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我长大的空军大院
激扬文字，略表我心
人生难测
（二零零三年）
人生难测，有走运也有落魄的时候。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有幸考入安徽大学就读英语专业，当时我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时中国像我这样的幸运儿不多。星期天我喜欢到合肥街头逛逛，因为多年的军营生活，使我很少与外界接触，如今我总算可以同老百姓自由自在地聊天了。
一天我在市邮电局旁注意到几个以写信为生的老人。我发现他们个个写着一手好字，走笔如行云流水，常常一气呵成。我靠近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他戴着个十分破旧的老花镜正在为一位女青年读信。当时合肥市民中有许多人看不懂信，需要上街请人来读，然后回信。这一读一写老人只收一毛钱。我主动上去搭讪，问帮我写封信多少钱？老人抬头看看我，眼里流露出岁月的沧桑和异样的精明，随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烟屁股抽了起来。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于这些人不用问，就知道是“地富反坏右”一类分子，军人是不能随便同他们接触的。我大胆地问他过去是干什么的，怎么写着这么一手好字。由于已经是七八年了，估计他也敢说话了。他告诉我他以前作过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其父是安徽军阀段其瑞的交际处长。
我看得出他想与我交个朋友，也许能帮他点什么。他接着说，“我看你挺聪明，到我家来坐坐，我给你接风，身边还有一个小儿子。”他停了一下，又看看我是否感兴趣。接着说，“我是中国的活历史，当年什么花天酒地的日子都过过。我知道吴佩浮怎么去的四川，段其瑞怎么下的台。”那天他看我穿着军衣，接着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些信纸来，你们军队肯定有的是。”老人流露出恳求的眼光， 我问他这些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老人又摸出一个烟屁股，满不在乎地说，“其实我们家在国民党时期已经衰败了，新政府没太管我们。有历史问题没单位敢要，就这样帮人写写信，为法院写写状子。”当时正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听老人这么一说我倒害怕起来，生怕他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特务，把我拉下水而毁了我的前程。
两年过去了，学校里不少因出身不好受到长期压抑而不敢大声讲话的同学许多都冒出了海外关系，他们在亲友的担保下纷纷准备出国留学，好像毕业分配对他们早已无关紧要。我望着他们羡慕极了。而我们这些出身好，根红苗壮的同学留学连想都不敢想。真是风水轮留转。我有一位才学实在一般的朋友，在美国姨妈的担保下早早去了美国，后来居然拿到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在麻州一所名校教中文，过着旱涝保收的生活。我见到他的时候，早已是开口 Hi,闭口 Fuck,Gosh,No Shed。那天他见我正给人刷漆，他 随口说出，这家人胆子真大，没绿卡也敢雇。我半天才回过味来，人怎么都这么十三点，不就是早来几年美国吗。当时我想起了那位写信的老人，也许他有海外关系。我再去邮电局打听，旁人说那人刚刚被女儿接到美国去了。我懊悔极了。
等我有机会来美国打拼时，已经十五年过去了，早已与博士学位无缘。唯一让我得着的是华人三把刀创业的艰辛和人生的痛苦，孤独，危险和喜乐。也许我们的人生都会像那位合肥写信老人一样，扑朔迷离，难以预测。也许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活着，就能看到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