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强军，21世纪的全新战争观---刘涛

作者 刘涛





构建新军事理论攸关中国现代化命运



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具体说来，战争具有内在的特征和规律，是可以去掌握和把握的。克劳塞维茨堪称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全面完整研究战争独特形态和运行规律的军事家，同时克氏深刻认识到战争本身尽管有其特定的逻辑规律，但是战争的发动和实施却必须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



笔者认为，在对战争和军事的研究过程中，抽象和哲学的思维非常重要，归纳和演绎的手段也有助于我们在宏观层面探求现代战争和现代军事的规律。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军事理论的支撑，我们就会停留在对单一事件分析和简单描述性的层面上，从而失去对世界政治大趋势和世界军事大趋势的深刻把握。美军在1993年推进的新军事革命时面临的就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国际政治经济的空前变局，新时代要求新思想、新观点、新哲学观和新理论，因此在当时的美国，包括中高低各个级别的军官纷纷撰文探讨分析美国的未来军事学发展之路，并力求对最根本的问题作出回答：“美军要与谁作战？”，“美军的敌人主要是谁”等。



在全球化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人民解放军要与谁作战？我军在新时期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什么？我军的主要敌人和对手在哪里？”我国军事界紧跟美国的新军事革命带动着的全球主要军事强国的新军事革命浪潮，也在军事技术、军事战略、军事思想、军事编制等领域沿着世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并根据我国国情进行着战略性变革，以适应新时代军事战争的需要。同时，我国军事研究领域也充分认识到军事理论的划时代的意义，提出了军事理论对我国未来军事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



我国的军事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新军事思想，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在整个军事研究中还缺乏完整地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冲突、国际社会运行机制和世界社会的大趋势等角度来建立军事社会学和军事政治学的理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功能分化的社会，各个学科都建立了自己的内部复杂性和规律性，同时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高度耦合的社会，各个分化的学科在尊重各自内部研究规律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学科间的相互连接，同时实现了各个学科的相互配合和跨学科联系。军事技术、装备、编制和各军种之间的协调关系等当然属于军事系统内部的研究，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忘记克劳塞维茨对于战争和军事的基础论点，那就是战争和军事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军事问题从本质而言是国家政治问题的延续，对现代社会来说，又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延续，同时，军事和战争是同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问题息息相关的，军事系统就其单独的系统角度而言，是不能凌驾于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之上的，而是实现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因此必须从更广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军事和战争，从而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带来重大助益。（中国崛起网全载 www.chinarise.com)



21世纪的战争新形态



要根据21世纪新的国际政治局势和新世界大趋势建立相应的新战争观和新军事理论，就必须对当代国际局势有一个根本而又深刻的认识，“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趋势是什么？是按照什么原则和机制而运作的？当今世界和19世纪、20世纪的世界究竟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如果我们对当代国际政治运作缺乏一个带有分析框架的理论认识，就可能脱离现实，而陷入瞎子摸象的境地。



笔者在《中国世纪》的第二章大国国际战略的三篇文章中提出了由笔者自己构建的认识国际关系的理论——分层分化理论，根据该理论，笔者认为，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开始按照“系统功能”分化成为政治、经济、货币金融、能源、文化和理念及意识形态等各个不同的系统，而系统分化的趋势随着冷战结束和全球化推进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各个系统的分化，使得国家不能再以“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眼光来看待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根据各个功能系统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联盟圈、经济贸易圈、地缘政治圈、地缘经济圈、币缘圈（货币地缘圈）、文化圈、理念和意识形态圈等。在同一个圈内，任何一组两个国家的关系可能是“和合”、“竞争”和“竞合”（竞争合作）的复杂关系。两个国家在一个圈内是竞争关系， 而在另外一个圈内可能就处于合作关系。比如中美两国在政治领域是“竞合”关系，在经济和币缘领域里是处于巨大的合作和利益相关的关系，在能源领域里处于既冲突而又合作的关系，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内双方又处于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关系。面对如此空前复杂的关系，很难再以单纯的“好”和“坏”来形容复杂的中美关系，所以我认为整体上的合作或是整体上的冲突在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不能描述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使是美欧这样貌似盟友的关系也是随着功能领域和功能圈的不同而产生非常多元复杂的关系，比如双方在文化、理念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更多的“认同”与“合作”的关系，在“经济”、“国际政治领导权”领域内则更多处于“竞合”关系，而在“币缘”领域内则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冲突关系（美元和欧元的世界霸权之争），而在“能源”领域也存在着复杂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根据复杂的功能分化和功能圈，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两组国家的关系都不能说是完全的盟友的关系，但更不存在着像一战和二战时期那样完全敌对的关系。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民族国家之间利益的深深整合以及跨国企业展开的全球布局，让不同国家的经济利益深深交织结合在一起。不同国家即使在某些领域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又会由于在更多领域里的利益结合而让不同国家间的冲突始终不会上升到“总体性冲突”的局面。



