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独行
我是一个孤独的流亡者，我以最质朴的笔记录我的一段过去，或许正如我的作品名一样，我将在孤独中死去。
犯人为刘建平、李新来抬来两把躺椅，泡了两杯热茶，二人一边喝茶，一边斥骂、侮辱我。
李新来递给刘建平一根香烟，殷勤为他点上火后说：“看这个松（应该是尸下面一个从）货，要块头没块头，要长相没长相，还政治犯呢！这号东西我见得多了，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用坦克压，机枪扫。”
“这松货刚才还向我扑来呢！妈的屄，我刘建平在渭南混了十八年，没人敢在跟前说半个不字，你狗肏的竟敢骂我。”刘建平越说越气愤，索性提起棍子，叫犯人拔掉我的裤子，朝我身上胡捣乱捅了十几下。在他的淫威下，我的精神彻底崩溃了，我低声下气地告饶道：“刘队长，我服了，你饶了我吧！”
“饶你？我就让你白骂了？”他恶狠狠地朝我的脖子右侧打了两棍，我象一只脖子被扭断的公鸡，头耷拉着打了焉。
这时候当晚的另一个值班干部同怀洲来了，该人外表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平时对犯人也还和善，我希望他出面说句公道话，将我从残酷的折磨下解救出来。再说，刘建平并不是五中队干部，他甚至连管教干部都不是，根本就没有权利管我，更不要说动用酷刑折磨我了。同怀洲如果还有一点良心和责任感，就应该立即制止这种不法暴行继续下去。但是同怀洲和善的面目后面隐藏着的是一颗比蛇蝎还要狠毒的心，他听说我竟敢朝刘建平扑过去，就挑拨说：“胡亚明，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这种行为属于袭警。刘队长手中如果有枪，完全可以一枪将你打死，而不负任何责任。”
同怀洲是典型的阴毒小人，他的话立即提醒了刘建平这个粗人，刘命赵立峰将我从桐树上解下来，去掉铐子，拉至院中，要同我单打独斗。刘建平虽然也长得身高体壮，老实说，我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但是我已洞悉了他的险恶用心，不可能再贸然出手，给予他一点点借口致我于死地。当时，除了刘建平、李新来、同怀洲三个警棍外，还有六个膀大腰圆的犯人环伺在侧，随时准备扑向我。这六个犯人的名字是：赵坚、赵立峰、黄红军、谢世杰、刘德龙、于涛。
我刚在院中站定，刘建平已扑了过来，飞起一脚将我踢翻在地。
“起来！狗肏的你起来，你不是挺能打吗？来呀！打我呀！”刘建平象条疯狗似的，围住倒在地上的我，又喊又跳。
吾命休矣！我悲哀地想到。我想在临死之前表现得英雄一点，于是挣扎着站了起来。我站立未稳，刘建平一记摆拳又砸了过来，我本能地欲抬手将来拳格开，身上却没有半点力气，只是将头偏了偏。饶是如此，他的拳头仍然重重地砸在我左腮上，一颗牙齿和着口中的鲜血喷了出来，身体象一条棉花包，横飞二尺，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刘建平紧跟而上，一脚踏在我胸上，狂叫道：“狗肏的，你还骂不骂？”
再继续硬撑下去，我必定命丧当场，我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我气若游丝地乞怜道：“刘队长，我错了，再不敢骂了。”
“妈的屄，光认错还不行，你将骂我的话再骂回去。”他一边说，一边猛踏我的身体。
“胡亚明是一条疯狗，不该乱咬刘队长。”我只想活下去，已顾不上任何尊严，用了自认为很恶毒的话骂自己。
“妈的屄，想胡弄我，是不是？”他又狠狠踢了我两脚。
“你想我怎样骂？”我问。
“妈的屄，少给老子装莽，刚才咋骂老子，就给老子骂回去。”
狗肏的刘建平太过份了，这不是要我辱骂自己的母亲吗？我这个人虽然贪生怕死，但是还有那么一点廉耻之心。乌鸟尝知反哺其母，何况人乎？我胡亚明信奉曹阿瞒的“宁可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负我”的处世哲学，但我的母亲在我心中形象永远是圣洁、伟大的，我宁死也不能让母亲受辱，更不会让她老人家受辱于自己的儿子。
“刘队长，你的要求太过份，我做不到。”、
“过份？你骂我就不过份？赵立峰，先将他铐在树上，给他三分钟时间考虑，骂了就放人，不骂，我今天陪他玩到天亮，反正天热也睡不着。”他坐到椅子上，悠闲地翘着二郞腿说道。
我再次被铐在树上。我想今天在劫难逃，我大概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说不定是峨嵋山的那个老和尚追踪到此，借刘建平的手收我的阳魂。早在几年前我曾梦见自己魂游东监，母亲和妹妹前来取我的骨灰盒。一个凡夫俗子是没法同命运抗争的。罢了，与其死在刘贼之手，还不如我自己解决。
“三分钟快到了，你考虑好没有？”刘掐着表，睥睨着问我。那神情，完全是猫玩老鼠。
“刘队长，先让我上个厕所，我快尿到裤子里了。”哼！想羞辱老子没那么容易，只要将我从树上解下来，就是死，也不能让你刘贼的阴谋得逞。如果说我胡亚明活了三十岁没有做一件有骨气的事情，今天我将以生命捍卫母亲的尊严。
