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的空间
改头换面重新看人
正文
政治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这次演讲的题目就是“作为生活经验的政治”，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我们当代的中国，我们谈论政治，经常有两个误区。
一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比如说：政治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又接见谁了，中央又发什么指示了。凡是这种视角它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而不是说渗透着、包围着我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
像我们这代──更早几代人可能更是这样，在饭局上，经常会看见有人特别振奋地窃窃私语：你知道那谁谁是谁的人吗？你觉得那谁谁十八大有戏吗？这种对高层政治的热衷，我觉得不仅当代中国是这样，实际上传统就是这样，我们的正史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正史是什么？就是一个宫廷八卦史，就是皇帝亲信了一个小人谁谁的谗言，没有听好人谁谁的话，这个朝廷就完了。这么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认识政治的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误区。
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把政治看作一种纯粹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漂浮的东西，不去追究你的判断以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经验论据的支持。
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许知远同志跟我交流他和另外两个所谓的“新左派”前辈的对话。像许知远这种“反动派”，肯定和那些“新左派”发生了一些辩论。他说当时辩论到最后，那两位“新左派”的前辈说他：你看你，你为什么会中自由主义的毒呢？是因为你读书太少了，因为你读书只读到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你没有往下读，所以中了这个毒，你如果往下读，你就会意识到，美国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等等。
后来我就想，如果是我在那里，我可能不会这样跟他们辩论。因为这两个“新左派”的前辈，有一个还是在美国的著名大学教书，教文科的，你跟他比阅读量是比不过他的，你跟他讲哈耶克，他跟你讲福柯，你跟他讲福柯，他跟你讲德里达，你跟他讲德里达，他跟你讲德勒兹。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辩论。如果他跟我讲福柯说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二舅说过什么，他跟我讲德里达说了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表弟身上发生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他企图不断地想把你往理论的高峰推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否则，如果按他那种思路去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刻舟求剑。就是你把那些西方学者的名字刻在你的船上，然后去找那把剑，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但是你刻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你以为你离剑越来越近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误区。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两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这是我们讨论政治时非常必要的一个态度。那回到生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朋友聊天，因为我写时评嘛，他就说道：“有人说女人谈论政治是行为艺术。”这话听起来很奇怪，我说这是对女人和政治的双重误解。因为政治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像你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今年物业费是2000，到了明年加成3000，然后你心里就会犯嘀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这1000？这1000块钱用到哪里去了？这1000块钱跟你商量了没有？你到物业去讨论这个事情，甚至去抗议，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国家生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无穷地放大了而已。政治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比如，最近在讨论加房产税，这个房产税要不要加？加多少？而我有没有发言权？再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一带，一到晚上的吃饭时间就特别不好打的。其实这也是政治。这涉及什么呢？比如说，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有没有垄断，或者发放的牌照够不够。还有，我知道中国很多家长，都在苦恼是让孩子正常地上学呢，还是让他去学奥数。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学奥数呢？”他说：“奥数加分。”那我就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谁来规定你学这个可能没什么用处的奥数能够加分？这种事情是谁作出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我的意思是说，政治本身，它是一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个很高层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它的主角不仅仅是政治家，它的主角更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我说的回到生活本身。
而回到事实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事情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想有没有论据去支持它，我们要想这个宏大的判断是不是一个漂浮的东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你是可能去检验它的。
你怎么检验它？你可以看美国政策的决策和民意调查的结果，你可以进行对比。比如，在教育政策上──提高教育的开支──它的政策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民意调查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能对上，它就不虚伪。当然事实上有很多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情况下，民意调查和政策往往是相符合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不同意这个标准，你可以提出其他的标准。比如说，看这个国家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开支占它的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多少，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标准。比如美国，实际上连年在联邦的财政开支中，50%以上都是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所以它是有标准的。
