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八）

（八）

铜铁厂六号坐北朝南，高高的门槛要上五阶大青条石台阶。厚重的黑漆大门高达丈五，门过道长有两丈，宽有丈二。两边的门铛是一对大石鼓，据说古人以鼓声来震慑妖魔。门楣上探出四个雕着瑞兽、珍禽的户对，喻以祥云瑞霭。门板上有两个刻花黄铜大门铞。大门内过道右边是门房，进院要下三阶台阶。左手边是一溜儿南房，从东到西共五间。顺西南角转向北，是西房三间，这是前院，供侍卫厨子佣人住的。下门楼左转二三十步，右手是通往里院的垂花门，门内有一间小亭，上面精心绘画着仙鹤、花卉。进去后，对面是一溜儿前出廊子后出厦的五间高大北房，正房三间，一明两暗，两边各一间耳房。外包朱红油漆内包麻的门廊柱直径有一尺，廊上檐下精工雕刻着各种纹饰。东西厢房各三间，没有南房，一条抄手游廊将东西北三面房屋和垂花门的小亭连接起来。东厢房与耳房之间的东墙上有一道月亮门通向花园——就是现在的五号，后来被拆掉堵死了。前后院相隔的墙上雕着青灰花卉，很是雅致。院内用尺五见方的青砖铺地，四角各留一小块土地，种着石榴和丁香。

记忆中，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六号大门总是紧闭着。据说里边住的是北京卫戌区某某大官，那门偶尔开一下，等人进出后又马上关闭。院里有一男孩，比我大一两岁，拄双拐，戴眼镜，上下台阶都由一位军人抱。

有一天，他一人坐在台阶上，我和他玩起了拍三角。我对他说：“你带我进去，我给你洋画，我家有很多很多洋画，可好看了。”

他高兴地带我进去仔细观察了一番。回家后我对妈妈说：“听三姐说，六号以前是咱家的，为什么咱们不住那了呢？今天我进去了，里边可好看了。”

“以后你不许再去六号，听到没有？！”妈妈严肃地对我说，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这个院子大概是清朝咸丰年间盖的。文革时门前的狮子没了，现在这院子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了。

自从五号变成了十四户人家后，可热闹了。和我差几岁能玩儿到一起的男孩就有十来个，和我年龄相差大些的就更多了，再加一大堆女孩，乱哄哄的。他们大多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记得前排北房东边第一家姓冯，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大女儿国华比老抗大一岁，大儿子建华比我大一岁，二儿子向华和我一样大，小名叫小不点儿。还有住在西南角那间老房的刘家，虽说老房宽大一些，可也不过二十来平方米，却住着七口人。夫妇俩，加上三个儿子、两个闺女，直到文革时期我家搬走，他们都这样挤着。

不过，这情形倒为我们踢足球创造了有利条件。不用叫别院的人，光我们院的人就能分两边踢。每天一做完功课，东到我们院大门口，摆两块砖头；西到六号大门口，摆两块砖头，一方四到五个人，比赛就可以开始了。常常踢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我们的足球可不是别的胡同小孩踢的破皮球，那可是焦大哥从队里给我们带回来的真正的足球，说不定在全国性的比赛中还使用过。小伙伴们非常羡慕我们哥儿仨，家里老来一帮职业运动员做客。而我们哥儿仨在焦大哥的指点下，球技自然比他们略高一筹。七八岁的我已经是球痞了。停球、顶球煞有介事，脚内侧，脚外侧，正脚面运用自如，传球准确，过人灵巧，射门凶狠。有一次在学校，我们班和别的班比赛时获得了一个点球，对方守门员一看是我罚球，吓得跑到一边去了：“我不守了，他戳球忒狠，再闷着我。”

我们每天从下午一直踢到晚上，有时到天黑都不肯散去。一个个顺着胸脯流黑汤子，身上全是一道道的黑手印。那会儿的胡同是土路，这么多孩子甭说踢球，就是来回跑几趟，也会弄得满胡同尘土飞扬，呛人鼻眼。过路的人常常捏着鼻子捂着嘴，喊“停一下”，然后赶紧跑过去。经常从这里过路的人，到这时候索性绕道而行。院里的大人们在这个时间尽量不出来，下班经过的，也是耐心等待着一个定球的机会，赶快跑过。大人们用行动默默地支持着孩子们的娱乐，这总比到处野跑强多了——大人们这样想着。

天一擦黑儿，各家的家长和姐妹们就扯着嗓子喊上了：

“小不点儿、建华，吃饭啦！还不回来，你个该死的！”

“小平，小二，快回来吧！”

“哥，吃饭啦，妈让我叫你呢！”

最好听最管用的话是刘家的小丫叫他弟弟小冬儿：“冬儿，回来吧，再不回来就没了啊！”

一听“就没了啊”，小冬儿撒腿就往家跑，他家孩子多，他爸爸是警察，全家就他一个人工作。吃饭时，小桌中间搁着的一大碗菜眨眼就没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悻悻散去，第二天又角逐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就这样打发着儿时的时光。

我们院里家家都在门前种向日葵，中秋节吃的瓜子都是自家种的，不用去买。有的人家还搭一个大葡萄架，夏天时，可以在葡萄架下乘凉吃饭。院内的七棵枣树是全院的公产。一棵酸枣树，六棵大枣树，每年硕果累累，使人望而生津。

除了春节，每年的中秋节也是我们院的大喜日子。一大早院门一关，各家的男女老少端着脸盆、水桶、小筐、竹篮子、大澡盆------一切家里能盛东西的家伙都拿上聚集到院子里。壮汉小伙子手持大竹竿，为了防止被洋剌子剌着，将领口袖口系得严严实实雄赳赳地站在枣树下。等各家人都出来了，打枣就开始了。小伙子几下就爬到树上，有的骑在枝干上，有的双脚岔开，蹬住两支主干，手举竹竿，用力地向果实密集的尖梢打去。实在够不到、打不着的地方才抱住树干摇晃。

枣儿要尽量把它打掉，这样来年果实会结得更多。枣树怕晃，总去摇晃它，会一年比一年结的果实少，甚至会死掉，就是人们说的疯枣树。

枣儿像冰雹般的噼噼啪啪地掉在地上，砸在人们头上、背上、屁股上。没有人躲闪，只是一个劲地往筐里、篮子里、脸盆里、水桶里飞快地拾捡着，还不时地往嘴里塞着随手挑拣到的特大、倍儿甜的大枣儿。你听不到说话声，只有“噼噼啪啪”枣子砸在地上、和“咔嚓咔嚓”大小耗子们咀嚼、以及不时“哗啦哗啦”人们将手中捡满的盆、筐往一堆倒放的声音。这景象既热烈，又紧张，既欢快，又严肃。不一会儿，院中堆起了一座座枣山。渐渐的，各种声音间歇了，最后停止了。大家都直起身子，抹抹汗珠，站在了一个个小山旁。

“每家先端十脸盆，剩下的再说！”

汗水还没干，人们开始飞快地往自己家里端着应有的一份。待所有的小山消失后，大家又各自拿出笤帚、簸箕，清扫着自家门前的枣树叶、折断的小树枝。当扫到两家交界处时，都会相视一笑“我来吧，我来吧”，互相抢上几笤帚。

这是发自内心的，满足的，舒心的，友善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