分层分化理论不仅认识到国际社会各个功能系统相互分化这一事实，同时还认识到各个功能系统是不平等的，而且系统的功能分化的界限是可以相互渗透、穿越和操纵的，而某些系统更加深刻体现了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比如货币金融系统中的货币主导权就攸关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而理念、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大多提供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利的思想武器，利用这样的思想武器，发达国家得以在全球范围内维护其权力结构、经济利益和货币霸权。 所以，各个系统的关系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按照层次的不同具有不同的重要性，货币金融和经济利益常常可以凌驾到其他系统之上，实现对其他系统的操纵，从而最终达到维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利益和货币霸权的目的。



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70年代以后开始逐步走上了脱离物质化生产的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到的资本——商品——资本（赢利）的循环逐渐被资本——资本（赢利）的循环所取代。由于省去了中间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重要环节，主要工业国家的生产领域全面转移到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结合最优的国家（比如中国），因此，发达国家生产领域出现了“空心化”、工业领域出现了“去工业化”的特征。美国利用其美元世界货币的独特优势，开始走向了用美国虚拟资本交换东亚国家和其他门槛国家的实物产品的道路。美国利用其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大量吸引东亚美元和石油美元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这样，美国得以利用资本市场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下的逆差。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开始逐渐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阶段。 对于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强国来说，其根本国家利益就在于对世界霸权货币符号的追求，在这个符号世界里，哪个新兴强国取得了符号的定义权和符号霸权，就能颠覆另外一个霸权的根本运作基础，等于是釜底抽薪，这也是笔者反复强调为什么货币金融系统领域对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经济体而言，远较其他系统更为重要。



所以，该理论对国际关系作了两个向度的界定：一个向度是分化，国与国的关系出现了按照领域不同而功能分化的现象，简单线性的国家关系已经不存在了，而替代的是各个系统内不同的和合——竞争——竞合——冲突的关系；第二个向度是分层，一些系统对于强国的竞争来说具有更加本质的意义，而另外一些系统领域往往成为发达国家实现利益操纵的工具（比如媒体）。



针对国际社会关系的运行机制和规则，作者也在两本专著《中国崛起策》和《头等强国》里提出了国际社会具有不同的规则运行机制，它们包括丛林规则、大国均势规则、现代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前两个规则更多反映的是二战前的世界，国际社会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强权和大国特别是霸权大国还是根本决定了国际关系的走向，大国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小国往往是国际政治权力的被支配者和弱者；而后两种规则体现了二战以后的世界，国际文明规则、国际组织机构、国际法、现代文明理念特别是人权和民主等价值观在发挥作用，大国的权力也部分受到国际机构和普遍人权观念的约束，大国发动战争也必须寻求世界社会舆论的支持或者说是联合国机构的支持。因此，国际关系的确出现了文明化、理念化、法治化和规则化的基础特征。然而笔者多次指出，现代世界是个超级复杂的世界，也是多种运行机制在共同发挥作用的世界，以上提到的四种机制在现代国际社会都普遍存在，在共同发挥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似规则化的文明世界其实还是被强国的利益形塑着，比方说，联合国既可以看成是一个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构成的文明机制，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却始终摆脱不了强权的因素（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另外一些看似中立的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直接体现了美国的利益。



