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中国模式二 为什么中国民主模式能超越西方？

I 代议制民主和参与民主

进入后民主时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日渐累积（Crouch 2004）：一方面，以选举制和代议制为导向的民主严重缩限了民主的本来含义，民主逐渐成为对多数民意数量叠加的“数量型求和民主”，人民从本质意义上并没有参加国家管理，只是在时间维度上获得了四年一度的有限选择权，这导致了人民只是在被动地随着精英的指挥棒而对“是”与“不是”或是对选题ABC进行抉择；另外一方面，财团和利益集团以及无孔不入的游说公司使得西方民主开始出现“公司化”、“商业化”和“选秀化”的现象，民主越来越成为资本精英和社会政治精英共谋的一种超级表演活动。而以竞争和冲突为导向的多党民主制迫使社会付出高额的冲突成本，任何社会政治议题都被编码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权力斗争的工具，在制度设定的冲突中，人类天性中的“恶”和对权力的追逐冲动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一过程中唯一可能被牺牲的恰恰是长远的国家利益。

为了弥补西方代议制和竞争民主制度本身带来的重大缺陷和弊端，西方的一些研究民主的政治学学者如佩罗曼、吉登斯和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等开始提出新的民主模式：

第一是参与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强调公民的参与公共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公民不再仅仅停留在选民的角度，也不再定位于政府的顾客，相反，公民积极地参与对社会政治事务的讨论、探讨、咨询和协商，并在积极的参与过程中主动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里参与式民主是对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参与式民主需要的是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更注重共同对话、共同讨论、共同协调和共同协商，而公民不再是被动地被要求就某项议题进行简单的选择，公民的意见作为社会的意见被吸纳进入社会政治的决策范围之中。公民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参与的社会民主进程中学习民主、使用民主，培育了理性的公民精神。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在古典社会学家米德和涂尔干对语言的社会作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新民主模式——协商民主的重要概念。哈贝马斯将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划分成为“目的行动”和“交往行动”两个类别，当我们的言说谋求的是某种目的性的效果和着重于所达到的利益，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是目的行动。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以相互的理解、相互交流和相互沟通为取向的行动就是交往行动。 在目的行动中，人的语言要达到的是“以言取效”（prelocutionary)的效果，也就是言语和话语不是以交谈本身的内容为中心，而是侧重于言语后面带来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效果。在交往行动中，人们的交谈和语言要达到的是“以言表意”（illocutionary）的 效果，也就是人们的交谈要达到谈话者之间相互理解和了解，有助于达成相互间的共识。

在“以言表意”的行为中，我们在谈话过程中可能分别或是同时涉及到外在的自然（客观世界），内在的自然（主观世界）和社会的世界（社会世界）。哈贝马斯认为，在我们言谈的过程中，言说者和听众都会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为参照系，然后对言语的“有效性”提出质疑。也就是说，言说者在探讨某个话题时，必须就话题的有效性进行证明。当听者质疑其有效性时，言说者必须为自己的言论的有效性进行辩护。在针对客观世界的维度，言说者的语言必须满足真实性的要求，他的言论必须是符合客观世界现实的，而不能是谎言；在面对主观世界的维度的时候，言说者的言论必须满足真诚性的要求，也就是言说者是从话题本身的重要性来探讨某一个议题的，因此言论必须真诚反映发言人的内在情感；在面对社会世界的维度，言论必须符合社会的规范和人们普遍遵守的社会道德和社会契约。比如一名中国人大代表呼吁改善弱势群体的境遇以及保护农民工的权利，就客观世界而言，的确存在着这样的社会问题，就主观世界而言，人大代表是在就事论事，真诚表达自己的愿望，就社会世界而言，他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期待和社会的价值规范，以及人民普遍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同情（Habermas 1981a, 1981b)。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社会性的语言，而“以言表意”的语言则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交往沟通的基础。一旦两个人或是多个人或是多个社会团体开始交流，只有在满足了对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有效性的要求之后人们才能真正面对议题就事论事地进行理性的沟通、对话、讨论和协商。人与人之间的话语民主和理性交流是现代社会取得共识、实行参与式社会民主和社会协商的基本条件。

哈贝马斯的观点可以对西方竞争性和冲突性民主的弊端提供理论视角的充分解释：在西方的代议制民主中，制度的设定就是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冲突和竞争，是各个社会团体的竞争。从各个社会团体就事关“切身利益”（私利）的事件进行处理的时候，的确相互的互动模式带有“争竞”的性质，但是理性的“社会协商”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房地产商拆迁同居民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那么双方就拆迁的补偿进行谈判带有“博弈和争竞”的特性，但是也带有“社会协商”的特性，但是在事关社会公共事务、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战略的事务上，如果各个党派只是着眼于“以言取效”，也就是通过辩论和探讨来谋求权力，打击对方，拖延对方的政策实施，尽其可能地通过言语辩论使选民朝向有利于自己党派认同度方向移动，那么这样的目的行动显然违背了“以言表意”的语言社会化和社会协商的功能。在生活世界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两人对话时，如果一方总是设法阻击、阻挠或是恶性质疑干扰对方的发言，而且对方的每句发言都被阻击，那么这样的对话是无法持续三轮以上的。双方的谈话很快终结，无法进行理性协商，当然也就无法达成任何共识。

