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我长大的空军大院
激扬文字，略表我心
我们大家都是过客《五十三》真感情，受不了
乔治来了，就是抽半根雪茄的那个，后来他给了我一美元小费。每年到了感恩节这个星期我都会感慨万千，时不时两眼会流出泪水。乔治可能没有想到，他本想买两元彩票，我却问他，需要一只多少磅的火鸡，我会请人专门烤好后送到他的门前。乔治察觉到了，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满脸泪水，他付完钱一转身就溜了。没过十分钟，乔治又转了回来，好像明白过来流露出要吃火鸡的神情，我也不傻，发现说高了，转了个弯说，那天在家等着吧，房东会想着你的，又交了一年房租了。
喝了几口上等的马凯伦威士忌，刚清醒过来，看到小酒庄门口停着一辆面包车，是个哑巴白人在给附近的食品店送小包装土豆片，我早在一年前就知道他的身世，是他自己的小买卖，只不过没有机会同他交流。这次看到他来了，一包油炸土豆片落在地上，我马上走过去，掏出一美元，说就买那包土豆片，哑巴给我了，嘴里吱吱呀呀，用手比比划划，意思是还有大包的，我立刻作揖鞠躬不要了。哑巴一直没走，在我的小酒庄门前清点货物，我真想过去再塞给他十美元，可又一想任何人类感情人情世故是不能用金钱表达的。
住在我小酒庄对面的墨西哥人来了，那里曾住过四个北大数学博士。纽黑文的夏季让我挺可怕的，整整一个夏天我的小酒庄冷库不能制冷啤酒，这一切美国人都能忍受，看到啤酒不凉，一般不多说话，只说下次再来。墨西哥人同中国人一直都是好朋友，可以同在一个餐馆商店里干活，墨西哥人的工资只有中国人的三分之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怨言，每天照干不误。可消费理念同中国人实在不同，属于挣钱就花知足常乐的那种，啤酒要天天喝的，店主一定要把啤酒为他们冰得特别凉。那个墨西哥人在家族里算老大数他挣钱最多，他比我小十岁干水泥工，看着身强力壮可同我掰手腕又不是对手。大夏天的，他一进小酒庄就嚷嚷冰啤酒，不冰不买，可能有次觉得算错了钱我又大声吼了一声，从此他再也没来过，不过家里的兄弟还常来。感恩节前夕，他来了，很明显带有西方宽容的意思，我俩共同的语言是美元，这次找钱他连看都没看，我顺势送了他一小瓶味道不太好的的葡萄酒，再鞠躬作揖行礼。
上篇文章写过的那家让我宾至如归的公司销售代表也来了，是位一米八大个女性二十八岁，我不好意思公布她的私生活，她已是一位男婴儿的母亲，不好问父亲是谁。她实在不能忍受我对她的前任代表娇妮那么好，等轮到她一直没有像样的订单，我一再解释这事不能怪任何人，是社会所致，要抗争是与社会在抗争。她看到一瓶Kenwood2002年的Cabernet Sauvignon在货架上，随手拿起，她一看标价是29.99美元，还是她公司的产品娇妮以前推销的，我随口说送给她了，她反问是真的吗，我鞠躬摆手是真的，我用语言手势再三表示是真的，她反复表示有点不可思议，说了句娇妮等着我回话感恩节是否去她家。不过那时真实的我仍在马凯伦云山雾罩之中，等到清醒过来好像又有点舍不得。
美国是个信用社会，可我这人从来不相信这个，我不相信钱能说明一切，一直相信人的智慧，一个人的智慧要比金钱高贵得多。在美国康州这个酒行业比我有钱的人可以说很多，但让我在这个行业与众不同鹤立鸡群是我让他人意想不到的智慧。早在几年前我刚刚感到人生满足的时候，曾带话给康州各大供酒公司老板，感谢他们给我新的人生和意想不到的人生辉煌，我估计他们刚刚听到这话的时候会莫名其妙，这位小酒庄老板是不是抽风了。才刚过几年，一个我从来没有写过的公司推销员来了，是个小伙子自比娇妮，问我他是在娇妮前还是在娇妮后来小酒庄。我说贵公司我最早认识的是位小姐，后来她决定放弃工作攻读硕士去了，我曾通过她一口气吃进过五十箱Merycopa红葡萄酒，那时公司刚刚从一百美元降价到二十四美元批发，我又以一百美元抛出，从那时起我开始领略美国经济。我的朋友都喜欢Merycopa，可是牌子早没了。
很多事让我想不到，纽黑文的黑人是多么的喜欢我，很多黑人早年喜欢我妹妹，如果没有技术上的争议，我妹妹几乎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来耶鲁读本科的女性，从那时起她就没有离开过纽黑文。有很多年了，我妹妹对黑人极好，我亲眼看到过，黑人过来要钱，我妹妹马上掏出钱就给。我到纽黑文第一年圣诞节，一位孤寡美国老太太从养老院打来电话，她说特别想念我妹妹，如果听不到我妹妹的声音，可能圣诞节过不去，电话是我接的，可我当时还体会不出人间有如此冷暖。很快十几年过去了，这些爱传到了我身上，一个扫街的半黑人过来，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我向他出示半绿卡，他出口一句祝贺，随后他说他们都知道我五年后要竞选纽黑文市长，那一天他要满街鸣喇叭让第一个中国人走进纽黑文的历史。他又接着说，到那时小酒庄可不能再开了，纽黑文的市长待遇可高了，我说，那时我已经六十多岁了，钱对我没有一点吸引力，我会是纽黑文第一个不拿工资的市长。
