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美国学者：中国档案开放程度比日本高
时间：2009-1-20 15:44:39
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正式宣布:1961年至1965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正式对外开放。那么，这批档案的分量如何？外交部又是如何进行这项档案解密工作的？2008年12月29日，本报记者到外交部实地调阅了这批档案，并采访了相关负责人。
1．《档案法》催生外交部解密档案
2008年12月29日下午北京寒风呼啸，《青年参考》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的外交部南配楼。顾名思义，南配楼就在外交部大楼的南边，与醒目的外交部大楼隔着一条马路。在南配楼入口处，记者先走进登记处。在来宾登记表上，记者看到在访客单位一栏，填写着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记者心想，不愧是外交部管理档案的地方，真是“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开放档案借阅处在南配楼的7层，坐电梯上去，抬头就看到一块黄铜牌匾，上面用黑字写着:“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
接待《青年参考》报记者的是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的张素林处长。张素林女士先向记者介绍了本次开放档案的基本情况。张素林说，2008年11月12日解密的这批档案共有41097件，形成于1961年到1965年。这批文件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各类请示、报告、谈话记录、来往电报以及照会、备忘录等外交文书。
公布的文件占了这个时期所有文件的70％左右，这个比例已和其他大国很接近了。例如，美国1975前的外交档案有近95％都已开放，俄罗斯开放了外交档案总数的80％～90％。
记者随即问到外交部为何要开始解密档案这项工作。张女士说:“这是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的需要。”目前，没解密的多是一些部里的行政管理文件，涉及国家外交事务的很少。
张女士解释，这还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下简称《档案法》）说起。1987年，我国制定了《档案法》，1988年正式实行。那时候的《档案法》规定，涉及军事、外交的，可以在50年后开放。
但是，《档案法》在1996年又有所修订，改为一般档案保管期满30年后开放，但如果涉及军事、外交的，可以另定期限。这样一来，外交部的很多档案就面临需要解密的问题了。1997年，外交部开始酝酿解密档案，但外交档案解密不是小事，部里非常慎重。经过多方调研，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国内其他部门的做法，最终确定了外交档案的具体解密原则、操作程序等。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外交部1999年成立“开放档案鉴定小组”，正式启动档案解密工作。
“万事开头难”，到了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终于开放了第一批外交档案。文件形成时间为1949年到1955年。在2004年7月19日和2005年1月10日，外交部还两次开放了1949年到1955年的文件。至今，1949年到1955年的文件，共有15003份解密。
2006年5月10日，外交部1956年到1960年形成的档案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批开放档案共25651件，366551页。
2．“绝密”文件约占1／3
由上面的一系列数字可以看出，外交部文件解密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上升。张素林处长透露，这是因为“我们最开始是手工操作，还没用计算机系统管理，工作效率低”。
后来，所有档案都先扫描，生成PDF文件。专家在电脑上看完原件之后，就直接写上审核意见。经过上报审批后，档案就可以开放。此外，外交部还引进了专门的档案解密软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不过，解密工作的难度确实很大，部里具体负责档案管理的只有五六个人，就最近这批解密的文件，部里从亚洲司、欧洲司等部门抽调了70多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把关，多数是参赞级的。还有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大使，也被请来从事这项工作。老外交官对一些历史问题比较熟悉，有的人甚至就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道目前该问题发展到什么程度，“能解密的、应该解密的，就解密，尽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材料。”张素林女士说。
当然，凡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民族团结的，不开放。这是原则。