回到事实本身，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呢？是不是我们东张西望一下，就了解了政治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观察政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有非常多的障碍，而这是由于我们受到层层的伪现实的屏蔽。这种伪现实的屏蔽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第一层就是权力的屏蔽。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贾樟柯的一个访谈，我对其中的一个片断印象非常深刻。他讲为什么他会拍像《小武》《站台》这样的电影，他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他看到的关于中国的电影，和他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比如说吃早饭，他所看到的中国人吃早饭是：你推开一个黑糊糊的厨房，桌上摆着剩菜，然后你把它热了一下，可能也不太好吃，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在电视上、电影上，你看到的早饭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窗明几净的餐厅，左边一杯橘子汁，右边一个煎鸡蛋，有人推开一扇门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巴黎回来。”──这是他看到的，是这么回事。
再比如说中国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群体性事件是9万起，那就是说相当于平均每天几乎有两三百起。我们在电视里看得到吗？我们在电影里看得到吗？我们看不到。可是另外一个例子是， 在2008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也会看新华网或者是新浪网的报道，然后就看到，中国对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不但讨论他们的政策，候选人的背景，有时候甚至具体到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或者是，麦凯恩的老婆是干什么的。这让我觉得特别滑稽。为什么？因为于己，我们是不知道的。权力的屏蔽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缩小，有些其实很不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放大。而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和事实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权力屏蔽的世界。
第二层屏蔽是什么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看到了，但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呢？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支持我们把它看成一件事。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事件，在美国影响非常重大，就美国政府未经审讯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这件事，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抗议，从公民团体到律师团体，到新闻媒体，甚至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会针对这件事情来抗议美国政府。但是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件事吗？我们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一件事来看待呢？权力的屏蔽，最多是导致你敢怒不敢言，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怒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会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力的严重下滑，而且对事情的观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能会look at something，但是不会真正see it，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我们不会真的看见那些事情。
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事情的，我们不把它当做事情；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不是事情的，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成为事情。举个例子，当时的那个节目讨论什么呢？在讨论中学的校方有没有权利管理女生的发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给逼死了，她可能烫过头发，然后学校就三番五次地说她的发型不合格，因为小孩子精神比较脆弱，就跳楼自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对我这种人来说，我觉得凡有这种讨论，都是对人的羞辱，因为谁有权利来支配我的身体？谁有权来限制我怎么使用我的身体？但是我们，不但有这种讨论，而且现场的很多嘉宾、观众都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有权力管理你剃什么发型。”所以，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我们觉得女孩子剪什么发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有妇女被抓去强制堕胎，这对我们来说却不是问题，这不会引起我们的愤怒。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价值的扭曲和缺失，它会扭曲我们看到的现实。
第三点，什么东西会屏蔽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这个东西它未必是和政治相关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人性的局限性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我们看到的现实都是有限的，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能听到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有时候就会让我们把看到的这个局部的东西当做全部的现实。比如说据我观察，我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我北京的朋友圈子的生活水准，和我在国外的朋友的生活水准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更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现实当成全部的现实，当作中国的全部现实，我们对现实的诊断和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提出，可能都是有偏差的。就在我们说话的此时此刻，可能还有人被关在那种“黑监狱”里面，可能还有人在黑窑里工作，还有很多在某些合资企业工作的小孩，他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不许说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全部的现实。