虽然在候选人的竞选上的确带有“竞争”的基本特性，但是一旦“竞争”和“冲突”设定成为党派政治的基本出发点，民主政治参与的原义就可能走向反面。由于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制度将任何议题都转化成为打击对方、提高己方选民支持度的夺权操作，这就导致了持续地将议题进行目的化和工具化，持续对议题的公共性进行权力斗争的编码，同时持续地切割社会不同团体的认同，这样不仅有损于就国家根本利益和战略利益进行协商，同时有损于决策的理性和效率性。即使政党在选民的巨大压力下勉为其难地达成某个最低限度的协议，也可能是大大拖延了理性决策的时间，造成某项早就应该达成的动议的迟滞化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非理性还不在于竞争制度的安排上的缺陷，其最大的弊端还是在于资本对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和控制，当资本节制了国家政治、学术、教育、医疗等社会各个功能系统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社会很难成为真正的社会各个次系统独立有效运作的功能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微观的角度来看，当今的西方社会显然要比中国社会更加成熟现代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制约上面，的确做得要比我们好。至少在微观层面，权力直接地干涉司法、学术研究和教育等是非常罕见的，社会各个次系统的确呈现出功能相对独立和相对自治的基本特点。因此我们必须学习西方社会对权力的控制和约束，这是我们本身制度建设中的中心和难点。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宏观层面却永远无法消解自身的根本矛盾，那就是资本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资本对全社会的无声的渗透以及资本对国家政治权力的操纵。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部分有效地节制政治权力，但是无法有效地节制资本，而且尤其严重的是银行和金融资本可能节制了国家权力，使得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资本力量设计的方向上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金融银行集团和军产复合体绑架国家，意大利出现民主腐败的“贝卢斯科尼”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从国家权力节制资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具有巨大的优势，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完成的节制银行家和金融寡头，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轻易完成，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国家的政权没有被资本节制。这是中国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根本区别。

哈贝马斯显然也非常深刻地察觉到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根本的、而且无法逆转的矛盾。本来生活世界的话语和言说，社会的公共讨论，国家的公共决策应该是“以言表意”的，但是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权力的节制和统御，那么真诚的讨论就必然会变质成为“以言取效”的伪装议题，由于资本势力的强大，话语在金钱和权力的影响下成为贬值的、被操纵的话语，社会公共讨论在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下成为商品化的讨论，政治家的公开辩论成为利益和游说集团操纵下的资本化的讨论，议会对国事的辩论也涂上了浓重的商品和资本的色彩。甚至人们生活中的观点和消费意愿等都受到无孔不入的商业化的影响，因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西方社会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观点（Habermas1981b），其实不仅仅是生活世界被资本和金钱殖民化，在任何理性的社会政治话题背后都存在着资本“殖民化”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中讨论关于气候变暖或是保护全球环境，看似“以言表意”的真诚性话题背后隐藏的却是工业界、商业界和新能源企业的巨大利润竞争，而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质疑性讨论很可能也不是“以言表意”，而只是反映了石油商和军火商的基本利益，在这些利益集团的操纵下，任何社会议题都失去了“以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和对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真诚性探讨。再举一个例子，猪流感流行期间，西方国家政府推动的猪流感疫苗在许多国家都进展缓慢，民众颇为抵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民众担心这其中体现的仅仅是药品商和医药财团的根本利益。在一个资本力量渗透一切甚至是国家权力的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政权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因为任何“以言表意”的讨论都会被人民天然质疑成为“以言取效”的行为，其根源还是在于资本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殖民功能。

因此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来分析西方社会，西方的晚期民主是无法克服本身的障碍而发展为理性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西方的民主从其根源上始终没有摆脱为资本服务和为资本提供合法化的基本角色，因此看似简单的从“以言取效”到“以言表意”的嬗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下是无法完成的。人类未来民主模式的创新不能再依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必须依靠社会主义中国对民主的创新。

