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下的小鬼儿（上二十一）

（二十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当时还是小姑娘的宋彬彬在面对面地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那句话后，改变了她自己，那句话也改变了全国的学生青年们，甚至改变了全体人民。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

“噢，文质彬彬的彬。不好，要武嘛。”

自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穿着一身黄军装，腰系武装带，臂戴红袖章，头剃大秃瓢，脚蹬永久牌全链套（链子外包着一层铁皮链套的自行车）奔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宋要武”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同时涌出了许许多多的王要武，李要武，千千万万个男秃瓢、女秃瓢，还有看不出是男还是女的大秃瓢，秃瓢此时成了时髦儿的头型，是革命的标志、英雄的象征。

可是，武怎么武？对谁去武？该武的都已经武光了。“地富反坏右”死的死、伤的伤，该滚回老家的也回去了。没走的也早已经趴在了地上，缩在了屋角，大气儿都不敢喘地惶惶不可终日。那也不成，革命就得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于是落水狗们又被揪了出来，别说你缩在屋角，就算你钻进了地缝，也得把你抠出来。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红卫兵们对毛主席的话倒背如流，多少页，第几行，一字不漏，一段儿又一段儿不断地从口中诵出，付诸在行动上。又一轮嚎叫，漫布神州，更多的，鲜红的血，洒遍大地。红卫兵们美其名曰“红色恐怖”，到处振臂高呼着：“红色恐怖万岁！”

幸亏只有宇宙、大自然以及人类的发展是永恒的，其它东西是不存在万岁的。若是这“红色恐怖”当真万岁了，计划生育也就不必搞了。

在红色恐怖猖獗时，红卫兵小将们每时每刻都睁大着眼睛、寻找着目标。海淀区红卫兵中的高干子弟还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西城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这两个组织乃红卫兵之精英，他们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崽儿混蛋”。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使他们很快找到了新的猎物，造成轰动一时的“六中事件”。也正因此而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事情是这样的，北京市男子第六中学有个老校工，叫徐霈田，解放前给某个政要或日伪做过门房，其实这些还不是关键。起因是老校工在清理卫生时揭下了一条破损的标语被一个红卫兵看到。这红卫兵贴出一张大字报，说老校工是有意识地撕坏标语、破坏文革，随后便遭到了红卫兵们一顿拳脚。老校工忙不迭地喊冤，然而越喊冤越被红卫兵们认定为不老实，“西纠”们连拉带拖地把他关进了一个黑屋子。这里以前是音乐室，现在已被“西纠”们改成了审讯室。它处于校园内一个独立的小院内，因为比较隔音，很适合刑讯逼供。

现在已经不再开什么批斗会了，也用不着借着“气愤”打人，那太繁琐。总是空喊口号也很乏味，既然打人已成为公开的程序、已成为合理合法的，何必还做那些没劲的形式呢？直接进入拷打，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会问出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门开了，一帮“西纠”蜂拥而入，拧开了一盏昏暗的灯。微弱的灯光下，可以隐约看到墙上挂有皮鞭、狼牙棒（布满钉子的木棒）、竹藤条等刑具。屋中树着吊人的木架，地上有老虎凳，旁边放着几桶冷水。屋正中摆着一个火炉，炉膛里放着烧得通红的火筷子、火烙铁。

知道的，这是“西纠”的审讯室，不知道的，一定以为是身在《红岩》中描写的国民党审讯共产党的“渣渣洞”。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就对了，“西纠”们就是想达到这个效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替革命先烈们报仇。

老校工快被吓死了，为了表示老实、争取从轻发落，他不知是编的还是真的，说出了过去曾给某某反动大人物做门房的事。这下更坏了，一切刑具都用上了。老校工几次在冷水的泼激下醒过来时，认为小将们还怀疑自己的态度，为了活命，便胡扯自己的罪状。红通通的火筷子“吱吱啦啦”地在他身上翻滚，火辣辣的烙铁在带着糊焦味的浓烟中陷进肉里。狼牙棒缠满了焦皮烂肉，看不见一根钉子。铁钳掰出的牙散落在地，老校工已经不必再给自己罗织罪名了，他的生命已结束了。

红卫兵们是真的憎恨这“资产阶级”的老校工吗？不，实则是这些“西纠”们本是高干子弟，文革的矛头指向了他们的父辈，原本受宠的贵族们不受宠了，毛为了自己的地位，对他们的父辈发下了斩灭令。他们这是对文革的不满、对自己失去优越地位的发泄。

不知是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将此事公布于世，附照片为证，并且发表了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恶行的抨击。我在六中校门边的围墙上看到了照片，共两张，一张是头像，整个脸分不清眉眼鼻嘴，甚至看不出脸形。另一张是全身的，赤裸的上身布满伤痕，裤子破碎得只剩几根布条，赤着的双脚有一只脚后跟朝前------老校工死时的模样惨不忍睹。