也许是真的，我已触摸感觉到纽黑文的黑人心中真实所想，但文章又不可写得太仔细，也许历史的机遇真会降临在我身上，要不然我一旦走在纽黑文的大街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年长的黑人过来握手致意。同样，没有技术上的记忆争议，我应该是一九九六年感恩节之夜到达美国，到了纽黑文，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一九九八年八月我买下了小酒庄。不知有多少年了，一位无家可归的黑人每次进了我的小酒庄总会转身对其他客人说，这人刚来美国的时候同他一起在饭馆里洗盘洗碗，我说是的，一点也没有错，那些记忆多美好啊。那个细雨蒙蒙之夜是纽黑文卖热狗的印第安白人老鲍比到火车站接的我，他的车上还坐着一对中国父子，父亲是耶鲁教授级的中文讲师，老鲍比向他们介绍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大老板。让这对父子不可思议的是，再次见到我的时候是在我妹妹的餐馆里洗碗，他们马上出现了居高临下的派头，我再三解释，人生都是此一时，彼一时。老鲍比是纽黑文街头的中国通，最近他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刚刚给他过完街头卖热狗五十年纪念日，老鲍比见证着所有来过纽黑文的中国人。十多年以后，老鲍比对我佩服极了，堪称我来美目的明确，中国移民的楷模，说我是让美国人羡慕的好爸爸（Dad）而不是父亲（Father），英语的父亲是性关系血缘父子。
像往年一样，纽黑文的感恩节细雨绵绵，我来纽黑文的十几年这个气候一直没有改变过。开店的头几年每到这时我都会出现迷茫，感恩节那天酒庄关门怎么安排，后来那几年秋风会送我想去哪就去哪。今年我已暗暗选定去娇妮家，看看新婚的娇妮和孩子怎么过感恩，我已经是连续四年到她家过圣诞了，所以在小酒庄里一旦有人问我感恩节去哪，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去娇妮家，去她家不用电话预约。也像往年一样，第一个来电话祝福仍然是儿子赢赢，这次赢赢有个小小的请求，说要和几个中国同学烤火鸡过感恩，问我配什么葡萄酒最好，赢赢说他正在芝加哥超市里的葡萄酒柜台前。又像往常一样，我会抓住机会暗示赢赢，人生步步会有意想不到的不同，我引导赢赢走到美国葡萄酒之父Robert Mondavi的柜台前，说了句，Woodbridge雷司令特别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接着，我又话语一转对赢赢说，这时你买到的只是葡萄酒之父的牌子了，罗伯特辛苦半个世纪的产业让儿子经手半年全部输光，去年我见过儿子麦克，他还想借着父亲之名东山再起，签名售酒，也许到了中国还能再起。
在北美我一旦决定去朋友家作客礼物是带葡萄酒，具体带什么品牌我要对主人口味爱好有所思，一般不会想当然。对娇妮更不能凑合，她本身就是职业调酒师何况又已经在大型供酒公司干推销六七年了，我准备了三瓶中高档红葡，有一瓶是她几年前推销的，实在卖不掉，这次就当物归原主吧。也像往年一样，感恩节的上午我总要先去那个为纽黑文无家可归者提供火鸡大餐的酒吧看一看，看看还有多少人是我刚来纽黑文就认识的。今年那里的人特别多，等待吃大餐的人排起了双排长队，往年只有十几人等待。这里的感恩大餐不管内容是什么，主菜是火鸡还是火腿，服务绝对正规，餐具是正规叉碟，而不是塑料叉盘，我又好奇地趴了趴窗户，临窗户的客人正在饮咖啡吃甜点，让我有些难过，一个熟人也没有，过去的老朋友可能已经去世或者离开纽黑文去其它地方了。又是第一次发现，没有见到孩子在那里吃大餐的。
一对美国中学老师曾来小酒庄祝福过我，他们知道这是我得到绿卡后的第一个感恩节，这里“感恩”二字对任何美国移民来说都非常重要。我是一路高歌慢三拍地前往娇妮新婚的小城Seymore，到达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最好在火鸡刚刚烤好的时候，进门握手寒暄，一杯红酒刚下肚，火鸡大餐正式开始了。我接近娇妮家的时候，开始感觉有点怪，往常都是停着两辆车，说明男女主人在家，这次怎么一辆车也没有，等我停好了车，我还留了个心眼见到主人后再到后备箱搬酒。我上了门廊台阶还没来得及敲门里面传出狗叫声，两只小狗在窗户上趴来趴去，没有主人的声音，说明家里没有人，没关系，我先找个树林子小解一下，要不去附近溜一圈，说不定来早了，主人采购还没有回来。