II 中国，一个长时间被忽略的新民主模式

其实，当我们长时间仰望西方寻求西方民主的时候，也有为数众多的西方学者或是汉学学者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探讨中国是否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民主模式，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到中国的乡村民主选举、城市社区民主、人民代表大会的新政治功能和政治协商的社会民主等。在新近出版的世界著名趋势专家——奈斯比特夫妇合著的《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作者提出了中国建立了纵向民主的观点，根据他们的观察，中国避免了西方横向民主带来的党派之间的恶斗，而建立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纬度的政治民主参与，从而呈现出崭新的民主模式（奈斯比特和奈斯比特2009），而其他海外学者对中国政体的先进性和新民主的讨论也非常值得我们重视（方绍伟2009）。随着西方学者或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开始掀起研究中国模式和中国民主的研究热潮，值得我们本身反思的是，为什么长时间我们对中国巨大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体制创新视而不见甚至不屑一顾？是什么阻碍了我们自己认识自己体制的进步性和创造性的活力？

笔者认为，在综合了西方各个现代理论流派之后（哈贝马斯，卢曼，马克思，熊彼特，吉登斯）和中国学者本身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后，我们有必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梳理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制度性特征，认识到中国民主模式不同于西方竞争性和代议民主的根本特点，以及中国民主模式的优缺点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在这里将着重讨论中国新民主模式的优点，而在《大国改制》中将集中讨论中国模式中的弊端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如果我们不被意识形态和“西方制度先进”的迷雾和神话所遮蔽住自己的眼睛，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基本制度特征，同时发现中国民主模式中巨大的优势，由此带来的总结不仅应该成为我们对于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更高层面的理论认识，而且必将带来世界范围来民主政治的新型发展。

一： 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中国的民主政治没有被资本利益集团绑架，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被资本利益集团制约，相反，中国的政治体制将资本节制在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国家公权之下。这使得中国体制的决策性在面对西方制度的时候，具备了巨大的优势。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事关国家长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决策都会受到利益集团、超级巨型财团和跨国企业的影响，有利于社会的项目（比如新科技革命和新能源领域）被一再延迟，这些都延缓了西方社会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制度创新。而中国体制不受资本财团和金融资本集团的限制和控制，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后发性优势，而这样的优势恰恰来源于中国国家公共权力的社会化，而不似西方社会那样国家公共权力逐渐被私有化。

二： 在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中，没有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游说公司和游说集团，因此当选的人民代表和在任的政治家不存在着任何“财团利益回馈”和“金钱回报”的问题，这样从制度的根本可以避免国家公权的私权化和异化。

三：西方的媒体看似自由和民主，其实媒体和财团之间早就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威胁资本根本利益的媒体报道是不可能长久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生存的。西方社会内部的观察家称此现象为“资本媒体企业”和“资本媒体一体化”的现象，媒体从财源上和议题的报道上都受到背后资本财团的根本影响。在一个代议制和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中，人民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媒体，因此媒体对话语的引导和操纵就会对民意的走动和游移形成影响。因此人民的判断未必是理性的，因为人民的判断是在“资本媒体”的影响下产生的。

而中国的媒体尽管受到党和政府的管理控制，在媒体的自治和独立上还有待加强，但是中国媒体不受跨国公司、石油财团、金融财团和军火寡头的控制，这使得人民对于议题的认识能够较少地受到资本的操纵。这对于一个社会健康地就议题进行理性认知和理性判断创造了基础。

四：中国实行的是议会代表制和民主协商制相结合的民主制度，从而很好地体现了民主的“代议”和“政治协商”、“社会协商”两个方面的基本功能。由于中国人大代表的选举不受商业集团和大财团的选举捐献和政党捐献基金的影响，因此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民主是一种“非商品化”和“非资本化”的民主，这里的核心意义在于不仅防止了资本——议员共生体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耦联关系，同时严格防止了资本对国家公共权力和核心政治权力的渗透和操控。

五：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机关不受财阀、银行家、金融寡头、商业集团、军火商和利益游说集团的操纵，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在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分配上、民族比例的分配上更加偏向社会弱势的群体。相反，西方竞争性民主体制的选举中更多地体现的是社会精英阶层和社会精英集团的强势集团的利益，更多体现了西方社会中“弱肉强食”的特征。哪个社会团体组织的力量越强，财团背景越浓厚，就有可能实现该集团利益的最大化。而中国的国家公共权力正因为没有被私人财团控制，才可能真正做到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平衡社会各个群体的政治参与，对于弱势群体和弱势团体则可以通过国家公权介入的手段来实现高比例的参与民主政治。比如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比例就超过了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在美国的两院选举中议员更多代表的是资本财团等强者的利益。

