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义在新中国新阶段发端的历史必然性（续17）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下）

为祸阶段

儿皇帝，好操弄，中外同理。

1662年，顺治去世，儿皇帝康熙继位，由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把持朝政。

如前文所述，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深受信任，有力促进了天主教（耶稣派）的迅速发展。这时，基督教其它教派（如多明哥派和方济各派）也竞相到中国发展。

1664年，天主教诸派住院共38所，来华传教士累计82人，全国的天主教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同年，杨光先发起第二次“教难”，各省传教士被拘押到广州，其中耶稣派19人、多明哥派3人、方济各派1人。前此，这些传教士曾经开会讨论过传教问题，谋求妥协与统一。最后通过决议共42条，其中一条是遵守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命令。与会的传教士大都签字同意，只有多明哥派的一名传教士闵明我不同意，回到欧洲，攻击耶稣派。

多明哥派是靠在法国镇压异端教派兴起的，以扑灭宗教异端为己任，自称“主的看护犬”，成员注重讲道与神学，个个能言善辩。

1665年，穆斯林布衣杨光先发表《辟缪论》，批评汤若望历法不准，在顺治朝倍受压抑的朝野反天主教势力趁势而驳罗马天主教的种种荒谬。鳌拜本人虽然欣赏汤若望的能力，但鉴于朝中不满汉人及外邦人参议朝政势盛，支持杨光先，汤若望等被收押狱中，各地传教士被集中到北京接受审讯，拆毁全国教堂。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但在最后审判关头，北京发生强级地震，孝庄太后亲自干预，使得汤若望及相关人员获得释放，但仍有五名中国官员被处死，一些传教士被驱逐出境。不久，汤若望因病去世。杨光先就任钦天监监正。

1669年（康熙八年），年事稍长的康熙帝成功地擒拿和囚禁鳌拜，从辅政大臣手中夺回了权力，并借汤若望教案的平反肃清鳌拜集团的残余势力，以儆效尤。同年9月5日，康熙颁旨：“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杨光先被判处死刑，康熙念其老迈体衰，恩准其还乡。

康熙与罗马天主教的蜜月期开始。

1688年，来自法国天主教多明哥派传教士白晋和洪若翰等为康熙治好了疟疾。康熙为了感谢他们，便把坐落在皇城内的原辅政的住宅赐给他们修建了天主教北教堂，成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据点，形成了“法国北京传教团”，并后来居上地取代了耶稣派传教士的地位。

1689年，康熙与俄罗斯准备划订疆界，商议尼布楚条约，派精于拉丁文的传教士负责代表中方与俄人沟通，这条条约最终亦是以拉丁文签订。来自沙俄的东正教也日益活跃起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哥萨克人俘虏及自愿归顺大清的俄人来北京定居，经康熙批准在北京东直门内建立了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尼古拉教堂，亦即俄罗斯北馆），成为后来俄罗斯来使和传教士的驻地。

康熙有时亲访天主教堂，曾亲自为天主教南堂撰写碑文和亲题“敬天”匾额给该堂高悬。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达容教令：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康熙不仅下达容教令，而且以身作则研习基督教，并心得甚多，从其下述诗作可见一斑。

《基督死》

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慘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诗三首

(1)

森森万象眼轮中，须知由来造化功。

体一无终而无始，位三非寂亦非空。

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凭圣子通。

除却异端无忌惮，真儒偌个不钦崇。

(2)

妙道玄玄何处寻，在兹帝监意森森。

群生蒙昧迷歧径，世教衰微启福音。

自古昭昭临下士，由来赫赫显人心。

而今基督恩光照，我也淒凄泪满襟。

(3)《赞词》

立天地之主宰，造人物之根宗。

推之于前无始，引之于后无终。

弥六合兮无间，造庶类兮靡同。

本无形之可拟，乃降生之遗容。

宣仁爱以博化，理微妙而难穷。

得到康熙皇帝的青睐，罗马天主教的发展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很快带动了罗马天主教的飞跃性发展，全国天主教徒人数超过从康熙初年的20多万猛增至30多万，教堂从150多座增至300多座，北京地区的各派传教士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530人猛增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的633人，中国基督徒遍布京畿、中原和东南沿海十多省份，北京城仅女性教徒就有800多人，一个崇明岛就有3000中国基督徒。

