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被劫持167天的中国工程师：我所见到的塔利班
2009年02月26日 07:54 法制日报
一股淡淡的药味飘进鼻孔。
西安市友谊路高高的泡桐树后，陕西省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龙晓伟低低的声音里透着疲惫。
龙晓伟是一名工程师。身旁的病友们还不知道，半年来他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听说龙晓伟马上要做手术了，2月23日，记者赶在他手术前采访了他。
其实，塔利班士兵穿着打扮和当地普通老百姓一样，如果放下了武器，一般人很难辨认出他们。他们给被绑架者的食物是薄玉米饼和生洋葱，而他们自己也只吃阿富汗烧饼、红辣椒、腌菜和洋葱
回忆起在巴基斯坦被塔利班武装分子劫持囚禁167天的经历，龙晓伟神情黯然。然而，正是这次不幸但又不寻常的经历，让他和神秘的塔利班有了“亲密接触”。
“看见城墙时，我流下了眼泪。”龙晓伟说，被解救回国，踏上家乡———陕西的土地时，他悲喜交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2008年5月，西安江博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龙晓伟和张国前往巴基斯坦，为公司的一个项目工作。8月27日，两人被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
龙晓伟慢慢回忆着遭遇绑架的一幕：那天下午2时，他和张国两人验收附近山区的通信基站，返回途中遭到了十多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围堵。
这伙人蒙着面，手里端着冲锋枪。
两个陕西后生胆大，用简单的当地族语乞求对方：“我们是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是兄弟、朋友，请不要伤害我们。”
对方回答说：“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性命，是请你们做客的。”
他们被强行拉上汽车。
两人遭绑架的下迪尔地区是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外国人心中的恐怖地带，这里紧邻塔利班的老巢斯瓦特河谷。描写唐代高僧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曾这样描绘玄奘到过的斯瓦特河谷地区———“山谷相属，川泽连原”，“林树蓊郁，花果茂盛”。该地区在伊斯兰堡西北约160公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悠久的佛教遗迹，曾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去参观，而如今却成了巴基斯坦的反恐第一线。
在被绑架前，他们并不是不清楚该地区的危险性，塔利班分子也曾在附近写下标语要求外国人离开，中方工程人员曾一度全部撤出，只有巴方保安留守，不过，局势稍缓时，中方仍会有少量活动。谁都没料到，一时疏忽，真的发生了绑架事件。
“其实，中国人和当地人关系很好。”龙晓伟回忆说，“不过，我们工作的地区毕竟是巴政府与塔利班武装人员交错的区域，我们却没有足够的安保力量，现在想起来实在危险。当地枪支泛滥，许多人都身携武器。”
当时，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十多个小时。第二天晚上，他们被带进小房子里关了起来。
小屋位于山顶，约有15平方米，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白天，透过木板间缝隙照进来的阳光，才能让房子亮起来；到了晚上，就是漆黑一片，能听到的就是外边的炮火声、轰炸声。一片薄玉米饼、一个生洋葱、一口凉水，就是他们的一日三餐。
不过，他们发现，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们睡在粗糙的毯子上，用自己的穆斯林头巾当枕头。主食是阿富汗烧饼，菜只有红辣椒、腌菜和洋葱。
几天接触下来，他们发现，其实，塔利班士兵穿着打扮和当地普通老百姓一样，如果不是身上扛着背着的各式武器，一般人很难辨认出他们。