这些负责鉴定的老外交官责任重大，不能让不该解密的解密，影响了当前的外交工作。而且，老外交官还得给这些档案重新起个标题，提炼出文件的“亮点”，以简短的文字介绍文件的大概内容，并得出结论——能不能解密，理由是什么。
在外交部网站上的“外交部档案解密开放工作介绍”一文中提到，“解密开放的档案，均以原来形式对外公开。部分档案中某些字段不宜公开的，在原位置经遮盖处理后对外公开。为保护档案原件，解密的档案一律以电子浏览方式供公众阅览。”这样一来，解密文件的比例也就更高了。张素林女士还说，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绝密”文件约占最新解密的这批文件的1／3。这也说明了这些文件的历史价值。
不过，记者很想知道“遮盖处理”是否可靠，会不会被计算机高手破解，泄露机密。对此，张素林女士表示:“遮盖不会有风险。文件扫描成电子格式后，通过Photoshop等图形处理软件把相关的字段抹黑，再锁定图层。生成的新画面是不可能再拆分开的。”
张素林女士说，确实有人担心解密这些档案会泄露情报，但把整个解密的流程详细说明后，就都放心了。
3．细节见证周总理的细心
最新解密的这批档案，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故事。“中苏关系”显然是这批档案的“重头戏”，譬如，档案中一份原本属于“绝密级”的《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3年7月），就有600页之多。张素林处长透露，这个时期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基本上都开放了，保密的特别少。
“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向中外人士开放。到目前为止，共有3000多人次前往查阅，其中有700多人次来自外国，被查询频率最高的就是“中苏关系”。
由于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所以与中印关系有关的文件也备受瞩目。一份标题为《中国外交部关于释放印俘的声明、照会和通知有关国家的请示》解密文件，其编号为“105－01849－02”。文件的签发者为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文件的正式内容是外交部的请示报告:4月1日下午，广播我国防部发言人关于释放全部印度战俘的声明，4月2日见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并刊登我照会印度以及我红（十字）会通知印度红会的消息……
文件左上角有一位工作人员补充写道:“3月25日总理指示，发表和通知时间，推迟一天，因为4月1日是愚人节。”
4．达赖在流亡期间盗卖金银财宝？
此外，关于“达赖在流亡期间盗卖金银财宝”的文件也值得一提。
1960年3月29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回一个报告，内容摘要如下:
“达赖喇嘛1951年窃自西藏的一批金银财宝，于1960年2月间由锡金（锡金当时为印度的“保护国”，现为印度的一个邦）运抵加尔各答出卖。据《闪电报》报道，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是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等人。财物价值多少，众说不一。据负责运送的西藏人透露，这批财宝是在1951年西藏解放时，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用1000头骡子运至锡金的，当时400头骡子运金条，600头驮运银块。另外还驮运了一批中国和西藏地方历代金银货币和珠宝。不过嘉乐顿珠否认此说，称出售的仅是些银块和金条。”
5．美学者:“开放程度比日本更高。”
张素林女士透露，下一批解密外交档案的形成时间，将从1965年开始，有可能一直贯穿到1978年。这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受到“文革”的冲击，又有尼克松访华等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下一批的档案解密很值得期待。
在会客室的采访结束后，张素林女士带我到7楼的电脑查询室，空间很小，不到10平方米，有两台电脑供查阅者使用。但环境不错，靠窗的地方还有一盆常绿植物。记者在那里查阅时，正好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博士生也在那里查阅档案。他正在写有关中印关系的论文。他向记者介绍，查阅是免费的，但只能看到编号、题目和时间，要看文件的具体内容，得提交申请，到隔壁的房间上机浏览，看一个文件花两块钱。这位博士生说，这个价格对他来说有点高，但他表示能理解。
记者在查阅时，还遇到了美国学者王大卫（David Wolff）教授。王大卫是美国人，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目前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任教，专攻冷战史。
王大卫用普通话对记者说:“这些档案的史学价值很高，对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可惜我的时间太紧，很快就得回去。”当记者问他中国外交档案的开放程度比日本如何时，王大卫说:“开放程度要比日本更高。”
研究冷战史的国内学者沈志华就曾这么说:“这些档案，有的一页就可以写出一篇学术论文。”
