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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根基
·吴鑫岩·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而绝大多数美国人是信神的，究竟谁是谁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家都是有信仰的，区别只在于所信仰的内容截然相反。 简单地说，信仰等于对事实或真理的认可；接下来的问题就转移到“存在性”上面来了。谁能证明上帝存在？谁又能证明上帝不存在？这个问题人们不知辩论了多少次，结果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有些人干脆不在证据上纠缠，转而论证其“合理性”。然而，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绝对不变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真理”？我们通常所说的绝大多数真理只不过是一些理论模型，这些模型来自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并且被目前的实践所验证。但是，随着世界的演化和人们实践水平的提高，最终必定会被新的模型所代替。 一位哲人说过，事物得以存在的两个条件是需要和机遇。信仰的存在显然也不例外，人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被信仰所支配的。当信仰与现实符合时，它就是一个达到成功的有效工具；反之，则成为导致失败的内因。 １．肢体信仰 很多动物生下来一会儿就会走路和奔跑，可是人却要经过一年左右的磨练。婴儿看起来既可爱又可怜，什么东西都想往嘴里塞，可是连嘴在哪都搞不清。经过三年的摸索和实践，婴儿成长为活蹦乱跳的幼儿，吃饭穿衣都可以自理了。在此期间，除了身体的成长以外，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大脑里，一套有效的肢体控制系统逐步建立起来了。此时，即使蒙上他（她）们的眼睛，也会准确无误地把糖送进口中，而不会塞进鼻子里。在做这个动作时，他（她）们似乎根本不用动脑子，就象我们启动一个计算机程序一样。在幼儿和少年时期，这个“控制软件”是随着身体的成长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小孩学语言和乐器都很容易，而且采用的是“硬件学习模式”，这与成年人的“软件学习模式”在反应速度和精度上有本质的差别。可是，到了青春期孩子们又开始变得笨手笨脚起来。这是因为他（她）们的身体发育超过了“控制软件”更新的速度，或者说他（她）们的“肢体信仰”落后于“肢体现实”。到了成年以后，“信仰”才与“现实”终于合二为一了。由于成年人的身体基本上定形了，所以控制肢体的神经网络也就基本固化了。此时，再想学习肢体的技巧就十分困难了。到了老年，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摔跤期”，骨折的事经常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体力衰弱了，在壮年时能够轻易迈过的沟沟坎坎，此时竟然会成为“失足”的诱因。过了这一时期，老年人们在调整了自己的“肢体信仰”以后，又能一路平安了。 不过，成年人的脑细胞也还是有一定“可塑性”，这一点体现在“幻肢”的现象上。在战争中不少士兵因伤而截肢，其中地雷就是罪魁祸首之一。可是，有的伤员在截肢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向医生抱怨脚疼。一开始，医生们大为困惑，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感觉到疼呢？后来经研究发现，在截肢以后控制脚的脑细胞因长期得不到刺激，就被周围控制其它部位的脑细胞“兼并”了。但是，一旦这些脑细胞因其它部位受刺激而产生痛感时，人们还是认为已经不存在的脚在疼。 在肢体有关的技巧项目方面（艺术表演和体育比赛），通过长期的训练，可以使对肢体的控制程序“硬件化”［１］。当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时，人们仿佛置身于行动之外而成为一个旁观者，此时快速多变的动作似乎是在用慢镜头播放，做起来一点也不吃力。很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运动员，甚至包括外科医生，都有过这种“高峰体验”，遗憾的是其境界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据说，美国航空航天局对宇航员就进行水下高强度训练以达到这种状态，否则到了天上进行太空行走时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２．理论信仰 现代人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学习知识。所谓的“知识”，其实也就是前人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和对所发生过的事件所进行的记录。这类知识被称为“间接知识”，因为它们是通过“符号语言”来传递的，而不是靠身体力行而得出的。这个差别反应在人的意识结构上，现代心理学把它分为三个层次，显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书本知识”是通过显意识来学习的，融会贯通以后才进入潜意识，而那些“直接经验”则可以直接进入潜意识。如果把“无意识”比作大海，潜意识就是漂浮的冰山潜伏在水下的部分，而显意识则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所以，人的显意识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与计算机做一个比较即可看出。研究发现，大部分人的显意识只能同时记住七件事，聪明人可以达到九件［２］。这前两种意识在大脑中有对应的组织结构［３］，而这个“无意识”在科学上还未找到证据，在佛教中它对应于第八阿赖耶识。 一门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数学化，而一门技术走向成熟的标志是软件化。因此，科学教育容易沦落为推导公式，而工程教育也会降格为学习使用ＣＡＤ软件。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因此在美国的大学里极为流行。可是，如果把一门学说比喻为一个人的话，这种教育的后果就相当于把人变成了一具骷髅，既失去了生命也没有了血肉。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往往有“理想化”的趋势，认为现实世界就象这些公式和软件所描述的那么简单。等到工作几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些“知识信仰”只是现实世界的“期望值”，而那些被忽略了的“方差”往往是决定因素。在美国找工作，这些实践经验是重要的砝码。尽管如此，“知识信仰”在大多数科技领域的应用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处理有关动态系统的问题时，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一点在医学和社会学上尤其突出。 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由此可见，治国与医病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所面对的都是复杂的动态系统。从战略上来看，“上医治未病”，也就是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们熟知的例子。从战术上来看，治病的关键在于判断病因，而其前提则在于有一个接近现实的生理模型。西医的模型比较明确，而中医的模型则十分模糊。所以中医的困境在于没有把古老的经验科学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一个直观而可以进行计算机模拟的生理模型。当然，建立一个关于人体这样复杂系统的完整动态模型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设计出一个简化的模型还是现实可行的。其实，《易经》就是这样一个模型，只不过被后人曲解和附会得太厉害了，以至于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觉得无从学起。 复杂动态系统的困难之一在于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彼此相生相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有一些因素非常敏感，略微变动一点则引起整个系统的巨大变迁。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因素则十分稳定，改变起来非常困难。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很多措施会成效甚微，而有些措施则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局。如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处境就是一个例子。在医学上也是一样，有些疾病用某一种方法来治疗会出现久治不愈的现象，白白花费了大量医药费，而换一种方法来治疗则易如反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医疗事故的数量都是触目惊心的，这一点应该引起医学院的足够重视和反思［４］。 ３．隐含信仰 有人说：“选择决定命运”。可是，面临选择时，我们每个人都会趋利避害，也就是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其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以下棋为例，棋手走的每一步棋都是“最佳”选择，可结果还是会有输有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正确”和“最佳”是以某一个人的认识水平来判断的，或者说是以其“隐含信仰”为基础的。由于人脑的数字信息处理功能十分有限，为了及时做出判断，人们往往采取“比较”的方法来做出选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要去拿起一个水壶时，我们往往有一个“隐含信仰”：这个壶里有水或没有水。当我们真把它拿起来时，有时会吃一惊，因为真实情况与我们的假设不符。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隐含信仰”无处不在，而且一般情况下与现实相符，因此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爱因斯坦说过：学习的过程就是对“吃惊”的解脱。有趣的是，人类的这种思维模式也被应用于军事，巡航导弹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在巡航导弹里面装载了一个地貌图，在飞行的过程中其摄像机不断进行拍摄，然后与这个地貌图进行比较，借此来修正航向。可以这么说，巡航导弹是在“信仰”的指挥下飞向目标的，其实人生也如此。 然而，在事业和人际关系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其实，这句话本身的“如意”二字就点明了问题的实质，也就是现实与我们的“隐含信仰”不符。但是，由于我们从来不怀疑“隐含信仰”，所以问题总好象是由外界造成的，而我们要么是被动的受害者，要么就处在改变现实的战争状态。青年知识分子有一个通病：爱发牢骚。也就是说社会现实与他们的理想不符。听到别人发牢骚，就会使人联想起六祖慧能所说的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不过，话说回来，青年人还是应该有理想的；如果年纪轻轻就那么圆滑世故以至于是非不分，那么将来不是阴险小人就是庸才。