佛像以泥沙为质,因携之南方易潮风化,大易斋主以胶漆涂之,可见其用心良苦也。予得此瑰宝,欣喜不已,聊以记之。乙丑十月初十。


    (阴历的乙丑,是公历的一九八五年,距今已是十八年前的旧事了——笔者一叹) 这是一次记忆最深刻的对酌,那天他请我去“大易斋”,一壶黄酒,一碟油氽花生、两个皮蛋加红肠,这是那时代穷知识分子餐桌上常见的下箸之物。他认真地告诉我,局领导有意要让他当人美的总编,是受还是不受,正在彷徨之中。我问其究竟,他说,他从小就立志做个画家,当处士,无意仕途,而且有了官职会议多,要影响创作,想听听我的意见。我们又聊起明朝的高启和徐渭,又从徐渭聊到郑板桥,最后作出一个既不拂逆上意,又不拗违己志的决定——“学得板桥走马任,潍坊县衙滚一滚,”权当一任,随即辞职。


这就是龚继先为什么几年后,坚辞不继续当总编的幕后故事。


说完“大易斋”的故事,提醒后人不要忘记上海巨鹿路260弄13号,在上海人美的职工宿舍,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艰难日子里,这里曾经蜗居过许多著名画家,孕育和诞生过许多传世精品。他们的名字是:龚继先、胡海超、陈家声、还有马寅初的女儿马仰峰……听说改革开放后,画家们纷纷迁入新居,人去楼在,另换新主。


可惜当今社会重画轻文,没有人去记载这幢楼的历史。


 


 


 


 


三,浊世还存上古风


         常言,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此话不虚,说到龚继先,不能漏说他的夫人张逸弘。


         因为和龚继先兄弟相称,所以第一次去他家,就喊张逸弘“嫂嫂”。


         “嫂嫂”是江南人叫哥哥夫人的称呼。张逸弘是无锡人,虽然在上海长大,但口音中还有浓重的无锡味。我也是无锡人,无锡话是我第一母语,所以两人对话,总习惯用乡音交谈。我们三个人说话时,继先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我和他夫人说无锡话,有时又说上海话,十分有趣。但不足的是,继先的语言天才和他的艺术天才成绝然反比,不敢恭维地说,他老哥居住在上海几十年,还说不成一句道地的上海话。
 


         外人也许不知道,满口京片子的龚继先竟是一个爱妻柔情的好丈夫,一次我在“大易斋”聊天,张逸弘蹲在桌子旁的一只大木盆前,用搓板洗衣服。那时上海人家还没有洗衣机,衣服都是用手工洗的,继先见了,柔情道:“逸弘,你放着,等亚法走了,我来洗。”
继先逸弘,夫妻鹣鲽,可见一斑,这个小细节,至今我还清楚记得。


我出国前,办手续忙碌,好一段时间没去“大易斋”聊天。那天登门,继先不在,逸弘嫂见面,劈头就问:“亚法你出国的事办得怎样了?”我说:“去澳洲本来不需要经济担保,现在突然要经济担保了,所以还缺些钱,在奔忙呢。”逸弘嫂不假思索地说;“继先刚卖给香港人一张画,我这里有一百美金,你拿去。”一百美金哪,在当时是几个月的工资。我虽然立即辞谢,没要她的一百元,但她这句话,暖人心肠,叫人没齿不忘。以后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抄在我的《张大千演义·大陆篇》样书的扉页上贈送他:
 


 


赠继先、逸弘兄嫂七律:


兄才识高古,画艺精湛,不与时人争,乃性情中人也。家藏兄赠旧作《鳜鱼图》、《梅花蜜蜂图》,如若拱璧。尤感予去国前令嫂之诚言,其诚也,犹如亲兄嫂也。光阴荏冉,弟与兄嫂,均垂垂老矣,人生奈何,奈何人生。


   


                巨鹿“大易”旧帘拢,小楼谈艺蹇时穷,


桃花鳜鱼起涟漪,梅蕾蜜蜂细嘤嗡,


不与时人争高下,欲在身后比雌雄。


难忘最是令嫂话,浊世还存上古风。


 


註:《桃花鳜鱼》和《梅花蜜蜂图》是继先兄赠我的墨宝。


 


继先和邓琳、范曾、周思聪乃中央美院同学,但他从不吹嘘自己的学历。他卦在嘴边


的一句话是,画的好坏是众人评述的,不用自己吹嘘。一九八二年严冬,我去叶浅予先生北京甘雨胡同二十四号的居寓所采访时,接连两个下午,听他谈画《王先生》的故事,听他谈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苦楚;听他谈和老一辈画家张大千,谢稚柳和黄苗子的交往,当谈到小一辈的范曾到龚继先时,他从鄙夷不屑的口气中转过来,夸奖龚继先:“这青年诚恳,不浮躁,肯下苦功,爱读书,画路也广……”