建立了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我们就能够对二战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的世界军事领域的重大发展和战争形态的剧烈变化做出更加深刻和准确的把握和分析了，而这样的分析为未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以及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军事革命，以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国防观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以上的国际关系的分层分化理论和四种不同规则的分析，笔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在二战以后，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 ，根据国际关系的分层分化理论，现代世界凡是融入了世界各个功能领域的任何两组国家的关系将不再构成整体意义上的“联盟”或整体意义上的“敌对”关系。因此古典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动员所有资源和力量去消灭、削弱或是吞并另外一个国家的状况在逐渐递减，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更是大幅度减少。



注意这里强调的是融入了世界各个功能领域（如政治、经济、贸易、货币金融、能源）的国家，我们不妨笼统地称那些加入了世界市场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国家为中心国家，排除在世界市场体系和贸易体系之外的国家为边缘国家。由于中心国家之间关系的超复杂性、过度联结型、过度整合性和过度依赖性导致了中心国家之间的全面战争势必将威胁到整个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安全，因此这样的战争在全球化的世界、在高度分层分化的世界几率非常微小。



“蝴蝶理论”假设的是：如果东京一只蝴蝶扇一下翅膀，那么就可能在北京引起一场风暴。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微小的因素引起气流的改变，最终导致了环环相扣的气流变化，终于在气流变化累积的情况下在异地引起大风暴。这是分层分化理论下的全球化的世界非常生动的写照，一个融入世界市场的中等国家的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崩盘都可能跨越国界引起世界各地的金融风暴，又何况一场总体化的战争呢？



这里所提到的两个国家的不再会发生总体性战争，重点指的是融入了世界市场体系、融入了分层分化世界的中心国家， 而不是指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或是边缘和边缘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总体性战争。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美国两次对伊拉克的战争，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主要表现为中心国家和排除在世界体系之外的边缘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在基本排除在世界贸易体系的非洲大陆（除了较为发达的北非马格里布国家和南非以外），在许多国家之间还存在国家间的战争，比如厄立特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乌干达和卢旺达之间的边界战争，以及其他非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属于边缘与边缘国家之间的战争。由于排除在世界经济的利益圈之外，边缘国家和中心国家没有形成各个功能系统领域内部的高度利益整合的关系，因此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在整个国际格局之外，并没有给世界带来重大震荡。



必须认识到的是，即使边缘国家之间的战争演变成为两个国家全面开战的几率都越来越小，一般当战争延续到一定时刻国际机制就会出来介入、调解和斡旋，国际现代文明规则就会在形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之前进行广泛地干涉。因此，以暴力逻辑达到完全消灭对方的传统战争形态，或者说是吞并国土、吞并敌国的财富和奴役敌国人口这样传统的战争形态在全球化的分层功能分化的世界日益变得不切实际。二战以后，美国和朝鲜、美国和越南之间发生的战争属于总体性战争和整体性对抗，但是这样的战争发生在冷战时期，主要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内部的战争，而且战争中的一方（朝鲜或是越南）并没有处于现代分层分化的世界市场体系和世界贸易体系之内，因此，这样的战争还是带有“前全球化”的特征。随着冷战的结束，这样战争的几率也降低到最低点。



二是大国之间的直接、全面的总体性战争几乎降低到零点。由于国际社会高度分层功能分化的特点，各种冲突的潜力被分配到各个社会次系统的环节，由于两个大国在某个系统内部的竞争和冲突关系往往被另外一个系统领域的合作和巨大利益关系所平衡和抵消，因此中心国家之间的总体性战争的概率大大下降。而在主要大国之间，遏制双方总体性战争的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系统分层分化的原因， 还因为大国往往是进入了核门槛的国家。根据核威慑理论，核大国之间相互拥有的核武器导致的后果是相互毁灭的可能，对环境的最终毁灭性的恐怖场景成为遏制大国核战争和常规战争的有利因素（试对比基辛格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的观点）。



