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个主席之争
经过建国后17年的培养、使用与考察党中央高层，毛泽东一切了然于胸，尤其是对刘邓等的感知和深悟。
刘少奇经过建国前的潜心耕耘和建国后的精心深耕，不仅令“白区党”普据中央要职，而且借一线领导之便“收拢”了很多“杂牌军”，安置到全国各地各级政权主政，当1960年代中期内外部环境相对稳定，便开始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直至公开叫板，主演了一出“湖南籍的毛主席与刘主席之争”。
第一幕：刘少奇在天津的“剥削有功”说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中央五大书记住入香山，刘少奇家住离双清别墅（毛泽东住处）不远的来青轩。
一天傍晚，毛泽东散步到刘少奇住处，对刘少奇说：少奇啊，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哟，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明确的，可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个面都包括了两方。这里，不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关系。4个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要刘少奇到天津去，因由是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众所周知，薄等61名共产党人悔过出出了国民党监狱之事是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在岗、不知情条件下批准的）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这时，王光美出场了。
1946年国共和谈，王光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英语翻译。
1947年谈判破裂，王光美想去美国留学，被叶剑英劝阻，把她送到延安。
1948年8月21日，王光美在西柏坡嫁给刘少奇，成为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
解放了，家在香山，在中央外事组工作，王光美很想给在北京的父母家人打个电话，无奈为保密规定所不准。不过，她随刘少奇到达北京的消息，她的上级叶剑英专门派人通知了王家。
刘少奇去天津之前，公私兼顾，带王光美前往“省亲”，同时通过泰山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
这时轮到王光美的父亲出场了。
王光美的父亲名叫王治昌，祖籍天津，生于光绪年间的1876年。
王治昌自幼爱好读书，在日本学成回国后担任农商部代理总长。
1919年，王治昌以公使的身份参加了重要的巴黎和会，在英国停留时得知儿子在北京出生，遂起名王光英。
1921年，王治昌又以公使的身份参加了华盛顿九国会议，女儿出世，遂起名王光美。
从1912年到1927年，王治昌先后担任过农商司长、商标局局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是当时管理中国经济的重要人物之一。
1925年他的同学兼好友廖仲恺在广州遇刺身亡，王治昌随后很快退出政坛，闲居北京。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1年周恩来任命王光美父亲王治昌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1956年，王治昌因病去世。
当刘少奇以女婿的身份，携夫人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当然也同大舅哥王光英见面了。
王光英送给刘少奇一条围巾，详细介绍了天津工商界的基本情况。
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
王光英接着向刘少奇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
刘少奇听后，微笑着说，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应当怎么搞。
当刘少奇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共产”，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
刘少奇认真地听着，对王光英说，你回天津后要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
半个月之后，刘少奇到天津，在天津市的干部(主要是工会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对于资本家的继续存在，当时有的工人想不通，说，既然我们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
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说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
刘少奇此行，还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帮助他们消除疑虑。
4月21日，他来到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的情况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4月23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他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销往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他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的工厂在管理上的文明、先进。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头戏在5月2日。他邀请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周叔韬、宋斐卿等128位资本家座谈。这也是“天津讲活”的主体部分。
会上，资本家们表示，他们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
刘少奇听完他们的讲话，说工人和资本家是两个阶级，要从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一定要革命。但从新民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现在形势很好，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白己决定。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有了保障，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经济，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从原料到市场，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
这时，有资本家说，他怕听“资本家”称号，也怕呼“剥削”二字。刘少奇笑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可以，在没有找到别的适当的词之前，我只好依旧叫你们“资本家”。刘少奇侃侃而淡：剥削是个事实，哪怕是罪恶，也只好承认了。不过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苦闷彷徨,那是错误的。过去，你们一方面剥削别人，一方面又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剥削。这是剥削制度的罪恶，剥削是个社会现象。谁也不愿受剥削，剥削制度是很坏的,消灭剥削制度是大好事，但根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情况，不是要不要消灭剥削，而是能不能消灭剥削。消灭以后怎么办？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我们共产党人知道，资本主义一方面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剥削制度，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产业。它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既为它的剥削制度所需要，也为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需要。
资本主义产业发展了，无产阶级力量也会随之增强。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100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抹杀这个事实。骂是骂，而资产阶级这个功绩还是有的。从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说，是功大罪小。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年轻时期，还可以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要求工商界发挥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中国，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的机会，你们应该努力，不要错过机会。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之后，资本主义剥削是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和人民有利，恢复和发展生产，除国家之外，还有私人的；国营与私营之间，可能有竞争，但政府的方针是使国营和私营合作配合。既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要采取限制政策，以避免旧资本主义前途。公私兼顾是限制，劳资两利也是限制。
针对劳资紧张的问题，刘少奇说，你们资本家有身份，假如工人们骂你们一句，你们就认为丢了面子。但是工人们有没有身份呢？工人们也有身份，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比你们高一点。你们想一想，假如你们骂了工人，他们会不会也认为是丢了面子呢？现在，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你们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在谈到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资本家怎么办时，刘少奇指指宋斐卿先生说，你现在只办了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16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国家下命令，你就把厂子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行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16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总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总经理，因为你有功，国家再交8个厂子给你办，一共24个，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还要相应地给你高的地位。可是你得要办好呵！你干不干呢？宋斐卿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这么一讲，在座的资本家松了一口气。
刘少奇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老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工商业者打消了顾虑，企业关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
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前一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万人率先大游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心中的威望。这次讲话的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尽管讲话中某些言辞矫枉过正，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
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百政待举的大势下，毛泽东不仅没有求全责备，反而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当毛泽东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16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后，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
刘少奇结束天津之行回到北京后，很快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长邹大鹏看到了刘少奇的讲话，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比如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
当时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干部有权越级向党中央反映存在的紧急问题。于是，邹大鹏写信给刘少奇，反映东北存在的问题。
刘少奇接信后作出了迅速的反应。5月31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中，把他在天津发现的“左”倾错误———“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作了介绍。
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只是华北有，东北也有，批评东北局提出“消灭资本家”是“左”倾错误，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
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由毛泽东起草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兹将中 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风起于青萍之末。刘少奇辖天津讲话之威胁批评了高岗的东北局，成为高岗后来企图拱倒刘少奇，并取而代之的“梁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