这也反应出了教育事业的两难困境：管得太松，人就会懒散；管得太严，人就会死板。 如今，我们正处在科技日新月异和社会急剧变革的双重压力下，如果不积极地不断修正“隐含信仰”，而总是希望明天的社会来符合我们昨天的信仰，那么我们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此外，人际关系往往是造成内心痛苦的首要原因。在古代儒家推行“五伦社会”，那时有一个明确的等级关系。如今，旧的伦理关系被破坏了，新的思想观念又很不完善，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就会出现很多矛盾和冲突。人际关系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多元，平等和动态有序，试图回到儒家的伦理框架不符合世界潮流。其实，人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隐含信仰”。例如，青年人在谈恋爱时往往对婚姻生活想象得过于美好，结果到了真正建立家庭以后，却发现对方并没有按照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来“表现”。在社会上也是一样，我们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含信仰”，认为他（她）们的行为应该符合这个模式。一旦出现了偏差，我们总是埋怨对方，而不去检讨这些“隐含信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Ｂｙｒｏｎ Ｋａｔｉｅ的方法［５］，或者组成一个“对话小组”来互相帮助，共同提高［６］。 “隐含信仰”不仅会折磨个人，也同样会给整个国家带来危害。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成语：“法久生弊”。谢选骏对这些现象也做过精辟的总结［７］。举例来说，清朝康熙皇帝为了减小民族矛盾，采取轻遥薄税的政策，可是到了晚年则导致了国库空虚。雍正上任以后，深感问题的严重，可是一旦加税就有可能引发民间暴动。结果，他只好向富人收税，采取“摊丁入亩”的政策。尽管富豪阶层极力阻挠，但得到了平民百姓的拥护，几年下来国库就充实起来了。可是，由于“人头税”变成了“田地税”，中国的人口就开始膨胀起来。从１６４４年满人入关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二百年间，中国人口从一亿猛增到四亿。福兮？祸兮？平心而论，满清的前几任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优秀的领导梯队，自战国时期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国几乎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长时期的稳定与繁荣。可是，在成功的背后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那个时代，中国南方的人口密度逐渐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再加上内有贪官，外有强敌，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在短短的十年中，中国人口就减少了五千万到一亿人。洪秀权之所以能够搅起如此滔天巨浪，其根源在于雍正的“摊丁入亩”政策。因此，从政为官的人不仅要读《论语》，也要把《长短经》放在身边。 （下面引用一段《长短经》：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治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皇由仁义，五霸用权智。”） ４．人生信仰 人生信仰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层，其内层是先天带来的（天命），而外层是后天培养的（教化）。以孔老夫子的智慧，到了五十岁才知天命，可想而知其隐含的深度。与之相比，这个外层的信仰则比较容易识别。家庭是这个信仰形成的第一个环境，幼年的经历对人的情感品质影响很大。社会上有些人比较“奇怪”，他（她）们不停地结婚和离婚，心理上总也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其中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幼年时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关爱，结果长大成人以后迫切需要别人的爱，可是心里又认为自己不值得别人爱。这些人自以为没有找到理想伴侣，其实是没有找到和认清自我。学校是这个信仰形成的第二个环境，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人在事业上的自信心影响很大。毕业以后走向工作岗位，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人生的目标设定会有很大影响。学习与工作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有些名校毕业的高才生一辈子碌碌无为，而有些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或者根本没上过大学的人却有非凡的业绩。 有人说过，绝大部分人的一生就象水面上的漂浮物一样随波逐流，而有少数人的一生就象往水里扔的一块石头一样，有它自己的轨迹［８］。孔老夫子也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总而言之，社会上的确有一些人在做人生选择时主要受先天因素影响。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可以在国内行医或在檀香山的牧场享福，可是他却不可思议地疯狂闹革命。（本人窃以为，孙中山乃洪秀权转世，大清王朝遇到了克星。）也有一些人，其成长的环境过于安逸，所以其本性也会很早就暴露出来。在历史上明朝出了不少“特色皇帝”，例如，明武宗喜欢扮成平民搞淫乐游戏，明神宗贪财而明熹宗爱干木匠活。其中尤其以万历皇帝的贪财最不可思议，一个人出生在帝王之家，富有四海，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贫困，又遇上了张居正这样一个良师。他的这种行为方式从后天找不到任何理由，也许和朱元璋早年的要饭经历有关。 至于我们这些处在“上智”与“下愚”之间的“中人”，天命要等到生活安定下来以后才能表现出来。在《木兰诗》中有这么一段话：“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雄雌？”也就是说，当两只兔子一起跑的时候，分不出雌雄来；可是，一旦它们安静下来，本性就暴露无疑了。其实，人也一样，青少年时大家都拼命读书，毕业以后的前几年为了谋生而拼命工作，此时那个“天命”并不起太大作用。可是，一旦步入中年，生活变得四平八稳了，此时本性就显露了。有些“铁杆”的工作狂，一生都能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而那些“空心”的人就不行了，中年以后就失去了进取的动力。本人窃以为，工作繁忙并不是导致科技人员英年早逝的首要原因，这主要是“空心”的人“硬撑”造成的。“铁杆”的人干起活来是一种享受，心里头根本就不觉得累，只是身体会感觉疲倦。不过，有些“铁杆”的人比“空心”的人更悲惨，到了中年才发现自己的“天命”与所学专业不符，只好半路出家。“铁杆”的人心理能量太大，他们不可能干一行爱一行。如何判断自己命中注定的工作？Ｈａｒｒｙ Ｐａｌｍｅｒ给出了一个判据［９］：如果有一件事只要一想起来就觉得心潮澎湃，兴趣盎然而且才思泉涌，那无疑就是命中的职业。 有关“天命”的问题在佛教唯识论中有详细的解释，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在唯识论中人的意识被分为八个层次，五种感官的功能对应于前五识，思维（包括显意识和潜意识）对应于第六识，在其底下有一个第七识（末那识），再往下则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有人把第八识的底层称为第九识（白净识）。做一个比喻，第九识相当于深层的海水，无波无澜。六祖慧能开悟时见到了第九识，所以就感叹道：“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动摇”。第八识就相当于表层的海水，它有复杂的运动模式和丰富的信息。在气温较高的时候，海水的漩涡会带起空气旋转而形成一个“气柱”，这就是第七识，水蒸气被带到高空会出现旋转的云层，这就是第六识。如今，在气象卫星云图上只能看到云层，而我们常人也只能感觉到第六识。从另一方面来看，世界上的一切有形的存在都是靠第八识产生的，所以慧能还说了一句：“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在佛教里，“法”代表存在物）。这一点，在过去人们很难接受，现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方便。 什么是物质？说到底物质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那么基本粒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其答案是能量和结构（信息）。举例来说，一束光只有能量而缺乏结构（扩展态），所以它还不能形成物质（局域态）。可是，当一束嘎玛射线遇到了重原子核，在时空中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正负电子对就诞生了。这个过程与我们熟知的一个现象十分相似。大家知道，风就是空气的流动，在旷野中风并没有声音。可是，一旦遇到电线或树枝的阻碍，人们就会听到呼呼的风声（卡门涡街）。现代物理中的超弦或超膜理论就把基本粒子看作是一种振动模式， 而道家所说的“金刚风”大概就是嘎玛射线。所以在《心经》中说：“色（物质）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根本上讲，色与空的差别只在于是否有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个第八识为世界提供了不断产生各种结构的“种子”，所以整个世界与第八识有相互对应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彼此影响的，它们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环。这就象海上的漩涡诱发了台风（海上龙卷风），而台风又反过来加强了海上的漩涡。人们也许会继续深究，第八识又是怎么形成的？佛教的解释是“虚空不守无为”，大概这句话可以这么来理解：一开始只有第九识和无序的“噪音”，正是靠着这种正反馈的相互作用逐渐建立起了一些相对固定的结构。这一点对了解振荡电路和激光器工作原理的人很好理解。随着宇宙的演化，第八识中的信号越来越丰富，它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和基因。 我们之所以是个凡人，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七识死死地抓住了第八识这个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小漩涡不放。结果出现了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的现象，也就是六道轮回。佛看我们实在可怜，在《楞严经》里说：“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认一浮沤体，目为全潮，穷尽瀛渤”。如果把第八识比喻为互联网，那个小漩涡就是计算机的硬盘，第六识则是中央处理器（ＣＰＵ）和内存（随机存储器ＲＡＭ），第七识则相当于连接两者的总线（ＢＵＳ），前五识就相当于外部设备（屏幕，键盘，扫描器，话筒和喇叭等）。对于凡人来说，我们把计算机看成是孤立的设备，而忽略了上网的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是把程序从硬盘调入第六识中来运行，而不会去修改程序。这些程序的总和就是一个人先天的“禀赋”，“天命”或“业力”。人身死亡就相当于我们关掉电脑的电源，人身再生也就相当于重新启动。