事后,当我把这段细节告诉继先时,他宠辱不惊地说:“这是叶老对我的偏爱,人家范曾比我用功,他一早起就在走廊里,踱方步背唐诗……”


 


 


四,《艺苑缀英》流泽后世


中年以上的人在一起聊天,总不免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当政时期的怀念,怀念那时候的学术气氛活跃,思想相对自由,人们对金钱的追求也没有今天这么强烈。书画爱好者聚在一
起,会不约而同地追念起那本曾经放在案头翻阅的《艺苑掇英》。


文革拨乱反正后,百物复苏,《艺苑掇英》也应运而生。该刊创刊时,是一本介绍古代书画、瓷器、石刻、壁画等内容的综合月刊,出版后读者反映内容比较杂乱,出版到到第七期时,决定改版,专一介绍中国古代书画,并由继先担任总编。


当时《艺苑掇英》的稿源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抄家归还后的藏家,为了寻找作品,继先和编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几乎走遍了全国博物馆。


每当继先谈到,编辑《艺苑掇英》的往事时,会不无感激地提到谢稚柳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指导。谢老是他来上海工作后,第一位结识的老一辈艺术大师,在以后十余年的日子里,交往从未间断,可以说继先是谢老未拜门的入室弟子。我曾有次在“壮暮堂”的画案上,看见谢老面前放着一卷“怀素苦笋帖”的复制品,在和继先谈论个中的妙处。


那时我因帮《新民晚报》副刊,写关于张大千的连载小说“彩笔风流”,常去谢稚柳先生的“壮暮堂”闲聊,久而久之,成了那里的常客,谢老和我除了闭口不谈政治之外,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一次谈到《艺苑掇英》时,话题转到继先身上。谢老说,现在既能作画又懂得鉴定古画的人不多,今后要看继先的了。至今我还记得,谢老说这话时脸上露出“后有来者”的欣然。


我和继先在一起,也经常闲聊张大千的轶事,继先也说了一段有趣的事:有一次他为《艺苑掇英》去某博物馆采稿,看到一张清初四高僧渐江的山水长卷,空灵潇洒,笔墨精到,但稍有疑点,经过同仁们反复的否定和肯定后,决定采用。一俟出版,大家又出现感觉上的别扭,总觉不妥,后来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中,专家们反复论证,断定此画是张大千的临摹之作。通过此事,编辑们接受教训,以宁缺毋滥为原则,严格挑选作品,以致今天的新一代收藏家以《艺苑掇英》作为对照某些古画的蓝本,成了一本甄别古画的字典,可谓流泽后世,功德无量。


至于继先离开《艺苑掇英》后,读者对以后出版的《艺苑掇英》的非议,当然是另当别论了。


欣闻在二〇〇五年的一场拍卖中,一套七十册的《艺苑掇英》,竟然拍出十六万五千的天价,这在现代书刊拍卖中是罕见的,也是对继先和他的同仁们辛劳工作的肯定,为之欣然。


继先在编辑《艺苑掇英》期间,每期都寄我样书,一直到我出国为止。


和他道别的那天,他将托过的五幅画送给我,说在外可以和朋友结结缘。记得其中有一张是《梅花蜜蜂图》,九只蜜蜂,围绕几朵梅花,振翅盘旋,静心细观,仿佛能听到细微的嗡嗡声,令人神往。我刚到澳洲的日子里,曾经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陪伴过我思乡的岁月。
我知道,这是他从苦禅老师处学来的绝活。可惜那画被一位学画的老华侨借去临摹,我几次催讨,回说弄丢了,一直没有归还。


因写本文需要,刚才翻检集影薄,找出一九八八年我出国前,我和继先在上海扬州饭店告别宴上的合影,那时他年轻,我比他小七岁,更年轻,一晃间,我俩都步入老年了,对岁月真有说不出的无奈。


 


 


五,别后重逢话沧桑


 


         一九九五年,我在澳洲办妥居留,第一次回国。


那时继先已经迁入长宁区华阳路的新居,这时他的居所里挂着陆俨少先生题的匾额“枕流堂”。


老友重逢,有说不出的喜悦,那天继先和逸弘嫂做了一桌好菜,还把逸弘嫂的母亲,和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小磊磊,以及未进门的毛脚高婿都请回家,一同欢聚。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乐不可支。


老友久别,谈这些年各自的经历,世事的沧桑变幻,岁月的无情流逝,不胜感慨。那时他已经从总编位子上辞了下来,我看他谈及辞退总编时的一脸谈然,对名利世俗的轻视,心中不由念叨,眼前的继先还是那个继先,在当今世俗的红尘里,能保持那份出污泥而不染的继先。


