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顾海良的“创新”

驳顾海良的“创新”高论

朱立平

 

       据报道，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了第28次集体学习，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教授主讲。

       2016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顾教授的文章《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联系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后的报道，此文想必是他在政治局讲解内容的精华。

       顾教授的狭窄视野、思维定势、理论惯性、认知偏差，在其高论中俯拾皆是，不驳不足以明其害。

 

1. < >主义，在马克思著书立说的时代多如牛毛。看到自己的理论“被马克思主义”的乱象，马克思曾郑重申明，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感于形形色色的人们肆意定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 ：‘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现在，主义通常代表理念或有完整体系的思想和信念，以及实现不同目标的不同方法。所以，马克思主义，应该是马恩阐释的全部思想和信念，以及实现不同目标的不同方法。

   “政治经济学”一词，据载由法国人蒙克来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但“政治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社会很快被“经济学”边缘化和冷却了。

   令“政治经济学”“热”向东方的引子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恩格斯在该书“概论”中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已经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大体上就是这样。”

   恩格斯这两段话披露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划分和阐释实际上始于杜林的“杰作”，恩格斯只是针对性地予以批驳而已。

   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列宁通过分类阐述马恩理论，擎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从马恩理论中汲取了精神动能和信念力量，为在俄国突破皇权与神权的腐朽没落统治提供了足以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世俗信念相抗衡的共产主义信念；另一方面，在推崇和推广马恩理论的同时，列宁首开了分割“马克思主义”三部分之先河。

   前苏联建政之后，理应全面、系统和开放地研究马恩的全部理论及其影响和列宁的全部理论及其实践，服务于建构一整套与时俱进地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不断互动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令人遗憾的是，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大体上沿着列宁的思路，骨子里却接续和实现了杜林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全面变革”，投机取巧地、主观地和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分别裁剪成《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下册）在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普及，主宰了包括新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政治经济学”。

   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信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理论。

   问题是：在前苏联和新中国，整个社会在形式上一直在“学习、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却口是心非地学习和使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结果一直起着弱化共产主义信念的作用。共产主义信念，因为“马克思主义”被人为分割成“三部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革命成功后登堂升帐，变得“想你时远在天边”。

   就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坐大的“香火”兴旺过程与共产主义信念逐渐弱化的败亡阶段重叠起来。期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喧宾夺主”，被误当成社会主流价值观来研习着、布道着、膜拜着，同时，共产主义信念经由教条化和宗教化而被虚位化和妖魔化，代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过。结果，共产主义信念在前苏联社会里逐渐弱化的同时，各种非共产主义价值观陆续泛滥，终致共产主义主流世界观在前苏联冰雪消融，前苏共泥牛入海，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大业彻底泯灭在历史的垃圾堆里。

   尽管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早早就与前苏共修正主义当局决裂，但却没有深挖前苏联孕育出修正主义的理论弊端和信念缺失，一直无由与前苏联首创的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所以在“前三十年”里一直受骗上当，深受其害，不明其故。

   前苏联首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前苏东被推下“圣坛”而烟消云散，但在新中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的大旗罩着，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历史作用从未得到认真反思。

   顾教授的”创新“高论，无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来历、底细和历史危害，抱残守缺，不思进取，根本就是理论上“老年痴呆”的胡言乱语。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害处

          顾教授的“高论”，尽围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打转，先提恩格斯怎么赞同说，再提列宁怎么感同，最后把习近平拉上来”垫背“，再回头点缀些邓小平怎样说、如何做，完全把毛泽东思想当成了“雾霾”，仿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三部曲，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方法论的功劳，与毛泽东思想没有任何干系。

          顾教授既不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更不了解其他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所以事实上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作用捧到了宗教般的程度，与犹太教徒看待上帝、基督教徒看待耶稣、穆斯林教徒看待穆罕默德已经没有本质区别，自说自话、自作主张地把前苏联“马列权威”裁剪的“马克思主义”当成了中国人民的“老祖宗”。

          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是：1、王朝周期兴亡；2、社会不患寡、患不均；3、强大外部势力直接插手越多、力度越大，王朝周期兴亡的周期便越短。影响较大的例子有：太平天国、改革期的大清、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取代中国国民党，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王朝周期兴亡的必然结果，马列主义的作用是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一些具体帮助，一种更加高远的社会信念和非常现实的榜样力量，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成功。

          然而，在前苏联和新中国分别建政后，第二代主政者们不约而同地开始卖力“抬高“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把本土的制胜法宝“挤到“马克思主义之后，变成可有可无的点缀。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发表之时，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泛滥之初始。毛泽东发现，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新中国，已经被”一线”领导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篡夺”了，于是，用“加权马、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革，领导广大工农商学兵打到了官僚集团。

          文革十年用巨大的社会代价培育了一代觉醒了的中国民众，包括如今主政的一代精英，打断了王朝周期兴亡在新中国演进的传统“步调“，否则，任由刘邓一直”一线“主政，中国走的就是解放前国民党的老路，就是前苏联的覆辙。

   因为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的内部团结和对外强势，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周边屡次策动战争，均“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好改变策略，先千方百计联手中国，包括助力邓小平的“改开”，一边图利，一边做掉前苏联，再回头从容对付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没有十年文革的“耽搁”，先倒下的就是新中国，而非前苏联。

          前苏联的土崩瓦解和新中国的历史曲折，都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成事有限，败事有余。