这座小城有个火车站一直没有时间去看，这回一定要去看看，离娇妮家不太远，开车最多三分钟。那个火车站有百十年历史了，我没有见过世界上还有这么小的火车站，没有候车室，只有两对铁轨，卖票室小得就像大城市里的报刊亭。整个站台只我一人，此时此刻我回忆起刚来美国过感恩节时孤独的心情，曾经自比一个没有赶上末班车的客旅，想回家觉得路远，想寄宿又觉得孤独，那可是千古绝唱。大约一年前我听说一位中国女子在这座小城买了一个洗衣房，这次也要借道去看看，当时我问清楚了是向银行借钱买的，一下心就凉了半截，真想劝说几句。很多人不知道想整人中国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中国整人是靠权力地位，美国整人主要靠银行，多少人被银行整得跳楼放火自杀换保险，更多的人是干了一辈子最后又回到起点，果然不出所料，两个月前传出那女子卖店的消息。那天所有商店都关门了，唯有那个洗衣房还亮着灯，我又趴在窗户上看了看，全部是现代自动化设备，老板又是雇人收钱，钱什么时候才能进老板的腰包呢。
时候不早了，该去娇妮家了。让我吃惊的是再次走近娇妮家还是没有人，我试一下后门，两条狗从院内窜了出来隔着栅栏狂叫，这时我又突然想起，美国的惯例家庭主妇一般要花两天时间准备火鸡大餐，到了这个时候家中没有人可以肯定主人有什么急事出走了，我拨通娇妮的手机，娇妮未接只是留言。天快黑了，我去哪呢，今年的火鸡大餐明显泡汤了。其他美国人家不能去，美国人不喜欢不速之客；中国人家也不能去，来美国那么多年进不了人家的圈子，现在更难了，前几天去纽约看一位大姐的前夫，没聊几句差点打起来，他说他无法忍受我的谈话内容。
天真的黑了，我想起了昔日的工友，如今没有一个人在了，老包早已回国，大伟远在纽约，听说不久也要回国。
再去看一眼那个招待无家可归人火鸡大餐的酒吧，如果营业就好好在那大吃一顿。走近了，没有继续营业的样子，看着工作人员疲惫的眼神我问了一句，今年一共招待了多少人，回答是四百五十人左右。
最后来到纽黑文那个著名的银海超市饭馆，丘老板夫妇同我打了声招呼就退到后面，把三个孩子推到前面，小儿子问我吃点什么，我说简单盒饭不要肉，那个小儿子长得比我还高了。
两天后，娇妮的供酒公司传出消息，娇妮正在办理离婚，她带着两个女儿在感恩节的前夜搬出了那座房子。我算了算，这次婚姻大概维持了两年零六个月。
/12/02/2010
《未完》
核心提示：是的，你可以看看“一号号令”的内容，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备战过程中，类似指令林彪下过很多条，怎么是“政变”呢？至于另两条“罪状”，更站不住脚了，“北兵南调”是苏联劝蒋介石趁机出兵，有情报说蒋将在福州空降，周总理亲自部署，要广州军区配合福建军区，调部队去协防，这与林彪有什么关系？至于“零号工程”，是汪东兴交办的，在靠水的风景区修了一些豪华别墅，有毛主席、周恩来等的，偏偏没有林彪的，众所周知，林怕水，根本不可能住那里。林彪不喜排场，到广州住在小公馆里，离军营近，能看到战士训练，他很喜欢。
阎明简介：原共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参过军，做过工，现为作家、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
本文摘自《北京晨报》2010年12月14日C04版 作者：陈辉原题为：阎明：以苍天的名义，留下真话
阎明的名片有两种：一种写着阎明，另一种则是阎铭。而递出哪张，全凭心情。
测字的人说，前者不吉，此生注定厄运缠身，用另一种吧。对这样的话，阎明不能不信，否则无法解释他这一生。
阎明的父亲乃原共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广州有这么一句话：“有钱住西关，有势住东山。”新中国成立后，富人都去了香港，西关已成明日黄花，然而，军区司令部、省委、市政府等接收了原国民党党部等，东山风光依旧，在那里，阎明度过了青葱岁月。
在阎明就读的子弟学校中，随便拉出一个同学，都有显赫背景。在炫目的光环中，阎明想到的未来，一路顺风。
然而，命运如此捉弄，一夜间，阎明的父亲从老革命成了反革命，阎明从革命的接班人成了“狗崽子”。整整七年半，一家人在苦痛中煎熬，阎明被剥下军装，赶进小工厂，过着半劳改的生活，当父亲终于结束审查时，老人的牙已统统掉光……
漫漫申诉路，永无尽头，拳拳赤子心，竟被尘埋。当忠诚与热血，皆付东流，当误解与谎言，铸就历史。作为微渺的个体，又该何去何从？