之前，有人讲过，塔利班组织中大概有3种人，第一种是阿富汗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是文盲，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工作。加入塔利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养家糊口的好办法，他们可以不定期地从上司那里得到一些奖赏，大体上平均每个月能拿到300美元，比阿富汗政府军士兵高出一倍以上；第二种是从国外渗透过来进行“圣战”的，他们平均年龄在20多岁；还有就是领导和指挥层，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笃信自己的信仰，并愿意为信仰而献身。
凭着这些对塔利班分子粗浅的认知，龙晓伟虽然每天生活在恐惧与绝望中，但仍与绑架者冷静周旋，对他们总是笑脸相对，绝不用言语刺激对方。正因为这样，他才没有受太多皮肉之苦。
逃跑的大方向是对的，但不慎摔倒的龙晓伟被塔利班分子抓回。再次被囚的日子更加难过：原本已放松戒备的武装人员不准他到户外活动，而且为他挖了一条连接住处和厕所的地下通道
被绑架十余天后，中国驻巴大使馆打来了电话，并和他们通了电话，安慰他们要和对方搞好关系，政府正在和对方谈判。龙晓伟和张国数着日子，期待政府赶紧营救。
在黑房子里煎熬了几十天，两个陕西后生决定逃跑。
身处山顶，往哪个方向逃？
往西？道路非常远，战火很多，通过观察，塔利班在这里频繁发送信号，同时，对方还有狙击步枪，很难逃出对方布控范围。
往南？这边战火最为密集，从上山之后约五天，每天都有轰炸声。根据炮火声大小可以判断，这里距离政府军最近。但要渡过山底一条宽约三百米的河，更主要的是要穿过塔利班的基地和交战区。
往北？塔利班武装分子是从南边带他们上山顶的。反方向逃跑，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往东？这边山势险峻，塔利班布控有限，也是一个选择。
就在两人难以决断时，巴基斯坦电视台两次前来采访。在小房子外面，他们悄悄观察了地形，否定了北逃方案，确定东边路线。因为朝着这个方向，夜晚会出现一大片灯光，他们估计是个较大的城市。两人约好暗号，万一走散，就闪烁打火机上的火光来提醒对方。
方案既定，他们尽量表现出“听话”的样子，使得对方的戒备心大大减少。
10月17日下午，两人向看守乞求不要锁门。理由是房间里太闷，他们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晚上，看守果然没有锁门。这下机会来了！”晚上10点左右，守卫睡着后，龙晓伟和张国逃了出来，一路向东狂奔。
3个小时内，翻过了两座山，忽然身后不断传来狗叫声，他们心中慌乱不已，走散了。
“张国在附近找了我约半个小时。”龙晓伟回忆说，“他够作难的，又不敢喊，学鸡叫、狗叫，还使用了暗号，我俩还是没有联系上。到凌晨3时左右，一直在奔跑的张国听到对面山上响起了枪声，以为我遇难了，还朝着和我走失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龙晓伟说，他后来才知道，在逃脱中，张国的行踪被塔利班武装分子发现，连续一串串子弹射击，迫击炮在身边炸响。他时而匍匐前进，时而静止不动。稍有间隙，就加快前行。十余个小时没吃没喝，在求生本能的支撑下，终于找到了一座清真寺，第二天下午被巴军方接回，终于成功脱险。
“当时大方向是对的，后边到处都是狗叫，大家很慌张，张国就朝山上边跑了，我是跑到了下边。”龙晓伟回忆道，他爬上一户人家的房顶，但又摔落下来，再次被抓。他的脚踝被摔伤。塔利班没有治疗设施，“我只好找了两块木板，用绳子把摔折的脚捆住。”
再次被囚的龙晓伟日子更加艰难。
武装人员不准他到户外活动，还给他挖了一条连接住处和厕所的地下通道。
“当他们把我带回原来的小房子时，我已经绝望了。关押期间，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换过一次衣服，只能以玉米面等粗粮糊口，每天生活在恐惧与绝望之中。”龙晓伟把一个刀片藏在袖口边，决意一旦武装人员要杀他，就割脉自杀……
又经过了不知多少个日子，当地时间2009年2月14日大约7时，塔利班让龙晓伟换上一套新衣服。“武装分子给我穿上新衣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回家，另一种就是要杀我。”
