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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仔

(2008-03-13 13:52:11) 下一个

 

            舅父仔是我母亲的小弟弟,排行第九,我们也叫他九舅父,我母亲说不清楚他到底多少岁,他也从来知道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 我母亲常常和我说起这个弟弟吃外婆的奶直到她快病逝,那一年,他大概是5岁。 外婆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6个,舅父仔是外婆最后的一个孩子,也是和我母亲同父同母的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 或许是这个原因,我母亲对这个弟弟特别疼爱。

 

            外婆死的时候,几个大的孩子都已经自立了,只有我母亲和舅父仔这两个最小的孩子未成年,外公的小老婆自己也生了几个孩子,对这两个孩子不管不问; 外公虽然有产业,但是怕得罪小老婆, 也不管他们,我母亲不久也离家求学,剩下舅父仔一个没娘的孩子天生天养, 像孤儿一样和别的野孩子一起混,有一顿没有一顿的。9岁那一年,一群跑江湖的买药人经过他们家,舅父仔就跟着他们一起跑起了江湖,一去就是几年,家里人不知道他的死活, 他回来后,很少和家里人提起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49年后外公被评为地主成份,家产都被分光了,舅父仔也跑到了广州谋生,我母亲给他在教育厅里传达室找了份临时工,当起传达。 那时候他很年轻,虽然个子不高,但是遗传了我母亲家的优点,高鼻梁,大双眼皮,眉清目秀,人也很机灵,很讨人喜欢。 在传达室里无聊的时候,常常自己练书法。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多出名的文人经常出入教育厅,舅父仔于是认识了不少那时候知名的文人,商承祚就是其中一位,他不知道为什么看上舅父仔的灵气,闲下来时常指点舅父仔的如何练习书法,于是,舅父仔就成了他不拜师的徒弟,和他学书法和考古,练就了一手好字,大篆小篆金文篆刻都不含糊, 从此,他迷上了书法字画和考古,那一段日子,也许是他最开心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后,四清运动开始了,他因出生成份不好,被辞退了,母亲当时不过是教育厅里的小职员,没有能力保住他的工作,于是,他就搬到大姨妈家,和他们一家子挤在万福路那一间13平米的房间里,晚上住在阁楼上, 白天出去打散工,帮助大姨妈一些家用。他的年纪和大姨妈的孩子相仿,一帮年轻人混在一起,穷日子穷过穷开心, 楼上楼下邻居左右都一起叫他舅父仔,于是他成了众人的舅父仔。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从来没上过高中的他又变成了知识青年,成了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跟大姨妈的女儿珍表姐一起到了东莞道滘插队落户,那时候的东莞可是个穷乡僻壤,他们两个收工回来,挣的工分还不够吃饭,日子过得很苦。有一天,舅父仔收工回来,才发现米缸里没有一粒米,于是他摸黑到了珍表姐那里,看看有什么吃的,屋子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油灯,黑地里,珍表姐端出来一盆青菜汤和几个番薯,招呼舅父仔一起吃,他拿起筷子在汤盆里捞了一下说:“阿珍,这么好,请舅父仔喝蛋花汤!”阿珍一头雾水,她根本没有鸡蛋,哪里来的蛋花汤?近视眼的她低头仔细看看了汤盆,起来端起汤盆把一盆青菜汤泼出门外,回头和舅父仔说,“那里是什么蛋花汤,我挑水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看清楚,连水里面的粪便挑回来了,这鬼地方哪里找鸡蛋?”舅父仔哈哈大笑:“你就这么孝顺舅父仔,请我喝屎花汤!”很多年后他在吃完晚饭后坐在饭桌旁和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恶心地几乎把刚吃完的饭都吐出来。也只有他,才那么乐天派,能够苦中作乐, 把过去吃的苦当作笑料说。

 

            可是,我记得小时候,舅父仔不是那么爱开玩笑的人,每次舅父仔来我们家,总是穿这一件藏青色的竖条纹的布纽扣的唐装, 我母亲每次把平时省下来的粮票和花生油给他带回去, 那时候,我们都不会说粤语,舅父仔又不会说普通话,于是,很少和我们说话,不过,他和我母亲总是很多话说;每次他来,都是吃完中午饭就匆匆地走了,我母亲说,他要赶车回东莞,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从东莞到广州的。

