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国初“一边倒”的因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一方面，战败的德意日或被军事占领或被美苏分割，英法等战胜国受到战争重创而没落，美国通过先操弄战争后被迫参战，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另一方面，苏联在反抗、反击和反攻德国的过程中扶植了东欧和外蒙等诸多由亲苏共产党主宰的政权，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
苏联在二战中的惨烈遭遇和惨重损失，让胜券在握的斯大林顺势筹谋，全球布局，尽可能将苏联周边国家变成与西方阵营对峙的“卫星国”或“缓冲国”，这样既可以杜绝苏联再受敌国直接打击，还可以随手把失去“缓冲国”作用的国家变为苏联对外博弈的“棋子国”。为此，苏联在二战末期开始联手美英，做局全球。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密会，主要由美苏商定了二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和各自的全球利益，最终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瓜分了二战胜利后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
根据该协定，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内向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美英此举既可以减少自身战损，加快结束战争，又可以诱使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去“复兴”被日本终结的帝俄时代的利益，从而具体限定苏联在中国领土上的具体利益，进而达成列强携手“名正言顺”地共同瓜分和分别保障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目的。
苏联出兵得胜的“酬劳”是：1、外蒙古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对1904年由于日本背信攻击(日俄战争)所受侵害的帝俄旧有权利，应予恢复如下：(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均须归还苏俄；(b)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同时恢复旅顺港口俄国海军基地的租借权；(c)中苏两国设立的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俄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3.千叶群岛让与苏联。
苏联红军战胜德国后如约出兵中国东北并打败关东军，如愿实现了上述全部权益，还与欧美共同瓜分、分割、分占了在朝鲜、越南等国的权益和利益，包括占领了38度线以北的朝鲜和日本的北方四岛，为日后与西方世界进行下一轮博弈奠定了基础。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来自50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代表们在中华民国、苏联、英国和美国四国代表于1944年8月-10月在美国顿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基础上进行讨论，结果于1945年6月26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当时波兰没有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但后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因而成为联合国51个创始会员国之一。就此，苏美英联手将二战后的全球布局通过成立“联合国”的方式确定下来。
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代表在苏联签字同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款之一是允许外蒙古在100年内经由“公投”途径确定是否独立。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的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成为苏联在亚洲的“缓冲国”之一。
1946年1月5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外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初，毛主席在西柏坡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后加入中国的问题，米高扬回答：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已经“一边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不面对现实，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与欧美联手割裂中国外蒙领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更改的事实。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为了切实履行与国民党政府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后不仅没有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反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试图让国共“划江而治”，借以保护其既得利益，试图扩大其现实利益。
通过卖国手段与苏联结盟之后，蒋介石政府排除了苏联援助中共的后顾之忧，签约后当日给延安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命令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当面探问毛主席的答复意见。
中共中央判断，这个电报不外出于两个目的：一、如果毛主席不敢去重庆，内战爆发的责任就可以嫁祸于共产党;如果毛主席去谈判就给共产党几个部长席位，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二、如果毛主席去和平谈判，可以用和谈掩盖调兵遣将，争取全面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
8月16日，毛主席电复蒋介石：“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鄙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日，毛主席派人面见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一封电报，再次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定大计”。
8月22日，毛主席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同志前来进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周励武、罗伯伦这几天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意向，得到的所有消息，都是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二人给重庆发去密报：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
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而是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
8月23日，毛主席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毛主席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主席决定亲自出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他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周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这表明毛主席已经充分考虑到此行的危险。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介石假戏真唱，锣鼓喧天，三封邀请电报在广播电台反复播发，各报纷纷转载，一时间，蒋介石的和谈“诚”意传遍中外，美国、苏联呼吁中国和平，国内的中间派也心思大动，各界纷纷劝说毛泽东成行，把谈判的皮球踢到了延安。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说：“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判断形势：“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又分析了第二种可能：“如果国民党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到达重庆。
重庆的蒋介石料定毛泽东不敢来，根本没准备任何方案。中共代表团却拿出早已拟就的整套方案，于是，蒋介石提议的国共和谈不得不按毛主席的方案推演。
造成蒋介石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发回的毛泽东不会来重庆那封电报。蒋介石接到密电，以为得到共产党的内部情报，断定毛泽东不来。殊不知，中共情报部门已经暗中得到了国民党联络参谋的密码本。毛主席得知蒋介石已经上当，果断决策，搞得蒋介石措手不及。
中共情报部门搞到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密码本的细故如下：
从1938年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就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派驻了三个联络参谋，其中，陈宏谟比较老实，见共产党真心抗战，还给部队送了20挺机枪，后来被国民党撤回；李克定是职业特务，试图收买一位译电员，被驱逐回去；周励武本是中共叛徒，路经延安还发展一个被服厂的工人去西安，发出的密信被我方查获。
1939年冬天，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不许这三人再去部队，于是，这三个联络参谋就长期留在了延安，住在边区政府的交际处。他们是国民党在延安公开的情报官。
1943年，又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骑着毛驴来到延安，这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驻一二○师联络参谋郭仲容。级别最高的少将徐佛观是陈诚的密友，不时痛骂贪污，摆出进步分子的架式。郭仲容是罗瑞卿的中学同学，开口就能大段背诵中共文章，显出不凡的政治知识。两个联络参谋在延安得到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时常接见宴请，他们也认真研读中共整风文件，时常向重庆报告延安动态。出入延安，就是国民党特务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徐佛观回重庆述职时，总是被特意请到军统讲课。
1943年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边区战事一触即发。徐佛观、郭仲容害怕成为人质，坚决要求调回，而叶剑英参谋长却极力挽留。1944年5月，军令部才派周励武和罗伯伦来接替。
两个联络参谋经常偷偷发报。他们使用的密码极其独特，而且外出总把密码本随身携带，怎么办?
