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社会集体主义在新中国新阶段发端的历史必然性（续二）

 古希腊两大阵营之争

                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文明骨子里是政教合体的小结构城邦文明，从始至终都没有产生过“国”的概念，甭提更高级的世俗“国家”概念了。

由于古希腊众城邦的“教”皆各择所需地选自古希腊神话，可谓同源不同神；因为众城邦“教”的不尽相同，所以众城邦“政”的发展也相应地各具特色。其中，最具特色和最具影响力的是古雅典城邦的民主与斯巴达城邦的共和。

                风行全球已久的民主与共和，最初不仅是古希腊的“政”孕生的，而且在古希腊就已经直接引领了民主与共和两大阵营之争。

一、古雅典城邦的民主

1、古雅典城邦的来历

根据古希腊神话，雅典之名来自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竞争城邦保护神的比赛。在比赛中，力大无比的波塞冬将一把三叉鱼叉掷向卫城的一块巨石，巨石裂开处，不仅有可口的泉水涌出，而且还走出古希腊第一匹俊马，恭顺地准备为人们效劳；雅典娜献出的则是象征和平的橄榄树。因为在场定夺的女人比男人多一位，民主抉择的结果是城邦名随雅典娜，叫雅典。

不论古雅典的来历如何，古雅典城邦无疑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源头。

2、古雅典民主的孕生

公元前1500年左右，传说的人首兽身勇士赛休斯将古雅典所在的阿提卡的12个小邦联合起来，组成古雅典城邦，并将城邦的男性公民分为三个阶级：（1）富人、受过教育的人、官员、将军、教士；（2）务农人员；（3）艺术工作者。三个阶级享有同等政治权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尽管有私有财产多寡之别。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之间，古雅典城邦贸易兴旺，商品经济大发展，主宰长老议事会的成员们成为迅速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他们不但把持了那些投入大、利润高的橄榄和葡萄种植业与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加工业，而且仗恃经济实力开始消解王者的政治权力。

最初，贵族议事会选出三位王家出身、等同王者的执政官代替国王。后来，就任执政官的职位取决于生辰和财富，实行职务终身制。

公元前752年，贵族议事会将三位执政官的职位改为10年一个任期。

公元前683年，贵族议事会将执政官增选为9人，任期均改为1年。

公元前620年，天龙星座的卓拉肯被贵族议事会选为首席执政官，制定成文法，解决古雅典城邦公民间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问题。尽管新法极其严苛，以致有人谓之“鲜血拟就”，仍未解决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危机。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贵族议事会选为唯一的执政官，被赋予全权解决社会问题，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梭伦改革”（具体内容，网上大把）。

梭伦改革的原则是，既不偏袒富人，也不讨好穷人。他在自己写的诗中道：“自由不可太多，禁制也不应过分；如果没有教养的人们暴富，仇富现象就会滋生。”“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结果，梭伦从最初受到穷富两方面的共同拥戴演变为怨声载道，心灰意冷之余，离开古雅典，周游列国10年。

梭伦离开的头四年，穷富双方势均力敌，只有接受梭伦改革的事实，社会相对平和。

从第四年底开始，古雅典出现平原地带、山地地带和临海地带三伙人之间的纷争，先是几年选不出执政官，后来选执政官也是断断续续，为时势造英雄酝酿了社会条件。很快，梭伦的一个生活在山地地带的表兄弟皮斯卓图斯（战争英雄和奥运冠军）成功地夺取了城邦领导权，变成了城邦僭主，相当于大权在握的人民领袖。

皮斯卓图斯一改梭伦在穷富之间不偏不倚的做法，旗帜鲜明地为平民做主，具体做法是：（1）“打土豪、分田地”，将没收的各大富贵家族的土地，划成小块平均分给务农公民，从而变大地主贵族操弄社会为由统治者主导社会；（2）开征产品销售税，收入由城邦再分配；（3）取消梭伦颁行的所有贸易保护措施，推动商品经济良性发展；（4）拟定外交政策，大力发展海军；（5）通过联姻等方式与斯巴达等强大城邦保持良好关系，为古雅典城邦的繁荣提供了外部环境的保障。

梭伦周游列国归来，影响力今非昔比，只有著书立说，再行出游，客死他乡。

皮斯卓图斯在位30年，终老任上。他死后，两个儿子共同统治古雅典，统治初期也受到了民众的拥戴。当他们把被父亲驱逐的富贵家族请回来之后，情况变了。

公元前514年，两兄弟之一被暗杀，另一个兄弟西皮亚斯大举报复社会。再次走避斯巴达的富贵家族宣称得到了神谕：“雅典人必须被解放。”
4年后，在斯巴达人的相助下，富贵家族打回雅典，西皮亚斯被迫逃离古雅典，去波斯帝国寻求帮助。