六：中国实行的是在一个代表全国各阶层和各民族利益并反映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主体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制度。在这里中国既吸取了前苏联“极权主义”和“全能主义”的教训，将国家公共政策的推广于理性的专家科学决策和社会各个团体的协商之下。而中国的民主制度又同时巧妙地避免了多党竞争带来的短线操作和民粹主义，也避免了无穷无尽的政党恶斗。一个以冲突和争竞为价值取向的制度带来的必定是社会观点和社会集团人为的分割和割裂，带来的是社会分化成为不可弥合的“支离破碎”的认同感，严重损害了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社会认同感，尤其严峻的是：亚洲社会和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路径完全不同，亚洲社会更加重视社会的和谐、团结和整合，但是在盲目照搬引进了西方竞争冲突为取向的民主制度后，许多亚洲国家和社会陷入了人为的失序和分裂状态。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某些亚洲社会是一次分裂，就永久分裂，比如一向以和平和微笑而著称的泰国就面临着社会永远分裂成两大极端对立团体的危险性。事实证明，中国以社会参与和社会共识为取向的多党合作制要优越于西方的多党竞争制。

七：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更好地体现了哈贝马斯的“以言表意”的理论观点。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民主政治对世界民主政治的巨大贡献。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从基本制度上来说带有的是亦官亦民，半官半民的特点，既带有国家机构的性质，又同时带有非政府组织的特点，担负着协调国家和社会关系之间的重要社会整合功能。各个社会团体、不同民主党派、各个公民社会组织就社会政治议题进行协商，同时对许多立法机关和国家决策提出建言和批评，就有关公共政治议题进行充分讨论，广泛地征求意见。政治协商强调的是：立法决策前充分听取各个团体意见，理性表达各个公民团体和公民社会的观点，平衡不同利益和意见。凡事充分协商，充分提高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里的国事讨论带有理性的“以言表意”的社会语言整合和社会语言民主的功能，防止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以言取效”的弊端，有效地防止了生活世界和社会公共议题被资本财团势力殖民化，促进了公民的民主参与。

八：在中国，互联网正在发挥参与民主的巨大社会功能。比如国家就新医改的方案在网络上征求到的改革意见达5000多条，网民就制度设计、药品价格、公共卫生等发出评论意见，就医改方案本身踊跃提出批评，许多批评非常尖锐和麻辣。而2008年在《劳动合同法》通过之前，国家将《劳动合同法》草案在网上公布，征求网民的意见，在一个月内得到征求的意见多达181849条，而国家根据征求的意见修改了《劳动合同法》草案近两百多处。在《物权法》通过之前也经历了同样的网络协商程序。

事实上证明，中国通过互联网参与现代民主生活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先例，实现了新技术对于社会民主参与的促进。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让社会民主参与和社会民主监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互联网的民主是一个虚拟空间的民主，可以更好地消除现实社会中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中权威、等级系列、精英与草根知识差距等带来的无形中对民主参与和民主发表意见的消极影响，真正促进人类精神解放意义上的“以言表意”。

当然，中国的民主体制也面临着相当多的复杂问题，比如人大代表选举既然是代表制民主，也就应该反映出真实竞选的一面，人大代表如何实现专职化，人大代表的组织和结构该如何安排，如何更加做实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等，都面临着漫长、甚至是很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但是瑕不掩瑜，中国民主体制的优越性由于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痼疾，具有极大的前途，并将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以代议制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共存的、非商品化的、非多党横向竞争的、而以共识和协商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新民主制度。这样的民主制度将逐渐广泛地调动公民精神以及社会管理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而公民并不被定义为政治家的顾客，就各项议题被动地发表意见和选择，而是在广义层面上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政治管理。而网络世界的民意反映和民意征求可以跨越无数阶层和等级的障碍使得民智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草根阶层的老百姓和民间人士可以直接就中国的立法程序与决策者进行“无阶层关系”和“无等级”关系影响的平等互动，这的确是新技术手段下中国对社会民主和参与民主的巨大创新型贡献。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确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皇权历史的国家，在一个民主传统和根基普遍缺乏的国家，实现民主的确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要给中国时间，要看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在过去30年的飞速转变，这样的转变不仅西方人未必能看得清楚，就是我们中国人面对中国的变迁也未必能真正把握时代的潮流，我们只是下意识地借助过去的理论和经验意识来描述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巨变下，过去的概念有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就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认真梳理中国发展的脉络。可以预见的是，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节制国家”和“资本节制民主”的基本矛盾的社会主义中国，其民主进程的广度和深度将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一种政体，其对民众的参与和民主精神的深刻诠释将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人类精神解放”的特质，我们必须给中国时间，来观察其后续发展。

文献参考

1. Habermas, Jürgen (1981a):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Ers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 Habermas, Jürgen (1981b):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Zweiter Band.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3. Crouch, Colin (2008)：Postdemokratie，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译自英文版本2004）
4. 王晓升（2006）：《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方绍伟 (2009)：《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北京：新华出版社。
6. 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等主编（2007）：《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五家渠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7. 约翰 • 奈斯比特；多丽丝 • 奈斯比特（2009）：《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作者： 刘涛，社会学者，著有《中国崛起策》和《头等强国》，本文属于网络书籍《中国世纪》第五章中国模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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