这个过程在佛教中被称为“分段生死”；虽然这个肉身换来换去，这个核心的“天命”并没有改变多少。 在个别情况下，我们也会装入和删除一些软件，所以“天命”也是可以修正的，尽管十分困难。这就带来了机遇和危险，或者说“自由”引发了“危机”。如果我们是优秀的系统工程师，对系统软件的维护会使系统的运行更加有效；反之，如果我们水平低下或为所欲为，则很容易造成系统故障。为了维护系统的稳定，人们会制定出一些必须遵守的规章和条例，这就相当于宗教的戒律。它的目的就是避免人们做出灾难性的选择，结果会失落“人道”，进入“三恶道”。在佛教中人们从人道中越迁到其它道的过程叫“变异生死”。在唯识论中把人们经常使用的“软件”称为“心所”，其中《百法明门论》总结出五十一个“心所”，其中“善”的只有十一个，而“恶”的却有二十六个（基督教中的原罪）。所以，一个人堕落起来很容易，修善积德却很难，因此耶稣特别强调要进那个“窄门”。此外，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耶稣所说的“积福在天”，人一生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改命”。从这个观点来看，世间的得失荣辱都不重要，甚至象耶稣所说的那样：胳膊可以砍去，眼睛可以挖掉，千万不能堕落呀！世界上这么多人轻生，他（她）们不知道得一个人身多么不容易，一旦堕落到“三恶道”，要想回来就比登天还难。如果能把这一点看透了，人生的经历就象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就这么早出晚归放牧我的心”。 ５．信解奉行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恶“心所”（原罪）又是从哪里来的？圣经的解释是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其实那条蛇就是ＤＮＡ，这些“心所”都是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二十六条原罪又被分为两种，主要的有六条：贪嗔慢痴疑和邪见。其实，所谓的“善”与“恶”是相对的，它是以“人道”作为标准来判断的。如果我们退回到进化的早期，“恶”就会变成“善”。首先我们探讨一下这个“贪”字，其核心就是“物欲”。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然界，绝大多数动物的生活都与饥饿形影不离。因此，在有食物时多贪一分，就会有多一分的生存概率。因此，在动物道，“贪”是必须的，也可以认为是“善”的。再来看那个“嗔”，其本意就是愤怒和发火。很多人在小时候都有和小朋友打架的经历，一旦“嗔心所”被激发起来，也就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人就会觉得力量倍增，而且失去疼痛感。这种状态在生死攸关的搏斗中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对动物来说也是“善”的。接下来讨论“慢”，也就是傲慢，或者说盛气凌人。很多食草类动物在发情期要进行竞争，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有权力繁衍后代。处在这样一种场合下，“慢”就是当仁不让和贵在参与的精神，当然也是“善”的。所以，在动物道“贪嗔慢”必不可少，都不能说是“恶”的。人类从动物界进化过来，必然携带着这些过时的“心所”，一旦外界条件相应，它们就会被触发。这一点在儿童身上表现的很清楚，因为他（她）们还不知道掩饰自己。人如果从小不受“蒙以养正”的教育，而是任其本性经常发作，下辈子大概还得回到动物道。所以耶稣说过，能控制自心的人，比夺城的英雄更伟大。在伊斯兰教里有两种“圣战”，小的圣战是与敌人战斗，大的圣战是与自心作战。佛教中“六度”的前三个是“布施”（对治贪心所）“持戒”（对治嗔心所）和“忍辱”（对治慢心所），儒家也强调“克己复礼”。由此可见，世界上的正教都是让人们克服自己“恶心所”的驱使，以免将来堕落下去。 另外的三个主要“恶心所”是“痴，疑和邪见”。“痴”就是痴迷，执着色身为我；“疑”就是听到善知识介绍宇宙人生的真相则疑惑不信；“邪见”就是听信了“外道”而产生了错误的见解；这些要靠智慧来克服。佛教中“六度”的后三个是“精进，禅定和般若”，也就是说通过“精进和禅定”的修炼过程而最终打开“般若智慧”。先知默罕默德在《圣训录》里也说过，开发智慧是唯一的成就之路。然而，这的确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开始长途跋涉之前，首要的条件就是明确方向，也就是要有正确的知见。人道与动物道的一个主要差别就是“同情心”，孟子称其为“天良”。在人脑中有一组“镜像”神经细胞，当人们看到或听到别人受难时，就会产生自己受难的感觉。然而，人类的历史与动物界比起来毕竟太短了，所以这种善心不如“恶心所”的力量大。因此，人们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要抑制“恶心所”，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善心发扬光大。这在佛教中被称为“发菩提心”，在基督教中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如果真正证到了这个境界，就象一台计算机接通了互联网，其所接触到的信息量一下子丰富起来。这时会出现一些“特异功能”，在佛教中总结为“五通”（身通，天耳通，他心智通，宿命通，天眼通）。俗话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一旦达到了“他心智通”，别人想什么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在这些人面前诚实乃为上策。 从以上介绍大家可以看出，人的命完全是“自造自化”的；从另一方面看，人生也是“自做自受”。如果我们生生世世弃恶扬善，积功累德，就一定能够走出三界，进入圣贤的境界。可是，我们的“原罪”是经过几十亿年形成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大概也要花同样的时间才能消除。因此，我们必须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捷径”来修炼，印度人把它归纳为四条路：（１）智慧之路（Ｊｎａｎａ Ｙｏｇａ），如禅宗；这条路最直也最陡，有能力走的个别人可以“言下顿悟”，而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无所适从。一个比较折衷的方法是（唯识＋禅宗），因为唯识偏有，而禅宗偏空，两者组合起来可以取长补短［１０］。（２）爱心之路（Ｂｈａｋｔｉ Ｙｏｇａ）：如基督教和净土宗。娑婆世界的人爱心最重，所以走这条路的人最多。（３）行动之路（Ｋａｒｍａ Ｙｏｇａ）：如伊斯兰教和台湾的“慈济”。把宗教思想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会产生强大的动力。（４）身心之路（Ｒａｊａ Ｙｏｇａ）：如道家和密宗。把生理和心理结合起来可以使修炼的效果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来；但是，弄不好也会身心俱损。在古代人们的知识十分有限，而且修炼的火候因人而异，因此必须有师父指点，所以这些修炼方法是不公开的。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普及，一些初级的功法可以大面积推广。不过，到了一定阶段，还是需要师父的点化和加持。 一个关于修行的问题是福德与功德的关系。当年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见到了梁武帝，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论述。简单来说，功德指的是内在“性命”的优化，而福德则是因为做善事所积累的“存款”，将来会受到别人的回报。相对来说，功德比福德要重要得多，所以达摩祖师对梁武帝修建庙宇这些事很不以为然。可是，修功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打坐的朋友都有这个体会，一旦上坐脑子里比平时更乱，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此起彼伏，入定十分困难。其一当然是我们根器不利，其二就是生活没有保障，也就是福德不足。最近，陈小旭出家就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她先在世间积福德，然后再出家修功德，将来一定会相当有成就。相比之下，我们很多人在福德不足的时候就想修功德，结果只能鸡飞蛋打，一无所成。如果把色身比喻成一艘航船，功德就象航海技术，而福德就象储备的燃料（古人称为“资粮”）。如果没有福德作为基础就象缺乏燃料的航船一样，只能随波逐流。从另一方面看，只有福德而缺乏功德也不行，弄不好还会触礁沉没。福德的重要性在初级阶段也许还不明显，可是到了高级阶段就会显露出来，因为修行如逆水行舟。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第六识与第八识是通过第七识来连接的，当我们的第六识定下来以后，可以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来“回光返照”第八识，这个过程也称为“翻种子”。功夫练到这一步人们就会心神不宁，坐卧不安，根本就无法工作，甚至连在常人中生活都受不了。例如，耶稣在施洗约翰那里开了悟，只好退到荒野中去适应这一转变。二十几年前Ｅｃｋｈａｒｔ Ｔｏｌｌｅ开悟以后就流浪了好几年，由于身无分文，晚上就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 另一个关于修行的问题是关于“自力”和“他力”的问题。简单地说，应该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弄清修行的目标何在或者说追求什么。正信的修炼人所追求的是“消业障”，也就是说目标在第八识。但是，对常人来说无法直接下手，所以六祖慧能说过：“五八六七果因转”，也就是第六七意识是因，而第五八意识是果，所以修行要从第六七意识下手。大乘佛法的修炼侧重于第七识，也就是舍弃“小我”而换取“大我”。“大乘”的涵义是心量广大，它既包括众生，也包括非生命的世界。大乘人心中没有“异己”，对世人怨亲平等，有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大乘人的定是建立在一个“大身”的基础之上，以三轮体空化解了是非人我的恩恩怨怨，最终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和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大乘佛法只有一法印（判据）：诸法实相。这就是说，任何说明世间万物道理的都可以包括进来。不久前，达赖喇嘛说过，如果科学理论与某些佛教的说法不符，就应该以科学为准。从另一方面看，修菩萨道的人不仅要学经典的佛法，为了服务众生，也要学专业知识。世出世间的学问可以总结为“五明”：内明（明心见性），因明（归纳和逻辑演绎），音声明（讲解和表达），医方明（医学）和工巧明（科技）。所以，成佛是智慧的成就，其目的是普度众生，而不仅仅是守着一个清静的境界而无所作为。 小乘佛法的修炼侧重于第六识，其方法就是修“四谛法”和“十二因缘”。“四谛法”是释迦牟尼佛在早期的开示，是人们学习佛教的一个方便切入点。“四谛”指的是苦，集，灭，道。一个人能不能学佛，关键的一点就看是否存在心灵的痛苦。我们周围的确有一些幸福快乐而无忧无虑的人，这种人学佛就很难入门。大部分人心里都有一杯苦酒，平时被繁忙的工作和各种活动所掩盖了，到了曲终人散时则会别有一番惆怅在心头。佛陀把人生的苦总结为八条：“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前面的五个就不用说了；在人际关系上，冤家总是经常遇到，而亲人早晚要辞别；“五阴炽盛”指的是人身的组成成分“色受想行识”都不安静，不断地烦扰我们的内心。可是人生的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佛陀说是人们自己招来的，也就是“集”。这话就费解了，谁会自己找苦吃呢？其原因是智慧不足，结果使摆脱痛苦的努力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痛苦。