我一面为老校工的冤死而叹惜，一面又为张贴这张大字报的勇士感到敬佩——终于有人敢于站出来指责这些非人性的行为！同时，我不禁为这勇士担着心：你孤身一人，怎能经得住“红色恐怖”的一击呀？哪怕只是轻轻的一击，你也会粉身碎骨。

不，他不是一个人，他只是第一人。千百万的人站出来了，哥哥也站出来了，他早已作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自那天他送妈妈住院后，就再没回过家，他“造反”了。四中的张玉海等同学办了《只把春来报》后，他积极地投稿，着重撰写了一些针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谬论的批判和怎样看待出身不好的人的文章。他指责那些私设刑堂、画地为牢，极不人道丧尽天良的行为。他每天写文章、刻蜡板、贴大字报、刷标语------他们还成立了红卫兵，叫“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兵团”。马耕、洪连雨是他忠实的战友。他们每天为革命奔忙着，不分日夜地战斗着。他们用手中的笔、大字报和《只把春来报》为武器，向着愚昧、残暴、带着血腥味的“血统论”发出了战斗的檄文。在当时，《只把春来报》和“沈抗”这个名字是响当当的。“联动”、“西纠”们对其咬牙切齿，点名要抓住他和马耕，但他早已不回家了。有一次“联动”闻讯他在展览馆，马上去了几百人，把展览馆围了水泄不通。然而机灵的哥哥巧妙地重演了古兰丹姆，逃出了虎口。

遇罗克，这个英年早逝、富有思想、才华横溢的少年英雄。在那时，以《出身论》这篇富有哲理、充满正义的文章，直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封建迂腐的逻辑。文中列举了古今中外出身于各种不同家庭的人，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的大量事实，他用自己深刻的见解、精辟的分析，给予愚昧无知、专横霸道的封建血统论粉碎性的打击。

红卫兵阵营瓦解了，那些跟着新贵族“联动”、“西纠”后面盲目追逐的平民子弟们醒悟了，出身不好的人也敢说话了，一些有头脑的干部子弟也开始清醒了，他们不自觉地连成了一体，形成了一股新的红卫兵力量。

这时各个学校、机关、工厂基本都形成了两派。清华大学有一派叫“井冈山”，另一派叫“毛泽东主义兵团”；北航有“北航红旗”和“红色造反”；铁道学院有“红旗公社”和“井冈山造反兵团”------总之，每个大学都分成了两派，以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蒯大富为首的，称为“天派”，以北师大“井冈山”头头谭厚兰为首的称为“地派”。中学里也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工人中有“红联造”和“毛泽东主义”；财贸系统有“财贸尖兵”和“毛泽东思想”；体育界有“革联”、“革战”------两派间展开了大混战。一开始还是舌战、笔战，各路英才纷纷施展文笔、争吵辩论，围绕的中心是“我才是忠于毛主席的，是革命的”。

这可了不得，你要是毛主席那边儿的，我成哪边儿的了呢？我必须是毛主席这边儿的。说不成，打！于是乎双方大开杀戒，血流成河。

这里边就有个玄妙了，不管谁是忠于毛主席的，那另一方是忠于谁的呢？谁又值得忠于呢？

挑起这种争论的出题者是谁？其目的又何在？

“这次运动的方向，是对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又下旨谕了。哦，原来是要整有权的人。毛主席驾驭群众真有一套，一夜之间，天又变了。各单位、团体、学校的领导们代替了“地富反坏右”登上了被批斗的舞台。

记得毛主席这话刚一传下来，妈妈意有所指地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毛主席真正想整的人终于被揪出来了——刘少奇、邓小平继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后，作为党内最大的资本主义当权派被拉下马了。

看来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威力真是无比强大，在蒯大富的带领下，几十万红卫兵围住中南海，要强行押走刘少奇，一旦真地押走了，那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生命危在旦夕。还好，在关键时刻，周总理以他柔中有刚的手法、机智灵活的头脑，化风暴于细雨，救了刘少奇。对刘的批判只限于在中南海国家机关内，在这里基本上是文斗，最多让刘少奇低头站着。

周恩来知道什么事要绕弯儿，什么事不要绕弯儿，什么时候该绕弯儿，什么时候不该绕弯儿。他对毛主席说：

“念在他年事已高（咱都这岁数儿了），也曾为革命做过贡献（以前又在一块儿玩儿过），况且他已经向人民（你）承认错误了，就在内部批批算了（您大人有大量），给他一次机会吧（杀人不过头点地）。”

毛心里虽老大的不乐意，可周既是当面儿这么说我怎么也不能显得太歹毒了，不能让人看出我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人啊。心里说着“你就会他妈做好人儿”嘴上却笑着说：“好好，我的原则一向是给人出路的。”

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不用铡刀可使利刃。刘少奇最终还是在削职软禁、郁郁寡欢中于一九六九年死在了河南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