时间上的距离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个碎片，我们是巨大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我前一段时间看德国的纳粹史，常常在想，德国很多看似很正常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纳粹罪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它讲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仅仅是一个螺丝钉，比如说，我仅仅是把犹太人推上火车的人，我跟这个事没什么关系，这事不归我管；或者我仅仅是把这个犹太人登记在册的人，这个事情也不是由我负责；或者像《朗读者》里面那个女的讲的，我仅仅是看守，这件事情我也不负责……但把他们所有的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链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和罪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沉默恰恰是一个巨大悲剧的链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仅是环节之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把我们自己从井底之蛙的那个井底给拔出来，俯瞰我们生活的更大的一个时空，我们才能看到事实和生活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虽然我们可能东张西望，但是我们看不到现实。我们需要去发现现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里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井底之蛙，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接下来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讲一讲，在我看来怎样才能尽量地突破，拨开这种伪现实，看到更多真实的生活和世界。我觉得怀疑的精神特别重要，就是说尽量不要人云亦云。举个例子，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断──生存权、发展权是第一人权，言下之义就是言论自由权和政治权利只是第二人权，相对不太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表面上看好像也没什么错，谁能说生存不重要，谁能说发展不重要呢？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抱着一种怀疑的精神，我就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为什么我们只能二选一呢？实际上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个前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恰恰是普通人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被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最后没饭吃了。所以把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这就需要我们抱着怀疑的精神面对施加给我们的观念。
当然，怀疑精神，我觉得重要的不仅仅是说怀疑别人施加给你的东西，也要勇于自我怀疑。尼采说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他说：“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过于顾及我们的信念，但它可能会妨碍我们看到更全面的东西。
对我来说，我对民主这种价值有非常强烈的认同，但是与此同时，那些批驳、反对民主的观点，我是非常愿意洗耳恭听的。比如说，民主会不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会不会导致族群矛盾的激烈化？民主化了之后，会不会导致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要一听到这种与你的观点不相符的东西就暴跳如雷，就气急败坏，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态度。
其次，就是实证的精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为你的观点寻找论据的精神。其实和那种怀疑的精神连起来，就是胡适先生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觉得实证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上的谦虚和开放性。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论，那篇文章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看到了，就是《从经典到经验》。我在文章中谈到很多人读经典，却不太关注现实生活本身，有人就因此批评我。其中有一个评价，针对我的这篇文章，他说我特别反智。我觉得很奇怪，实际上你对经验的观察，比读经典要难得多。读经典的话，是打靶，而你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实际上是在打一个移动靶，一个变速移动靶，因为现象是不断变化的。
像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命题，就是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带来民主化。你会发现不同的研究，比如说，你关注1950年到1991年这一段，它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拉长了，拉到1850年到2000年，发现结论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你如果观察亚洲是这样的，然后你观察拉丁美洲又是另一个结果。所以经验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你用一种实证的精神去面对问题，实际上是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面对问题。
胡适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一切知识都是假定”。当然，把这放在自然科学里面也许不一定对，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放在社会科学里面，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坏处是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去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好处是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业。
最后一点，就是比较的眼光有助于我们观察和了解政治的现实的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较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实，看作很多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会经常被灌输一种观念──事实只能如此，但实际上，我们，尤其像我，去了不少国家以后，我就会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经验是各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我在美国的那些年是布什当政的那些年，对布什的批评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最后就把布什的肖像印在了手纸上。而在朝鲜又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中学的或小学的黑板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这块黑板，居然要作为一个重大的纪念品保护起来，摘下来放到当地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去，这也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激励我自己去观察、追问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这种不同的可能性感到的惊奇，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保持这种惊奇。以前，我在博客专栏里面，有说到俾斯麦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政治去发现更好的可能，更好的自己。