驻扎延安，对于过惯享乐日子的两个联络参谋是个苦差使。可是近来，这日子慢慢有所改变。伙食越来越好，粗粮细做，还不时有肉。服务员每天打扫房间，还帮助晒被褥。更有兴味的是，延安的舞会也来邀请他们参加。两个联络参谋不禁自嘲：看来共产党真的把自己当友军看待了?两个联络参谋心情逐渐放松，出去跳舞，兜里还揣着厚厚的密码本和硬硬的钥匙，有些不雅。
很快，细心的服务员发现，出门跳舞看戏的联络参谋，衣兜瘪了，原来他们出门前总是把密码本锁在箱子里。招待科指导员杨黄霖布置，再找钥匙。
服务员在晒被子时发现，这两人外出时总把钥匙压在褥子下面。杨黄霖又练习开锁技巧。
为了调走两个联络参谋，交际处特意邀请两人去郊外的山川游玩。联络参谋一出门，边保侦察员立刻进屋，杨黄霖利索地打开铜锁，从箱子里找出密码本。
此时的延安，不要说没有复印机，连照相器材都缺。厚厚的密码只得用笔抄。反正沿途都有秘哨，一站站像烽火台一样把联络参谋的行止通报交际处。杨黄霖布置招待员小心侍候，回家越晚越好，两个参谋来到这风景秀丽的去处，身边还有装满吃喝的担子侍候，未免流连忘返。
就是这样还抄不完，又得在联络参谋回来之前恢复原貌。好在有高级领导配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出面，邀请他们赴宴看戏，两个联络参谋高高兴兴打牙祭去了。
这边立刻开锁，誊抄，可密码太长，一次抄不完，到时要恢复原状，下次再抄。这样搞了3次，终于抄到了全部密码。
从此，延安就掌握了国民党联络参谋向重庆通报的全部秘密情报，做到了知己知彼。
蒋介石本想唱一出和谈假戏，哪想到被国民党自己的两个职业特务给卖了，让蒋介石演成了一个又蠢又丑的角色。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速记员的沈安娜，又逐日把国民党密商谈判策略的情报秘密通报中共代表团。于是，周恩来看透了对手底牌，完全掌握了国共谈判的主动权。毛主席赞道：“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嘛!”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第二天，毛泽东安全地离开重庆，飞返延安。
很快，蒋介石在美英等国政府和银行财团的大力援助和支持下，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统一全中国。
据载，自北洋军阀分裂后中国开始军阀混战，西方一些银行财团给各派军阀贷款卖军火，在中国各地换取各种权益。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领导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西方银行财团毫不犹豫的策动各国军队直接干涉北伐，制造了南京惨案，直到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外国债主承诺，我的政府可以继承北洋军阀以来所有外债，这才让西方财团放弃他们各自扶植和支持的军阀，转而全力支持蒋介石收服各路军阀，独裁中国，达到长久盘剥、压榨和奴役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目的。
据非正式和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33年，蒋介石政府对有确实担保的外债，清偿本息达二亿四千九百余万银元，截止至1934年6月，已承认并归入整理的达十亿五千万银元。
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蒋家王朝，一面对外大肆举债，损公肥私，中饱私囊，贪腐无度，一面用国家权益和全民利益来抵偿，到1949年借债额共达三十亿银元之巨。这些债务本金加上利滚利，中国人民是永远还不完的。遇上蒋介石这样一个冤大头，西方列强和西方银行家们能不千方百计加以扶住？当然也不得不给予全力支持，否则，他们的天价贷款本息和所有既得权益就会统统打水漂儿了。
历史表明，西方银行家集团对中国的掠夺，从清朝就开始了，在频频暴力劫掠之余，个别国家偶尔做些善事，退还一点赔款，借以用“伟大义举”感化某些中国民众。
美国的“庚子赔款”显然受到了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启迪。瓦德西在给西方各国首脑的信中明确指出：义和团运动已经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会屈服于外来势力的民族，反抗不会停止，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精力来控制这个国家，因此他建议采取以中国代理人来统治和掠夺中国的手段。于是，美国人投资建造了清华大学，美其名曰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规定该大学每年必须向美国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蒋介石治下的庞大美英买办势力以及美英在中国积攒的巨大权益，都充分验证了詹姆士的远见卓识。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让广大中国人民庆幸的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陕北的山沟沟里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精英，启迪了越来越广的中国普罗大众，团结了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通过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和前赴后继的伟大斗争，尤其是经过波澜壮阔、威武雄壮、战无不胜的三年解放战争，彻底打倒了长期主宰中国社会的内外反动统治者，彻底推翻了长期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有了重新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机遇。
早在1936年深秋，毛主席在保安的窑洞里同美国记者斯诺探讨“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时，已经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与友好国家交往的愿望和基本主张。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根据世界局势的变化，在政治策略上，提出了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他认为日本的侵略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是这些国家的共同敌人，因而能够组成一个包括不同类型的国家，即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中国共产党对这些友好国家都采取欢迎的态度。他特别强调，英、美等国如能对中国抗日力量提供切实的援助并对日本进行封锁，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情谊。同时，毛主席在谈话中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主张，他说，如果中国取得真正独立和民主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人民政府对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就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但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则“一概不予承认。”
