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军团在美国

                                          外卖军团在美国

 

  美国有多少家中餐馆可能像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我花点儿时间数了数,上网注册的有35779家，再加上每天都有开张的，每天都有歇业的，确切数据应该再40000家左右。华人在美国经营餐馆又分堂吃和外卖，堂吃店规模大些用人多在十人以上，外卖店投资小些，多半是夫妻俩加两三个伙计。据我个人估计，美国外卖店的总数应该远远多于堂吃店，应占65％以上，每个外卖店里都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伙计——外卖郎。根据以上分析，全美的外卖郎总数应在25000人左右。

 

  这是一支可歌可泣特别能战斗文化素质极高的军团，她的历史意义可以同上世纪三十年代到达陕北的八千多中央红军相媲美。为什么要这样打比方呢？第一，他们是华人中餐业的中流砥柱。如果说外卖店70％的生意是打包外卖的话，那么老板口袋里的钱多数是靠这些外卖郎把餐送出去才能装进腰包的。现在美国华人每年汇往大陆美金成百亿计，可以说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过了外卖郎的手的。二是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外卖店多开在黑鬼区和黑白混住区，由于他们单兵送餐，经常遭黑鬼埋伏和袭击。邓小平曾经说过红军高级指挥员中像他一样没有受过伤的几乎没有，这里也是一样，送过外卖的没有遭受到抢劫几乎没有，有的身上留有刀伤，甚至还留有子弹。他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上路，但还是防不胜防。

 

《夫妻一场戏》中主人翁小王就是被黑鬼乘着茫茫夜色用两把左轮手枪顶住太阳穴，被迫交出四百多送餐钱，还好驾驶证没给抢走。有位天津来的误中埋伏，遭西班牙鬼闷棍，被打瞎左眼，抢走餐包，实际上那包餐只值三十多元。去年圣诞节前夕，正是抢劫高峰期，龙福餐馆老板的十六岁的儿子顶班送餐，在餐馆门口遭抢，经验不足掏钱慢了点儿，黑鬼照腿部连开两枪后逃窜，警察赶到现场后看到小孩脚脖子上还冒着青烟，连说“Brutal! Brutal!”。再加上过度劳累交通事故生病每年还有一定人数客死他乡。三是这支队伍文化素质极高，这也是当年红军前辈可望不可及的。他们大部分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以及东北广大地区，国内的除主席总理部长省长军长等职位外几乎所有的职位职称学位工种军阶在他们中间都可找到，可能还有不少“贪官”和不同政见者呢。他们在美国普遍没有身份，英语水平不高，但活动能力很强，能通过各种渠道搞到美国正式驾驶证。同学米永亮的朋友老李也是其中一员，实际上他早有了计算机硕士学位，可能是送外卖容易些，收入丰厚些。

 

  我在New Haven有不少朋友都是送外卖的，这可能是背景有些相同，谈起来投机些，大伟算是最熟的一个。

 

  大伟个子高高的，东北汉子，皮肤有点儿黑，不显老。听他说他十二岁时就当兵进了广州解放军八一游泳队，后来没出成绩复员回到辽宁老家当了一名片警，现在根据国际惯例一律通称警官，英语叫“Police Officer”。当警官虽然发不了财，但日子会过得稳稳当当。他放着铁饭碗不端，放弃抱老婆睡热炕的好年华，告别东北父老乡亲一人来到美国淘金。他从洗碗开始，干到打杂儿，最后送起了外卖，就这样我认识了大伟。

 

  谁都知道，在美国只要肯做工，口袋里就有钱，同与国内比起来只会多不会少，要不然都呆在美国不走干什么？在餐馆里做工，老板包吃包住，发了工资就是净利润。大伟常同我聊天，他说，过去说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现在是一人吃苦，全家幸福。可不吗，把美金寄回去，老婆买车，女儿上名校，邻里乡里好不风光。他盘算着有一天耀祖光宗，荣归乡里，他说，我回去后找小姐，哪家小姐敢不开门，我就拿美金砸！我听后吓了一哆嗦，到底大伟口袋里有多少钱？！

 

  东北人认老乡，两眼泪汪汪，大伟在同乡面前比谁都豪爽大方，只要一工休，必去纽约法拉盛东北馆子狂吃海喝一番，然后再去歌厅唱上几首思乡歌，最后找上一个东北下岗妇女沙发上扭个东北大秧歌。我老想跟着大伟出去开开眼，约好上午十点走，大伟早上八点说有急事儿开溜了。

 

  大伟爱喝酒，我开酒庄常请他照顾生意，有一次专门请他和虎子在Outback吃了一顿正宗美式牛排。可他到我这儿从来没有大方过，抠抠嗦嗦，他还爱喝好酒，最喜欢Heineken和Budweiser,不过每次买酒都嫌贵，可能是说顺了嘴。我看他每次来都嘟嘟囔囔以为是为了图便宜，专找了些过期滞销酒推荐给他，他一喝不对味儿，觉得里面有诈，牢骚话就更多了。每次打交道利不过一块，有时还得送货上门，过节还得搭酒，几年下来给我闹腾急了，搞了个赔本吊腰子，有一天我终于把大伟给轰走了。

 

  大伟进了赌场又换了个模样，派头像个合资企业懂事长。他坐下就掏钱，不分青红皂白就下赌，当然是只输不赢了，他时常要等到把最后一个Quarter塞进老虎机后才离开。大伟还爱面子，输了钱不叫输，叫投资，以后把不准儿还会赢回来。这几年扔进了多少钱？明白人心里有数，大伟看起来像个没事儿人似的。

 

  一天，也就是二零零四年新年我开业的第一天，大伟没精打彩地来了，“老潘，有没有便宜的啤酒？”我忙问咋回事儿？他说，没钱了，输光了，昨晚扔进了七千多。说着打开车门抱出一大包子零钱数了起来，可能是平常攒的小费零头。我忙说我的情况也不好，能给足就给足。

  又过了一年，我路过大伟打工的餐馆，问老板娘大伟在哪？老板娘指了指后面。我推门进去，只见大伟在有声有色地给两个不识字儿的福州工友讲着牌经，出牌要领和赢牌秘诀，直到这会儿我还没听说过大伟赢过钱。

 

  还好大伟有个争气的女儿，两年前考上了辽宁师范大学与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合办的大连国际关系学院，今年又拿到了为数不多能来密苏里大学继续读书的美国签证。不知为何又遭邻里嫉妒，写信向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举报说女儿父亲在美国，领馆要取消签证。大伟跑来找我问怎么办，我说还费那事儿，到民政局办个死亡证，就说已去世多年。大伟忙说现在都是计算机联网，死亡证不好搞。实际上最令大伟犯愁的不是别的是女儿真的过来了小三万的学费上哪凑，有一天愁急了眼他对老板娘说，谁给我女儿出学费，谁就把我女儿带走。

 

  大伟终于在JFK机场接到了如花似玉的女儿，八年的孤独苦闷一股脑全忘了，父女之情油然而生，要不是女儿大了，真恨不得搂在怀里亲上一口。

 

  从此大伟变了，每天把头梳得整整齐齐，走起路来像整天穿防弹衣挂手枪的New Haven警官，没见再去过赌场，到我这来也客客气气：“老潘，休息到我这儿坐坐，我给你做个东北大拉皮，咸鱼大饼子。”

 

                                         08/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