（本文节选自《新民说·盗火》，来源凤凰网读书频道）
一个是把政治作为一种高层的精英活动来看待，比如说：政治是什么呢？就是党中央要开什么会了，领导又接见谁了，中央又发什么指示了。凡是这种视角它都是把政治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而不是说渗透着、包围着我们的柴米油盐的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
像我们这代──更早几代人可能更是这样，在饭局上，经常会看见有人特别振奋地窃窃私语：你知道那谁谁是谁的人吗？你觉得那谁谁十八大有戏吗？这种对高层政治的热衷，我觉得不仅当代中国是这样，实际上传统就是这样，我们的正史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的正史是什么？就是一个宫廷八卦史，就是皇帝亲信了一个小人谁谁的谗言，没有听好人谁谁的话，这个朝廷就完了。这么一种认识历史的方式，认识政治的方式，我觉得它是一个误区。
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把政治看作一种纯粹概念性的、理论性的、漂浮的东西，不去追究你的判断以及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现实经验论据的支持。
讲到这一点，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许知远同志跟我交流他和另外两个所谓的“新左派”前辈的对话。像许知远这种“反动派”，肯定和那些“新左派”发生了一些辩论。他说当时辩论到最后，那两位“新左派”的前辈说他：你看你，你为什么会中自由主义的毒呢？是因为你读书太少了，因为你读书只读到了19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你没有往下读，所以中了这个毒，你如果往下读，你就会意识到，美国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等等。
后来我就想，如果是我在那里，我可能不会这样跟他们辩论。因为这两个“新左派”的前辈，有一个还是在美国的著名大学教书，教文科的，你跟他比阅读量是比不过他的，你跟他讲哈耶克，他跟你讲福柯，你跟他讲福柯，他跟你讲德里达，你跟他讲德里达，他跟你讲德勒兹。我不会这样去跟他辩论。如果他跟我讲福柯说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二舅说过什么，他跟我讲德里达说了什么，我可能会跟他讲我表弟身上发生的故事。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他企图不断地想把你往理论的高峰推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来，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政治的一个正确的思路和方法。否则，如果按他那种思路去思考问题，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刻舟求剑。就是你把那些西方学者的名字刻在你的船上，然后去找那把剑，实际上你是找不到的，但是你刻了很多很多的名字，你以为你离剑越来越近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误区。
在我看来，面对这样两个经常出现的误区，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讨论政治的方式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这是我们讨论政治时非常必要的一个态度。那回到生活本身是什么意思呢？
前两天，我跟另外一个记者朋友聊天，因为我写时评嘛，他就说道：“有人说女人谈论政治是行为艺术。”这话听起来很奇怪，我说这是对女人和政治的双重误解。因为政治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像你现在住的这个小区，今年物业费是2000，到了明年加成3000，然后你心里就会犯嘀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这1000？这1000块钱用到哪里去了？这1000块钱跟你商量了没有？你到物业去讨论这个事情，甚至去抗议，这对你来说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国家生活是一样的，只不过把它无穷地放大了而已。政治是什么呢？无非就是说，比如，最近在讨论加房产税，这个房产税要不要加？加多少？而我有没有发言权？再比如说，像我住的那一带，一到晚上的吃饭时间就特别不好打的。其实这也是政治。这涉及什么呢？比如说，政府的出租车管理有没有垄断，或者发放的牌照够不够。还有，我知道中国很多家长，都在苦恼是让孩子正常地上学呢，还是让他去学奥数。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学奥数呢？”他说：“奥数加分。”那我就说这也是个政治问题。谁来规定你学这个可能没什么用处的奥数能够加分？这种事情是谁作出的规定？这个规定合不合理？
我的意思是说，政治本身，它是一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东西，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个很高层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东西。它的主角不仅仅是政治家，它的主角更是我们自己。这就是我说的回到生活本身。
而回到事实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对一个事情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想有没有论据去支持它，我们要想这个宏大的判断是不是一个漂浮的东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面对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这是一个经验的判断，你是可能去检验它的。
你怎么检验它？你可以看美国政策的决策和民意调查的结果，你可以进行对比。比如，在教育政策上──提高教育的开支──它的政策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民意调查是不是这样的，你如果能对上，它就不虚伪。当然事实上有很多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情况下，民意调查和政策往往是相符合的。当然你可以说，我不同意这个标准，你可以提出其他的标准。比如说，看这个国家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民生等方面的开支占它的财政开支的百分之多少，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标准。比如美国，实际上连年在联邦的财政开支中，50%以上都是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开支，所以它是有标准的。
回到事实本身，那听起来是不是很容易呢？是不是我们东张西望一下，就了解了政治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我们观察政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回到生活本身，回到事实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有非常多的障碍，而这是由于我们受到层层的伪现实的屏蔽。这种伪现实的屏蔽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第一层就是权力的屏蔽。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贾樟柯的一个访谈，我对其中的一个片断印象非常深刻。他讲为什么他会拍像《小武》《站台》这样的电影，他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发现他看到的关于中国的电影，和他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比如说吃早饭，他所看到的中国人吃早饭是：你推开一个黑糊糊的厨房，桌上摆着剩菜，然后你把它热了一下，可能也不太好吃，就糊弄过去了。可是在电视上、电影上，你看到的早饭是什么样的？是一个窗明几净的餐厅，左边一杯橘子汁，右边一个煎鸡蛋，有人推开一扇门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巴黎回来。”──这是他看到的，是这么回事。