 

            记得1972年的春天的一个阴雨天,我母亲带我上街,在中山四路和中山五路交界的地方,那时候有一家江南土特产商店,里面有些土特产和小玩意我很喜欢,我母亲于是带我进去逛商店,出来的时候,意外的看见舅父仔在门口,买了一柱卫生香,正好要离开,我母亲一把抓住他把他带回了在越秀北路我们刚刚搬的家, 一路上我母亲都在责怪他为什么到了家门口了都来看看我们, 舅父仔一路上不吱声,一个劲儿的憨笑。到家后,我母亲忙进忙出的张罗中午饭,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都拿了出来,舅父仔坐在客厅里,不说话,拿着一张报纸看,我悄悄地在一旁看他,觉得他脸色很不好,好像很忧郁。奇怪的是, 那天吃完饭后,他一直坐在那里,并不像以往那样急着要走,我母亲又翻箱倒柜地翻出一些过年存下来的腊肠和腊肉,外加一桶花生油交给他。天快黑了,他才离开,临走的时候,问我母亲可不可以把家里的旧闹钟给他,这个闹钟从来都不准时,我母亲问他要来干啥,他说有好过没有,他没有钟表,能参考一个时间就行了。他走之后,我母亲和爸爸嘀咕:如果不是在路上遇见他,他或许不会来,来了,不问他就不说话,好像有什么心事。

 

            半年后, 我母亲才知道,舅父仔在离开我们家不久,就游水偷渡到了香港。我母亲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他那一天那样沉默,心事重重地,原来他已经准备拼死偷渡去香港了。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了偷渡的路上,又有多少人被抓回来进了拘留所。很多年后,他才告诉我们,那一次,是他第三次偷渡,以前有两次都被抓了回来, 在拘留所里蹲几个月才被放出来。

 

            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1982年的春节,舅父仔才第一次从香港回来探亲, 记得他进门,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留着大背头,红光满面,看上去很年轻, 很有些衣锦还乡的味道,那一年的春节,我们家里特别热闹,大姨妈,三姨妈, 五舅父这几个我母亲家里活下来的兄弟姐妹都来了,我母亲这一家子留在广东的,十几年后,第一次那么齐全。我记得那一天,他们喝了很多酒,这才发现原来个个都是海量。 至今,我还记得三姨妈喝了纯正的茅台酒之后不停地说“连牙齿缝里都是茅台酒的香味!”她还高兴地唱起了粤剧。 之后,每一年的春节,我母亲都一定要舅父仔回来过, 头两年,每次他回来还很讲究,还给我们带礼物,时间久了,他也就随便了很多。 我们都很喜欢他回来,有一次他本来说不回来了,但是耐不住我母亲反复的要求,于是突然决定回来,我母亲好高兴,立即打电话给所有的孩子,家里人陆续回来,每个人进门,都不约而同的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回答:“下午三点钟到家。”七八个孩子陆陆续续到家,每个人都那么问他,他每次都那么回答,到最后一个回家的二姐夫问他同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噗嗤一声笑了:“我应该在我的胸前挂个牌子:‘我今天下午3点钟到家’,这样我省了很多口水来回答同样的问题了。”经他这么一说,我们都乐了。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能找到很多幽默的话题,每年的春节有他在,我们都很开心, 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永远长不大的老顽童, 我那时候在上大学,学校里的伙食不太好,因此每个星期六回家,我都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好吃的,有一天,舅父仔正好在家,晚上九点钟了,他突然问我:你们学校是不是像监狱一样?我愣了,怎么他会怎么问。他接着说:我从下午4点你进门的的时候就看到你拿着一个调羹周围挖东西吃,现在已经九点了,调羹还在你手上,你们学校如果不是监狱,你怎么会饿成这样?一家人听了哄堂大笑, 我才意思到我的馋相。

           