这就象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水里面越挣扎越往下沉；此外，美国如今的反恐战争实际上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解决的方法是“灭”；俗话说：“有求皆苦，无欲则刚”。这里的“灭”不是指消灭敌人，而是反求诸己，灭除自身的烦恼和贪欲，最终也灭掉八识田中的种子。认识到了前面的“三谛”，就能使人生符合“道”的标准（八正道），最终能够出离苦海。“十二因缘”指的是生死轮回过程的十二个阶段，网上有详细的介绍［１１］。 由于我们在一生之中很难有所成就，到了下一世可能就没有了修行的机缘，结果最终还是会堕落。因此，迁识往生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离我们最近的是东方药师佛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堂）和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迁识往生的第一个条件是“志愿”，也就是有强烈愿望“弃暗投明”；第二个条件是“相应”，与那里的“人”心心相印，也就是道德水准一致。第三个条件就是有福德，做过很多有益于众生的事。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就象我们居住的“五趣杂居地”，美国和加拿大就象是“净土”。如果一个中国人想到这两个国家去，第一是有这个愿望，第二是有自身条件（学历和技能），第三是要有经济实力。对于大乘人还要有第四个条件，也就是学成回国。签证官所要考虑的就是这些问题。第一个条件很容易满足，因为净土的生活条件比我们这里要好得多。这第二条就难了，需要准备成绩单，托福和ＧＲＥ，等等。相对来说，去东方净土的条件比较单一，而且耶稣还不远万里到我们这里来演示了一下。我们只要照耶稣的样子去“爱人如己”，为了解放全人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就行了。去西方净土的条件比较复杂，有三品三生的差别。在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传授了一个准备“移民”西方净土的法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所以，念佛尽管是一个十分殊胜的方法，但是“得定”才是目标。如果仅仅嘴上在念佛，心里面妄念纷飞，那就不符合大势至菩萨的要求。去净土留学或定居的一个缺点是修行进展比较慢；佛在《无量寿经》里说过，在人间修炼一昼夜的效果相当于在西方净土修炼一百年。顺便提一句，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以基督教为信仰的西方社会强调人人平等，而以佛教和印度教为信仰的印度则有种性制。其实，两者各执一端都有偏颇之处。释迦牟尼佛开悟时看到了人们的共性：“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因此他坚决反对以出身来定种性的制度。可是在传授佛法的过程中，他也确实看到了人们在意识结构上的差别。有一些人只能接受小乘佛法，而另一些人根本就接受不了佛法。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比较折衷，把最初的真如本性（第九识）和后来的习性（第八识）分开了：“性相近，习相远”。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佛教在世界上难以推行的原因就是其境界高不可攀，因此才曲高和寡。所以，佛教界在“提高”的同时，不能忽略“普及”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连小乘佛教都修不了，更不要说大乘佛教。在《菩提道次第论》中宗喀巴大师把修行的次第分为三等：上士道求成佛度众生，中士道求解脱轮回苦，下士道但求来生福报。这“上士道”就相当于大乘，“中士道”则相当于小乘，而“下士道”大概可以称为“初乘”。如果把这三个阶段与学制做一个对比，下士道就对应于小学，中士道对应于中学，而上士道对应于大学。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是好高骛远，或者说死要面子，不屑于从基础学起。如果身为下士，却非要修上士道，就象小学生不去学加减乘除，而非要抱着一本《微积分》来啃。叔本华说过：“人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愿意做的事，却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意愿”。我们自己适合在什么阶段修行，只要看看对哪一些经论感兴趣就行了。如今正处在一个普及佛法的阶段，因此要从“初乘”的“十善业”入手。由于言行都是受思想控制的，所以，归纳起来就是“善护念”。人们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检讨自己，分清这个念头的善恶，然后弃恶扬善，也就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这种修法不仅简单易行，而且也是任何阶段修行的基础。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都离不开“善护念”这一基本功。 再往下走，就到了世俗与宗教交界的模糊地带，遗憾的是大多数信众都是处在这一阶段，他（她）们所追求的是神的庇护和保佑。这里就遇到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神？按照汉字的定义，神是处于一种扩展的状态。我们可以从简单的例子开始，比人简单的是动物，更简单的是植物，再简单的是微生物，最简单的是晶体，例如用来制做集成电路的单晶硅。为了分析方便，我们还可以把三维晶体简化为一维的“项链”，每个珠子代表一个硅原子。微观世界与我们所熟悉的宏观世界的差别之一就是安静不下来，这些原子总是在那里振动。可是，由于原子之间的距离很小，这种振动会彼此影响，就象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生活一样。如果每一个原子都自行其事，那么原子之间就会出现很大的作用能量；这就象一个混乱的社会，人与人斗，大家都过得很累。结果多余的能量逐渐耗散掉了，原子们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振动模式。其最基本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大家步调一致地左右摆动，在晶体中这种模式被称为“声学模”；其二是每两个相邻原子组成一组，而这些组合的内部运动（彼此接近或远离）以同一个频率来同步进行，在晶体中这种模式被称为“光学模”，能量比较高。作为一个原子，它可能理解不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它可以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遵循这个规律来运动，就会十分轻松，反之则会举步维艰。这种规律就是“道”，而这种力量就是“神”。现在我们可以上推一个层次，把原子变成人体的一个细胞，细胞膜就是一种液晶结构，有它自身的“道”；而整个细胞又是处在一个大范围的“道”当中。人体的很多器官，如心肝脾肺肾，都相当于细胞晶体。因此也有它们各自的生命节奏和强度，这样一种能量中医称之为“气”， 如肾气和脾气等。而人体是由这些器官组成的，又具有其整体的生活节奏，例如年月日的周期规律。如果，这些器官与人体的大规律协调一致，这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否则人就会生病。如果再上推一个层次，这个细胞就变成了我们自己，此时整个人类就变成了一个组织系统（如神经系统），人类与其它系统（动物，植物和矿物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地球生命体。从更高一个层次看，这个地球生命体又变成了一个细胞，整个银河系则是一个超级生命体，这样可以一层层地推上去，以至于整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巨生命体。 从原子的角度来看，整个晶体的运动模式就是个“神”。从细胞的角度来看，器官就成为了“神”，而人体则是更高一层的“神”。依此类推，从人的角度来看，整个地球就是一个“神”，或者说是一重天，在其上面还有更高层的天。这种“级别”越高，其范围就越大而周期就越长。由此看来，我们人类就是被夹在天地之间的这么一种存在形式。可是我们已经自大得不知天高地厚了，既不顾天理，也不爱惜地球，而且还同类相残。如果仍旧不知悔改的话，看来人类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现在，我们可以来思考神与信徒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信徒是神的基础，如果没有了信徒，神也就无法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信徒又受到神的约束，只有按照“神的旨意”生活才能安稳。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条迷茫的小船，神就是一座灯塔，其光芒普照四方。正如耶稣所说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在困难时求神保佑自己的一己之私，就象在船偏离了航线时希望灯塔跟着我们走一样。所以，与其求神保佑自己，不如求自己顺应神，一旦与神“相应”了，自然会感受到神的力量。所以，耶稣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走到了信仰的最底层，就完全进入了世俗的领域。这里的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慧根低下，人欲横流。可是，很多人却乐在其中，醉生梦死。俗话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在世俗的社会里，只有靠赏罚分明的法制才能建立和维持秩序，否则就会动荡不安。可是，清规戒律太严，社会又会变得死气沉沉，而毫无生机。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总是在战乱与窒息之间振荡。遗憾的是如今这种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还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法律只能约束人的外在行动，只有信仰才能规范人的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内外两方面能够统一起来。 仅以此文回向给本人过世的父母双亲，以及所有众生（前世的父母）。本文有一些观点是个人的陋见，错误之处恳请各位大德批评指正。据《推背图》预测，明年将有圣人出来弘法，到时候很多问题都会得到澄清。 参考文献： ［１］Ｍｉｈａｌｙ 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Ｆｌｏｗ：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Ｈａｒｐｅｒ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１９９１.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０６０９２０４３２. ［２］ｈｔｔｐ：／／ｐｓｙｃｈ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ｙｏｒｋｕ．ｃａ／Ｍｉｌｌｅｒ／ ［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Ｊ．Ｂａａ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１９５１４７０３２. ［４］Ｊｅｒｏｍｅ Ｇｒｏｏｐｍａｎ，“Ｈｏｗ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Ｔｈｉｎｋ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７.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６１８６１００３７. ［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ｗｏｒｋ．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ａｓｐ ［６］Ｄａｖｉｄ Ｂｏｈｍ，“Ｏ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４１５３３６４１３. ［７］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ｅｓｓｅ，“Ｓｉｄｄｈａｒｔｈａ”，Ｓｈａｍｂｈａｌａ，２００２.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５７０６２９７０９. ［8］ｈｔｔｐ：／／ａｖａｔａｒｅｐｃ．ｃｏｍ／ ［9］南怀瑾，《宗镜录略讲》，网上可阅读或下载。 ［１0］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ｓｓｓ．ｏｒｇ／ｊｃｘｓ／１２ｙｙ．ｈｔｍ