西皮亚斯逃往波斯之后，古雅典出现争夺建政主导权的两个派别。一派由斯巴达的傀儡领导，青睐斯巴达的寡头共和政体，一派由科雷森尼斯领导，主张实行公民民主政体。两派经过争斗，“民主派”胜出，并于公元前508年到公元前502年成功地进行了旨在推行民主政体的改革。

3、古雅典民主的运作

古雅典民主政体的具体运作如下：（1）授予古雅典及其周围的所有自由人以公民身份；（2）将古雅典及其周边的约25万人口分为10个部落，10个部落各自每年通过抽签或抓阄的办法选出50位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作代表（共500位）参加公民大会的常务议事会。500位常务议事会成员每天聚首（节日除外），为大会提出的议案做准备；（3）由法定足数男性公民（6000名以上）构成的古雅典公民大会不仅有广泛的决策权，而且是唯一可以对外宣战的政府机构。公民大会每月召开数次。公民大会召开时没有达到法定最低人数(6000人)，300个经过特殊训练的奴隶会手拿沾颜料的绳索走遍全城，将在公共场所闲荡的男公民赶往会场，任何被颜料击中的公民必须因为没有履行公民义务而支付罚金；（4）除了一位城市建筑设计师和10个部落各一位军事指挥官经选举产生并可连任以外，其他所有公职人员都用抽签或抓阄的办法随机选任，这使得绝大多数古雅典男性公民在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有亲身从政的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个别人或团体获取太多权力的能力；（5）用“陶片选举”的办法驱逐可能损害民主的公民。该办法的大致内容是：由公民大会举手表决是否有必要驱逐可能有损民主的公民。如果符合规定的人数举手表决同意，则下次大会召开时，与会公民就将被驱逐的候选人的名字刻写在陶器碎片上，进行选举，“胜选者”被驱逐出雅典城邦10年，期间照旧保有公民权和财产权。

科雷森尼斯民主改革的目的是，通过采行民主的手段，增强全体古雅典男性公民的集体使命感和集体荣誉感。他的改革甫告完成，逃到波斯的西皮亚斯引领波斯军队杀上门来，于是就有了马拉松长跑的故事。

二、斯巴达城邦的共和

根据古希腊神话，斯巴达城邦因宙斯的儿媳妇斯巴达而得名。

据说，约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来历不明的多利安人占据了斯巴达，农耕立国，整军尚武。

公元前776年，周游和考察过埃及、印度、西班牙等地的里克古斯成为斯巴达城邦的王，为斯巴达制定了新法，主要内容是：（1）建立一个由28位60岁以上长者组成的终身制元老院；（2）由28位长老选出两位权力完全相等的兄弟或表兄弟担当双执政官；（3）定期召开由30岁以上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只有表决权，没有选举权和商议权；（4）为了避免因为财富不均而产生内讧或内斗，将土地分成等量地块给斯巴达公民；（5）用相对廉价的铁代替金银作货币，借以降低民众对金钱的欲求；（6）规定斯巴达人在建房子时只能用斧子和锯，不能用其它工具。这些做法的目的是培育斯巴达人生活的简朴、勤恳、团结、进取等品性。

里克古斯完成立法之后，嘱咐斯巴达人在他回来之前不要做任何改变，然后离开了斯巴达，在外邦死前嘱咐人将自己的骨灰扬到风里，以期斯巴达人能永葆他的立法。

100年后，斯巴达人对里克古斯立法做了些微改变，用5位监察官取代28个60岁以上的老头儿。

采行寡头共和政体的斯巴达城邦长期践行高度集中的军国体制。7岁以上男童均带离家庭，集中军训。所有斯巴达男人的任务不是学习文化，而是习武备战，即便达到30岁的法定结婚年龄而结婚后，男人也一直餐餐与袍泽在军营里吃大锅饭，两位执政官也不能免俗和例外。

斯巴达女子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8岁，结婚前也以锻炼身体为要务，因为斯巴达人相信只有健康的女人才能生养健康的孩子。婴儿出生后一旦被验证不健康，会马上被处死。

斯巴达已婚妇女平时操持家务，丈夫外出打仗期间掌管家庭财产权，帮助看管斯巴达的奴隶们。斯巴达母亲教育儿子们常说的一句话是：“要么携带盾牌归来，要么躺在盾牌上回来。”

仗恃强悍的陆军，斯巴达城邦成为古希腊的霸主之一。

三、古希腊两大阵营之争及其启示

1、古希腊两大阵营之争的起因

当古希腊众城邦竞相发展时，东方的波斯帝国已经扩张到包括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及岛屿、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区域。波斯帝国统治“占领区”的基本手段是通过在当地扶植代理人来实施的。

