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梭伦改革
梭伦的父亲是个商人，经常旅行于周边各国。梭伦因为常随父亲到处参访游历的缘故而见多识广。当梭伦40岁时，他已经因擅长写诗和富于智慧而闻名古雅典，是古雅典“七贤之一”，更因智勇双全，率兵收复古雅典城邦的一处重要失地而声名大振。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被赋予很大权力来解决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面对当时古雅典穷人要暴动和富人怕造反的社会情势，梭伦宣告：“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据此，梭伦采取了下述改革措施：（1）废除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由古雅典城邦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包括将流放在外的A家族请回古雅典。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它使古雅典公民社会中的中、小财产所有者的力量得到发展壮大，更增强了古雅典公民整体的荣誉感；（2）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多寡将所有男性公民划分四个等级，并分别规定与其等级相应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国家高级官职；第三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中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古雅典贫民没有任何发言权，但也无需缴税。此举从根本上将贵族寡头统治转变为商人集团统治；（3）将原有的401人议事会改为400人，由每个等级各出100人组成，同时扩大民众法庭和作为最高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公民大会权力，准许每个公民就自身利益攸关的问题向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提出申诉；（4）除了保留卓拉肯旧法中有关蓄意杀人罪仍判死刑部分，取消了对轻罪重罚的做法，使得新法比较人道，也奠定了西方文明驱逐政敌而非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政敌的传统。梭伦还奖励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禁止输出谷物，改革度量衡，铸造新币,还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具体问题的法令。
梭伦在改革中虽然帮助穷人脱困，但并不偏袒和讨好穷人或富人任何一方，因为他认为富人固然常常“为富不仁”，但穷人自身也有各种必须矫正的各种问题。他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自由不可太多，禁制也不应过分；如果没有教养的人们暴富，仇富现象就会滋生。”“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
梭伦一度权力大到穷人和富人两方都曾力劝他大权独揽，但被他拒绝了，因为他不仅考虑己身进退，更将城邦的福祉看得比自身更重要。
毫无疑问，梭伦从才干到品德都不同凡响，梭伦改革不仅开启了古雅典迈向直接民主制度的进程，而且奠定了古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奠定了整个西方文明公民自治传统的基础，所以西方有人说他是一位品德和历史功绩都大于华盛顿和林肯之和的伟人。
梭伦完成改革和立法之后，离开古雅典10年，周游列国。待10年后返国时，已经时过境迁，梭伦的信念影响力今非昔比，只能转而著述立说，并再行出游，直到客死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