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义（续26）：点评前人理论

点评：马恩列斯毛等的理论

习近平主义（续26）

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依据一定的社会理念。一定社会理念的系统化，即为理论。

理论创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需要，理论创造的成效确定理论社会价值的大小。

金权势力初兴和初登人类历史舞台，“第一桶金“的原罪是众所周知的，仅从英国的《雾都孤儿》和丹麦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可见一斑。否则，马恩的理论创造没必要。

一、马恩理论

马恩要推翻那“原罪“恶果累累的社会，便在前人理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创新。

马恩理论的合理内核是：

1、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所以，人类社会是世俗社会，宗教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世俗理论，容易在世俗社会中引发共鸣。

中国是世俗社会，俄国是宗教势力相对弱的准世俗社会，这是马克思倡导的革命在中、俄两国引发的社会共鸣足够大、足够力、足够强，所以才分别取胜，与生产力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与所谓的”大工业“没有必然联系，与无产阶级的人数更没有必然联系。

2、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人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所以，马恩理论中的人是抽象的”三种经济人“，即无产者、小业主和资本家。这种抽象，凸显了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功用和社会意义，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不是全面发展的人，只是作为资本的工具而存在和繁衍的人力工具。

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到今天，马恩关于”人的异化“或”非人化“仍然具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3、劳动者（主要是无产者）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带来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结论是，仰仗私有制而实现的剩余价值是剥削，是不合理的，是一切社会不公的源泉，所以，马恩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而且越来越明确地证明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定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大多数人因而愈益相对贫穷、甚或绝对贫穷，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社会不公永难根除。

穷则思变。当两极分化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社会族群分裂到病入膏肓的程度，大变革的时代便到来了。所以，马恩理论给穷则思变的人们指出了“阶级斗争，造反有理”一途。

马恩理论的严重缺失是：

1、忽视了群体和个体的差别。

资本家，作为群体，投资的动机和目的，就是赚取剩余价值，借以实现其自身发展和社会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群体，赚取剩余价值是确定不移的。马恩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显然针对资本家群体。

然而，作为个体，很少有资本家能够完全摆脱所有“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辖制。

作为个体，资本家是动态的；作为个体，资本家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劳动者；作为个体，资本家获取的投资回报，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其投资风险的报酬，而非来自剥削某些人而得来的剩余价值。

存在，不一定合理合法，但是，一个社会一个时期的某些存在，总是有原因的。美国社会为什么特别强调“个体自由“、“个人隐私”和“个人价值“等？

一言以答之，在一个“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社会，通过个别先知先觉者挑动多数人抱团暴动来达成社会主义革命，在美国是很难孕生的。

2、马恩自己“形而上“而不自知。

马恩划分了广为人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武断地界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就字面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应该是对应关系，而是共存于一个结构之中的同等从属关系。基础不牢，整个结构即使构建，也是”烂尾楼“，同样，上层不牢，基础再好，整个结构也同样是”烂尾楼”，而且是代价更大、也更为棘手的“烂尾楼”。

                就理论内涵看，在同一个社会架构里，不论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二者分别是社会发展不同层面的内容，在社会发展中起着不同作用。与经济基础相比，一个社会出自”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对社会实际发展显然发挥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如前苏联的崩解和新中国的文革和改开。

                马恩武断地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只能被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之谬，本身就是马恩第一大教条。

                同样，马恩划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武断地规定：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只能反作用于前者。其谬误与划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理，可谓马恩并列第一大教条。

                受主客观条件限制，马恩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是含混和笼统的。

在当代社会，马恩所谓“生产关系”中的许多内容，不仅是形成具体生产力的重要社会条件，而且往往直接就是生产力中不可分割的内容，例如，一个四人一组的生产单元的生产力，不是每个人生产力的简单相加，其中还蕴含着四人的集体合力。

更发人深省的是，生产力水平的大发展，在社会发展现实中，并没有一定正向促进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前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曾经的两霸之一倒退为世界二、三流国家，就是一个突出例证。

3、马恩理论的局限性。

马恩理论是基于前人各种理论的理论新创，通过刻意抽象，展现了强烈的目的性、指向性强、煽动性，很容易在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引发砸碎旧秩序的破坏性。这是欧洲当年革命此起彼伏的原因之一。

马恩理论是一面“破”的革命大旗，但其并未如设想那般在西欧主要国家同时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已经说明了马恩理论在幅员相对小的西欧各国”破“力有限、”立“劲微弱。

俄国革命成功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中国革命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马恩理论主要是一杆”剥削有罪，造反有理“的大旗。

遗憾的是，前苏联和新中国陆续建政后，先后照搬起马恩理论来，列宁主义僵化了，毛泽东思想“靠边站“了，例如，新中国，跟在前苏联屁股后面，照抄马恩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长期铺天盖地，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课堂上了无踪迹。结果，前苏联和新中国先后”变修”，一个烟消云散，一个腐败腐烂。

二、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是“破”字当头，先破后立，其名著《国家与革命》就是琢磨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再通过输出革命来实现拓展，最终向国家消亡的大同世界方向努力。据说，列宁有将远东归还中国一说，与他的“国家消亡说”蛮贴边的。

列宁逝世，斯大林不偏不倚，其主持编写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照搬马恩的《资本论》，（下册）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前苏东奉这两大本教条如圭臬，直至消失在历史的尘灰中。

十月革命成果的得而复失表明，伟大的社会理论是与伟大社会的事业相匹配的。没有伟大的理论创新跟进，再伟大的社会事业也不会有好结果，甚或事与愿违。

三、毛泽东思想。

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思想诞生，49年前的毛主席成为公认的伟人。

古今中外，事实证明，伟人是通过理论新创引领实践成功而诞生的。

新中国建国后，理政上，毛主席退到二线了，借机写了《论十大关系》，很快被天灾人祸给埋没了，结果，毛泽东不在其位也承其过，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靠边站了。

到文革前，毛泽东要把刘邓走资问题，连同封建王朝周期律问题和人民当家作主问题一并解决，故新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引领文革实践。

呜呼！“无产阶级”主要来自马恩，“专政”主要来自列宁，“继续革命”的结果，毛主席人亡政息，”三七“盖棺。

何故？自己人折腾自己人，自己人在自己人建政和主政的社会里大玩“先破后立”。这是败家玩法，这是邓小平全否文革的底气，这是文革不提则已、提则伤人和气的原因。

显然，“继续革命”不是理论创新，而是方法守旧，自然自食其果。

全否文革是不对的，应为“倒三七开”，符合辩证法，同毛主席的“三七开”对应。

三、邓小平理论等。

                如果硬说邓小平有理论，那也是南辕北辙的理论，指东打西的理论，言行不一的理论，不计后果的理论，不通历史的理论，不计未来的理论。

                如果邓小平有理论，没必要“黑猫白猫”，没必要见石头就摸，没必要找河去过。既然号称“总设计师”，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设计条条高速路?为什么不设计跨江跨海的大桥？为什么不涉及社会主义大厦？小康，那是小家子的勾当，那怎能是新中国的一个大目标。

                我倒是赞成邓小平的一个口号：发展就是硬道理。

                如果江泽民仨代表和胡锦涛不折腾没有发展到习近平履新前的地步，习近平哪能有大显身手的境遇啊。

                习近平在农村老实待过，知道地里一片绿油油的，也看到了与庄稼一同疯长起来的野草，除掉野草，侍弄庄稼，丰收有望，留好种子，来年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