康熙关于罗马天主教的言行，让传教士们欢欣鼓舞，在发给罗马教廷的报告中表示，中国的康斯坦丁大帝即将诞生。

徒多便势重，势重便生事。基督教在古罗马共和国喧宾夺主的历史开始在中国重演，序幕为“礼仪之争”。

如前述及，教化中国朝野上下是罗马天主教耶稣派的功劳，他们为了达到立足传教的目的，基本上一直延续着“利玛窦规矩”，对中国传统习俗抱持宽容态度。

但后来在福建生根开花的方济各派传教士们对耶稣派传教士的容忍中国教徒们祭孔祭祖的传统做法十分不满，所以他们联合多明哥派反对耶稣派的传教方式。双方矛盾无法化解，上交至罗马教廷。罗马教廷根据多明哥派一面之辞作出了对耶稣派不利的决定，被称为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第一号文件。

耶稣派传教士也不停地奔走呼号，还派传教士卫匡国专程赴罗马进行申辩。他解释说，中国人的祭祀只是一种社会性的礼节，而不是宗教迷信，如果举措失当，后果严重。于是，教皇又做出对耶稣派有利的第二号文件，并且发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指示：“不要试图去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些并不公开地反对宗教和良善的道德。还有比把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到中国去更傻的事情吗？不是要出口这些欧洲国家，而是要出口这信仰。这信仰并不和任何种族的礼仪习俗相矛盾冲突。”

方济各派和多明哥派不服输，派传教士回到欧洲，继续向罗马教廷告状，并且出版了《中国的传统历史、政治与宗教》，书中判 定中国的传统礼仪为宗教异端。此言论迅速得到遵从方济各派和多明哥派的中国天主教徒们的支持，他们强烈要求教廷下令停止中国天主教徒的传统礼仪。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新教皇克莱芒十一世正式发出谕令：禁止中国天主教教徒用“上帝”一词称呼造物主，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他还专门派遣特使铎罗赴华，要求康熙允许教徒遵守“禁令”，并称他的命令不可改变。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罗马教皇又派另一名主教嘉乐作为特使来华，重新宣布教皇的谕令，严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按其指令行事。

康熙认为，罗马教皇一再派人来华强令传教士改变传教方式，已严重触动了清王朝的威严，故对此做出强硬回答:
“尔等西洋之人，如来我中国，即为我人也。若尔等不能管束，则我等管束何难有之。”

因为罗马教皇特使铎罗态度顽固，清廷将其驱逐出境。

其时，一名意大利裔传教士德里格本来很受康熙赏识，在宫内教皇子们音乐等，但他只听从罗马教皇的指令，拒不按中国礼仪行事，并忘行反对康熙的有关谕旨，擅自陈奏，令康熙气愤异常，下令把德里格囚禁下狱。

从1706年始，清廷实施“永居票”制度，对承诺遵守中国法度，并承诺永不回国的传教士，颁发内务府所印的“永居票”，并据此陆续驱逐了其他一些不尊重中国礼仪风俗和没领”永居票“的罗马天主教各派传教士。据当时总管内务府所列的领票西洋人名单统计，共有48位传教士领取了”永居票”，其中耶稣派传教士居多，还有数名方济各派传教士。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南巡途中在江南地区召见了各省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不但盛情款待，赏赐礼品，而且主动发给传教士们印票，使得很多传教士舍弃罗马教皇的禁令，遵从了康熙帝。