经毛主席修改审定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有“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的条款。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曾多次向美国官方人士表示，欢迎美国政府派代表访问延安和敌后解放区，希望他们通过实地考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
经过许多周折，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作为美国官方代表第一次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由周恩来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把这次访问作为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始，强调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我们一方面应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一方面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决不是惧外。”还在发展对外经济合作方面规定：“在双方有利的原则下，我们欢迎外国投资与技术合作。”
这时，毛主席对发展同美国的交往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在修改《解放日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时，热情地加上了“战友们”的亲密称呼，并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此后两三年，每逢美国独立日，《解放日报》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论，讴歌美国人民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
毛主席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不仅表达了在抗击日寇时将与美军积极合作的愿望，而且更多地涉及战后中国的形势和美国应采取的对华政策问题。他明确表示：中美利益是相互联系的，有共同的地方，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政治上、经济上合作共事。他深刻估计了战后国民党政策走向，指明战后中国存在着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极大危险性，希望美国不要片面援助和支持一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仅可与当年北洋政府并论的国民党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政策，促进国民党内部的改革，避免内战。他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后指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各方面来说，都将是有益的；与国民党比较而言，共产党是更容易合作的。他在谈话中还表达了发展中美经济合作的愿望，指出通过外国资本的援助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些都体现了共产党人愿意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善良愿望。
当时，美军观察组成员根据广泛的实地考察，向美国国务院写了大量报告，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实际情况，断定未来中国的命运将掌握在受到人民广泛而积极支持的共产党人手里，建议美国政府“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国民党政权。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等因此在美国50年代麦卡锡主义反共浪潮猖獗期间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
为了和美国进行沟通，中共对所有美国记者、美军人员都给予极高的礼遇。当时有一批美国人，他们大都在中国出生或成长，对中国了解极深，汉语流利，被称为老中国通（Old China Hands）。其中，著名的有埃德加斯诺、拉铁摩尔、费正清、白修德（西奥多怀特）等人。其中，白修德最初崇拜蒋介石，经过花园口决堤，对蒋介石彻底绝望。这一批人在美国曾经积极为中共与美国交往而奔走呼号。
在美国政坛和军方高层人士中也有不同程度对中共怀有好感的人士，如抗战期间曾任中国战区盟军司令的史迪威、调停国共内战的赫尔利等。但是，众多美国有识之士毕竟不能代表西方利益集团，面对美蒋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只能徒呼奈何。
1949年初，毛主席关于外交“三大決策”的前两项——“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开始确立。
1949年1月19日，毛主席在审阅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時加写的一段話中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与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們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們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我們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時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南京之后, 共产党很快派黄华等与滞留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也没有拒绝司徒雷登的调停请求。司徒雷登试图空手套白狼，即一边和美国国务院说，只要给一定的援助，中共就会倒向美国，一边对中共说，只要倒向美国就有援助。中共虽然没有立刻答应，但也乐观其沟通。