核战争和核威慑带来的相互战略平衡为相对弱小的国家赢得了更大更多的战略空间，国际社会防止“人类重新回到石器时代”的理性思考导致了主权国家之间核战略平衡，带来了大国之间在二战之后长时间的和平。如果考虑到二战以后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在别国领土上交过手，那么至少从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大国之间已经有34年时间没有发生过战争。而美中之间的战争显然不符合这里提到的两个国家总体战争的概念，而只是双方在边缘小国内部发生的战争。因此，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国之间传统意义上的、双方倾全国之力发动总体战争（比如二战之中的苏德战争）自二战以后就没有再发生了。大国之间有威慑、对峙和冲突，大国之间有通过支持第三国间接对抗（最出名的为1962年美苏由于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冲突），然而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已经有64年没有出现过（从二战以来的1945到现在的2009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大国之间保持和平的最长纪录。（中国崛起网全载 www.chinarise.com)



观察国家之间或是国际体系之间的行为是否具有持续性，是研究判断规律趋势的重要手段。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运用数学公式和公理进行推导，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没有公理和公式，但是有分析型的社会学理论。人文科学的理论是可以寻找到反例的，因此任何一个理论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成立，社会科学理论反映的是对规律的把握和趋势性的总结、实例推导和理论演绎。比如笔者观察到大国之间64年之间没有发生过总体性的全面决战，并认为这已经构成了二战以后的规律性发展。也许未来会发生我们不能预见的特殊事件而颠覆这个论点，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其客观的科学态度是依据现有的数据和实证材料来分析并推导未来最有可能的发展趋势，而不是作一个神秘主义的预言家和宗教家。所以，根据二战以后国家之间的战争规律，根据笔者构建的分层分化理论，大国之间无战争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和推进，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整合到分层分化的世界社会中，大国之间的全面总体性战争的几率只会越来越低。



然而大国之间的全面总体性战争降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大国之间冲突的降低。直接的军事冲突可能降低了，但是在其他领域里如网络战、媒体战、心理战、货币霸权战、金融战、粮食食品战、转基因食品战、高科技战、生物研发战、能源战、石油战等领域内部的角逐却大大加深和激烈了（试比较乔良的名著《超限战》、威廉 8226; 恩道尔的《石油战争》和《粮食危机》），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三是由于世界文明化的进程和人权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特别是由于现代文明规则和后现代规则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社会人文机制的变化也反映到现代战争领域里。从直接经验观察角度来看，现代战争也逐渐受到现代人权观念的影响。



按照古典传统的战争理论，战争似乎是应该排斥社会人文因素和人道主义这样的概念的，比如德国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关于战争的巨著《战争论》中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战争具有暴力的特性，“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正因为战争元素的暴力性特点，克氏坚决反对“仁慈”的战争或是“战争人道主义”的说法，他反驳到：“因为战争本身就不是什么仁慈的行为”，并指出：“如果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该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所以战争最终的形式是“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基本判断还是很精确的，但是在某些层面，他的理论的确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根据笔者构建的“分层分化理论”和“多规则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世界是处于多种机制相互发生交织作用的世界，尽管强权逻辑和大国利益还广泛地在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国际政治走向，但是毕竟现代文明机制和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观还在同时发挥着作用，而且应该说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断言世界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或者断言世界完全是现代文明的理想世界，都是偏颇的，事实上，两个层面的因素都在广泛地发挥着作用。



根据世界文明和国际关系的新特征，战争形态，尤其是冷战以来的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的目的从消灭敌人军队逐渐转为威慑敌方的意志以迫使对方屈服。战争当然还是暴力行为的集合，但是战争的暴力行为中同时融入了人文和人道的因素。古典的战争讲究的是歼灭敌军，攻占敌国，战争过程中多有发生大规模屠杀军事人员甚至是屠杀平民的事件。而在现代战争的形态中，不仅强调要减低己方人员的伤亡，甚至同时考虑到降低敌国军事人员和平民的伤亡。 比如在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总计阵亡62万人，二战中美军阵亡人数为40.5万人，在朝鲜战争中阵亡总人数为5.4万人，在越南战争中为5.7万人，相比之下，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阵亡总人数降低到惊人的286人，考虑到美国是与一个全面吸收了前苏联军事装备和军事编制的中等军事强国作战，这样的阵亡人数已经使美军几乎实现了零伤亡。在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北约正式公布的数据是无一名军人阵亡，仅仅在“非战斗条件下”死亡约50人，而美军在其他几次武装侵略和军事干涉中，比如侵略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巴拿马中分别阵亡24、18、27人，即使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在武装占领巴格达的时刻，美军阵亡人数也低于两百。