1706年和1707年，康熙先后两次派遣耶稣派传教士龙安国、陆若瑟、艾逊爵等人前往罗马教廷，去解释中国祭祖祭孔的行为只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并无任何宗教意义。

但是，罗马教廷却一直坚持要在中国实行禁令。

1715年，罗马教皇再次派出特使欲说服康熙，康熙明确表示拒绝。罗马教廷的强硬态度也惹怒了龙颜，康熙在教皇禁令上，批示道：“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设论，令人可哭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之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康熙此令一出，在华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都受到了限制，老百姓们也不再敢自由地出入教堂，天主教教化中国民众的事业遇到了来华传教以来最大的挫折，天主教不得不由“合法”转为“非法”，从“公开”传播转为“地下”崇信，150年艰辛奋斗得来的胜利成果几乎丧失贻尽。

雍正继位后，对西方传教士采取了严厉的禁教政策，严禁罗马天主教等在华传播，因为他已经明确认识到，如果让基督教蔓延开来，定将违背中国传统的纲常大义和伦理道德，结果必然动摇清朝的道统，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雍正曾经对传教士巴多明说：“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教之宗旨。朕所熟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国君之臣属耶？汝等所劝化之教徒，目中惟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惟汝言是听。朕知今日无惧，然洋船千百沓来，必将生事。”

西方传教士们还参与了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储位而进行的党争。例如，雍正发现传教士穆静远曾与一位王子同去青海西宁居住，并教该王子用拉丁文写密信给北京的家属，大为恼火，把穆静远判处死刑。

雍正下达禁教的谕旨后，在京西方传教士上奏呼吁请缓行驱逐传教士行动。

1727年7月21日，雍正在圆明园接见了巴多明、戴进贤、雷孝思等传教士，训示如下：

伊请朕下令归还所有的教堂，并允许传播尔等的教义，就像父皇在世时那样。请尔等听朕之言：尔等要转告在这里和广州的所有欧洲人，并且要尽快转告他们。即使罗马教皇和各国国王亲临吾朝，尔等提出的要求也会遭到拒绝的。因为这些要求没有道理。假如有道理，尔等一经提出，朕即会赞同。请不要让尔等的国王也卷到这件事中来吧！

朕允许尔等留住京城和广州，允许尔等从这里到广州，又从广州往欧洲通信，这已足够了。不是有好多人控告尔等吗！不过，朕了解尔等是好人。倘若是一位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早就将尔等驱逐出境了。朕会惩罚恶人，会认识谁是好人的。但是，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先皇（指康熙）让尔等在各省建立教堂，亦有损圣誉。对此，朕作为一个满州人，曾竭力反对。朕岂能容许这些有损于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岂能帮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岂能像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尔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的东西，中国人的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种教派一样的荒唐可笑之处。和我们一样，尔等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尔等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指耶穌），还有什么永恒的苦和永恒的乐，这是神话，是再荒唐不过的了。

佛像是用来纪念佛以便敬佛的。人们既不是拜人佛，也不是拜木头偶像。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佛也有化身，也有转世，这是荒唐的。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前，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随之罗马天主教与雍正帝之间的博弈越来越激烈，导致雍正帝诏令全国驱逐西方传教士。就这样，中国版的康斯坦丁大帝没有出现，雍正帝恍若中国版的亨利八世出现了。

当然，英王亨利八世及其后代遭受的打击，雍正帝的后代也遭遇了。不同的是，大清没能像大英那样雄起，而是在内土（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外洋（各路西方基督教派）两股基督教势力的连番打击下衰落了。这些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宗教是什么？

马克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其实质：宗教是麻痹人民思想的精神鸦片。

当西方金权势力在崛起中遇到第一道坎儿时，他们很容易地在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国先期操弄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好办法:往中国推销鸦片，不是精神的，而是实在的鸦片。结果无需赘言，既换走了中国人手中的真金白银，又把中国人成功地变成了长久任宰任割的东亚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