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初
长安月下红袖香
历史车轮,滚过一百年。
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狀态和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状态滚得非常 “像”。
这里,“像“的意思是：
1， “状态”出了好多平常人不理解的东西；
2，过去的理论完全不中用了。
上个世纪刚开场,物理学的研究进了 “微观”(什么是微观?原子尺度:1/100000000米)。
原子有多小?凱尔文在解释比原子还大点的分子时,用到一个这样的比喻: “假设你能给一杯水中的分子都做上标记,再把这杯水倒进海洋，然后彻底地加以搅拌，使得有标记的分子均匀地分布，那么,在全世界的所有海洋中；如果你在任何地方从海洋中舀起一杯水，你将会发现这杯水中大约有一百个你标记过的分子”。
许多涉及到原子的物理现象,那时的物理都说不清了? 用脑袋想问题的物理学家们的头,那个疼，那个苦，也许“想死的心都有了。
1900年的德国，出了个普朗克，他首先提出了“量子”的概念，使物理学家们才能像张也那样唱：“走进新时代。
走进新时代的物理学家们，他们没有“大声地告诉世界”，而只是艰苦卓绝当个 “悶头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薛定谔,直到海森堡，才有了一个偏微分方程和“测不准原理”。物理才有了新的理论，人类才认知了原子世界。
薛定谔方程是难看了点，而且方程还只能结果给出”几率”。今天的名星们成天在说这个词，我最早还是从刘小庆的书里看到。那会我念的书上说：薛定谔方程的 降生跟苹果没有关系也跟“看得见摸不着”没关系，它的正确是因为用它得到的结果都是对的。
觉得简单才美才对的爱因斯坦死也不信薛定谔，”该得五个诺贝尓”的他老人家“打死也不信上帝会和人类玩大小”这也就像那四十年前咱中国许多“死也不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麦子”的大娘，或者不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大爷。
“测不准原理”更是悬了点，但后来证明也是真的。再后来的多少年，”实践加思考”出来的量子力学，结出多少果，数都数不清。如果说今天的世界这么好,全靠物理。
停住物理，走近今日中国。
过去咱“摸石头”，如今“石头也疯狂”。二十一世初的中国社会,也真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红黄青蓝，到现在，“八年了“，人们还是没有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只有口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读起来倒也合辙押韵。就在这三个概念不清互不关联的口号下，咱中国还真发了。发了的祖国，迎来了奥运，奥运还没开始，电视里悄悄地要人民：“发挥咱制度上的优势”了。
我不想去说咱什么样的制度，更不想谈咱这制度的优势。我只知道，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都有过半“大发”。咱当然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比皆是“高”多了，咱现如今： “只干不说或说了不干”。
看看咱 “袄熨”军团的的那边“袄”，红黄。 “红”是那 “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 “红”；“黄”，是那越扫越黄的确“黄”。我得闭上我的眼。
去年我回了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我几度昏倒，几度没发思考。故乡的人已经分不清了善恶丑美好坏曲直。更要命的是：人们没有了标准，还得装。那些不中用的话成天还在讲，谁信？
不是人民不进步，而是一切太虚恍。进步快，没有什么不好，但“疯”，活人就受不了。那像 “神州六号” 一样的股票，人都相信在中国，就是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才一年，大胆的人们大概都在找绳？一哄而上在一哄而下，这是咱中国人的传统。特别是从润之元年一后。