那次闲聊中,我们谈到了施大畏。我和施大畏不熟,但是我们是同代人,文革后期我和施大畏、朱金晨、韩硕几乎同时调进出版系统。我和朱金晨是多年的老朋友,与韩硕是少儿出版社的同事,所以有时候朋友们谈起,总会有一份间接的关顾。


继先当总编时,施大畏来找他,说上海中国画院想调他去当专业画师,希望我能成全他。当时单位有个别领导不同意,认为单位刚出资送他去培训回来,没为单位做贡献就走,有点说不过。继先从全局观念和施大畏的个人发展考虑,觉得他进中国画院工作,会有更好的前途,于是充当说客,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领导,让施大畏顺利调走。嗣后,施大畏创作了许多作品,并一度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说明继先当时的伯乐做对了。此事联想起当年徐悲鸿送画给当江西省长的熊式辉,向他推荐傅抱石,为中国画坛发掘一颗新星的旧事。也使我想起自己的遭遇,我一九七六年初调入少儿出版社,不久恢复高考,我也曾向总编提出过自己的志向,可是我的总编只从本单位的利益出发,认为我去大学读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得最好,也是回新闻出版系统工作,弄不好还会分配去中学语文老师。以致我失去了那次高考的机会,如果那时候我碰上继先这样开明的编辑,也许会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继先善饮绍兴酒,烟瘾也大,他是“555”香烟的老相好,那天我不知他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烟。


那天说定,我写了两首新诗,他给我画两幅四尺整张的大画,以资纪念,我写的诗是:


当年伧楚出乡关,搏击天涯雷十万,


试问倦鸟几时归,结巢故里好清谈。


他画了一只大苍鹰,伸出利爪,冲天而下,向莽莽大山扑去,大有搏击天涯之势。在画的下款题道:上录亚法兄新诗一首并画,继先写。


另一幅画的是三条肥硕的大鲶鱼,那一阵继先迷恋画鲶鱼,墙上挂满鲶鱼的画稿。


鲶鱼,谐音“年余”,九十年代末,他的鲶鱼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我的诗句是:


正是新荷初开时,大易斋里鱼满纸,


乞得三尾补寒壁,半空堂里作浅池。


那两张画
,我视若拱璧,前几年儿子在澳洲买了新房,要讨我这两张画,说挂在新房里,好向外国朋友炫耀。当时就被我直言回绝:“不行,等老头子玩几年再传给你!”


我告诉他一件轶事:九十年代初,我在悉尼华文报上看到一条“画家龚继先画展”的新闻,我以为他来悉尼开画展了。那天我约了几位朋友一早赶到展厅,发现收藏者是一位姓蔡的女士,她不认识继先,但欣赏继先的画有气势,认为时下在中国画家中,能达到这样高水平的画家不多。从交谈中得知,她离异独身,并不富有,是靠多年来节衣缩食的钱,从各个渠道收藏了八十多幅继先的作品。我认出其中有几幅,是继先在无锡开画展时,送给一位叫姚琦的朋友的。


继先并没有为有这样的粉丝而感到意外,听罢,只是喷了口烟,淡然地说:“我不认识


你说的那位女士,但我曾送给姚琦许多画。”


我再次回国拜访继先,他已经搬到华东师范大学附近的大渡河路的新居了,进门的墙上依然挂着陆俨少先生题的“枕流堂”匾额,画室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沿墙一溜书橱,整齐地排满名家的和他自己的画册,特别显目的,是他参与编篡的那套《中国美术全集》,蓝布精装,非常气派,全卷六十册。我在悉尼美术馆工作的朋友柳杨的办公室里曾经翻阅过,在版权页上看到继先的名字,排在老一辈书画家启功、谢稚柳的后面。我在海外看到继先参与这么大的编篡工程,为之高兴,那天我还和柳杨聊了我和继先交往的旧事。


继先轻松地告诉我,现在他足够的空间作大画了。我看了他许多近作,越发精湛,


大渡河路的“枕流堂”,在六楼,楼下住着另外两名画家——胡振郎和黄阿忠。


记得那天继先请我在小区门口的小饭馆里小酌,他只陪我喝了少量的黄酒,烟瘾也退了不少。


望着继先脸上新增加的老人斑,我心里暗暗思忖,世界上最难攀的,也许就是艺术高峰,艰险,曲折,崎岖,陡峭,当你到达这个境界时,你也已经进入了老境。


 


 


  六,纸上搔出乾坤来


         高人必有绝活,天津泥人张的的创始人张明山的绝活是,只要见过一眼,他就能在袖筒内捏出那人的容貌来;吴昌硕的绝活,是在袖筒里操刀,瞬间治出一方完美的印章;张大千的绝活是从两个点先后起笔,中间会合,看起来天衣无缝,了无痕迹,他画大幅荷花的茎杆就是这样运笔的。