信仰的根基
·吴鑫岩·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而绝大多数美国人是信神的，究竟谁是谁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家都是有信仰的，区别只在于所信仰的内容截然相反。 简单地说，信仰等于对事实或真理的认可；接下来的问题就转移到“存在性”上面来了。谁能证明上帝存在？谁又能证明上帝不存在？这个问题人们不知辩论了多少次，结果谁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有些人干脆不在证据上纠缠，转而论证其“合理性”。然而，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绝对不变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真理”？我们通常所说的绝大多数真理只不过是一些理论模型，这些模型来自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并且被目前的实践所验证。但是，随着世界的演化和人们实践水平的提高，最终必定会被新的模型所代替。 一位哲人说过，事物得以存在的两个条件是需要和机遇。信仰的存在显然也不例外，人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被信仰所支配的。当信仰与现实符合时，它就是一个达到成功的有效工具；反之，则成为导致失败的内因。 １．肢体信仰 很多动物生下来一会儿就会走路和奔跑，可是人却要经过一年左右的磨练。婴儿看起来既可爱又可怜，什么东西都想往嘴里塞，可是连嘴在哪都搞不清。经过三年的摸索和实践，婴儿成长为活蹦乱跳的幼儿，吃饭穿衣都可以自理了。在此期间，除了身体的成长以外，主要的变化发生在大脑里，一套有效的肢体控制系统逐步建立起来了。此时，即使蒙上他（她）们的眼睛，也会准确无误地把糖送进口中，而不会塞进鼻子里。在做这个动作时，他（她）们似乎根本不用动脑子，就象我们启动一个计算机程序一样。在幼儿和少年时期，这个“控制软件”是随着身体的成长而不断变化的。因此，小孩学语言和乐器都很容易，而且采用的是“硬件学习模式”，这与成年人的“软件学习模式”在反应速度和精度上有本质的差别。可是，到了青春期孩子们又开始变得笨手笨脚起来。这是因为他（她）们的身体发育超过了“控制软件”更新的速度，或者说他（她）们的“肢体信仰”落后于“肢体现实”。到了成年以后，“信仰”才与“现实”终于合二为一了。由于成年人的身体基本上定形了，所以控制肢体的神经网络也就基本固化了。此时，再想学习肢体的技巧就十分困难了。到了老年，很多人都会经历一个“摔跤期”，骨折的事经常发生。这主要是因为体力衰弱了，在壮年时能够轻易迈过的沟沟坎坎，此时竟然会成为“失足”的诱因。过了这一时期，老年人们在调整了自己的“肢体信仰”以后，又能一路平安了。 不过，成年人的脑细胞也还是有一定“可塑性”，这一点体现在“幻肢”的现象上。在战争中不少士兵因伤而截肢，其中地雷就是罪魁祸首之一。可是，有的伤员在截肢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向医生抱怨脚疼。一开始，医生们大为困惑，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感觉到疼呢？后来经研究发现，在截肢以后控制脚的脑细胞因长期得不到刺激，就被周围控制其它部位的脑细胞“兼并”了。但是，一旦这些脑细胞因其它部位受刺激而产生痛感时，人们还是认为已经不存在的脚在疼。 在肢体有关的技巧项目方面（艺术表演和体育比赛），通过长期的训练，可以使对肢体的控制程序“硬件化”［１］。当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时，人们仿佛置身于行动之外而成为一个旁观者，此时快速多变的动作似乎是在用慢镜头播放，做起来一点也不吃力。很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运动员，甚至包括外科医生，都有过这种“高峰体验”，遗憾的是其境界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据说，美国航空航天局对宇航员就进行水下高强度训练以达到这种状态，否则到了天上进行太空行走时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２．理论信仰 现代人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学校度过的，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学习知识。所谓的“知识”，其实也就是前人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和对所发生过的事件所进行的记录。这类知识被称为“间接知识”，因为它们是通过“符号语言”来传递的，而不是靠身体力行而得出的。这个差别反应在人的意识结构上，现代心理学把它分为三个层次，显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书本知识”是通过显意识来学习的，融会贯通以后才进入潜意识，而那些“直接经验”则可以直接进入潜意识。如果把“无意识”比作大海，潜意识就是漂浮的冰山潜伏在水下的部分，而显意识则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所以，人的显意识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与计算机做一个比较即可看出。研究发现，大部分人的显意识只能同时记住七件事，聪明人可以达到九件［２］。这前两种意识在大脑中有对应的组织结构［３］，而这个“无意识”在科学上还未找到证据，在佛教中它对应于第八阿赖耶识。 一门科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是数学化，而一门技术走向成熟的标志是软件化。因此，科学教育容易沦落为推导公式，而工程教育也会降格为学习使用ＣＡＤ软件。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因此在美国的大学里极为流行。可是，如果把一门学说比喻为一个人的话，这种教育的后果就相当于把人变成了一具骷髅，既失去了生命也没有了血肉。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往往有“理想化”的趋势，认为现实世界就象这些公式和软件所描述的那么简单。等到工作几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这些“知识信仰”只是现实世界的“期望值”，而那些被忽略了的“方差”往往是决定因素。在美国找工作，这些实践经验是重要的砝码。尽管如此，“知识信仰”在大多数科技领域的应用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处理有关动态系统的问题时，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一点在医学和社会学上尤其突出。 古人云：“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由此可见，治国与医病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所面对的都是复杂的动态系统。从战略上来看，“上医治未病”，也就是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们熟知的例子。从战术上来看，治病的关键在于判断病因，而其前提则在于有一个接近现实的生理模型。西医的模型比较明确，而中医的模型则十分模糊。所以中医的困境在于没有把古老的经验科学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一个直观而可以进行计算机模拟的生理模型。当然，建立一个关于人体这样复杂系统的完整动态模型是十分困难的；但是，设计出一个简化的模型还是现实可行的。其实，《易经》就是这样一个模型，只不过被后人曲解和附会得太厉害了，以至于现在中医学院的学生觉得无从学起。 复杂动态系统的困难之一在于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彼此相生相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有一些因素非常敏感，略微变动一点则引起整个系统的巨大变迁。与此相反，另外一些因素则十分稳定，改变起来非常困难。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所采用的很多措施会成效甚微，而有些措施则会导致意想不到的结局。如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处境就是一个例子。在医学上也是一样，有些疾病用某一种方法来治疗会出现久治不愈的现象，白白花费了大量医药费，而换一种方法来治疗则易如反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医疗事故的数量都是触目惊心的，这一点应该引起医学院的足够重视和反思［４］。 ３．隐含信仰 有人说：“选择决定命运”。可是，面临选择时，我们每个人都会趋利避害，也就是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其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以下棋为例，棋手走的每一步棋都是“最佳”选择，可结果还是会有输有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正确”和“最佳”是以某一个人的认识水平来判断的，或者说是以其“隐含信仰”为基础的。由于人脑的数字信息处理功能十分有限，为了及时做出判断，人们往往采取“比较”的方法来做出选择。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要去拿起一个水壶时，我们往往有一个“隐含信仰”：这个壶里有水或没有水。当我们真把它拿起来时，有时会吃一惊，因为真实情况与我们的假设不符。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隐含信仰”无处不在，而且一般情况下与现实相符，因此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爱因斯坦说过：学习的过程就是对“吃惊”的解脱。有趣的是，人类的这种思维模式也被应用于军事，巡航导弹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在巡航导弹里面装载了一个地貌图，在飞行的过程中其摄像机不断进行拍摄，然后与这个地貌图进行比较，借此来修正航向。可以这么说，巡航导弹是在“信仰”的指挥下飞向目标的，其实人生也如此。 然而，在事业和人际关系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其实，这句话本身的“如意”二字就点明了问题的实质，也就是现实与我们的“隐含信仰”不符。但是，由于我们从来不怀疑“隐含信仰”，所以问题总好象是由外界造成的，而我们要么是被动的受害者，要么就处在改变现实的战争状态。青年知识分子有一个通病：爱发牢骚。也就是说社会现实与他们的理想不符。