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南》第六章
(2010-03-26 22: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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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你为什么不阻止肖南?你明明知道Doctor King 已经被监视了。”
“我不知道苏区来接货的人就是肖南,我只是怀疑,所以才不许他出门。” 父亲坐在我的病床前,叹了口气:“即便我告诉肖南,他也不会听我的劝告。”
“可是你可以派人保护他啊!你已经是师长了不是吗?”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自己的幼稚。
“我不能在肖南的事里插手太深。”
“为什么? 就因为他不再承认你这个父亲?”
“阿同!” 父亲皱起了眉头:“你不明白,和我们李家的一切关联都有可能成为肖南的致命伤。政治,比革命更可怕。”
“我不相信!”
我愤愤地扭过脸去。在那一瞬间,我如此厌恶父亲的脸,厌恶他和我相似的五官,厌恶他忧郁的眼神,厌恶他黄呢的军装,厌恶他皱着眉头把纸烟放到唇边的动作……。 那时候,在我的眼里,这个国民党师长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借口,每一道皱纹,都是因为虚伪和冷酷。
我从此开始厌恶北平。
到处都是灰色的城墙,鸽哨嗡嗡地响在大街上,街上行色匆匆的行人和士兵,甚至家里郁郁寡欢的母亲,都变成了一把钝锯上的齿,缓缓地锉着我年少的神经。
两个月后,我终于不告而别。
我不知道去哪里,最后选择了上海,那里人多,生存的机会也就多一些。 事实上,我需要的不过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及一群陌生的人。
我在长乐门——一家高级夜总会里找到了乐师的职位。因为我可以吹萨克斯管并兼作钢琴师,所以老板对我相当好,还在楼上租给了我一间房作为宿舍。提琴手小健成了我的邻居。小健二十五六岁,人高马大,衣着摩登,我们两个单身汉很快成了好朋友。
长乐门是个夜夜笙歌的地方,每一个人都看着很快乐,我也跟着快乐。 那一年里,我只学会了一样东西——喝酒,几乎赚来的所有的钱都倒进了长乐门的吧台里。每当不该我班的时候,我就坐在明亮的橘色吧台前,一杯接一杯地喝。我不介意是白酒还是红酒,根本就尝不出差别,调酒师递过来什么我就喝什么。经理也不来管我,因为我的酒品很好,喝醉了就坐在吧台前发呆。 这时候常常有男男女女上来跟我搭讪,从打招呼到开门见山地调情,我只是傻乎乎地看着他们,看到他们因为尴尬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看到他们难以坚持自说自话最后沮丧地放弃。偶然,也有个别厚脸皮的赖着不走,这时候身材高大的小健就会挤上前来,把我扯回楼上的住处。
喝醉的夜晚,我一般不会梦见浑身浴血的肖南。
有一天,从宿醉中醒来,我习惯地揉揉疼得欲裂的头,拿了衣服去外面的公共浴室洗澡。大中午的,浴室没有人,洗了澡,心情好了很多。回到房间,阿健在屋里,小桌上摆了两盒馄炖。
我几乎不记得我曾经做过饭,有时去楼下的小摊子上吃些馄炖,有时买吧台的甜点,结果来上海不几个月就得了胃病。这大约是上天惩罚我的荒唐,饿急了的时候就会犯病,疼得我满床打滚。有两次被阿健看见,他就把我的薪水要去了一部分,每天自己买饭的时候也给我带上一份。
我欢呼着拿了筷子,高高兴兴坐下来,准备开吃。抬头看见阿健脸色不好,便知趣地放下筷子,吃人嘴短,难免受些排揎。
“你记得昨天晚上的事吗?”阿健问。
“不记得。”
“两个美国军官在那儿纠缠,我把你拎上来的时候,他们差点跟我打起来。”
“又不是我的错。”我低着头
“不会喝酒别喝。 要不喝完趴那儿睡觉,别老睁着一双眼勾引别人。”