再比如说中国200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群体性事件是9万起，那就是说相当于平均每天几乎有两三百起。我们在电视里看得到吗？我们在电影里看得到吗？我们看不到。可是另外一个例子是， 在2008年美国大选的时候，我当时在国外，但是我也会看新华网或者是新浪网的报道，然后就看到，中国对这方面的报道铺天盖地，不但讨论他们的政策，候选人的背景，有时候甚至具体到希拉里那颗眼泪是不是真的，或者是，麦凯恩的老婆是干什么的。这让我觉得特别滑稽。为什么？因为于己，我们是不知道的。权力的屏蔽导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缩小，有些其实很不重要的东西被无限地放大。而生活在一个哈哈镜的世界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和事实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权力屏蔽的世界。
第二层屏蔽是什么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看到了，但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它是一件事呢？因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不支持我们把它看成一件事。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关塔那摩监狱事件，在美国影响非常重大，就美国政府未经审讯关押了几百个恐怖分子嫌疑人这件事，引发了风起云涌的抗议，从公民团体到律师团体，到新闻媒体，甚至很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会针对这件事情来抗议美国政府。但是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件事吗？我们有多少人把它当成一件事来看待呢？权力的屏蔽，最多是导致你敢怒不敢言，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感到愤怒呢？价值的扭曲或者缺失，会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力的严重下滑，而且对事情的观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可能会look at something，但是不会真正see it，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我们不会真的看见那些事情。
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是：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事情的，我们不把它当做事情；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不是事情的，在我们这里可能就成为事情。举个例子，当时的那个节目讨论什么呢？在讨论中学的校方有没有权利管理女生的发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孩子给逼死了，她可能烫过头发，然后学校就三番五次地说她的发型不合格，因为小孩子精神比较脆弱，就跳楼自杀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对我这种人来说，我觉得凡有这种讨论，都是对人的羞辱，因为谁有权利来支配我的身体？谁有权来限制我怎么使用我的身体？但是我们，不但有这种讨论，而且现场的很多嘉宾、观众都非常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是有权力管理你剃什么发型。”所以，有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一方面，我们觉得女孩子剪什么发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有妇女被抓去强制堕胎，这对我们来说却不是问题，这不会引起我们的愤怒。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价值的扭曲和缺失，它会扭曲我们看到的现实。
第三点，什么东西会屏蔽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这个东西它未必是和政治相关的，很大程度上也是跟人性的局限性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我们看到的现实都是有限的，我们肉眼能观察到的、能听到的东西都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有时候就会让我们把看到的这个局部的东西当做全部的现实。比如说据我观察，我在国外生活的这些年，我北京的朋友圈子的生活水准，和我在国外的朋友的生活水准是差不多的，甚至可能更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现实当成全部的现实，当作中国的全部现实，我们对现实的诊断和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提出，可能都是有偏差的。就在我们说话的此时此刻，可能还有人被关在那种“黑监狱”里面，可能还有人在黑窑里工作，还有很多在某些合资企业工作的小孩，他们一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不许说话，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并不是全部的现实。
时间上的距离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一个碎片，我们是巨大链条当中的一个环节。我前一段时间看德国的纳粹史，常常在想，德国很多看似很正常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纳粹罪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参与者？它讲的原因之一，就是每个人在这个体系里面，可能仅仅是一个螺丝钉，比如说，我仅仅是把犹太人推上火车的人，我跟这个事没什么关系，这事不归我管；或者我仅仅是把这个犹太人登记在册的人，这个事情也不是由我负责；或者像《朗读者》里面那个女的讲的，我仅仅是看守，这件事情我也不负责……但把他们所有的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链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和罪行。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沉默恰恰是一个巨大悲剧的链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仅仅是环节之一。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把我们自己从井底之蛙的那个井底给拔出来，俯瞰我们生活的更大的一个时空，我们才能看到事实和生活本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虽然我们可能东张西望，但是我们看不到现实。我们需要去发现现实，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哈哈镜里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井底之蛙，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是有限的。
接下来最后一个方面就是讲一讲，在我看来怎样才能尽量地突破，拨开这种伪现实，看到更多真实的生活和世界。我觉得怀疑的精神特别重要，就是说尽量不要人云亦云。举个例子，像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论断──生存权、发展权是第一人权，言下之义就是言论自由权和政治权利只是第二人权，相对不太重要的。这样一个观点，表面上看好像也没什么错，谁能说生存不重要，谁能说发展不重要呢？但是另一方面来说，抱着一种怀疑的精神，我就会去想，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为什么我们只能二选一呢？实际上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政治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个前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跃进”，恰恰是普通人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被剥夺了说真话的权利，最后没饭吃了。所以把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对立起来，实际上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这就需要我们抱着怀疑的精神面对施加给我们的观念。