他被带上车，在绵延的山路上至少走了十多个小时，才交给了巴基斯坦警方。“进入大使馆后，我才知道可以回家了。”
躲开迫击炮弹又遇法律盲区
龙晓伟回国后，在西安治疗伤病。
“现在伤势是右脚踝关节脱位，右侧腓骨下段骨折。骨痂形成畸形愈合，得马上进行手术。”龙晓伟说。
伤痛还未消除，另一层忧虑又压上心头：他失业了，被绑架期间的损失也无从索赔。
派遣龙晓伟的江博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和他解除了劳动关系。而先期回国的张国也是失业在家。
“当时和公司签订的合同期限是回国之日结束。因这场变故，我们上万元财物被抢走，长期羁押身心遭受重创，在工程没有结束时回国实属无奈。劳动关系可以解除，可我们的损失谁来承担？”龙晓伟和张国告诉记者，回来后公司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安慰，对个人损失避而不谈。
陕西省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李志荣告诉记者，龙晓伟和张国属海外务工人员，他们的不幸遭遇应该获得补偿。虽然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不过发生劳动关系期间因工造成了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要求补偿是合理的。
陕西省商务厅国际经济合作处工作人员表示，近期将对龙晓伟和张国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拿出解决方案。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为我国外派劳务人员提供的险种主要包括雇主责任险、出境人员意外伤害险和境外紧急救援意外伤害险等。然而除雇主责任险的投保量稍大外，后两种意外伤害险的投保量都非常小，不足以充分转嫁风险。”陕西省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顾问杨军律师说，“由于观念和经济上的原因，我国很多海外务工人员没有在保险公司投保。而且许多派遣劳务的公司为了降低风险、逃避责任也没有为他们投保。”
据介绍，在境外务工的安全保护上，不仅国内立法存在空白，而且迄今国际上尚无相关的统一国际公约或协定。
龙晓伟很是郁闷：“在巴基斯坦被绑架是一种凶险，回国后失业、损失无从补偿又是一重打击。较之绑架，后者来得更为沉重、绵长。”（台建林 宋飞鸿）
2009年02月26日 07:54 法制日报
一股淡淡的药味飘进鼻孔。
西安市友谊路高高的泡桐树后，陕西省人民医院的一间病房里，龙晓伟低低的声音里透着疲惫。
龙晓伟是一名工程师。身旁的病友们还不知道，半年来他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听说龙晓伟马上要做手术了，2月23日，记者赶在他手术前采访了他。
其实，塔利班士兵穿着打扮和当地普通老百姓一样，如果放下了武器，一般人很难辨认出他们。他们给被绑架者的食物是薄玉米饼和生洋葱，而他们自己也只吃阿富汗烧饼、红辣椒、腌菜和洋葱
回忆起在巴基斯坦被塔利班武装分子劫持囚禁167天的经历，龙晓伟神情黯然。然而，正是这次不幸但又不寻常的经历，让他和神秘的塔利班有了“亲密接触”。
“看见城墙时，我流下了眼泪。”龙晓伟说，被解救回国，踏上家乡———陕西的土地时，他悲喜交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2008年5月，西安江博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龙晓伟和张国前往巴基斯坦，为公司的一个项目工作。8月27日，两人被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
龙晓伟慢慢回忆着遭遇绑架的一幕：那天下午2时，他和张国两人验收附近山区的通信基站，返回途中遭到了十多名塔利班武装分子围堵。
这伙人蒙着面，手里端着冲锋枪。
两个陕西后生胆大，用简单的当地族语乞求对方：“我们是中国人，和巴基斯坦人是兄弟、朋友，请不要伤害我们。”
对方回答说：“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性命，是请你们做客的。”
