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初的记忆像一幅冷峻的画。
穿着厚重的车把式,赶着三挂马车爬上天桥,端坐车上的母亲裹着大棉被,我缩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周围的一切似乎是静止的,除了人们口中呼出和马匹口中喷出的阵阵白气。
不知何故,一个非常固执的念头在我头脑里产生并萦绕不去,不论人们把我丢到这个小城的何处,我都一定能走回家里。或许,我心狂野,在那时便生根了。
我父亲年轻时是小城公共浴池的经理,三教九流的,不仅混得面熟,而且积攒起很多拜把子兄弟,所以,当我体育馆看球、去电影院看电影、去理发店理发、去家跟前儿的饭店取豆浆油条、等等,找到某某,说“我爸是某某某”便小菜一碟了。
武斗最激烈那一段,当过国民党汽车兵的父亲为“人民公社”造反兵团“卖命”,曾凌晨驾车冒着“红色造反兵团”的枪林弹雨为被围的公社“孤岛”——电业局大楼送给养。
1969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父亲反常提前下班回家,宣布明天早上全家“走五七道路”,下放到郊县一个偏僻的半山区小村庄。
一晚的忙碌和一天的颠簸,三辆大解放把我们一家六口拉进一个火把通明的大院——吉林省四平地区东丰县南屯基公社团林大队4小队的队部。
男女老少围着大解放卡车,好奇地问我:“这是啥家伙啊?”
我自豪地告诉他们:“这是解放牌汽车!”
我随父亲走进队部屋里,见炕桌上已经摆好了大碗酒和杀猪菜,父亲很快就同队干部们喝成一片了。
我匆匆吃了几口,就随我母亲去我们的新家了。因为干部下乡的消息仓促,队里没法儿分给我们新房,临时倒出了一铺炕的草房,来年开春才能住上三间大草房。
这偏僻的山村没通电,屋里屋外到处黑黢黢的,屋顶的梁柱已经被煤油灯熏得漆黑。
屋里都是来凑热闹的,我妈让我站在炕中间给大家表演样板戏、地雷战、地道战、等等,这此后成了村民猫冬期间的固定节目。
天亮了,门外漫山遍野白雪皑皑,新结识的农村小伙伴们拉着我出去打雪仗、掏鸟窝、罩沙半鸡和野鸡等,好玩极了!
新年前后,队里家家送我们年货,粘豆包儿、五花肉、大馒头、炒玉米粒儿、炒瓜子,应有尽有。每当我“夜场演出”开始,老少观众拽过烟笸箩,手卷烟叶,点上火,霎时间屋里烟雾弥漫,我在二手烟里手舞足蹈,唾沫星子四溅。
开村儿,我们家分到六分自留地,乔迁进新盖的三间大草房,很快变成了耕耘的新农民。
山村虽然贫穷,儿童们的生活确实丰富多彩,难能详述,令人没齿难忘。
第二年暑期,母亲让我去吉林市我姨家重温一些城市生活,我竟然住得很不适应呢,总是催我姨买票让我回去。
回家那天,我在县里下了火车,坐长途汽车到公社,下车一口气跑了7里地,直到跑上东冈上,喘息着,凝望着。
一轮火红的的太阳正枕在西冈上,把满世界披上美丽的霞光。
近处的山坡上,三三两两收工的生产队员陆续消失在沟里,田野也在歇息了,悄无声息地散发出那山野农地才有的独特芬芳。
沟里家家已经在做晚饭,炊烟渺渺,轻轻升腾,在半空中渐渐漫成暮霭一片。
听到沟里那令我朝思暮想的人欢马叫和狗吠声,我马上直起身,一溜烟似的跑下山道。
在农村两年十个月之后的一天,我正在带领同学们在学校的试验田里刨扎子(高粱、玉米等收割后留在地里的根子),南山上开下来三辆大解放,直到近前,看到我父亲站在驾驶楼的踏板上朝我大喊:“小立平,叫上俩弟弟,赶紧跟我回家!”
我还想把这一垄跑完,我父亲马上发脾气了,吓得我们班主任赶紧把我推向大卡车。
回家后一阵鸡飞狗跳,我们一家7口人坐车回城了。
都说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还经常真是身不由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