            后来,爸爸有机会去香港公干,我母亲要他一定要去看舅父仔,爸爸回来和我母亲说,舅父仔住的地方很小,和几个人一起住在一个很小的出租单元里,他只有一个双层架子床和一些日用品加一个17英寸的电视机,没有别的什么家当了,就是这样,他还拿出来几千元港币,给爸爸在香港购物。我母亲一听很伤心,觉得这个小弟弟没有成家,过得太苦了, 于是张罗着想给他找一个媳妇, 可是他每一次都打哈哈把我母亲糊弄过去。

           

            1984年的夏天,舅父仔突然间回来了,我母亲觉得有些奇怪,不逢年过节,他怎么突然跑回来了,反复审问他,才知道他在香港裕华国货公司的工作丢了,失业后跑回来散心。没有了工作,他不用急着回香港了,我母亲又开始帮他找媳妇了,给他物色了一个她在乡下中学同学的女儿,人长得不好看,但是很老实,大约30岁,那一天,她来相亲的时候,舅父仔还不知道,直到那个女孩和她父亲在敲门时,我母亲才告诉舅父仔真相,舅父仔哭笑不得地和我说:“救命啊,够义气地就帮我想法子过关。”我一不敢违抗我母亲,二者人家都已经进门了,我哪里还有折?只好和他做鬼脸:“舅父仔,自己执生了,人家大姑娘送上门给你, 不要白不要!”他气得给了我一巴掌:“你个小东西,真是没有义气。”出于礼貌,他不得不去应酬,客客气气地把人家送走之后,我母亲几次问他如何,他都笑我母亲“漆线”。 背地里和我说:“你妈妈老懵懂了,找这个乡下妹给我,我现在没有工作,怎么养活人家?” 

 

            我原来以为他不愿意是因为没有工作,不想耽误人家,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下班后,我母亲很神秘地和我说:“你舅舅今天约了一个女人来我们家, 那个女人还带着一个67岁大的孩子。”我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能是他的朋友。”“不像是一般的朋友,看他们那神情,不是那么简单的。难怪我给他张罗对象,他十万个不愿意,原来他以前有相好。”“妈妈,你就别瞎操心了, 舅父仔不是小孩子了,他知道自己在干啥!”从此,我母亲再也不为舅父仔找媳妇了。很多年后,我母亲去世了,舅父仔在葬礼之后喝了很多的酒,才和我们说出了真相:那个女人确实是他在东莞下乡时候的相好,那时候,她曾经和舅父仔一起偷渡,头一次两个人就被抓了回来,一同在拘留所里蹲了三个月,出来后,她怕连累了本来就在被批斗的父亲,就再也不敢偷渡了,不过,她一直很支持舅父仔出逃,希望他能有一条活路。当舅父仔第三次从拘留所里出来时准备再次冒险之前和她道别,她把屋里所有能够找出来吃的东西,都煮了给他吃,并且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交给舅父仔,舅父仔和她说,此行不知道是凶是吉,叫她不要等他了。她泪眼汪汪地说,她一定会等他。舅父仔到了香港之后,头几年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和身份,等到他有了工作和身份之后,听说她那一年刚刚结婚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个晚上,他和一同逃到香港的朋友们一起喝醉了,长叹一口气:“她应该嫁人了,我没有本事把她带到香港来……”然后站起来举杯面对广州的方向,遥祝她幸福。从此,他立志不娶, 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打动过他的心。我问他为何如此痴情,他摇摇头,感慨地说:“一个女人,在我和她都是最困难的时候,倾其所有来帮我,这份真情是何等的无私,很难得,而我却无以报答,让她空等了我这么些年,我觉得一辈子都有愧于她,怎么还能接受别的女人?你妈哪里知道这些,不过我猜她后来明白了,从那时起,她再也不为我找媳妇了。”

           

            自从他失业后,他再也没有干过固定的工作,每次他回来过节,我母亲总是问他为啥不再去找工作,他却说,厌倦了每天早九晚五的上班模式,难得现在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反正自己没有家没负担,一人吃饱全家饱。那些年,在香港,他的字和篆刻小有名气,不少店铺都会找他题字刻印,付给他不错的润笔费; 他也认识不少香港的书画家,每逢书画展览,一定会要他去帮忙,给他一些报酬。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原来和他交往书画家,一个个的谢世,在香港,懂得和会欣赏书法篆刻的人越来越少,他的日子开始艰难了; 年纪大了,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了。不过,每次他回来,依然和以往一样乐呵呵的和我们没大没小地混在一,我母亲总是说他为老不尊,带坏子孙,他不管,还是和我们一起嘻嘻哈哈,从他的笑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他面临着生活的困境。