他们被强行拉上汽车。
两人遭绑架的下迪尔地区是生活在巴基斯坦的外国人心中的恐怖地带，这里紧邻塔利班的老巢斯瓦特河谷。描写唐代高僧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曾这样描绘玄奘到过的斯瓦特河谷地区———“山谷相属，川泽连原”，“林树蓊郁，花果茂盛”。该地区在伊斯兰堡西北约160公里，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历史悠久的佛教遗迹，曾吸引了无数游客前去参观，而如今却成了巴基斯坦的反恐第一线。
在被绑架前，他们并不是不清楚该地区的危险性，塔利班分子也曾在附近写下标语要求外国人离开，中方工程人员曾一度全部撤出，只有巴方保安留守，不过，局势稍缓时，中方仍会有少量活动。谁都没料到，一时疏忽，真的发生了绑架事件。
“其实，中国人和当地人关系很好。”龙晓伟回忆说，“不过，我们工作的地区毕竟是巴政府与塔利班武装人员交错的区域，我们却没有足够的安保力量，现在想起来实在危险。当地枪支泛滥，许多人都身携武器。”
当时，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十多个小时。第二天晚上，他们被带进小房子里关了起来。
小屋位于山顶，约有15平方米，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白天，透过木板间缝隙照进来的阳光，才能让房子亮起来；到了晚上，就是漆黑一片，能听到的就是外边的炮火声、轰炸声。一片薄玉米饼、一个生洋葱、一口凉水，就是他们的一日三餐。
不过，他们发现，塔利班武装分子的生活也非常简朴：他们睡在粗糙的毯子上，用自己的穆斯林头巾当枕头。主食是阿富汗烧饼，菜只有红辣椒、腌菜和洋葱。
几天接触下来，他们发现，其实，塔利班士兵穿着打扮和当地普通老百姓一样，如果不是身上扛着背着的各式武器，一般人很难辨认出他们。
之前，有人讲过，塔利班组织中大概有3种人，第一种是阿富汗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大多是文盲，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工作。加入塔利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养家糊口的好办法，他们可以不定期地从上司那里得到一些奖赏，大体上平均每个月能拿到300美元，比阿富汗政府军士兵高出一倍以上；第二种是从国外渗透过来进行“圣战”的，他们平均年龄在20多岁；还有就是领导和指挥层，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笃信自己的信仰，并愿意为信仰而献身。
凭着这些对塔利班分子粗浅的认知，龙晓伟虽然每天生活在恐惧与绝望中，但仍与绑架者冷静周旋，对他们总是笑脸相对，绝不用言语刺激对方。正因为这样，他才没有受太多皮肉之苦。
逃跑的大方向是对的，但不慎摔倒的龙晓伟被塔利班分子抓回。再次被囚的日子更加难过：原本已放松戒备的武装人员不准他到户外活动，而且为他挖了一条连接住处和厕所的地下通道
被绑架十余天后，中国驻巴大使馆打来了电话，并和他们通了电话，安慰他们要和对方搞好关系，政府正在和对方谈判。龙晓伟和张国数着日子，期待政府赶紧营救。
在黑房子里煎熬了几十天，两个陕西后生决定逃跑。
身处山顶，往哪个方向逃？
往西？道路非常远，战火很多，通过观察，塔利班在这里频繁发送信号，同时，对方还有狙击步枪，很难逃出对方布控范围。
往南？这边战火最为密集，从上山之后约五天，每天都有轰炸声。根据炮火声大小可以判断，这里距离政府军最近。但要渡过山底一条宽约三百米的河，更主要的是要穿过塔利班的基地和交战区。
往北？塔利班武装分子是从南边带他们上山顶的。反方向逃跑，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往东？这边山势险峻，塔利班布控有限，也是一个选择。
就在两人难以决断时，巴基斯坦电视台两次前来采访。在小房子外面，他们悄悄观察了地形，否定了北逃方案，确定东边路线。因为朝着这个方向，夜晚会出现一大片灯光，他们估计是个较大的城市。两人约好暗号，万一走散，就闪烁打火机上的火光来提醒对方。
方案既定，他们尽量表现出“听话”的样子，使得对方的戒备心大大减少。