以上数据清晰地显示，西方强国，特别是美国的军队由于受到人权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对于人的生命权和伤亡率考虑得也越来越精细，这使得战争中阵亡的人数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不仅是降低己方的伤亡人数，甚至也要尽力降低敌方的伤亡人数，尽量做到防止不必要的大规模杀伤，尤其是尽量避免大规模杀伤非军事人员，尽量减少平民伤亡。这主要是现代战争面临着全球各大媒体的关注和世界舆论的注视，由于人权观念普遍高涨，实施战争的一方往往感受到巨大压力，必须考虑到战争中的人文和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形象负面效用以及面临国际社会和本国舆论的空前压力，使得进攻一方必须考虑到战争中的人权因素，而不能滥开杀戒，更不能进行有意识的大屠杀。比如美国陆军军事学院院长司格尔斯在《国际军事》上撰文指出：“战争是桩死人的事情，然而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多少敌人…….不管火力系统有多么有效和精确，胜利很少是用杀死对方的人数来衡量的。”



这种对战争伤亡的新观念反映在军事技术领域就是高精尖准的精确打击，战争目的是通过精确和有效的打击来震慑敌方的意志，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战争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包括减少敌方的伤亡。由于社会人文观念带动的军事技术革命和新军事技术革命使得现代战争开始向非线性、非接触性和非对称的特质转变，战争越来越强调最终战略目标的达到而非对人员杀伤或是彻底消灭敌国军队。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就是通过大规模的空袭震慑了对手的意志而迫使对手在战略上彻底屈服。在南联盟宣告投降以后，南联盟的军队保持率居然达到95%，折损率仅为5%，这就是典型的现代高科技战争，它已经完全改变了古典战争的形态。



当然，对于社会人文因素对战争施加的影响应该采取相对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和军事强国在对敌国的攻伐中，受最大制约的还是本国的民意结构影响。由于现代民主国家对于人权观念的高度重视，所以民主社会对于伤亡率的忍耐值也是处于一定的“可容忍区间”的，当阵亡人数超过这个“可容忍区间”——也就是民主社会民意可以容纳的战争伤亡心理承受范围，战争就可能面临民意的强烈反弹而走向失败。因此，究其本质而言，战争中的人权是对本国公民负责的“美国公民权”、“英国公民权”和“德国公民权”等，而不是普世价值观的全人类的“人权”。西方国家的公民权显然高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和人民的“生命权”和“公民权”。虽然战争出现了总体上的“人权因素”的特点，但是对于弱国而言，这样的保护还是相当有限的，一场所谓的误炸或是误伤就可能导致数十名普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民众丧失生命，在这里“人权价值观”显然是不等值和不对等的，西方公民权在实际层面显然远远高于弱国人民的公民权。



四是随着现代战争规律的大规模变迁，现代战争的形式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现代战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军对决或是大规模会战，而是典型的“超立体战争”，战争双方的技术水平如果存在着“代差”或是技术鸿沟，那么弱国就可能面临全面的溃败。现代战争是海陆空天电的五维空间的战争，大规模的步兵对决和拼刺刀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卫星定位系统和远程导弹的精确打击；数千公里的大规模坦克集团军对垒也不可能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在电磁领域、外太空领域和深海领域看不见的激烈角逐；海上舰队的大规模决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海陆空一体化的联合军事打击。可以说，电磁战、网络战、媒体战、宣传战、心理战和恐吓战配合军事打击构成网状的战争结构，在这个高科技彻底改变古典战争形态的时代，如果谁不能跟上时代潮流，就只能被时代淘汰。