当然，怀疑精神，我觉得重要的不仅仅是说怀疑别人施加给你的东西，也要勇于自我怀疑。尼采说的一句话我特别欣赏，他说：“真相最大的敌人不是谎言而是信念。”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过于顾及我们的信念，但它可能会妨碍我们看到更全面的东西。
对我来说，我对民主这种价值有非常强烈的认同，但是与此同时，那些批驳、反对民主的观点，我是非常愿意洗耳恭听的。比如说，民主会不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会不会导致族群矛盾的激烈化？民主化了之后，会不会导致经济的萧条和社会的动荡？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要一听到这种与你的观点不相符的东西就暴跳如雷，就气急败坏，我觉得那是一种特别不好的态度。
其次，就是实证的精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为你的观点寻找论据的精神。其实和那种怀疑的精神连起来，就是胡适先生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觉得实证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知识上的谦虚和开放性。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争论，那篇文章可能在座的有些人看到了，就是《从经典到经验》。我在文章中谈到很多人读经典，却不太关注现实生活本身，有人就因此批评我。其中有一个评价，针对我的这篇文章，他说我特别反智。我觉得很奇怪，实际上你对经验的观察，比读经典要难得多。读经典的话，是打靶，而你对经验世界的观察，实际上是在打一个移动靶，一个变速移动靶，因为现象是不断变化的。
像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命题，就是经济的发展会不会带来民主化。你会发现不同的研究，比如说，你关注1950年到1991年这一段，它可能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你拉长了，拉到1850年到2000年，发现结论又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你如果观察亚洲是这样的，然后你观察拉丁美洲又是另一个结果。所以经验的现象是不断变化的，你用一种实证的精神去面对问题，实际上是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去面对问题。
胡适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一切知识都是假定”。当然，把这放在自然科学里面也许不一定对，我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放在社会科学里面，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坏处是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去得到很多问题的答案，好处是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失业。
最后一点，就是比较的眼光有助于我们观察和了解政治的现实的知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较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把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现实，看作很多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会经常被灌输一种观念──事实只能如此，但实际上，我们，尤其像我，去了不少国家以后，我就会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经验是各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我在美国的那些年是布什当政的那些年，对布什的批评非常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最后就把布什的肖像印在了手纸上。而在朝鲜又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个中学的或小学的黑板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这块黑板，居然要作为一个重大的纪念品保护起来，摘下来放到当地的展览馆或者是博物馆里面去，这也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激励我自己去观察、追问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对这种不同的可能性感到的惊奇，我希望大家也能够保持这种惊奇。以前，我在博客专栏里面，有说到俾斯麦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观察政治去发现更好的可能，更好的自己。
（本文节选自《新民说·盗火》，来源凤凰网读书频道）
深入思考改革需要有庖丁解牛的本领，我刀功没那么好啊：）
民主不只有一种形态，就象刀具可以有多种一样。不过中国有些人仅仅把多元论和阶段论当作抵挡西方民主攻势的借口，并不真正深入思考改革。
顺带说一下，中国传统菜刀有厚薄之分。我母亲就惯用薄刀切肉厚刀剁骨。我用的德国刀都比较轻薄，和较厚重的中国菜刀一起用，中西结合，很方便:)
你说的对，民主不是什么终极目标，本来就是手段一种社会形态，目前在中国的作用也真的只是用来反专制，民主的好处必须实施民主才能显现，而民主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大家都不确定会有怎么样的呈现：）
举个例子：日本刀具和德国刀具都质量非常好，不说削铁如泥但切肉时那手感真的是太轻快了。如果这么一把好刀被用来剁骨头，后果只有一个——刀口豁了。中国家庭通常只有一把菜刀，切剁砍都是它，而德国刀日本刀都是系列的，切肉切鱼切蔬菜剔骨天切面包切熟鸡蛋刀都不一样。所以中国国情就是中国人用刀的习惯。免不了会有人毁了很多把刀，而且一定有人说德国刀日本刀不如传说的那么好：）
不少中国人对于民主、道德等等人文精神的东西，抱有一种近乎苛求的态度。一旦发现它们中有些虚的，假的，不好的成分，还有就是内外没有完全的统一等问题，于是就来个全盘否定。不可否认，民主不是一件精美的东西，哪怕是在西方，选举的过程中，还很大程度上受到金钱的影响，还有舞弊，贿选，发布虚假舆论等种种问题，如果以此就宣判民主制度的死刑，这科学吗？另外，一直以为五十步可以笑百步，很多事情，程度的差别决定了问题的性质。反过来，百步没有资格笑五十步，这样社会就不会进步，大家整天打嘴皮战。你想批评别人，自己要去发展，接近别人水平了，再去批评别人。要比好，不要比烂，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良性竞争。
舆论有被操作的可能，但真相不可能一直被谎言掩盖，即便在北朝鲜这样的国家，可能朝鲜人民暂时无法了解真相，但世界人民还是了解真相的，所以只要有言论自由，真相的呈现只是迟早的问题。
其实你这个转贴还是有点意思的。作者在评论别人受到屏蔽时自己也处在屏蔽的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不利于自己价值观的论据，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现在有些学者大胆假设多，小心求证少，缺乏严谨素质。比如文中的政治理论和实际是政治概念的两个方面，作者只攻其矛盾而不谈理论是实际的总结，陷入实证主义。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人的直接经验是非常局限的。直接经验不足以形成对世界的客观认识，信息传播是人的间接经验来源，所以舆论的重要性实在不应忽略。而由于舆论是一个可操作的对象，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故经验需要有符合逻辑的判断，理论和经验应该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