往事不忍成历史，往事不忍成历史……
阎明在心中，一遍遍呐喊着，为不应忘却的曾经，为那些被扭曲、被沉默、被侮辱、被伤害、被忘却、被封锁的灵魂。他没有权力沉默，哪怕是向苍天呼告。
苌弘可化碧，杜鹃可泣血。
翻开新写就的《往事不忍成历史》，阎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真话将永存，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是领导的历史。”
我爸不是石光荣
晨报：您儿时的广州是怎样的景象？
阎明：我今年58岁，前28年都在广州及其周边度过。和所有“大院”中的孩子差不多，有些优越感，与当地人很隔阂，也和老百姓打过架。但我们是前线，不像北京歌舞升平，那么有安全感。敌机常来撒传单，印象最深的是它们飞得很低，传单用电光纸（即复印纸）印，遇水不掉字，我们的飞机在拦截时，因为没定高设备，还撞过山。加上“反攻大陆”、“北部湾事件”等，抓了特务，学校就组织看缴获的装备展览。但只说好的，比如宣传我们是人类史上最早用地对空导弹打下敌机的，其实我们飞机也被响尾蛇导弹打下来过，那也是历史上首次被空对空导弹击落，这就没人提了。那时我们这些小孩的警惕性特别高，看到香港等外面来的人，就把他们当特务，盯他们的梢。
晨报：您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是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那样吗？
阎明：小时候和父亲接触不多，他一年2/3的时间在外面，他是个温文儒雅而沉默的人。在部队，石光荣那样的“二杆子”有，但很少，真正当领导的，都有文化。像黄永胜，谋略过人，打过很多经典战例，比如围歼廖耀湘时，10多个小时和总部失去联系，刘亚楼急得大骂，说要枪毙他，连林彪都着急了，可他利用这段时间，指挥部队大范围穿插，最终截住敌人。再比如林彪，廖耀湘溃败时，我军前线乱成一团，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打，林彪没按常规部署，而是冷静地下达命令：向能找到廖耀湘的方向打。最终取得完胜。军人要勇敢，但更要智慧。
再低调也没躲过去
晨报：为什么您父亲很沉默，是性格的原因吗？
阎明：可能与他一直从事作战部门工作相关。他话少，很低调，守口如瓶。他曾是吕正操的部下，一起进的东北，后吕正操调到西满军区做司令（当时东北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几个军区），叫他过去。下面有人议论，说他们是一个山头的，我父亲听到后，就推掉了，留在总部跟了林彪，没想到，摆脱了小山头，却融入了“四野”这个大山头，最终还是没逃过被牵连的命运。共军刚进东北，中央盲目乐观，提出要“独占东北”，命令强攻四平，损失惨重，林彪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撤军，一度被敌人追得几乎山穷水尽。林彪很奇怪，怎么敌人像长了眼睛一样？一查才发现作战科长叛变了，当时我父亲也在作战科，正巧被敌人打散了，在山中转了两天才归队，林彪以为他也投降了，吓了一跳。
晨报：您父亲和林彪交往很多？
阎明：几乎没交往，他后来被调到北京，当上副总长，刻意和“四野”的人保持距离，黄永胜有时在家放电影，招待老部下，我父亲从不受邀，搞得黄永胜很不高兴。我父亲只和别人保持工作关系，而工作关系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林彪出事后，他特别坦然，觉得与己无关。“9·23事件”当天，周恩来还和他研究对策，9月24日他陪李先念去越南访问，我父亲是越南地形专家，在东北时就被誉为“活地图”，对地形过目不忘，他曾多次进入越南，帮越共作战。李先念回国后，他还留在那里准备与武元甲大将一起研究解放南方的问题，结果突然就被召回了，成了被审查者。
“一号号令”是历史误会
晨报：您父亲与林彪来往不多，审查什么呢？
阎明：主要有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二是“北兵南调”；三是给林彪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
晨报：很多历史书说，“一号号令”是林彪未经毛主席同意擅自发布的，图谋政变。