人民在 “快活”中呼唤“能管用”的理论：领路人走了，认路人有没有？
百姓没法子，只能用肚皮想问题。但标“涛哥”（人民爱“涛哥”，不知是真的还是幽默）不能也只会用肚皮想问题吧？光知道“卓娅舒拉柯察金“是不行的。出了新问题，只会去找马克思，晚上睡不好，只会抱个金元宝，也不行吧？
咱们大中国，好大一中国。好多问题的叠加，好多年的积累，好多人的努力，好多人的牺牲。走到现在。“先富起来的” “妹妹”坐在船头都裹着金揣着银都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了，而比 “妹妹”多得多的 “哥哥”们还岸上拼着命地跑。
“妹妹”现在，就有钱。想：有钱干沙？
“哥哥”如今，就没钱。想，哪去挣钱？
涛哥告诉妹妹”们和“哥哥”们要：八荣八耻科学发展和谐社会。
“有钱”和“没钱”，这咋和谐？ 上海淮海路上有口号：文明在脚下，和谐靠大家。大家都得学着，嘴上扛大旗，旗下拼命干。党的干部们，左马列，右哈佛，把妻儿老小送国外，让自己留下裸着干。老少爷们下岗没法干，为了啥也不知道，就去韶山磕头。人这一辈子，得听多少霹雳，得转多少弯急？
毛主席当年没数（怕甚，中国死上一半，还有两三亿，照样闹革命）；
林彪 有数（“ 什么都要有个数”，三快一慢，三大作风，三三制，四个第一，五好战士）；
邓小平有时有数有时没数（手上的牌好：你们干吧我打牌，手上牌不好：得去南边画“一”圈）；
江主席，“三个代表；
胡主席呢？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
咱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什么时侯真正地科学过？时代进步了，国家有钱了，可那钱是多少大娘大婶用手编筐编出来的，是多少姐妹缝鞋缝出来的，是多少大爷大叔给人干活干出来的，是多少兄弟挖煤挖出来的。知识分子们当年在 “反右” 和 “文革” 那样的腥风血雨和身心煎熬中都还保持的良心和良知现在都不多了。矛盾的东西只能生产出矛盾，滑稽的东西只能生产出滑稽。
毛主席当年，太诗意了，连人要吃饭才能活都忘了。邓小平，当了几十年的政委，文革却差点被“继续革命”革死。他活过来以后，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毛尾巴，让或许连泯灭掉的人性都没有恢复的全国人民都当“白猫黑猫”直奔小康。江主席胡主席，没看出对中国的发展有多少思想，只是顺着慌“总设计师”的思路往下顺。世上大概最聪明最能吃苦而且还能干的父老乡亲也就奔着了“小康”。小康以后呢？百姓心里还是空落落的。这两年咱又有了 “百家讲坛”，于丹们又一哄而上地给心里空落落的百姓们讲起了孔子庄子，还有那“哪年哪月”的那些事，还真把很多百姓讲得“真呀真高兴”。咱胡主席也和百姓互动了也更不用说“民意”了，形成了当前主席顺会“民意”，人民爱涛哥（为了亲切）的快活的大中国。
“快活“该怎样“可持续发展“，该怎样永远？
主席的头一定非常疼。
就算把每个中国人全看成一个馒头,“认路人”也得知道这馒头里边有多少原子,每个原子有多大?
人不是馒头，人渴望尊严，渴望公平，渴望自由，咱“制度上的优势在加上儒家道家，不行在加上佛家，能行吗？
咱老百姓现在都没法去教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咱教孩子要诚实，孩子让咱找个“诚实的又混得很好的人”，咱还真很难找到。咱能说啥？ 大点的孩子都在教育爹娘：“做人，这好人坏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得有权有钱有势“。
咱过去“坐地日行八万里”（地球的直经约6400公里，坐一天，绕着太阳转一圈，多远？）
如今“赤县早已天不黑”（快活的黑夜）。
对与错没了准，好与坏也没了准，正义都很难找。朱军还大声说：“大灾有大爱“，没灾呢？爱在什么地方找？
什么都“几率”了，我们认识 “几率“的理论了，中华民族也得用脑子想事，不能成天还说着那些 “自己一点也不懂的话”言行分离着过日子。
对政府而言：就得实践加思考，先得做实验，少用决定论（过去都不管用）。不能，大刀阔斧蛮干，长安街上躺个鸭蛋。也不能老唱：“狼爱上了羊，羊躺在狼的怀里深情地望着狼”，唱成神话也没人信。今年好像进步了， “耗子爱上了猫”。
二十一世纪都八年了， “小常宝”都又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