公元前499年，由米勒图斯城邦领导的反抗波斯占领的阿欧捻暴动发生。暴动者们请求古希腊各城邦援助。斯巴达城邦以正值宗教节日为理由拒绝援手。古雅典城邦和小岛城邦幽伯易派出了小股海陆支援。波斯大军粉碎阿欧捻暴动之后决定对幽伯易和古雅典进行惩罚。很快，波斯大军拿下幽伯易，然后在离古雅典26英里处的马拉松登陆。古雅典城邦派善跑者跑到各个古希腊城邦求援。结果，9000波斯大军被古雅典城邦军队和闻讯赶来的其它古希腊城邦的军队合力打败，损兵折将6400余人，余者狼狈逃回波斯，而古希腊城邦军队的损失仅192人。为了庆祝古希腊众城邦的共同胜利，古希腊奥林匹克活动增加了一项新内容——马拉松长跑。

10年后，古雅典联手古希腊众城邦粉碎了波斯大军更大规模的进犯。为了防备对抗波斯帝国，古希腊众城邦逐渐结成了“提连同盟”，并把提连同盟的“金库”设在众望所归的古雅典。

然而，波斯帝国后来改变了直接进犯的策略，开始通过暗中操弄（如后来帮助斯巴达发展海军）来分化提连同盟。

随着众城邦上缴给提连同盟金库的“份子钱”规模越来越大，经管金库的古雅典仅使用经管手续费一项便足以大兴土木，大搞建设。尤其当古雅典城邦仗恃强大海军一边在众城邦间强行推广民主政体，一边强征众城邦应缴给提连同盟金库的“份子钱”时，提连同盟开始分解，最终演变成以古雅典为首的民主阵营与以斯巴达为首的共和阵营之间的争斗。

时值古雅典著名民主领袖伯里克利主政，他认为与斯巴达的战争不可避免，所以积极准备推翻斯巴达的寡头共和，并以攻击斯巴达同盟城邦的方式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战争，于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

2、古希腊两大阵营之争的过程

伯罗奔尼撒战争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两大阵营互有胜负，雅典略占上风。期间，古雅典爆发了一场大瘟疫，伯里克利染病而亡；第二个十年，古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之战全军覆没，令古雅典大伤元气。结果，斯巴达的盟友越来越多，古雅典的盟友越来越少；最后八年，战争胜利的天平倾向斯巴达一边。古雅典海军被彻底消灭，斯巴达海军统帅吕山德斯率兵耀武扬威地进驻雅典卫城，宣布废除古雅典城邦的民主制，为古雅典制定了新法律，扶植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机构，同时四处推翻古雅典在众城邦间扶植的民主制政府。

“三十人委员会“统治没几年，古雅典人发动起义，恢复了民主制，但随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今非昔比，民主制不仅无助于古雅典重现辉煌，反而加速了古雅典民主制的消亡。

3、古希腊两大阵营之争的启示

古雅典民主阵营与斯巴达共和阵营之争，启示是发人深省的，是很能启迪今人的。

第一， 民主与共和是有明确区别的。最根本的一点区别是:实行民主，民主主体（公民集团）应该对一系列民主程序有广泛认知、广泛共识、广泛践行的共同基础；实行共和，是建立在公民集团对集团领导层确定法规的共同理解、共同遵守、共同执行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 民主制中的选举只是手段，共和制中的法规也是手段，公民集团的共识才是两种体制能否顺畅运作的关键。在后来的古罗马共和国，共和制下也采行了一些民主手段，前期成就了古罗马共和国的伟业，后期将古罗马共和国引向了裂亡，其关键点是公民集团的共识变了、乱了、没了。

 

第三， 无论古雅典的民主，还是斯巴达的共和，公民集团（1）排除妇女；（2）排除奴隶；（3）排除外邦人。二者都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当公民集团内部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分化到难以调和之时，无论民主，还是共和，正能量必然逐渐被负能量所代替。

 

美国建国时效法的楷模是古罗马，美国的发展迄今也一直在蹈循着古罗马兴衰的老路。美国的兴盛与美国开国者们因地制宜，巧立新制有直接关系。美国开国者，一帮“美始皇”，（1）创新型确立了共和为本、民主为用的二元混合国家政体；（2）创造性建立了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相结合的二元混合社会架构；（3）永久性区隔了有组织宗教对世俗社会的直接操弄。这是美国成为西方文明新霸主的社会性胜因。

无须讳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社会的公民集团越来越像八旗子弟，正身不由己地走在西方帝国霸业兴替律的最后一段路上。

明确共和与民主，对美国应该很重要，对人类必然很重要，对中国今人则是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之一。掰扯明白民主与共和在古今中外的具体作用，在中国形成民主与共和的新共识，是确立习近平社会集体主义的先决性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