阎明：当时中苏在珍宝岛交恶，战争一触即发，1969年10月18日，为防敌人突然袭击，林彪下了几个指示。我父亲刚到北京3个月，对总参工作不熟，随手就给编了个“一号号令”，林彪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连黄永胜都不知道。毛看到“号令”后，大为震怒，认为林彪瞒着他调动军队，但毛主席没取消它，也没和林彪沟通，以后才突然拿这个说事。
晨报：这么说，这是历史误会？
阎明：是的，你可以看看“一号号令”的内容，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备战过程中，类似指令林彪下过很多条，怎么是“政变”呢？至于另两条“罪状”，更站不住脚了，“北兵南调”是苏联劝蒋介石趁机出兵，有情报说蒋将在福州空降，周总理亲自部署，要广州军区配合福建军区，调部队去协防，这与林彪有什么关系？至于“零号工程”，是汪东兴交办的，在靠水的风景区修了一些豪华别墅，有毛主席、周恩来等的，偏偏没有林彪的，众所周知，林怕水，根本不可能住那里。林彪不喜排场，到广州住在小公馆里，离军营近，能看到战士训练，他很喜欢。
从天堂跌到人间
晨报：您是怎么知道父亲出事的消息的？
阎明：当时我在部队当副连长，刚开始上边没点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有侥幸心理，直到集体传达时，才知道父亲也被审查，当时就蒙了。广州军区高干子弟扎堆，最多曾达700多人，大军区一级的子弟就上百。先开始，我们这些“问题子女”被集中在教导队，伙食还好，几个月后按战士待遇处理到地方，那时地方正“批林批孔”，不敢接收，我被分到崇化县一个工厂，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一有运动，就要挨批斗，“四人帮”被打倒后，我还被关起来接受过审查。但再困难，我的信念没动摇，因为我相信我父亲绝不可能是反革命，他从小对我的教育，包括他为人处世，足以作证。红色江山是他们老一代人流血牺牲打下来的，在“文革”那么大的压力下，他们还整天在为国家安全、党的事业玩命工作着，不谈代价，不辞劳苦，他们怎么会反党卖国？我怎么也不信。
晨报：您父亲最终审查结果如何？
阎明：审查了七年半，三大罪状都无结果，最终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降两级处理退休了，他也想开了，说“只要不算反革命就行”。他很少谈过去的事，在审查期间，看守根本不拿他当人看，吃得很差，受了不少罪，出来时牙都掉光了。
晨报：老人家能服气吗？
阎明：不服气又能怎样？他80岁就去世了，黄永胜死得更早，总有包袱压着，想轻松也不容易。我大哥清华毕业，被迫去喂猪，我二哥是空军尖子，结果当了矿工，我们比黄永胜的几个孩子算好的了，他家老大在韶关的一家工厂，两度婚变，老二成了钢铁厂炉前工，老三被下放到锰矿，老四在硫酸厂当搬运工。黄家几个孩子都很优秀，人品好，群众关系也好。
面向历史应有负责精神
晨报：回望历史，为何如此多的悲剧呢？是因为人与人的恩怨吗？
阎明：个人恩怨很容易化解，改革开放后，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在京丰宾馆曾大规模聚会，通过聚会，大家主动化解了父辈的恩怨。恩怨总会有，但无伤大雅，不可能成为主流。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剧？我不知道。
晨报：那么，您写这本书目的何在？
阎明：很多人问我，写这本书干什么？是不是想翻案？我没这个想法，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真实记录历史。对于那段历史，错误的说法太多了，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南方山洞里”等，都是误传。如果说业余爱好者犯错也就罢了，可专业历史学家也犯错，甚至一些亲历者都语焉不详。事实证明，模糊对历史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贻害无穷。我遇到过许多大学生，他们都在用质疑的口吻问这问那，他们还是孩子，没什么人生阅历，连他们都在怀疑，岂不令人担忧？回避局部只能让人们怀疑整体，会造成信任危机，既然如此，不如坦然面对。展示真相不会毁坏形象，反而能提升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她会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而这也正是她伟大的地方，我相信党最终会做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