     追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作用，其最严重的弊端是:

   1. 理论与理论脱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马恩理论的一部分，马恩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之一，本应成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部分。

      前苏联的“马列权威”不仅没有努力建构和完善开放的和能够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而后退一大步，将马列理论割裂成一块块，并封闭成一条条，摆上“圣坛”，令人们照学、照抄、照搬、照用。经过“马列权威”割裂和裁剪了的“马克思主义”，内部三部分内容之间实质是脱钩的，外部与其它理论之间是完全脱钩的，结果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事实上变成了一段段“死理儿”，窒息了马列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头活水的活性。

   2. < >社会主义实践是全面的，渴求全面的社会主义理论来引导。＂马克思主义＂应该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应是涵盖含混不清的“理论大筐”。用内容狭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实践，只能产生两个都有害的后果，要么理论脱离实践，无法有效促进实践的顺畅发展，要么理论捆绑实践，致使理论窄化和固化的缺失不断累进地、放大地贻害社会实践。

       

      与社会主义实践互动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某某人的主义，或思想，或理论。这一认知应该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常识。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是不同领袖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基于实际和引领实践的理论成果，即便存在一些理论上的渊源和思想上的承继，也不能抹去各自的独立性、特殊性和完整性。马克思主义是对前人理论的扬弃，但不能因此说马克思主义是对某某前人理论的发展。

      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成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并不能因此将毛泽东思想笼统地划到马克思主义的帐上，更不能将其归结为“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或者说“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不能模棱两可地变相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

      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打实地把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理论“加权”在一起，看似“学习、应用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但实践起来与当年的王明并无二致，都造成了实践中的灾难性局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照搬照用马列理论的“理论创新”同样不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而是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发展偏离了正轨。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样，都应该成为弘扬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理论源泉、精神力量和信念基础，都必须有机地吸纳进与社会主义实践互动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但是，不能误把上述任何一个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主客观历史局限性的理论创新及其具体实践单挑出来，裁剪和制作成一面理论旗帜或几面旗帜，否则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人为混乱和现实困扰。要与时俱进发展的应该是能够与实践互动的理论体系，而不应是以某个领袖为名的理论，也不应动辄显摆一长串主义、思想、理论充门面，权作理论创新无作为的“皇帝新衣”。

      这就是我不再续写“习近平主义“一文的原因。

      3、 理论与信念脱节。

      马恩理论的恒久精华和不竭伟力主要源自唯物辩证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唯物辩证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应该是推动和牵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精彩、最崇高、最感人的核心力量，本应成为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华美的篇章，但却被“马列权威”裁剪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生生地“禁闭”在干瘪的“基本原理”中，令人难以从“基本原理”感受到令人信服的精神动能，难以恒久地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武装头脑，难以在日常生活践行以集体主义为基核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难以通过大力塑造共产主义世界观来不断提升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互动水平和良性拓展，反倒因为“学习、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促成的各种失误与挫折，给各种敌对势力妖魔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难以辩驳的口实和证据”。

      一言以蔽之，马列主义在前苏东之所以没有持续发挥强大正能量作用，反而连带马列主义本尊和原共产党组织统统被丢进历史垃圾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难辞其咎。

       

      1. < >实践的确是理论创新的土壤，是理论创新不断开花结果和不断收获的广阔天地。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上的创新出偏，显然背离了一切从实践出发的正确轨道，像王明那样走捷径，直接从马列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抽取内容，加以拼接，用以指导实践，客观结果与王明的错误并无二致。

          

         改开是以“全否文革”和“三七开”毛泽东起始的。

         邓小平主政后，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很快终止＂两个凡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而用＂不争论＂废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武功”，基本摆脱了积重难反、积习难改、积弊甚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纠缠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得以砥砺前行。 邓小平理论的成功经验和历史功绩在于:实事求是，目标实际，注重发展，有错必改，摸索前进，成效显著。

         改开的历史没有远去。与＂初级阶段三十年＂一样，＂特色阶段三十年＂也是波折不断，在经济建设大发展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困境，经由社会实践中经济领域杂草与庄稼竞相生长，政治领域生态严重恶化，文化领域一片混乱不堪，主流社会价值观几近崩解，社会状况一度发展到＂反腐亡党，不反腐忘国＂的窘境，逐渐凸显出来。

         民心思大变，社会需大治，人类要发展。伟大的人类社会发展事业，呼唤伟大的人民领袖、伟大的创新理论和伟大的社会实践。这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履新之后运筹帷幄，宏图徐展，振奋人心，重聚民意，举世皆赞的历史必然性。

         坦率地讲，“马列教条”的死灰复燃，让习总书记也落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圈套，表明新一届党中央也有理论困境。

         理论创新，树立理论的灵魂最重要。没有灵魂的社会理论终归是一些死理儿。

         社会集体主义，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和与时俱进的灵魂；社会集体主义，是牢固树立和具体实践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信念抓手”，是连接现实社会和理想社会的坦途。因此，社会集体主义应当成为新中国新时代理论创新的灵魂，树立信念的灵魂，社会实践的灵魂。

         新中国践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和“特色阶段”已经过去，一个以鲜明的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为基础，以集体主义为灵魂和主渠道的崭新发展阶段应该开始。与崭新的社会集体主义实践相适应，理论创新的任务非常明确，那就是建构“社会集体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另当别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