新技术革命和新新技术革命完全改变了古典战争中关于战斗、战艺、战役、以及战术和战略的定义，同时也改变了战争前方和后方的空间定义。在技术领域里存在“代差”和“鸿沟”的国家，一旦强国的五维立体攻击开始，弱国国土上任何范围和任何角落都可能面临攻击。这样的信息技术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的任意改变，可以达到震慑敌国军心和民心的最高战略目的。往往是强国的陆军还没有出动，另外一个国家就在信息系统、指挥系统和编制系统等领域面临全面崩溃。如果生活在21世纪，还是幻想着20世纪或是19世纪的战争形态例如人民战争、地道战、游击战、麻雀战等，那么在今天知识和信息技术为导向性的新战争时代就会面临完全失败。 有军事评论家认为海湾战争是第六代战争（信息化和数字化战争）对二代半战争（线膛武器和半机械化）的较量，双方的差距是三代半。事实上，面对“代差”不能再心存任何侥幸，试图单纯依靠精神和勇敢就能再创战争奇迹，是滑稽可笑的。在技术“代差”的情况下，往往弱国的战备、编制、指挥系统、后勤等会被碾得粉碎，士兵可能还没有见到敌方的陆地进攻，全国范围内军事组织就崩溃了。



五，与古典战争相比，现代发生的另外一个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是战争的目的出现了模糊性和欺骗性。在过去的任何战争形态中，两国或是多国之间进行战争时，战争的目的和攻击对象等都是清晰的，不会存在着“为谁战？跟谁战？”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主要资本主义列强所推动的战争让其战争目的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一场战争究竟是为了意识形态、人权民主，还是为了能源石油，还是为了地缘因素，还是为了海洋通道的控制和海权，或是为了其他因素，这一切都可能成为难解之谜。在作战一方自我描述的意图和作战的真正意图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落差。对战争意图的刻意隐藏不仅可能欺骗敌国，也可能欺骗盟国，甚至也可能欺骗本国公众。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王建的观点，现代战争和过去战争的重要区别就是现代战争在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虚拟资本主义服务，也就是现代战争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货币霸权。因此，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调控和影响资本流向，为本国创造安全的资本市场的环境。尤其是当主要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出现货币霸权争端的时候，就会涉及到该体系的根本利益，因此货币霸权之争，就必然反映到现代战争中来。科索沃战争和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一场美国阻击欧元的战争，美元必须阻击欧元强势和坚挺的汇率，防止美元体系因面临欧元的挑战而坍塌和崩溃，因此美国必然采取隐蔽军事手段来达到公开宣称战争目的之外的更高目的。



根据全球化各个中心国家的实体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现实，中心国家无法直接对另一个中心国家发动战争，而且欧洲本身对美国具有巨大的资本流入和投资，很多投资都是以实物经济形态比如欧洲的矿山和欧洲的铁路为依托而存在的，打击了欧洲的实体经济，就等于间接打击了投资美国的欧洲资本，这就等于“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因此中心国家完全无法承受一场战争，甚至无法承受一场微小的冲突，那样的结果只会导致欧洲的资本加速撤离美国的资本市场，加速美元霸权体系的崩溃。因此美国的选择只能是在欧洲的边缘地区发动战争，使得国际资本对欧洲市场感到恐慌，从而防止国际资本大量撤离美国资本市场，转而投入到欧洲资本市场帮助做大做强欧元。



因此，随着现代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争夺货币霸权和主导权的战争日趋激烈，战争也围绕着欧洲的边缘展开，在濒临欧洲中心的前南斯拉夫发动战争，在对于欧洲至关重要的海湾地区发动战争，按照王建的观点，主要是为了掐住欧元的脖子，掐住欧洲的能源通道，同时扰乱欧洲边境，引起欧洲的不安和恐慌，从而彻底影响到欧元的稳定，这是美国发动战争的最不可告人的真实意图。 而王建通过数据显示，在科索沃战争期间，逐渐走强的欧元的确发生了大幅贬值的情况，欧资资本市场出现巨额资本离开欧洲、流向美国的状况，这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新的分析模型和认知模式来探讨战争目的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无论王建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是其论点是值得我们借鉴吸收的，那就是现代战争的形态日趋复杂化，战争目的变得越来越有隐蔽性，并具有巨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我们必须拨开云雾，深刻探讨现代战争背后的真正根源，才能逐步找到现代战争背后深刻运行的逻辑律，从而达到最大限度为我国军事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服务的目的。



作者刘涛 留学德国的社会学学者于2009年9月19日（中国崛起网全载 www.chinari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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