听到别人发牢骚，就会使人联想起六祖慧能所说的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不过，话说回来，青年人还是应该有理想的；如果年纪轻轻就那么圆滑世故以至于是非不分，那么将来不是阴险小人就是庸才。这也反应出了教育事业的两难困境：管得太松，人就会懒散；管得太严，人就会死板。 如今，我们正处在科技日新月异和社会急剧变革的双重压力下，如果不积极地不断修正“隐含信仰”，而总是希望明天的社会来符合我们昨天的信仰，那么我们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此外，人际关系往往是造成内心痛苦的首要原因。在古代儒家推行“五伦社会”，那时有一个明确的等级关系。如今，旧的伦理关系被破坏了，新的思想观念又很不完善，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就会出现很多矛盾和冲突。人际关系总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多元，平等和动态有序，试图回到儒家的伦理框架不符合世界潮流。其实，人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隐含信仰”。例如，青年人在谈恋爱时往往对婚姻生活想象得过于美好，结果到了真正建立家庭以后，却发现对方并没有按照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来“表现”。在社会上也是一样，我们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含信仰”，认为他（她）们的行为应该符合这个模式。一旦出现了偏差，我们总是埋怨对方，而不去检讨这些“隐含信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Ｂｙｒｏｎ Ｋａｔｉｅ的方法［５］，或者组成一个“对话小组”来互相帮助，共同提高［６］。 “隐含信仰”不仅会折磨个人，也同样会给整个国家带来危害。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成语：“法久生弊”。谢选骏对这些现象也做过精辟的总结［７］。举例来说，清朝康熙皇帝为了减小民族矛盾，采取轻遥薄税的政策，可是到了晚年则导致了国库空虚。雍正上任以后，深感问题的严重，可是一旦加税就有可能引发民间暴动。结果，他只好向富人收税，采取“摊丁入亩”的政策。尽管富豪阶层极力阻挠，但得到了平民百姓的拥护，几年下来国库就充实起来了。可是，由于“人头税”变成了“田地税”，中国的人口就开始膨胀起来。从１６４４年满人入关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二百年间，中国人口从一亿猛增到四亿。福兮？祸兮？平心而论，满清的前几任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优秀的领导梯队，自战国时期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国几乎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长时期的稳定与繁荣。可是，在成功的背后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那个时代，中国南方的人口密度逐渐超过了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再加上内有贪官，外有强敌，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在短短的十年中，中国人口就减少了五千万到一亿人。洪秀权之所以能够搅起如此滔天巨浪，其根源在于雍正的“摊丁入亩”政策。因此，从政为官的人不仅要读《论语》，也要把《长短经》放在身边。 （下面引用一段《长短经》：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治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皇由仁义，五霸用权智。”） ４．人生信仰 人生信仰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层，其内层是先天带来的（天命），而外层是后天培养的（教化）。以孔老夫子的智慧，到了五十岁才知天命，可想而知其隐含的深度。与之相比，这个外层的信仰则比较容易识别。家庭是这个信仰形成的第一个环境，幼年的经历对人的情感品质影响很大。社会上有些人比较“奇怪”，他（她）们不停地结婚和离婚，心理上总也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其中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幼年时没有得到父母应有的关爱，结果长大成人以后迫切需要别人的爱，可是心里又认为自己不值得别人爱。这些人自以为没有找到理想伴侣，其实是没有找到和认清自我。学校是这个信仰形成的第二个环境，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对人在事业上的自信心影响很大。毕业以后走向工作岗位，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人生的目标设定会有很大影响。学习与工作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有些名校毕业的高才生一辈子碌碌无为，而有些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或者根本没上过大学的人却有非凡的业绩。 有人说过，绝大部分人的一生就象水面上的漂浮物一样随波逐流，而有少数人的一生就象往水里扔的一块石头一样，有它自己的轨迹［８］。孔老夫子也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总而言之，社会上的确有一些人在做人生选择时主要受先天因素影响。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本可以在国内行医或在檀香山的牧场享福，可是他却不可思议地疯狂闹革命。（本人窃以为，孙中山乃洪秀权转世，大清王朝遇到了克星。）也有一些人，其成长的环境过于安逸，所以其本性也会很早就暴露出来。在历史上明朝出了不少“特色皇帝”，例如，明武宗喜欢扮成平民搞淫乐游戏，明神宗贪财而明熹宗爱干木匠活。其中尤其以万历皇帝的贪财最不可思议，一个人出生在帝王之家，富有四海，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贫困，又遇上了张居正这样一个良师。他的这种行为方式从后天找不到任何理由，也许和朱元璋早年的要饭经历有关。 至于我们这些处在“上智”与“下愚”之间的“中人”，天命要等到生活安定下来以后才能表现出来。在《木兰诗》中有这么一段话：“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辩我是雄雌？”也就是说，当两只兔子一起跑的时候，分不出雌雄来；可是，一旦它们安静下来，本性就暴露无疑了。其实，人也一样，青少年时大家都拼命读书，毕业以后的前几年为了谋生而拼命工作，此时那个“天命”并不起太大作用。可是，一旦步入中年，生活变得四平八稳了，此时本性就显露了。有些“铁杆”的工作狂，一生都能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而那些“空心”的人就不行了，中年以后就失去了进取的动力。本人窃以为，工作繁忙并不是导致科技人员英年早逝的首要原因，这主要是“空心”的人“硬撑”造成的。“铁杆”的人干起活来是一种享受，心里头根本就不觉得累，只是身体会感觉疲倦。不过，有些“铁杆”的人比“空心”的人更悲惨，到了中年才发现自己的“天命”与所学专业不符，只好半路出家。“铁杆”的人心理能量太大，他们不可能干一行爱一行。如何判断自己命中注定的工作？Ｈａｒｒｙ Ｐａｌｍｅｒ给出了一个判据［９］：如果有一件事只要一想起来就觉得心潮澎湃，兴趣盎然而且才思泉涌，那无疑就是命中的职业。 有关“天命”的问题在佛教唯识论中有详细的解释，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在唯识论中人的意识被分为八个层次，五种感官的功能对应于前五识，思维（包括显意识和潜意识）对应于第六识，在其底下有一个第七识（末那识），再往下则是第八识（阿赖耶识），有人把第八识的底层称为第九识（白净识）。做一个比喻，第九识相当于深层的海水，无波无澜。六祖慧能开悟时见到了第九识，所以就感叹道：“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不动摇”。第八识就相当于表层的海水，它有复杂的运动模式和丰富的信息。在气温较高的时候，海水的漩涡会带起空气旋转而形成一个“气柱”，这就是第七识，水蒸气被带到高空会出现旋转的云层，这就是第六识。如今，在气象卫星云图上只能看到云层，而我们常人也只能感觉到第六识。从另一方面来看，世界上的一切有形的存在都是靠第八识产生的，所以慧能还说了一句：“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在佛教里，“法”代表存在物）。这一点，在过去人们很难接受，现代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方便。 什么是物质？说到底物质是由基本粒子组成的，那么基本粒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其答案是能量和结构（信息）。举例来说，一束光只有能量而缺乏结构（扩展态），所以它还不能形成物质（局域态）。可是，当一束嘎玛射线遇到了重原子核，在时空中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正负电子对就诞生了。这个过程与我们熟知的一个现象十分相似。大家知道，风就是空气的流动，在旷野中风并没有声音。可是，一旦遇到电线或树枝的阻碍，人们就会听到呼呼的风声（卡门涡街）。现代物理中的超弦或超膜理论就把基本粒子看作是一种振动模式， 而道家所说的“金刚风”大概就是嘎玛射线。所以在《心经》中说：“色（物质）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根本上讲，色与空的差别只在于是否有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个第八识为世界提供了不断产生各种结构的“种子”，所以整个世界与第八识有相互对应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彼此影响的，它们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环。这就象海上的漩涡诱发了台风（海上龙卷风），而台风又反过来加强了海上的漩涡。人们也许会继续深究，第八识又是怎么形成的？佛教的解释是“虚空不守无为”，大概这句话可以这么来理解：一开始只有第九识和无序的“噪音”，正是靠着这种正反馈的相互作用逐渐建立起了一些相对固定的结构。这一点对了解振荡电路和激光器工作原理的人很好理解。随着宇宙的演化，第八识中的信号越来越丰富，它是大千世界的缩影和基因。 我们之所以是个凡人，就是因为我们的第七识死死地抓住了第八识这个茫茫大海中的一个小漩涡不放。结果出现了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的现象，也就是六道轮回。佛看我们实在可怜，在《楞严经》里说：“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认一浮沤体，目为全潮，穷尽瀛渤”。如果把第八识比喻为互联网，那个小漩涡就是计算机的硬盘，第六识则是中央处理器（ＣＰＵ）和内存（随机存储器ＲＡＭ），第七识则相当于连接两者的总线（ＢＵＳ），前五识就相当于外部设备（屏幕，键盘，扫描器，话筒和喇叭等）。对于凡人来说，我们把计算机看成是孤立的设备，而忽略了上网的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是把程序从硬盘调入第六识中来运行，而不会去修改程序。这些程序的总和就是一个人先天的“禀赋”，“天命”或“业力”。人身死亡就相当于我们关掉电脑的电源，人身再生也就相当于重新启动。这个过程在佛教中被称为“分段生死”；虽然这个肉身换来换去，这个核心的“天命”并没有改变多少。 在个别情况下，我们也会装入和删除一些软件，所以“天命”也是可以修正的，尽管十分困难。这就带来了机遇和危险，或者说“自由”引发了“危机”。