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独行

我是一个孤独的流亡者,我以最质朴的笔记录我的一段过去,或许正如我的作品名一样,我将在孤独中死去。
正文

十四、蝉变(下) (图)

(2008-07-19 03:17:22) 下一个

谈了这么多,也话大家对我作为一名政治犯,居然能混到小报编辑室这样重要的部门,把持全监的宣传工作感到吃惊吧?其实一开始我也很吃惊,记得刚到小报编辑室的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指监狱)的风气很好,我一没花钱,二没托关系,凭自己的本事也到了这样一个条件较优越的地方。我不用参加体力劳动,还能好好看书,也有时间写点东西。我一定好好干,以报答马教员(小报编辑室主管干部)的知遇之恩。”其实,光凭我的本事,根本到不了那里。监狱犯人因为刑期包袱太重,不象劳改队的犯人那样爱惹事生非,打架斗殴的现象比较少,因此初到监狱的人会认为这里的管理文明,其实内部的黑暗决不亚于劳改队。监狱犯人与管教人员长期相处,久则生情,甚至互相间以兄弟相称,警犯之间维持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新来乍到之人要突颖而出,谈何容易。我比较幸运的是,送到二监时,小报室的其中一位编辑即将刑满出狱,需要找一个文化程度较高的犯人接替他的工作。马教员在众多新入监的犯人中相中了我,但是仅凭这一点我还是不可能分到小报室,因为我的身份太敏感了。我最终能到小报室,最关键的一点是,送我来的砖厂狱政科钟科长与二监教育科牛科长曾在一起共过事。当天新江主动要求与种科长一起送人,他们办完事后巧遇牛科长。老同事相见,牛自然力邀他们到家小坐,闲谈之间,新江托牛科长照顾我,牛满口答应。这些事我一年以后才知道,那时牛科长已退居二线,因此说话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他说为了将我弄到小报编辑室,真是费了不少周折。牛科长感叹道:“你啥罪不能犯,偏偏犯个反革命罪呢?”

如果能够选择,我倒宁愿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监狱始终对政治犯另眼相待,全监几十名政治犯虽然分散在不同的中队,却在狱政科另外建有专门的档案,有一个姓秦的干事专门负责掌管这些另册罪犯的改造动态。用监狱的话来说,对反革命犯实行专人专册管理。除此之外,各中队还派人暗中监视政治犯,一举一动随时向干部汇报。我在小报室几年,虽然也有人监视我,但是一是那里的环境本身就比中队松散得多,二是小报室无论是编辑还是协助搞“三课”教育的教师,都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人,不会自贱到成天像一条狗一样跟着你,因此所谓的监视也基本流于形式。后来调到五中队后,对我的监视就明显加强了。但是派来监视我的人也太笨了一点,没两天就让我看穿了他们的暗探身份。政治犯不仅在行动上受到比普通刑事犯更多的限制,而且在减刑、奖励上的待遇也很不平等。法律并未对政治犯的减刑、奖励加以特别限制,但是政治犯要获得减刑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二监关押的几十名政治犯,在我写这本自述时,只有我通过走后门、行贿等不正当方式减刑一年六个月,其他的如张宗爱、魏光君、徐伟、许剑雄、孙正刚、马洪良等皆未减刑。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也曾在二监长期关押,对此应有所了解。而普通刑事犯,如一个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犯人,通常可以减4—6年开。就像我刚被判刑时,那个安慰的女审判员说的一样,10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到监狱后好好改造,过个两三年就能出来。对普通刑事犯确实如此,但对政治犯来说大多数都将坐到刑满之日才能出来。如此一来,政治犯的刑期就被相对延长了。比如有两名犯人同年同月同日入狱,都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他们的刑期相同,不同的是,一个是刑事犯,一个是政治犯。按照常理,两个同时入狱,而且刑期也是一样的犯人,出狱时间也应该一样。事实上却不可能,因为一个判处10年徒刑的刑事犯投入改造后,只要按照当局的要求“积极改造”,通常可以减2—3年徒刑,而政治犯无论如何“积极改造”,几乎与减刑这样的好事不沾边。如此一来,当那位同样判处10年徒刑的刑事犯出狱时,倒霉的政治犯至少还得继续在监狱里苦熬3年才能出去。除了这些制度上的歧视,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充斥着对政治犯的不平等待遇。不少奸滑的刑事犯深谙其中玄妙,加上大多数政治犯为人处事都比较老实,因此吃了他们不少苦头,监狱对此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即使事情闹大了,处理起来也是不痛不痒。但是没有人敢找我的麻烦,一方面我所处的位置不同,另一方面我比他们更流氓,真正弄起来,吃亏的决不会是我。对政治犯的这些平等现象,我在劳改队时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可能是当初劳改局调我们到二监的根本原因吧!据说刘青当年在二监关押时,比我们的处境还要惨,他甚至从来就没有出过禁闭室和严管队。那两个地方乃狱中之狱,没有进去过的人,不可能知道其中的惨况。