         龚继先也有绝活——他的绝活是“指画”。


         “指画”者,顾名思义,是用手指作画。关于此画种的由来,传说众多,最可信者是,康雍年间,铁岭画家高其佩,晚上做梦,来到一个山水旖旎的风景之地。他掏出墨盒,铺开纸张,正想作画,忽然发现,出门匆忙,忘记带笔。正踌躇间,身后出现一个手拄拐杖的仙翁,指着他的手说:“汝可以指当笔乎?”一语惊点化梦中人,于是世间诞生了第一张指画,高其佩也成了中国手指画开宗派的创始人。嗣后,指画曾经一度盛行,扬州八怪中的李鳄、黄慎、罗聘等都曾经以掌濡墨,以指作画,但作此画难度极高,因此逐渐式微,到了近代,只有潘天寿敢尝试指画外,几乎乏人问津。
 


继先自小就着迷指画,空余时常闭门自习,游戏指墨,聊于自娱。


不料这爱好,在关键时刻还真派上了大用处。


一九八九年,继先应邀赴新加坡举办画展,因为行李多,托运时把部分展品和常用的毛笔放在同一个箱子里,偏偏那件行李在机场出了差错,不能按时运抵。而离展出时间只有两天时间了,更急人的是报纸广告和请柬已经发出,时不待人。情急之下,继先使出了平时聊以自娱的看家本领,在华侨朋友送来的一刀宣纸上,手蘸墨汁,指爪齐使,五指跳跃,连涂带抹,在众人的叫好声中,一幅幅精美的图画脱颖而出。


没想到绝处逢生的无奈之举,竟然别出成果,临时急就的指画,竟然受到观众的额外好评,画展结束,凡是指画均被抢购一空。去年冬天,笔者去新加坡参观艺博会时,顺便拜访一位在乌节路东陵坊开画廊的佘先生,他是当年目睹继先作指画的观众之一,与我谈起此事,还不忘当初情景,连连称赞:“真是纸上搔出乾坤来,绝技!”


梅花香从苦寒出,继先的指画绝技并非凭空而来,他八岁入迷丹青,到一九八零年,在艺术殿堂里已经苦钻三十二年,凭他的天份和勤奋,应该说已经到了得心应手的艺术化境了。
 


         自古至今,关于艺术化境的故事很多,唐伯虎当年走在街上,见一妇女责打顽儿,问其究竟,妇女告说,顽儿食毕杨梅,乱扔核子,将白色蚊帐污成斑点,唐伯虎听罢,取出画笔,在蚊帐上三二涂划,顷刻出现了一幅斑斓夺目的“红梅图”;齐白石画虫草,了然于心,信笔拈来,自成天趣,张大千六十年代旅美时,眼疾严重,以心代目,作画如常;余叔岩晚年目瞽,但上了舞台,胸有方寸,潇洒自如,举步不乱,观众说是假瞽,孟小冬则解释说,老师双目虽瞽,但舞台方寸,烂熟于胸,此乃化境使然。


化境是熟能生巧之技,化境是手挥五弦,目送红鹄之功。继先指画,信手涂抹,即是一例。
 


 


 


 


七,后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整理张大千资料时,谢稚柳先生告诫我:“你不光要要写老一代的画家,要多介绍中青年一代的画家,继先是很有前途的。他不光会画,这几年编辑《艺苑掇英》有机会看到不少古画,锻炼了眼力。”


那时我就留意继先的为人和作品,蓄意筹集资料,准备日后为他写传。可惜造化弄人,一九八八年,一阵出国潮的巨浪,把我巻出了艺术圈朋友的海滩,漂浮多年,再度回来,时过境迁,当年海滩的砂器,已不复旧观。


二零零零年,继先又乔迁往长寿路达安花园新居,取斋号“半闲草堂”,过着你若上午找他可去居所,你若下午找他可去画室的,半日潇洒作画,半日会客清谈的悠闲生活。


继先的艺术成就,就像他从“大易斋”的陋室,走向“半闲草堂”高层那样,日臻进步,走向辉煌。我为他这些年的艺术成就而高兴。


然而我们都已经步入老境,生命的光阴已经不允许我们像年轻时那样尽情抽烟,尽情喝酒,尽情抢着说话了。


祈祷老天多假我们一些时日,让继先多画一些传世之作,让我多浏览几处世界风光。


最后感谢文友陆其国兄代我实现了当年的夙愿,他写的《龚继先画传》,使我读之欣喜!


时间过得真快,综前所述,我和继先兄已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了,翰墨之交,我们必须留些文字,可惜余文已晚,只能聊作狗尾,附之陆其国兄《龚继先画传》的骥后,赘之而又赘之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半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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