如果我们是优秀的系统工程师，对系统软件的维护会使系统的运行更加有效；反之，如果我们水平低下或为所欲为，则很容易造成系统故障。为了维护系统的稳定，人们会制定出一些必须遵守的规章和条例，这就相当于宗教的戒律。它的目的就是避免人们做出灾难性的选择，结果会失落“人道”，进入“三恶道”。在佛教中人们从人道中越迁到其它道的过程叫“变异生死”。在唯识论中把人们经常使用的“软件”称为“心所”，其中《百法明门论》总结出五十一个“心所”，其中“善”的只有十一个，而“恶”的却有二十六个（基督教中的原罪）。所以，一个人堕落起来很容易，修善积德却很难，因此耶稣特别强调要进那个“窄门”。此外，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耶稣所说的“积福在天”，人一生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改命”。从这个观点来看，世间的得失荣辱都不重要，甚至象耶稣所说的那样：胳膊可以砍去，眼睛可以挖掉，千万不能堕落呀！世界上这么多人轻生，他（她）们不知道得一个人身多么不容易，一旦堕落到“三恶道”，要想回来就比登天还难。如果能把这一点看透了，人生的经历就象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就这么早出晚归放牧我的心”。 ５．信解奉行 人们也许要问，这些恶“心所”（原罪）又是从哪里来的？圣经的解释是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其实那条蛇就是ＤＮＡ，这些“心所”都是在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二十六条原罪又被分为两种，主要的有六条：贪嗔慢痴疑和邪见。其实，所谓的“善”与“恶”是相对的，它是以“人道”作为标准来判断的。如果我们退回到进化的早期，“恶”就会变成“善”。首先我们探讨一下这个“贪”字，其核心就是“物欲”。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然界，绝大多数动物的生活都与饥饿形影不离。因此，在有食物时多贪一分，就会有多一分的生存概率。因此，在动物道，“贪”是必须的，也可以认为是“善”的。再来看那个“嗔”，其本意就是愤怒和发火。很多人在小时候都有和小朋友打架的经历，一旦“嗔心所”被激发起来，也就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人就会觉得力量倍增，而且失去疼痛感。这种状态在生死攸关的搏斗中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对动物来说也是“善”的。接下来讨论“慢”，也就是傲慢，或者说盛气凌人。很多食草类动物在发情期要进行竞争，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有权力繁衍后代。处在这样一种场合下，“慢”就是当仁不让和贵在参与的精神，当然也是“善”的。所以，在动物道“贪嗔慢”必不可少，都不能说是“恶”的。人类从动物界进化过来，必然携带着这些过时的“心所”，一旦外界条件相应，它们就会被触发。这一点在儿童身上表现的很清楚，因为他（她）们还不知道掩饰自己。人如果从小不受“蒙以养正”的教育，而是任其本性经常发作，下辈子大概还得回到动物道。所以耶稣说过，能控制自心的人，比夺城的英雄更伟大。在伊斯兰教里有两种“圣战”，小的圣战是与敌人战斗，大的圣战是与自心作战。佛教中“六度”的前三个是“布施”（对治贪心所）“持戒”（对治嗔心所）和“忍辱”（对治慢心所），儒家也强调“克己复礼”。由此可见，世界上的正教都是让人们克服自己“恶心所”的驱使，以免将来堕落下去。 另外的三个主要“恶心所”是“痴，疑和邪见”。“痴”就是痴迷，执着色身为我；“疑”就是听到善知识介绍宇宙人生的真相则疑惑不信；“邪见”就是听信了“外道”而产生了错误的见解；这些要靠智慧来克服。佛教中“六度”的后三个是“精进，禅定和般若”，也就是说通过“精进和禅定”的修炼过程而最终打开“般若智慧”。先知默罕默德在《圣训录》里也说过，开发智慧是唯一的成就之路。然而，这的确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开始长途跋涉之前，首要的条件就是明确方向，也就是要有正确的知见。人道与动物道的一个主要差别就是“同情心”，孟子称其为“天良”。在人脑中有一组“镜像”神经细胞，当人们看到或听到别人受难时，就会产生自己受难的感觉。然而，人类的历史与动物界比起来毕竟太短了，所以这种善心不如“恶心所”的力量大。因此，人们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要抑制“恶心所”，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善心发扬光大。这在佛教中被称为“发菩提心”，在基督教中就是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如果真正证到了这个境界，就象一台计算机接通了互联网，其所接触到的信息量一下子丰富起来。这时会出现一些“特异功能”，在佛教中总结为“五通”（身通，天耳通，他心智通，宿命通，天眼通）。俗话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一旦达到了“他心智通”，别人想什么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在这些人面前诚实乃为上策。 从以上介绍大家可以看出，人的命完全是“自造自化”的；从另一方面看，人生也是“自做自受”。如果我们生生世世弃恶扬善，积功累德，就一定能够走出三界，进入圣贤的境界。可是，我们的“原罪”是经过几十亿年形成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大概也要花同样的时间才能消除。因此，我们必须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捷径”来修炼，印度人把它归纳为四条路：（１）智慧之路（Ｊｎａｎａ Ｙｏｇａ），如禅宗；这条路最直也最陡，有能力走的个别人可以“言下顿悟”，而绝大多数人根本就无所适从。一个比较折衷的方法是（唯识＋禅宗），因为唯识偏有，而禅宗偏空，两者组合起来可以取长补短［１０］。（２）爱心之路（Ｂｈａｋｔｉ Ｙｏｇａ）：如基督教和净土宗。娑婆世界的人爱心最重，所以走这条路的人最多。（３）行动之路（Ｋａｒｍａ Ｙｏｇａ）：如伊斯兰教和台湾的“慈济”。把宗教思想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会产生强大的动力。（４）身心之路（Ｒａｊａ Ｙｏｇａ）：如道家和密宗。把生理和心理结合起来可以使修炼的效果在短时间内体现出来；但是，弄不好也会身心俱损。在古代人们的知识十分有限，而且修炼的火候因人而异，因此必须有师父指点，所以这些修炼方法是不公开的。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普及，一些初级的功法可以大面积推广。不过，到了一定阶段，还是需要师父的点化和加持。 一个关于修行的问题是福德与功德的关系。当年达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见到了梁武帝，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论述。简单来说，功德指的是内在“性命”的优化，而福德则是因为做善事所积累的“存款”，将来会受到别人的回报。相对来说，功德比福德要重要得多，所以达摩祖师对梁武帝修建庙宇这些事很不以为然。可是，修功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打坐的朋友都有这个体会，一旦上坐脑子里比平时更乱，工作和生活中的事此起彼伏，入定十分困难。其一当然是我们根器不利，其二就是生活没有保障，也就是福德不足。最近，陈小旭出家就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她先在世间积福德，然后再出家修功德，将来一定会相当有成就。相比之下，我们很多人在福德不足的时候就想修功德，结果只能鸡飞蛋打，一无所成。如果把色身比喻成一艘航船，功德就象航海技术，而福德就象储备的燃料（古人称为“资粮”）。如果没有福德作为基础就象缺乏燃料的航船一样，只能随波逐流。从另一方面看，只有福德而缺乏功德也不行，弄不好还会触礁沉没。福德的重要性在初级阶段也许还不明显，可是到了高级阶段就会显露出来，因为修行如逆水行舟。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第六识与第八识是通过第七识来连接的，当我们的第六识定下来以后，可以用它作为一面镜子来“回光返照”第八识，这个过程也称为“翻种子”。功夫练到这一步人们就会心神不宁，坐卧不安，根本就无法工作，甚至连在常人中生活都受不了。例如，耶稣在施洗约翰那里开了悟，只好退到荒野中去适应这一转变。二十几年前Ｅｃｋｈａｒｔ Ｔｏｌｌｅ开悟以后就流浪了好几年，由于身无分文，晚上就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 另一个关于修行的问题是关于“自力”和“他力”的问题。简单地说，应该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弄清修行的目标何在或者说追求什么。正信的修炼人所追求的是“消业障”，也就是说目标在第八识。但是，对常人来说无法直接下手，所以六祖慧能说过：“五八六七果因转”，也就是第六七意识是因，而第五八意识是果，所以修行要从第六七意识下手。大乘佛法的修炼侧重于第七识，也就是舍弃“小我”而换取“大我”。“大乘”的涵义是心量广大，它既包括众生，也包括非生命的世界。大乘人心中没有“异己”，对世人怨亲平等，有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大乘人的定是建立在一个“大身”的基础之上，以三轮体空化解了是非人我的恩恩怨怨，最终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和转第八识为大圆镜智。大乘佛法只有一法印（判据）：诸法实相。这就是说，任何说明世间万物道理的都可以包括进来。不久前，达赖喇嘛说过，如果科学理论与某些佛教的说法不符，就应该以科学为准。从另一方面看，修菩萨道的人不仅要学经典的佛法，为了服务众生，也要学专业知识。世出世间的学问可以总结为“五明”：内明（明心见性），因明（归纳和逻辑演绎），音声明（讲解和表达），医方明（医学）和工巧明（科技）。所以，成佛是智慧的成就，其目的是普度众生，而不仅仅是守着一个清静的境界而无所作为。 小乘佛法的修炼侧重于第六识，其方法就是修“四谛法”和“十二因缘”。“四谛法”是释迦牟尼佛在早期的开示，是人们学习佛教的一个方便切入点。“四谛”指的是苦，集，灭，道。一个人能不能学佛，关键的一点就看是否存在心灵的痛苦。我们周围的确有一些幸福快乐而无忧无虑的人，这种人学佛就很难入门。大部分人心里都有一杯苦酒，平时被繁忙的工作和各种活动所掩盖了，到了曲终人散时则会别有一番惆怅在心头。佛陀把人生的苦总结为八条：“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前面的五个就不用说了；在人际关系上，冤家总是经常遇到，而亲人早晚要辞别；“五阴炽盛”指的是人身的组成成分“色受想行识”都不安静，不断地烦扰我们的内心。可是人生的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佛陀说是人们自己招来的，也就是“集”。这话就费解了，谁会自己找苦吃呢？其原因是智慧不足，结果使摆脱痛苦的努力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痛苦。这就象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在水里面越挣扎越往下沉；此外，美国如今的反恐战争实际上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解决的方法是“灭”；俗话说：“有求皆苦，无欲则刚”。这里的“灭”不是指消灭敌人，而是反求诸己，灭除自身的烦恼和贪欲，最终也灭掉八识田中的种子。认识到了前面的“三谛”，就能使人生符合“道”的标准（八正道），最终能够出离苦海。“十二因缘”指的是生死轮回过程的十二个阶段，网上有详细的介绍［１１］。 由于我们在一生之中很难有所成就，到了下一世可能就没有了修行的机缘，结果最终还是会堕落。因此，迁识往生也是一个比较保险的方法。