从一个国家外交档案的开放程度，可以看出一国政务的透明度，也可以看出一国的开放程度。外交部档案的解密，正说明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历史。
时间：2009-1-20 15:44:39
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正式宣布:1961年至1965年形成的档案，经解密后正式对外开放。那么，这批档案的分量如何？外交部又是如何进行这项档案解密工作的？2008年12月29日，本报记者到外交部实地调阅了这批档案，并采访了相关负责人。
1．《档案法》催生外交部解密档案
2008年12月29日下午北京寒风呼啸，《青年参考》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南大街的外交部南配楼。顾名思义，南配楼就在外交部大楼的南边，与醒目的外交部大楼隔着一条马路。在南配楼入口处，记者先走进登记处。在来宾登记表上，记者看到在访客单位一栏，填写着厦门大学、北京大学等机构，记者心想，不愧是外交部管理档案的地方，真是“出入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开放档案借阅处在南配楼的7层，坐电梯上去，抬头就看到一块黄铜牌匾，上面用黑字写着:“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
接待《青年参考》报记者的是外交部档案馆鉴定开放处的张素林处长。张素林女士先向记者介绍了本次开放档案的基本情况。张素林说，2008年11月12日解密的这批档案共有41097件，形成于1961年到1965年。这批文件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各类请示、报告、谈话记录、来往电报以及照会、备忘录等外交文书。
公布的文件占了这个时期所有文件的70％左右，这个比例已和其他大国很接近了。例如，美国1975前的外交档案有近95％都已开放，俄罗斯开放了外交档案总数的80％～90％。
记者随即问到外交部为何要开始解密档案这项工作。张女士说:“这是依法行政、政务公开的需要。”目前，没解密的多是一些部里的行政管理文件，涉及国家外交事务的很少。
张女士解释，这还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下简称《档案法》）说起。1987年，我国制定了《档案法》，1988年正式实行。那时候的《档案法》规定，涉及军事、外交的，可以在50年后开放。
但是，《档案法》在1996年又有所修订，改为一般档案保管期满30年后开放，但如果涉及军事、外交的，可以另定期限。这样一来，外交部的很多档案就面临需要解密的问题了。1997年，外交部开始酝酿解密档案，但外交档案解密不是小事，部里非常慎重。经过多方调研，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国内其他部门的做法，最终确定了外交档案的具体解密原则、操作程序等。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外交部1999年成立“开放档案鉴定小组”，正式启动档案解密工作。
“万事开头难”，到了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终于开放了第一批外交档案。文件形成时间为1949年到1955年。在2004年7月19日和2005年1月10日，外交部还两次开放了1949年到1955年的文件。至今，1949年到1955年的文件，共有15003份解密。
2006年5月10日，外交部1956年到1960年形成的档案正式向社会开放。这批开放档案共25651件，366551页。
2．“绝密”文件约占1／3
由上面的一系列数字可以看出，外交部文件解密的数量和比例都在上升。张素林处长透露，这是因为“我们最开始是手工操作，还没用计算机系统管理，工作效率低”。
后来，所有档案都先扫描，生成PDF文件。专家在电脑上看完原件之后，就直接写上审核意见。经过上报审批后，档案就可以开放。此外，外交部还引进了专门的档案解密软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不过，解密工作的难度确实很大，部里具体负责档案管理的只有五六个人，就最近这批解密的文件，部里从亚洲司、欧洲司等部门抽调了70多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把关，多数是参赞级的。还有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大使，也被请来从事这项工作。老外交官对一些历史问题比较熟悉，有的人甚至就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道目前该问题发展到什么程度，“能解密的、应该解密的，就解密，尽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材料。”张素林女士说。
当然，凡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不开放；凡是涉及个人隐私的，不开放；凡是影响到民族团结的，不开放。这是原则。
这些负责鉴定的老外交官责任重大，不能让不该解密的解密，影响了当前的外交工作。而且，老外交官还得给这些档案重新起个标题，提炼出文件的“亮点”，以简短的文字介绍文件的大概内容，并得出结论——能不能解密，理由是什么。
在外交部网站上的“外交部档案解密开放工作介绍”一文中提到，“解密开放的档案，均以原来形式对外公开。部分档案中某些字段不宜公开的，在原位置经遮盖处理后对外公开。为保护档案原件，解密的档案一律以电子浏览方式供公众阅览。”这样一来，解密文件的比例也就更高了。张素林女士还说，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绝密”文件约占最新解密的这批文件的1／3。这也说明了这些文件的历史价值。