10月17日下午，两人向看守乞求不要锁门。理由是房间里太闷，他们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晚上，看守果然没有锁门。这下机会来了！”晚上10点左右，守卫睡着后，龙晓伟和张国逃了出来，一路向东狂奔。
3个小时内，翻过了两座山，忽然身后不断传来狗叫声，他们心中慌乱不已，走散了。
“张国在附近找了我约半个小时。”龙晓伟回忆说，“他够作难的，又不敢喊，学鸡叫、狗叫，还使用了暗号，我俩还是没有联系上。到凌晨3时左右，一直在奔跑的张国听到对面山上响起了枪声，以为我遇难了，还朝着和我走失的方向磕了几个头。”
龙晓伟说，他后来才知道，在逃脱中，张国的行踪被塔利班武装分子发现，连续一串串子弹射击，迫击炮在身边炸响。他时而匍匐前进，时而静止不动。稍有间隙，就加快前行。十余个小时没吃没喝，在求生本能的支撑下，终于找到了一座清真寺，第二天下午被巴军方接回，终于成功脱险。
“当时大方向是对的，后边到处都是狗叫，大家很慌张，张国就朝山上边跑了，我是跑到了下边。”龙晓伟回忆道，他爬上一户人家的房顶，但又摔落下来，再次被抓。他的脚踝被摔伤。塔利班没有治疗设施，“我只好找了两块木板，用绳子把摔折的脚捆住。”
再次被囚的龙晓伟日子更加艰难。
武装人员不准他到户外活动，还给他挖了一条连接住处和厕所的地下通道。
“当他们把我带回原来的小房子时，我已经绝望了。关押期间，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换过一次衣服，只能以玉米面等粗粮糊口，每天生活在恐惧与绝望之中。”龙晓伟把一个刀片藏在袖口边，决意一旦武装人员要杀他，就割脉自杀……
又经过了不知多少个日子，当地时间2009年2月14日大约7时，塔利班让龙晓伟换上一套新衣服。“武装分子给我穿上新衣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回家，另一种就是要杀我。”
他被带上车，在绵延的山路上至少走了十多个小时，才交给了巴基斯坦警方。“进入大使馆后，我才知道可以回家了。”
躲开迫击炮弹又遇法律盲区
龙晓伟回国后，在西安治疗伤病。
“现在伤势是右脚踝关节脱位，右侧腓骨下段骨折。骨痂形成畸形愈合，得马上进行手术。”龙晓伟说。
伤痛还未消除，另一层忧虑又压上心头：他失业了，被绑架期间的损失也无从索赔。
派遣龙晓伟的江博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和他解除了劳动关系。而先期回国的张国也是失业在家。
“当时和公司签订的合同期限是回国之日结束。因这场变故，我们上万元财物被抢走，长期羁押身心遭受重创，在工程没有结束时回国实属无奈。劳动关系可以解除，可我们的损失谁来承担？”龙晓伟和张国告诉记者，回来后公司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安慰，对个人损失避而不谈。
陕西省商务厅政策法规处处长李志荣告诉记者，龙晓伟和张国属海外务工人员，他们的不幸遭遇应该获得补偿。虽然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终止，不过发生劳动关系期间因工造成了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要求补偿是合理的。
陕西省商务厅国际经济合作处工作人员表示，近期将对龙晓伟和张国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拿出解决方案。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为我国外派劳务人员提供的险种主要包括雇主责任险、出境人员意外伤害险和境外紧急救援意外伤害险等。然而除雇主责任险的投保量稍大外，后两种意外伤害险的投保量都非常小，不足以充分转嫁风险。”陕西省总工会法律援助中心顾问杨军律师说，“由于观念和经济上的原因，我国很多海外务工人员没有在保险公司投保。而且许多派遣劳务的公司为了降低风险、逃避责任也没有为他们投保。”
据介绍，在境外务工的安全保护上，不仅国内立法存在空白，而且迄今国际上尚无相关的统一国际公约或协定。
龙晓伟很是郁闷：“在巴基斯坦被绑架是一种凶险，回国后失业、损失无从补偿又是一重打击。较之绑架，后者来得更为沉重、绵长。”（台建林 宋飞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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