也许是我的孝心感动了上帝，本来毫无人性的刘建平竟然同意我先去上厕所。赵立峰、刘德龙二人押着我朝厕所走去。一出干部值班室小院的门，我一头撞到了监墙上，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后，发现自己已被抬回院中，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中队卫生员正在为我扎针，头上的伤口也包扎上了。刘建平、李新来见我醒来了，长长地松了口气。刘建平害怕我继续自杀，吩咐赵立峰等人：“将他铐在铁门上，看好！”
“刘队长，这样不妥！”卫生员张彦海反对说，他是当晚惟一为我说过好话的人，他的好心我将感念一辈子，“胡亚明现在的状况还不稳定，不如先抬回号子，多派几个人看管。”
刘、李二贼商量后，依了张彦海的话，叫人将我抬回号子，派了八个犯人围在我四周监护。
我看了看床头的闹钟，时针正指着1：47.
第二天，大多数犯人还在吃早饭，李新来派两个犯人将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我强行拉起来，半架半拖到值班室院中，强行给我戴上手铐。我抬头看见刘建平阴森森地站在值班室门口，心知他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一定会撺掇五中队主管干部将我关到禁闭室。这也是监狱的一惯做法，凡是将犯人打伤了，为了防止消息外泄，都是先关进禁闭室再说。禁闭室号称狱中之狱，一关禁闭室，连最后一点有限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既不能与家人通信和接见，同其他犯人也接触不上，死活只能听天由命了。看管禁闭室的狱警和犯人都是些穷凶极恶之徒，新送进去的人，一律先打五十杀威棒，然后扎上脚镣和手铐，扔进一间大约三平方米的黑屋子里。禁闭室共有四排水泥房子，坐西朝东，四周光秃秃的，没有一棵遮阴之树，屋顶是用拇指粗的钢筋条和一公分厚的铁皮盖的，冬不保暖，夏不隔热。设计禁闭室的人一定是心理变态，禁闭室除了门上有个碗口大的方洞外，再没有任何通风设施。就是这个小洞，除了三顿饭送食外，也时常紧闭着。夏天，早晨太阳升起照东墙，晚上太阳落山照西墙，里面象个大蒸笼，温度甚至超过桑拿房。冬天，由于铁皮屋顶不保温，里面又冷得象冰窖能把身上的热血冻成冰块。从夏天到冬天，真的是冰火两重天。我深知禁闭室的残酷，但是仍然很顺从地让他们将我关进禁闭室。同五中队的严训室比起来，禁闭室至少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如果留在五中队，可能只有死路一条。关进禁闭室，虽然同样逃不脱非人的折磨，至少那里的看管人员同我个人并没有矛盾，他们不至于将我往死里打。而且，我还可通过正当途径向上级反映情况，请监狱领导出面主持公道。
我的神志仍不太清，中队派两名犯人用架子车将我拉到禁闭室。禁闭室那个地方只要手续齐全，只要送去的不是一具死尸，都照单全收。但是禁闭室的干部看到我当时的那副惨象，也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免了例行的五十杀威棒，也没有扎脚镣，只戴了副手铐。我当时头上包了一圈纱布，沾满泥土和血迹的衣服已辨不出本来的颜色，脱光衣服例行检查身上有无违禁物品时，我身上的累累伤痕更令在场的人唏嘘不止，例外地拿来一瓶药水为我涂抹伤口。第五天，禁闭室的任指导开会回来，特别指示将我的手铐也去掉了。任指导以殴打犯人凶狠闻名全监，五十杀威棒的不成文规矩就是他定下来的，不少犯人害怕进禁闭室的主要原因就是害怕挨那五十杀威棒。他这次对我法外开恩，确实让我感到意外，也感激万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个同情我的年轻干部在他跟前替我求情，我才得以逃脱他的黑手。这位替我求情的干部的名字，为了他的前程，我不便公诸于众，但我会永远记住他。对于任指导，我也十分感谢他。他对别人如何心狠手辣我管不了那么多，只要于我有点滴之恩，他在我眼里就是个大大的好人。
去掉铐子后，任指导问我还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助，我激愤地将刘建平殴打我一事简略地讲了一遍，我请求任指导给我纸和笔，我要给监党委写信控告刘建平的不法行径。同时，我也请任指导将我的控告信转交监狱领导。任沉吟片刻后，答应了我的要求。
第二天上午，我一气写了封三千多字的控告信。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具正义感、有点法律意识的监领导决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在控告信中这样写道：
“8月7日晚，供销科干警刘建平酒后闯入五中队监区，寻衅滋事，无故将我殴打近四个小时，我不堪凌辱，撞墙自杀未遂。”