这次次牢狱生活,摧残了我的心智、身体和本来就不坚定的信念。我出去以后,可能还会选择犯罪,但决不会再从事政治活动,我从来不认为从事政治活动是犯罪。我将去杀人、放火,成为真正的罪犯,不然我这十年的牢就坐得太冤枉了。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为自己并未犯下的罪坐了十年牢,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报复这个社会。有的人宽慰我说:“亚明,总有一天会给你平反的,你还有出头之日。”不要说平反是件毫无指望的事,即使我出狱的第二天就给我平反,我也不需要。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中最宝贵的就是青春岁月,我失去的是无价的青春,难道我能被重新生一次,回到单纯、快乐的少年时代么?

我要杀、杀、杀,我的仇人统统都得下地狱。武二郞血溅鸳鸯楼,杀掉张都监全家老少二十七口,那场面让我激动,也让我向往。我是一个渴望喋血的魔鬼,十年后,如果我还活着,将再写一本书,书名我已想好《都市寻猎:杀人恶魔胡亚明自述》。到时候,你一定要捧场,别忘了买一本来看。不然,我会将你也杀掉的。

当然,我只杀我的仇人和那些没有骨气的中国人。

写到这里,我想向那些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奉献出青春,到现在仍然痴心不改、执著追求的朋友们进一言。面对一个拥有五千多万党徒,以血腥、残暴著称于世的大帮会,如果仅仅采取上书请愿,和平示威的方式,我们的下场只能是刑场和监狱。我非常赞成爱尔兰共和军和伊斯兰哈马斯的作法,必须以暗杀、爆炸、投毒等恐怖手段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不然民主、自由永无在中国实现之日。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事情是,整肃海外民运组织,让他们捐款。留在国内的有识之士,招募一批不满社会的亡命之徒,进行严格的训练后,同时在全国主要大城市进行恐怖活动,暗杀党政官员,破坏交通、供电、供气、供水设施,让全国顷刻之间牌恐慌之中。这时候海外民运组织通电全国,要求改组政府,消除恐怖,如此则民主、自由指日可待。如果能够同时将政治局成员全部逮捕或暗杀掉,则可通过一场宫庭政变实现民主。总之,这场革命必须流血和牺牲,即使中国人死掉一半,只要民主得以实现,也是值得的。

以暴制暴,以杀止杀。愿诸友以实际行动实现我们共同追求的伟大目标。毛泽东说过的许多话我都不以为然,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实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放眼世界,没有哪一个政权未曾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南非总统曼德拉和他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世人眼里是通过非暴力的抗议取得最后胜利的。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曼德拉曾长期担任“非洲之矛”(即非国大下属的准军事组织)的总司令,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暴炸、暗杀,在“非洲之矛”的打击下,白人政府不得不坐下来与曼德拉谈判。曼德拉高明的是,在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他宣布放弃武力,从而赢得了南非“和平之父”的美誉。然而,即便是已经贵为一国之尊的曼德拉和南非执政党的非国大,直到今天仍然赫然列在美国的反恐名单上,被美国当局视为最凶险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事实上,即使是最推崇民主的美国,对武力也是狂热崇拜的。关于武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说:“安理会的一纸决定,还没有一挺机关枪起的作用大。”我不清楚中国的民运人士为何要贩卖“非暴力”这个陈年旧货,如果是为了安全,就不应该从事这个毫无前途的事情。这不禁让我想起悲壮的“六四事件”,如果当时我们手里能控制一支军队,哪怕人数很少,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无辜者喋血广场。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只掌握着一个规模很小的暗杀团,恐怕当局也不敢把我们那么多同志关进监狱。只要我们的某个同志被捕了,暗杀团就行动起来,将承办案子的人员全部杀掉,一直杀到没有人敢办这件案子为止。虽然我们这位同志的性命也可能不保,但是当局从此再不敢轻易抓我们的人。近几年,中国大陆出现了不少黑帮组织,虽然他们作案累累,但其成员却安然无恙,被捕入狱者鲜也。何故?皆因其心狠手辣,敢同警察真枪实弹地干。我听说不少警察路遇黑帮成员时则绕道而行,生怕一招不慎即送掉性命。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手段也应该更多、更先进。我们应该培养出一批电脑专家,利用互联网,将电脑病毒传入终端用户的电脑中,特别是有针对地袭击金融、交通、通讯系统,让这些系统彻底瘫痪,我们好从中渔利。