我抬头看着阿健。
阿健在桌子上敦筷子:“你知道老板为什么不管你喝酒?你都快成长乐门的一块招牌了。隔三岔五坐在那儿,招蜂引蝶。”
“你说什么?什么叫招蜂引蝶!我又没跟别人说话!”不就是一碗馄饨吗,这样讲我。
阿健恨道:“动不动坐在那儿,瞪着一双大黑眼发呆,整个一童叟无欺。谁都看得出来你喝醉了,不仅女人来跟你热乎,好那一样的男人也会忍不住的。”
我不语,这又怪不得我。
“好在你醉了就不说话,任谁哄都不动一动,除了答应让我带你上楼,”说着,阿健又笑了,“那帮家伙肯定嫉妒死我了。”
“阿健,”我心头一热,赶快配合,“谢谢你,我答应你,以后回屋里再喝。”
“为什么非喝不可?”阿健凝眉看我,“你真是不象个喜欢喝酒的人。”
“可以吃饭了吗?我的馄饨快凉了。”我茬开他。
“——,” 小健知趣地不说话了。
屋里静下来,我和小健埋头吃饭。
我心下愧疚,却又不知如何重开话题。正踌躇间,传来敲门声,我感激地跑去开门。
“绮真!” 门口站着的女孩让我呆住了:“怎么是你?”
“李同,真的是你!” 绮真看起来很开心:“昨天我和人来跳舞,看见好象是你在吧台那儿坐着。”
我有些尴尬,绮真一定看到那荒唐一幕所以才没有过来打招呼。
我侧身让她进来,她穿了镂空的藕色开司米披肩,罩着浅蓝色的丝质旗袍,站在屋里,惊讶的打量着极其简陋的房间。她阔小姐的气势让阿健有些手足无措,绮真大方地跟他打招呼。我推开乱七八糟的东西让她在床头坐下。
“你怎么在上海?”我们俩几乎同时问,问完都笑起来。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上海来了。走之前,我去找过你,伯母都告诉我了。”
“喔。”
“伯母,看起来很伤心。”
“你们为什么来上海?” 我问绮真,阿健在这里,我也不想谈北平。
“你知道,北方不安宁,日本人都驻在北平城外了。 上海有租界,安全些,纺纱生意也好做。”
“嗯。”
“这儿是家里的地址,一定要来。”绮真突然微笑着改用英语:“I get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Nan. ”
说罢她起身告辞,我等不及便借口送她,随绮真一起下楼。
正是冬季,我和绮真走在上海灰扑扑的里弄里。天阴冷阴冷的,我脱下大衣给绮真披上,绮真笑一笑,没有推辞。自从肖南和刘义勉走后,我和绮真之间似乎一日间前嫌尽释,奇异地建立起了默契和温情。
“延安开始肃托运动,前些日子有人来我家,说是核实我哥的背景。”绮真说。
“为什么?”
“好象是团职以上的共党都要有详尽档案,要历史清白。”绮真停下,转身看着我,“我哥信里说阿南干得很好,让我有空给你和伯母报个平安,不过我担心,他的职位越来越高,和你家的牵连有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
“为什么? 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他是个革命者,即便是委员长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我愤愤不平。
绮真温柔地看着我:“李同,还是小心为妙。”
回到宿舍,阿健正有一百个问题等着我。
“李同,你怎么会认识这么有钱的小姐?她是谁啊?你们很熟的样子!你也会说英语吗?什么时候学的,在那里学的?”
我把他硬是推出门去。
“我的馄炖!” 阿健拍着门大叫:“嘿,我不问了,李同,让我吃饭!我还没吃完呢!”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心乱如麻。
长乐门的醉生梦死日复一日,就在我以为自己会醉死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的时候,我在人群中看到了父亲。
瘦骨伶仃地穿了国民党缀满勋章的军装,躬身站在舞池中央,神色凄凉,像是一个过了时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