离我们最近的是东方药师佛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堂）和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迁识往生的第一个条件是“志愿”，也就是有强烈愿望“弃暗投明”；第二个条件是“相应”，与那里的“人”心心相印，也就是道德水准一致。第三个条件就是有福德，做过很多有益于众生的事。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中国就象我们居住的“五趣杂居地”，美国和加拿大就象是“净土”。如果一个中国人想到这两个国家去，第一是有这个愿望，第二是有自身条件（学历和技能），第三是要有经济实力。对于大乘人还要有第四个条件，也就是学成回国。签证官所要考虑的就是这些问题。第一个条件很容易满足，因为净土的生活条件比我们这里要好得多。这第二条就难了，需要准备成绩单，托福和ＧＲＥ，等等。相对来说，去东方净土的条件比较单一，而且耶稣还不远万里到我们这里来演示了一下。我们只要照耶稣的样子去“爱人如己”，为了解放全人类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就行了。去西方净土的条件比较复杂，有三品三生的差别。在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传授了一个准备“移民”西方净土的法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所以，念佛尽管是一个十分殊胜的方法，但是“得定”才是目标。如果仅仅嘴上在念佛，心里面妄念纷飞，那就不符合大势至菩萨的要求。去净土留学或定居的一个缺点是修行进展比较慢；佛在《无量寿经》里说过，在人间修炼一昼夜的效果相当于在西方净土修炼一百年。顺便提一句，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以基督教为信仰的西方社会强调人人平等，而以佛教和印度教为信仰的印度则有种性制。其实，两者各执一端都有偏颇之处。释迦牟尼佛开悟时看到了人们的共性：“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因此他坚决反对以出身来定种性的制度。可是在传授佛法的过程中，他也确实看到了人们在意识结构上的差别。有一些人只能接受小乘佛法，而另一些人根本就接受不了佛法。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比较折衷，把最初的真如本性（第九识）和后来的习性（第八识）分开了：“性相近，习相远”。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佛教在世界上难以推行的原因就是其境界高不可攀，因此才曲高和寡。所以，佛教界在“提高”的同时，不能忽略“普及”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中，绝大多数人连小乘佛教都修不了，更不要说大乘佛教。在《菩提道次第论》中宗喀巴大师把修行的次第分为三等：上士道求成佛度众生，中士道求解脱轮回苦，下士道但求来生福报。这“上士道”就相当于大乘，“中士道”则相当于小乘，而“下士道”大概可以称为“初乘”。如果把这三个阶段与学制做一个对比，下士道就对应于小学，中士道对应于中学，而上士道对应于大学。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是好高骛远，或者说死要面子，不屑于从基础学起。如果身为下士，却非要修上士道，就象小学生不去学加减乘除，而非要抱着一本《微积分》来啃。叔本华说过：“人们可以做任何自己愿意做的事，却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意愿”。我们自己适合在什么阶段修行，只要看看对哪一些经论感兴趣就行了。如今正处在一个普及佛法的阶段，因此要从“初乘”的“十善业”入手。由于言行都是受思想控制的，所以，归纳起来就是“善护念”。人们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检讨自己，分清这个念头的善恶，然后弃恶扬善，也就是“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这种修法不仅简单易行，而且也是任何阶段修行的基础。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都离不开“善护念”这一基本功。 再往下走，就到了世俗与宗教交界的模糊地带，遗憾的是大多数信众都是处在这一阶段，他（她）们所追求的是神的庇护和保佑。这里就遇到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神？按照汉字的定义，神是处于一种扩展的状态。我们可以从简单的例子开始，比人简单的是动物，更简单的是植物，再简单的是微生物，最简单的是晶体，例如用来制做集成电路的单晶硅。为了分析方便，我们还可以把三维晶体简化为一维的“项链”，每个珠子代表一个硅原子。微观世界与我们所熟悉的宏观世界的差别之一就是安静不下来，这些原子总是在那里振动。可是，由于原子之间的距离很小，这种振动会彼此影响，就象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生活一样。如果每一个原子都自行其事，那么原子之间就会出现很大的作用能量；这就象一个混乱的社会，人与人斗，大家都过得很累。结果多余的能量逐渐耗散掉了，原子们形成了一种“和谐”的振动模式。其最基本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大家步调一致地左右摆动，在晶体中这种模式被称为“声学模”；其二是每两个相邻原子组成一组，而这些组合的内部运动（彼此接近或远离）以同一个频率来同步进行，在晶体中这种模式被称为“光学模”，能量比较高。作为一个原子，它可能理解不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它可以感觉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如果遵循这个规律来运动，就会十分轻松，反之则会举步维艰。这种规律就是“道”，而这种力量就是“神”。现在我们可以上推一个层次，把原子变成人体的一个细胞，细胞膜就是一种液晶结构，有它自身的“道”；而整个细胞又是处在一个大范围的“道”当中。人体的很多器官，如心肝脾肺肾，都相当于细胞晶体。因此也有它们各自的生命节奏和强度，这样一种能量中医称之为“气”， 如肾气和脾气等。而人体是由这些器官组成的，又具有其整体的生活节奏，例如年月日的周期规律。如果，这些器官与人体的大规律协调一致，这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否则人就会生病。如果再上推一个层次，这个细胞就变成了我们自己，此时整个人类就变成了一个组织系统（如神经系统），人类与其它系统（动物，植物和矿物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地球生命体。从更高一个层次看，这个地球生命体又变成了一个细胞，整个银河系则是一个超级生命体，这样可以一层层地推上去，以至于整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巨生命体。 从原子的角度来看，整个晶体的运动模式就是个“神”。从细胞的角度来看，器官就成为了“神”，而人体则是更高一层的“神”。依此类推，从人的角度来看，整个地球就是一个“神”，或者说是一重天，在其上面还有更高层的天。这种“级别”越高，其范围就越大而周期就越长。由此看来，我们人类就是被夹在天地之间的这么一种存在形式。可是我们已经自大得不知天高地厚了，既不顾天理，也不爱惜地球，而且还同类相残。如果仍旧不知悔改的话，看来人类的日子已经不多了。现在，我们可以来思考神与信徒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信徒是神的基础，如果没有了信徒，神也就无法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信徒又受到神的约束，只有按照“神的旨意”生活才能安稳。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条迷茫的小船，神就是一座灯塔，其光芒普照四方。正如耶稣所说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在困难时求神保佑自己的一己之私，就象在船偏离了航线时希望灯塔跟着我们走一样。所以，与其求神保佑自己，不如求自己顺应神，一旦与神“相应”了，自然会感受到神的力量。所以，耶稣又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都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走到了信仰的最底层，就完全进入了世俗的领域。这里的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慧根低下，人欲横流。可是，很多人却乐在其中，醉生梦死。俗话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在世俗的社会里，只有靠赏罚分明的法制才能建立和维持秩序，否则就会动荡不安。可是，清规戒律太严，社会又会变得死气沉沉，而毫无生机。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总是在战乱与窒息之间振荡。遗憾的是如今这种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还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法律只能约束人的外在行动，只有信仰才能规范人的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内外两方面能够统一起来。 仅以此文回向给本人过世的父母双亲，以及所有众生（前世的父母）。本文有一些观点是个人的陋见，错误之处恳请各位大德批评指正。据《推背图》预测，明年将有圣人出来弘法，到时候很多问题都会得到澄清。 参考文献： ［１］Ｍｉｈａｌｙ 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Ｆｌｏｗ：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Ｈａｒｐｅｒ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１９９１.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０６０９２０４３２. ［２］ｈｔｔｐ：／／ｐｓｙｃｈ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ｙｏｒｋｕ．ｃａ／Ｍｉｌｌｅｒ／ ［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Ｊ．Ｂａａ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１９５１４７０３２. ［４］Ｊｅｒｏｍｅ Ｇｒｏｏｐｍａｎ，“Ｈｏｗ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Ｔｈｉｎｋ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７.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６１８６１００３７. ［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ｗｏｒｋ．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ａｓｐ ［６］Ｄａｖｉｄ Ｂｏｈｍ，“Ｏ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ＩＳＢＮ：９７８－０４１５３３６４１３. ［７］Ｈｅｒｍａｎｎ Ｈｅｓｓｅ，“Ｓｉｄｄｈａｒｔｈａ”，Ｓｈａｍｂｈａｌａ，２００２.ＩＳＢＮ：９７８－１５７０６２９７０９. ［8］ｈｔｔｐ：／／ａｖａｔａｒｅｐｃ．ｃｏｍ／ ［9］南怀瑾，《宗镜录略讲》，网上可阅读或下载。 ［１0］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ｏｓｓｓ．ｏｒｇ／ｊｃｘｓ／１２ｙ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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