不过,一定要切记的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非常手段,都要保证台面上的几个人以和平面目展示在众人面前。毕竟恐怖手段是不得人心的,如果失去了人心,也就什么都失去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我在小报编辑室的情况。刚开始,我不知道自己是依靠关系进的小报室,还以为这里风气不错,重视人才呢!小报编辑室的主管马教员(教育科负责教学的干部都称教员),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为人有点迂腐,但还不失为好人。大家都是知识分子,自然惺惺相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思想深处的分歧逐渐暴露出来,只是我们身份不同,不可能发生明显的冲突。他为人谨慎、小心,在他的思想指导下,那份小报办得四平八稳。我到编辑室后,将自己的一些编辑思想不动声色地加了进去,报纸的风格发生了一些不易觉察的改变。当然,所谓的“宣传党的劳改方针、政策,报道改造生活中的先进典型”的办报宗旨,没有人敢擅自改变。我只是利用手中的编辑权力,对版面和栏目进行一些小小的调整。那份小报一共三个犯人编辑,一个60多岁的老头是小报室的组长,相当于编辑部主任,但他主要负责行政管理,一般很少直接过问编辑稿件的事。惠黎明负责划版和刻大标题和插图,相当于美术编辑。我负责处理犯人的来稿,也就是文字编辑。马教员相当于总编,我将稿件处理好后交给他审稿,签字后就可以刻印了。从小报室的人员分工来看,我的地位最低,但是却对小报的影响最大。因为所有的来稿都要经过我的手,上什么样的稿,事实上是由我说了算。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真正做决定的往往是那些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正因为如此,我不动声色地调整了报纸的版面,我将第四版留出来,专门刊登散文、诗歌、小说等,如此一来就增强了报纸的可读性,一份死气沉沉的报纸就变活了,这些变化都受到了绝大多数的犯人的欢迎。我还增加了警种长鸣一栏,专门刊登批评性文章,针砭犯人中的不良现象。这些事情虽然都是由我做的,但是表面上的功劳都是马教员的,因此他内心里也很高兴。他对我只有一点不太满意,他认为我的写作风格太随意了。他是陕西师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写文章讲究什么“豹头、猪肚、虎尾”,我则完全不按路数,在他看来过于天马行空了。马教员曾委婉提醒我多看点有关写作方面的书,我嘴上连连答应,心中却不以为然,甚至根本就认为那些教科书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真正的小说家、散文大师,是不会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的。除了这些,他对我总的来说还算满意,因此我们虽然身份不同,却相处得还算和谐。我被赶出小报编辑室时,一惯不拘言笑的他也明显动了感情,他说:“胡亚明,你是我十年来遇到的最好的编辑,我很不愿意你离开,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三年兢兢业业的工作能换来这样的赞誉,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也知道他没有办法留下我,因为是狱政科直接发话要将我调离小报室,而马教员自从牛科长退休后,一直在教育科受人排挤,别说在狱政科说不起话,就是在教育科说话也没人听他的。一年以后,作为教育科惟一拥有大学文凭的干警,他竟因为工作不称职被精减出教育科,调到伙房中队去管做饭。我离开小报室后,再也找不到如我一样认真做事的编辑了,那份本来一月出两期的小报,后来改为一月一期。等马教员离开时,报纸更是时出时停,甚至有人预言它迟早将会停刊。