 

            96年夏天,我到香港参加国际书展,舅父仔一连三天,每天下午都到展馆里我们的摊位里帮忙,我知道他是个爱书的人,和他说如果有他喜欢的书,告诉我,我可以做主送给他,他摇摇头:你带队出来,不可假公济私。同行的出版社的人都和他熟悉了,也和我一样叫他舅父仔,纷纷和他说没问题的,他们可以做主,只要是他喜欢的书,尽管拿去, 可是他还是没有拿走一本书。展览最后一天,他也和我们一起忙进忙出,帮助我们把没有卖出去的书装箱子,打包,一直忙到晚上八点多,离开展馆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一帮出版社的同事,不由分说,就拉着舅父仔和我们一起吃饭,感谢他这几天的帮忙。过后,他们和我说,你舅舅是个好心人, 这样的人,会有好报的。

 

我知道他是个好心人,心肠软,从来不敢动刀杀鸡; 他不拜佛,但是却相信佛家不杀生以求善, 自己的日子过的艰难,却从来不诉苦,相反, 总是别的人亲戚朋友在他面前和他诉苦,每次,他总是默默地听,因为他明白,他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但是,倾听他们的诉苦,也可以从心灵上给他们一些安慰。在香港的时候,他和我一起在维多利亚港看香港的夜景,面对璀璨的灯光,突然间,他叹了一口气:“香港的夜景很美,但是,这是有钱人的夜景!”这是唯一的一次我隐约感觉到他生活的不易。我和他说:等我有本事,有房子,接你回来广州过晚年。他笑了:“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你一个单身女孩子,我一个孤男人,两舅甥住在一起不方便。”我笑他迂腐,我一个女孩子都不怕,他怕啥?

 

可惜,在他有生之年, 我没有实现我的诺言。

 

96年底我出国了,当中回国途经香港,和他匆匆在香港的旧机场见了一面,之后,就在没有他的消息,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了。99年我回国,再次经过香港,没法找到他。2000年春天,二舅舅的孙子娶媳妇,我们一家子倒佛山喝喜酒,才在他们家再次见到舅父仔,我一个劲儿地埋怨他为什么玩失踪,当晚,不由分说把他拉上地铁,和我们一起回广州, 他才告诉我,他的电话功能不好,天气不好就断线,这次他能够回来,正好那天天气好,才接到了喝喜酒的邀请。 我特意请几天假陪他,他和我说想去看看就广州的街道,万福路,长寿路这些他年轻的时候常去的地方。长寿路已经完全变了样,只有万福路他曾经和大姨妈一起住过的旧骑楼还在,但是已经人去楼空,回家的路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切都变了,舅父仔也老了。” 那天正好是情人节,路上有很多小贩在卖玫瑰花,我们便买了一把红玫瑰花回家,一路上还嘻嘻哈哈地开玩笑:“一个老姑娘,一个老光棍,没有情人送花,自己买花插。”

 

那一把红玫瑰在他走后还盛开了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灿烂和开得这么长久的红玫瑰。

 

四月底,我们突然接到电话,舅父仔因为心脏病突发,倒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那一天,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到香港,大家高兴,在酒楼里吃饭,他多喝了一点酒,出电梯的时候就倒下了。

 

我在办公室里接到电话就哭了,一霎那间,恍然明白了为什么两个月前他要我带他去看万福路,长寿路,或许冥冥之中,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没有孩子给他送终,我们这些和他亲近的几个外甥一起凑钱托人带到香港,给他办了后事,骨灰由他的朋友送回大陆,我们把它安放在南华寺。

 

我至今还常常想起在维多利亚港和他说的话,可惜,永远没法实现了。结婚后,我常常和老公提起这个他从没见过面的舅父仔,如今我有房子了,可是,舅父仔却走了……或许他的一个朋友说得对,最后那几年,他过得很艰难,早走,对他是个解脱;他走得很快很突然,却没有痛苦,上天有眼,好人终归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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