不过，记者很想知道“遮盖处理”是否可靠，会不会被计算机高手破解，泄露机密。对此，张素林女士表示:“遮盖不会有风险。文件扫描成电子格式后，通过Photoshop等图形处理软件把相关的字段抹黑，再锁定图层。生成的新画面是不可能再拆分开的。”
张素林女士说，确实有人担心解密这些档案会泄露情报，但把整个解密的流程详细说明后，就都放心了。
3．细节见证周总理的细心
最新解密的这批档案，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故事。“中苏关系”显然是这批档案的“重头戏”，譬如，档案中一份原本属于“绝密级”的《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3年7月），就有600页之多。张素林处长透露，这个时期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基本上都开放了，保密的特别少。
“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向中外人士开放。到目前为止，共有3000多人次前往查阅，其中有700多人次来自外国，被查询频率最高的就是“中苏关系”。
由于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所以与中印关系有关的文件也备受瞩目。一份标题为《中国外交部关于释放印俘的声明、照会和通知有关国家的请示》解密文件，其编号为“105－01849－02”。文件的签发者为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
文件的正式内容是外交部的请示报告:4月1日下午，广播我国防部发言人关于释放全部印度战俘的声明，4月2日见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并刊登我照会印度以及我红（十字）会通知印度红会的消息……
文件左上角有一位工作人员补充写道:“3月25日总理指示，发表和通知时间，推迟一天，因为4月1日是愚人节。”
4．达赖在流亡期间盗卖金银财宝？
此外，关于“达赖在流亡期间盗卖金银财宝”的文件也值得一提。
1960年3月29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回一个报告，内容摘要如下:
“达赖喇嘛1951年窃自西藏的一批金银财宝，于1960年2月间由锡金（锡金当时为印度的“保护国”，现为印度的一个邦）运抵加尔各答出卖。据《闪电报》报道，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是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等人。财物价值多少，众说不一。据负责运送的西藏人透露，这批财宝是在1951年西藏解放时，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用1000头骡子运至锡金的，当时400头骡子运金条，600头驮运银块。另外还驮运了一批中国和西藏地方历代金银货币和珠宝。不过嘉乐顿珠否认此说，称出售的仅是些银块和金条。”
5．美学者:“开放程度比日本更高。”
张素林女士透露，下一批解密外交档案的形成时间，将从1965年开始，有可能一直贯穿到1978年。这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受到“文革”的冲击，又有尼克松访华等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下一批的档案解密很值得期待。
在会客室的采访结束后，张素林女士带我到7楼的电脑查询室，空间很小，不到10平方米，有两台电脑供查阅者使用。但环境不错，靠窗的地方还有一盆常绿植物。记者在那里查阅时，正好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博士生也在那里查阅档案。他正在写有关中印关系的论文。他向记者介绍，查阅是免费的，但只能看到编号、题目和时间，要看文件的具体内容，得提交申请，到隔壁的房间上机浏览，看一个文件花两块钱。这位博士生说，这个价格对他来说有点高，但他表示能理解。
记者在查阅时，还遇到了美国学者王大卫（David Wolff）教授。王大卫是美国人，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目前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任教，专攻冷战史。
王大卫用普通话对记者说:“这些档案的史学价值很高，对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可惜我的时间太紧，很快就得回去。”当记者问他中国外交档案的开放程度比日本如何时，王大卫说:“开放程度要比日本更高。”
研究冷战史的国内学者沈志华就曾这么说:“这些档案，有的一页就可以写出一篇学术论文。”
从一个国家外交档案的开放程度，可以看出一国政务的透明度，也可以看出一国的开放程度。外交部档案的解密，正说明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正在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看待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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