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罗马天主教在中国（上）
拓展阶段
罗马天主教在欧洲被关进“笼子“的过程，就是欧洲世俗社会现代化兴起的过程。
依托欧洲现代化发展的初步成果，罗马天主教如虎添翼，大力向外洲拓展，又成为操弄其他文明的新玩主。
结果早已揭晓，“成果”众所周知。
在南美，土著玩主被外来玩主—罗马天主教势力玩残文明，玩走财富，玩少人口，幸存的土著和混血民众被玩成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教徒。
在中国，从明朝起被罗马天主教等势力戮力玩弄，社会动荡难安，战乱不断，文明失色，民众愚化，疆土分裂，直到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被教化成上帝的子民，直到独夫民贼蒋介石变成基督徒，直到中国人民整体变成了西方列强的肥猪兼绵羊，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公元1494年6月7日，“教皇子午线“把中国划归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葡萄牙天主教势力”当仁不让“地开始为实现其对中国的实际占有而奋斗。
来自巴掌大葡萄牙的一小撮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葡萄牙人，是怎样作为西方列强的先驱，非常成功地玩弄了我们泱泱中国的呢？
公元150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人的船队抵达广东屯门，试图把屯门一带变成前进中国本土的基地，同时派使节去北京，与明朝建立政商关系。
正德十二年（公元1507年），葡萄牙特使皮雷斯随葡萄牙船队驶抵广州，亦商亦军的葡萄牙船队进港时“放铳声如雷”，震惊全广州。因为当时外国朝贡入港船只均无鸣炮礼仪，且葡萄牙又不属于明朝规定的朝贡国家，地方官员拒绝葡人登岸。
后来，葡萄牙人通过中国翻译火者亚三，先重礼结好皇帝的宠臣江滨，然后结交上正德皇帝本人。正德皇帝收到葡人赠送的各种西洋玩意，龙颜大悦，不但慷慨赏赐大笔金银，更发给葡萄牙人“贸易斟合”。
葡萄牙人又用蕃货贿赂了地方官员，得以滞留广东沿海。一些葡人走黑道，与沿海倭寇狼狈为奸，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甚至掠夺儿童卖到海外为奴；一些葡人走白道，与广东当地富商贸易，包括走私鸦片。
1518年，载皮雷斯来华的葡萄牙船队司令的弟弟西蒙接替了司令职位。西蒙与表面谦恭有礼的哥哥截然不同，与中国各方面打交道时粗暴无礼，恣意妄为，尽显海盗与殖民者本性，带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行径很快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明朝地方官员纷纷要求驱逐葡萄牙人，但因为火者亚三有正德皇帝宠幸，葡萄牙使者有后台支持，故仍得以在屯门立足脚跟。
正德皇帝死后，他的堂弟嘉靖皇帝即位，处死火者亚三，逮捕葡萄牙使者，下令禁止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活动。
葡萄牙人自恃装备优良，干脆与大明硬碰硬。
于是，公元1521年，明军发起屯门海战，拉锯之后，击败葡萄牙船队。
次年，葡萄牙派一千多精兵强将进攻广东新会，又被明军打败，总司令被活捉，活着逃走的只有四十余人，几十个葡萄牙俘虏全被明军砍了头。
在屡战屡败、软硬皆失的背景下，葡萄牙人改变策略，一方面，找“中方合伙人”，另一方面，冒充他国“贡使”，伺机渗透。
公元1553年，一个葡萄牙船队停泊在广东香山沿海，谎称自己是东南亚国家入京的“贡使”，请求借地曝晒船上的货物。他们用大笔白银贿赂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等人，得以立脚澳门。
明朝时，澳门只是葡萄牙人借居地，每年要缴纳高额租金和商税，没有司法权和审判权。
当罗马天主教派了一个足智多谋的“高僧”到达中国后，情况开始大为改观。
公元1582年，先前在印度传教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其助手到了澳门，开始研习汉语中的官话和儒家文化。二人自称来自天竺，穿佛袍，自取中文名，令人误以为两人是佛教徒。很快，利玛窦以见识广博、善于沟通，赢得当地士人信任。
公元1601年，利玛窦获邀进京。同年，得万历帝（明神宗）准许他长住北京。利玛窦此前并未表露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传教目的，而是先向周围的人传播世俗天文地理和科学知识，很快深得皇帝和一众士大夫敬重，然后才开始结合中国官场的具体情况和中国社会的儒家传统向周围的达官贵人传教。