由于美国要求维持美英等国在华既得利益，与毛主席确定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外交政策（即不承认蒋介石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所有协议，包括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违背，结果谈判陷入僵局。
中共邀请创建了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借燕京大学校庆之机到北京详谈，但美国政府却命令司徒雷登归国。于是，毛主席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发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策略一时落空。
194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让斯大林强烈感到，首先“收编”中共，在壮大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同时，不但可以更有力地保卫苏联，而且使得苏联有伺机操弄的空间，假他人之手直接打击世界资本主义阵营，故而决定给予中共全面支持，使得刘少奇这次访问大获成功，几乎答应了刘少奇提出的一切要求，即：1、新的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政府立即承认；2、苏联向新中国提供贷款、派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开展中苏贸易；3、斯大林答应中方的请求，租用苏联航空公司45架里-2型运输机，帮中共将部队从兰州运到乌鲁木齐，使其能够及时进军新疆。4、从1949年到1950年共从苏联进口各种飞机775架和大批各式武器装备，并答应帮助中国创建海军和空军。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6月之后开始采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
斯大林除了答允给刘少奇上述甜头儿之外，还借机将高岗也“出卖”给刘少奇了，借以试探毛泽东的虚实。
斯大林“出卖”高岗的原委简述如下：1948年5月中旬，斯大林找科瓦廖夫谈话，让他看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请求苏共中央派一个专家小组到中国帮助解决经济问题，恢复已解放城市的铁路运输。于是，科瓦廖夫领导苏联专家小组于6月初赴华，实际上成为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联系的特使。
根据斯大林指示，凡有关中国问题，包括毛泽东的任何极小要求，科瓦廖夫都必须及时单独向斯大林报告。
1948年12月，科瓦廖夫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了他在中国的工作，随即于1949年1月陪同米高扬回到中国，去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会谈。此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向斯大林报告中共领导层以及整个国家的所有情报。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毛主席进城前暂住香山的双清别墅。科瓦廖夫的住处距离双清别墅只有八百米左右，几乎天天能见到毛主席。
刘少奇于1949年6月率团秘密访苏，也由科瓦廖夫陪同。
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高岗等应邀出席一次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高岗在会上发言不当后被斯大林称呼为“张作霖同志”，变相批评高岗在东北搞独立王国。会后，科瓦廖夫陪刘少奇和高岗同车返回驻地的路上，他发现刘少奇非常生气地严厉批评高岗，高岗则据理力争。很快，高岗单独提前回国，代表团无人送行。
在与刘少奇随后的会谈中，斯大林表示:“我那天对高批评得太重了，你也是，我们都没有什么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毛同志。”
科瓦廖夫见高岗明摆着亲苏，恨不得跟斯大林推心置腹，却被斯大林轻松“出卖”了，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毛主席棋高一着，接了斯大林的“高招”后，摆出彻底“一边倒”的姿态，明知高岗与苏联的关系异乎寻常，不仅让高岗仍旧主掌东北，而且提拔高岗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最年轻的一位，在最高决策层安排了能够让苏联知心的联系人，很快让年富力强、仕途看好、对苏亲近的高岗在“一边倒”初期人尽其才了。
综上可见，美国决策者当时采行“扶蒋反共”政策，完全基于西方帝国主义维护其在中国的既得权益和反共意识形态，最终必然选择继续与新中国为敌的错误道路。同样，斯大林对刘少奇有求必应，摆出全面接纳新中国的架势，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基于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意识形态霸主心理的必然结果。
最关键的是，无论美英，还是苏联，都还没有切实领教到毛主席、周总理等新中国领导人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厉害。
当美国在千方百计谋划着让新中国签订城下之盟，赔偿其全部损失，恢复其旧有权益时；当苏联在谋划怎样维护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进而最大化其全球利益时，毛主席、周总理等谋划的是怎样巩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华民族的现实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不管怎样，在新中国内外博弈的第一轮，以毛主席为最英明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二战后错综复杂的世界大变局中成功地打出了新中国，正伺机博弈下一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