我在小报室时,也干了不少假公济私的事情,在自己编辑的报纸上发了不少自己的文章。在监狱这样的文化沙漠,一份油印小报就是文化的象征,它同时也是狱方重要的舆论宣传工具,一般犯人想在上面发表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到小报编辑室的时候,我的创作欲望还很强烈,写了不少清新、淡雅的诗歌和散文。现附录几篇于后,让读者对我当时的心境有个初略的了解。

 

冬雨

昨夜下了一场雨
很缓很浓
离家的孩子
忘了撑一支小雨伞
冬雨湿了衣衫
凉意直透心底
风儿对我说
这季节不该离家远行

我想回家去
风雨阻断了归路
我抬眼望望
冬雨像一团雾
很缓很浓

1993.11.18

 

我当时的诗作,大多透出一股淡淡的,同时也有点无可奈何的思乡之情,这同我上学期间写的大量爱情诗比起来,境界更高了一筹,文字运用也更加娴熟。这个时期的散文,也比过去的文章更大气。有一篇题为《家》的不足二百字的短文,堪称当时的代表作。

 

我的家在美丽的浣花溪畔,清清的溪水记录一个不变的传说,诗圣杜甫曾在隔壁的老屋写下流传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温暖的家润育了我童年的梦想,我曾踏着祖先的足迹,跨过浣花溪,走向外面的世界,寻找我的希望。

十年人海颠簸,小船破了,水手倦了。家是我最后的避风港,我要找到回家的航向。

1994.10.30

 

这样的诗和散文,是我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不少应景之作,除了《菊香飘飘》一篇外,其他都不值一提。

 

菊香飘飘

不知是哪位有心人,在监舍的空地上种满了菊花。寒风潇潇中,一簇簇红的、白的、黄的花傲立深秋,每当我从她们身边走过,都要驻足观赏,嗅一嗅那芬芳馥郁的缕缕菊香。

深秋,草木凋落,百花息芳,菊花却迎着朔风含笑而放。千百年来,多少骚客文人写诗赋词,咏菊的孤芳、高洁,但我更敬佩菊对美的追求和甘于寂寞。宋人张孝祥说得好:“一种浓华别样妆,留连春色到秋光。鲜将天上千年艳,翻作人间九月黄。”菊以她朴实无华的美,为寂寞的深秋增添了几分欢乐的色彩,使人们于萧索中领略到一种不同的美丽。

“凝薄雾,傲繁霜”,这是对菊傲霜精神的讴歌,也是菊对人间美丽无私的奉献的真实写照。我赞美你,含笑傲霜的菊,愿人间飘满菊的芬芳。

1993.10.31

 

几年前,我的内心仍可持着一块宁静的空间,我还有兴致写出一些闲散、淡雅的文章。残酷的牢狱生活将那位多情的少年改造成了怪僻、凶残的暴徒。八十年代末,西安出了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魏振海,不少人至今提起他的名字仍心有余悸。但是魏振海并非天生的罪犯,在学校时他也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一次与流氓斗殴时失手致人死命,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他成了人见人怕的杀人魔王。我在这里提到魏振海,完全没有替他翻案的意思,我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证明“监狱是罪犯的培训所”,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一旦入狱,再也不可能走上正途。

共产党不余遗力宣扬说“中国的监狱是工厂、农场、学校”,如果将这个说法改成“中国和监狱是杀人工厂、禽兽农场、犯罪学校”就准确了。可以这样说,没有监狱的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罪犯。

《圣经》上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在监狱这个罪恶的污坑里,没有人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人人恣意胡为,顺着情欲撒下罪恶的种子,当然只能收获败坏的果实。如果有一天我成了十恶不赦的恶魔,请善良的人们记住,我本多情少年郞,我是被邪恶的力量强逼到犯罪道路的。我曾挣扎、反抗过,但是这个社会没有给我留下一席容身之地,除了杀人,我还能干什么呢?

血,红色的血,让它染红大地,涂抹出一个斩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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