利玛窦传教的策略是“合儒超儒”，即先附和中国社会的儒家主流价值观，争取到立足和传教的机会，然后在传播知识、演示技术、归功上帝的同时，逐步达到借助儒家，超越儒家，取代儒家，主宰世俗的目的。为此，他将中国传统的祭天、祭祖等视作非宗教仪式，从而既获得了中国官方一定程度的认可，暂时避免了天主教唯我独尊与中华文明包容互鉴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利玛窦“合儒超儒”的传教方式被认可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西西里人龙华民接掌中国的罗马天主教教务。他不认同“利玛窦规矩”中用“天”和“上帝”指代天主，对于利玛窦认为无关紧要的，如祀天、祭祖、拜孔等仪式，都视为迷信，禁止天主教教徒参加。
龙华民的一系列做法引起了广泛反感，反教风潮也随之而起。
1616年5月、8月和12月，南京礼部侍郎三次向明神宗上疏，认为西方传教士散居中国，时有窥伺之举；劝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私习历法，有乖律例私习天文之禁；聚男女于一室，抹圣油，洒圣水，易败坏风俗，淆乱纲纪。南京诸大臣，如晏文辉、徐如珂等，都应声附和。士大夫也纷纷著书，指责天主教“暗伤王化”，“诬妄先师”，“左道惑人”，从而掀起非教风潮。
7月，昄依天主教的徐光启在北京上《辨学章疏》，竭力为传教士辩护：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陪臣(西方传教士)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
1616年12月28日，因有证据指罗马天主教传教士涉及白莲教起义，促使皇帝颁布禁教令，逮捕了一些没有来得及隐匿民间的天主教教士，史称“南京教案”。
此后，去教风潮仍连绵不绝。
明末，关外满族崛起，边防危急，以及历法失修，推验多误，朝廷需要借助西方传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被驱逐的教士复又召回。
在徐光启的推荐下，邓玉函、龙华民、阳玛诺、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罗雅谷等先后来京供职，取得合法身分，有了传教的便利。
崇祯初年，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三人甚至可以出入宫禁，天主教也因此深入宫廷。据传，明思宗崇奉天主教，曾下令将宫中佛像用麻绳铁索拖曳而出。此说虽无确证，但宗室内臣，皇亲眷属，信教者不乏其人。当时的传教士“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
1630年，御马太监庞天寿首先由龙华民领洗奉教。
不久，由汤若望陆续领洗40人。宫中为汤若望特设圣堂一所，几年内受洗者竟有540名之多。
1613年，罗马天主教为了扩大在华传教规模，派遣金尼阁回罗马，要求增派教士。金尼阁请求教廷批准中国自成一个省区。当时在华教士不满20人，会所不过五处(北京、南京、肇庆、韶州、南昌)，教徒不足一万，因此只改划为副省区，和日本同属一个省区。虽获准用汉语举行弥撒和念经，但未实行。
龙华民以后，罗如望(1623年)、阳玛诺(1625年)、傅泛际(1636年)相继担任在华耶稣会中国传教会会长。后又分华北、华南二大教区傅泛际任华北会长，管理北京、山东、陕西、山西、河南教务，共有教士五人。其中山东济南开教，龙华民出力最多。陕西西安开教始自汤若望。山西绛州开教，始自高一志。河南开封开教，始自毕方济。艾儒略驻福州，任华南会长，管理南京、江西、湖广、四川、浙江、福建教务，共有教士15人。杭州开教，始自郭居静、金尼阁。扬州、福州开教，均始自艾儒略。武昌开教，始自何大化。此外，南雄、上海、嘉定、常熟等地，都建有教会。广东、广西自1575年起由澳门主教区兼管。1632年天主教传入海南岛1641年利类思在四川开教。至崇祯末年，全国已有13省传入天主教。
清兵入关后，南明政权于危急之中曾通过传教士赴澳门向葡萄牙政府借兵。
1628年，明神宗第三子福恭王朱常洵在开封多次召见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毕方济在南京教案后被迫离开北京，至嘉定、上海、开封等地传教）。
1644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后，派毕方济赴澳门求援。
1645年3月，毕方济自南京启程，及抵澳门，南京已经失陷。
