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前仰光的“辱华”事件说起

作者:寒山  



近来为了抗议西方媒体的“辱华”、对中国真相的“歪曲”、和西方政界对中国的“指手划脚”，海外华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爱国”热潮。从欧洲到北美，从日本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千上万拿中国护照和外国护照的华人在蓝天白云和灿烂的阳光下游行示威，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张开大字横幅，让人不由得感叹：到底是生活在西方，就是不一样，连反西方都这么自由，而且还受西方警察的保护。

尽情宣泄完爱国热情，爱国华人互道“拜拜”扬长而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丝毫不用担心有谁来“秋后算帐”，不用担心有谁往档案袋中放一个小纸条。这样又自由又安全心情又舒畅的抗议，也只有海外华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去享受。

但要说中国人都觉得自由自在也有些夸大。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个叫王千源的小姑娘，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下说了一些和“爱国”华人不一致的话，遭到同胞的围攻谩骂和威胁，在互联网上被五马分尸，用美国话来说，真的就差点被私刑处死了，就像当年美国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对付黑人那样。甚至她远在中国的父母的家也遭了殃，被泼上粪便。

手头正好有一本海外爱国元老、曾经官拜中国政协常委徐四民先生的回忆录《一个华侨的经历》，随便翻到一个地方，其情节何其眼熟，这里拿来和“爱国同胞”分享。

徐四民先生50年代是缅甸富商、爱国侨领。1958年缅甸政府邀请外国使馆和社会知名人士观赏文艺联欢，演出中有华人发现节目单上有李香兰小姐的独唱“之那之夜”，便报告给在场的中国大使。李香兰是在北京长大的日本歌星，日本侵华期间她唱的这首歌在中国非常流行。二次大战后李香兰跟随当外交官的丈夫住在缅甸。

中国大使接到报告后让使馆人员去交涉，要求撤销节目，但主人没有同意，大使又要求徐四民以侨领身份出面，要参加演奏的华人音乐团体退出演出。徐四民心中非常不满，用他的话来说，假如这首歌确实是侮辱中华民族，那大使馆人员可以离席表示抗议，但现在他们说不动主人，又不愿离席，却把这个难题交给自己。

当徐四民勉为其难地找到华人音乐家时，虽然有人表示应该退出演奏，但其它人和乐队领导坚决反对，他们说这首软绵绵的歌曲并非辱华，而是表达了日本官兵思乡厌战之情。乐队领导人说“我们停奏会给缅甸政府下不了台……我们是缅甸的普通居民，不是外交官，有些还是缅甸籍，我们不能这样做。”结果中国大使只得带领使馆人员退场。

这只是徐四民亲身经历的和“爱国”有关的尴尬事之一。另一件事发生于1955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缅甸期间。由于坚持不结盟立场，铁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威望很高，缅甸政府为此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邀请主要少数民族参与欢迎仪式，以体现多民族国家的特色，华人也在其中。但在苏联眼里，铁托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国当时拜苏联为老大哥，以克里姆林宫的好恶为好恶，于是使馆给侨社传下话来“中国人要停止一切欢迎活动，不管是国家的外交代表或是当地的华侨老百姓”。

徐四民说，本来华侨接到了缅甸政府的邀请后非常高兴，正在认真准备，突然间接到使馆的这个指示，实在非常为难，不知如何对缅甸政府交代，因为很明显，不能告诉缅甸政府说这是中国使馆给华侨下的指示。

徐四民说到了欢迎铁托的那天，马路上搭起了各少数族的欢迎彩楼，当铁托的车队经过时人山人海，摇旗呐喊，铁托在缅甸领导人的陪同下在每个彩楼前停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但华人的彩楼下冷冷清清，只有华商会会长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这种难堪的场景，徐四民毕生都不会忘记。多年以后，他还耿耿于怀地说他“实在不明白这个‘指示’对华侨有什么意义。”

然而，这只是和“爱国”有关的尴尬事而已，还有一些事就不止是尴尬了。

当时中国住缅甸大使馆就一些所谓“重大问题”经常给徐发指示，指挥华侨的活动，但这些都是让华侨为难的事，所以徐非常尴尬。

但除了这些让徐四民尴尬的事，还有后果更严重的。当时中国大量向有华侨的国家输出革命文化，特别是电影，缅甸也不例外。1960年，徐四民和缅甸友人达成一项交易，由对方在仰光市中心提供一块地皮，徐四民筹资建立一座当时设备最先进的大型电影院，为放映中国电影提供一个固定的场地。

电影院建成后，很快就带来了政治争论。有人在股东会议上提出影院应该成为中国大陆电影的阵地，只放映中国电影，但徐四民认为从商业角度考虑那样做经营上无法维持，而且其它电影院也放映一些中国电影，所以主张中国片、缅甸片和欧美苏联片各占三分之一。他说“我主张冲淡政治色彩，让外国人了解，华侨爱祖国并不是一种政治活动”。为了突出非政治性，他提出影院建成后，“第一炮放映一部中外咸宜，老少喜爱而无政治倾向的西方名片”。股东会议最后选了美国迪斯尼出品的《睡美人》做为第一部上映的片子。

《睡美人》连映20多天，场场满座，盛况空前。接下来影院就大量放映了中国革命电影如《老兵新传》、《翠岗红旗》等等，也有《五朵金花》这样的娱乐片。徐四民十分高兴，他想“以后我们中国的影片在缅甸将有一间头等的戏院细水长流地放映了”。他甚至开始考虑和其它影院合作建立电影公司。但他不知道的是，华侨中有人正暗中策划针对他的大批判，要捍卫中国革命文化在缅甸的阵地。不久，当地亲中国的华侨报纸发起了“座谈”和“讨论”，题目就是为什么要用美国电影作为电影院的首映片，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一家以华人为主的中学在学生中也发起讨论，批判“崇美”思想，发出责问：“首都电影院放美国片由谁来负责？”

股东开会讨论影院的经营情况，很快就有人向“有关方面”打“小报告”，说“提议放映美国片《睡美人》的人是什么意思？”“我们对主张演美国电影的人应有怎样的看法？”

徐四民说这种“‘看法’虽不是定罪量刑，也同‘政治鉴定’差不多了。后来听说回国的华侨，有的终身背著那个看不见的‘档案袋’，我就不能不承认这‘看法’是多么厉害了。”

但徐四民更没有想到的是，发起这些“讨论”和“座谈”的“爱国人士” 和向使馆打“小报告”的“海外赤子”的真正目的其实充满了铜臭。这些人是看到了影院的成功，要用政治罪名把他搞垮，然后自己接手经营。他说在这场所谓“政治争论”的背后“吵的是利益分配，争的是权力地位”。当徐四民知道他成了放映美国电影的罪魁祸首，而且“重要人物”对他已有“看法”之后，他便辞职了。然而，让他惊讶的是，换了人之后，这家电影院不但照样放映美国片，而且放的更多，甚至不但是美国的娱乐片，而且战争片也照放不误，要是上纲上线的话，这些都是“为美帝张目”的。

1964年缅甸政府实行了针对华侨的“国有化”，徐四民丧失了财产，回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2年，又听到了很多以“爱国”为名的肮脏勾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个华侨的经历》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