接下来，我详细叙述了当晚的事情经过。我力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比较客观地叙述当时的情况。陈述完刘建平的罪状后，我毫不客气地指出，刘建平并非五中队管教干部，竟然数十次闯进监区殴打犯人，可见该中队管理之混乱。五中队指导员、中队长作为中队主要负责人，非但不能保证本中队犯人的生命安全不受侵犯，反而引狼入室，与流氓警霸勾结，用私刑折磨、殴打犯人，视为理所当然。中队指导员在犯人大会上公然说：“只要生产搞上去了，就是死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此低劣的水平，我不明白监狱为什么要将近三百犯人的生命交到他手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中队好比一个家庭，指导员是家长，我们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当家庭成员遭受不法侵犯时，家长应该挺身而出，保护我们的合法权利。鉴于我的生命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我强烈要求：
1、监狱立即组织调查组，对刘建平、李新来殴打我一事进行公开调查，作出公正的处理。开除刘建平公职，勒令刘建平、李新来向我赔礼道歉。
2、严禁监狱警察与社会黑势力相互勾结，向犯人或犯人亲属勒索钱财、物品。
3、重新组织全监干警学习《监狱法》和有关法律。干警酒后或着便装不得进入监区。
4、立即取缔各中队私设的严训室，严禁以酷刑和各种刑具体罚和折磨犯人。
5、严格按照《监狱法》和《劳动法》有关规定作息和生产，不得以任何借口加班或延长劳动时间。
6、废除对政治犯的歧视性规定，给予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同等的奖励、减刑、保外等权利。
7、保证我的生命安全不受侵犯，请给予一间单人牢房。
8、立即安排我一独立医疗机构检查身体，并开据检查证明。
9、我要求立即与家人会面，并聘请一名律师，我保留对刘建平的民事诉讼权利。
10、监狱最高领导应开辟一条有效途径，以便犯人及时将下情反映到最上层。
我的控告信递到上面后，张敏忠监狱长立即召开了监党委会，指示狱政科科长朱进，政治处副处长康宏运，纪检科孙科长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刘建平殴打我一事进行公开调查。这在渭南监狱的历史上，即使不能说绝后，却也是空前的。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调查受阻，当晚的目击犯人也不敢提供公正的证词，监狱对刘建平仅在全监干警大会上进行不点名批评，对此我非常不满，朱进安慰我说：“胡亚明，你应该很满足了，监狱为你的事组织了三家联合调查组，别的犯人挨了打，谁过问过呢？”朱进不是一个坏人，但他的知识水平使其不可能站在更高的层次看问题。
我要的不是一个规格很高，却没有最后的结果的调查组，我要置刘建平于死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们这些人，除了做一个狱警，在根本没有一点反抗能力的犯人跟前耍耍威风外，再无任何谋生手段，一旦离开监狱，他的下场将会非常悲惨。调查组没有在中队展开全面调查，只是找当晚的在场的犯人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些人都是所谓的管事犯，是干部的忠实走狗，根本不可能说实话。另外，虽然刘建平的人品很低劣，一般正直一点的干部，比如入监队的杨指导就公开宣称不屑与他为伍，但是大多数人不能不顾忌同事关系，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之间要共事几十年，甚至下一代还要在一起共事。这种种因素，不能不影响调查组成员的立场，他们不可能为了一名犯人，而毁了刘建平的所谓“前程”。但是刘建平殴打我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掩盖，他们只能在所谓的“情节”上做文章。我在控告信中指控刘建平“酒后窜入监区，无故殴打我近四小时，身上淤伤无数，左右膝盖处各有一直径10公分左右的擦伤，牙齿打落三颗”等事实，调查组认为刘建平当晚并未喝酒，代人收封并殴打犯人实属不当行为，但胡亚明目无干部，收封时竟然拒不起床，干部批评后又恶言顶撞。调查组找我了解情况时已是出事的第八天了，当时，我除了头上的撞伤还未完全痊愈外，其他伤痕已基本看不到，调查组以未见我身上留有淤伤为由，在调查报告中反诬我不顾事实，夸大受伤程度。对我缺少三颗牙齿的事实，他们竟以现场无人证明我牙齿被打落，及找不到掉下来的牙齿为由，武断地认为我的牙齿早就掉了。这份明显偏袒刘建平的调查报告交到监党委后，监狱对刘仅作出“本人写出书面检讨，干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