唐王朱聿键继而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
毕方济于1628年在南阳曾与唐王结识，这时赴福州进《修齐治平颂》，表示愿为南明政权效劳。唐王赋诗赞美他为“西域之逸民，中国之高士”，命他同内监庞天寿去澳门商借兵械。
1646年8月，唐王被清兵所俘，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登基，建立永历政权。毕方济又跟从永历帝，在广州建立教堂，1647年他曾引领葡萄牙士兵300人守桂林。
在南明宫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庞天寿10多年前就已领洗，教名亚基楼·契利斯当。在他劝导下，宫中设有小堂，供奉耶稣。一年后，即1648年，皇太后、皇后由德意志人瞿纱微付洗入教。永历谪母王太后，教名烈纳，永历生母马太后，教名马利亚，皇后教名亚纳。永历帝因多蓄姬妾，不能受洗。新生的太子慈煊，患重病后也受洗入教，教名康斯坦丁，意欲模仿康斯坦丁大帝奉教创业。宫中先后受洗的妃嫔有50人，宦官更多，大臣也有40人。皇太后派使臣赴澳门要求司铎为明室祈福，受到葡萄牙总督的款待，澳门官员以火铳100个赠予庞天寿，并派兵相助，充当侍卫。
据罗马教廷宣教部档案，永历政权中掌握军政大权的庞天寿，在耶稣会教士的怂恿下，首先表示愿意遣使进谒教皇，并向耶稣会会长致意。于是，烈纳太后有了向教皇英诺森十世和耶稣会会长通书之举。担任使者的是匈牙利籍波兰人卜弥格。汉文国书两件由瞿纱微、卜弥格译成拉丁文，用黄绢金边卷轴书写，一件首题“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致谕于”“代天主耶稣在世总师、公教皇主圣父”，一件“敕谕耶稣会大尊总师神父”。庞天寿另有上罗马教皇书。庞天寿致耶稣会会长书，用朱书红印，并有银牌一面，上刻汉文和拉丁文，献给罗马圣伊纳爵墓。庞天寿还有红色长方形帖子一件，由卜弥格递交威尼斯共和国，原件今存威尼斯市档案馆。
1651年1月，卜弥格赍书由肇庆出发，随行的中国教徒秦安德年仅19岁。在澳门和果阿，葡萄牙当局因不愿招致清朝不满而加以阻挠。卜弥格一行至1652年12月才抵达威尼斯。卜弥格以华服华礼向威尼斯政府呈递文件。随即赴罗马，但罗马教廷对他的使者身分极表怀疑，耶稣会总会长也指责他独断独行，私来罗马。直到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继位后，接获澳门、印度等地主教来函，才确认其使者身分。1655年12月18日，卜弥格蒙教皇召见，呈上烈纳太后及庞天寿书信。教皇复信措词空泛，交由卜弥格携回中国。
1658年，卜弥格抵达暹罗(泰国)。这时两广已陷入清军手中，永历帝由云南逃亡缅甸，皇太后和庞天寿也早已病故。卜弥格无法复命，次年病死于百色。在此期间，另一位耶稣会教士瞿纱微也曾为永历政权求援于澳门，遭到拒绝。1651年永历帝从南宁出走时，瞿纱微随同乘舟西行，中途被清兵追杀。
1630年，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获授登莱巡抚。他起用诸多笃信天主教的官员或将领，装备大量西洋火器，还聘请了以葡萄牙军官科雷亚为首的顾问团，组建了一支受西式训练、采用西方武器的中国军队。
1631年8月（崇祯四年），皇太极率清军进攻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
孙元化急令部下孔有德领800骑前往增援，沿途竟得不到官府的给养。兵至吴桥，风雪交加，百姓惧兵，闭门歇市。一兵士不耐饥寒，偷了当地望族王象春家一只鸡被逮。王家要求孔有德将此兵士“穿箭游街”，引发军队不满，遂拥戴孔有德为主，发动吴桥兵变。
次年，孔有德率部攻占登州。葡萄牙顾问团和炮手除三人幸存，其余全部战死。巡抚孙元化被叛军放还，终被朝廷斩首弃市。徐光启多年笃信天主教的人生与事业就此毁于一旦，一年后郁郁辞世。
1633年，孔有德等投降后金，皇太极在沈阳亲自欢迎。
吴桥兵变使得满清军队获得了大量西洋火炮、先进的造炮技术和受过葡萄牙铳师训练过的炮兵部队，搭配八旗步兵骑兵后，当即形成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这是满清入主中原及后来平定三藩之乱、统一整个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只鸡和一个小小葡萄牙对中国的作用已经如此之大了，大英帝国等一大串西方列强正在后面摩拳擦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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