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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友人推荐了一篇对越南钢琴家邓泰山 （Dang Tai Son) 的专访文章，当记者问他：“苏联解体前，你无法在西方世界登台，苏联解体后，你的北越护照又不见容于美国，直到你1995年入籍加拿大才开始真正的国际巡演。越南身份真是很拖累你的艺术生涯啊。” 邓泰山的回答让人非常感动：“这个问题得从多角度来看，要是我野心勃勃，可能确实会觉得受身份所累。但是艺术家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艺术造诣，必须接受老天赐予的人生体验，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名望不是最重要的，做人的真谛是为了追求幸福，享受人生。我已经很知足，所以至今还是保留了越南国籍。即便是经历人生的痛苦，乐观地看，同样是演奏悲剧作品时的内心素材。想要演奏出感人的音乐，这不是老师所能传授的。”
人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近年来关于Positive Psychology 的研究也是逐年增多，快乐不仅对健康有益，研究证明保持快乐的心情，更富有创造力。那么影响幸福快乐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Authentic Happiness 一书的作者 Martin Seligman 认为除去受遗传因素、个人状况影响，和个人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有很大关系，由于前两部分个人可塑性较小，因此他主张努力培养个体控制能力，也就是说，不论你的遗传素质和所处的情况如何，都有可能过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
Martin Seligman 有一个观点很引人深思，即人们对于 Pleasure 和 Happiness 的理解，他认为很多人错把短暂的快感理解成为真正的幸福快乐，因此很多人创造了这类捷径，比如看肥皂剧、疯狂购物、性开放、使用毒品等，这类体验往往都是停留在感官刺激，烟花一般短暂，而最糟糕的是，每一次快感的消失，都会让人们期待下一个更强烈的刺激，好像饮鸩止渴、吸毒上瘾。真正幸福快乐的人生，来自具有高尚目标的行为，是一个人 Strengths and Virtues 的体现。因此当你发自内心地帮助别人，与一个品德优秀的朋友进行了一次充满思考的交谈，进行了一场棋逢对手的比赛切磋，全力以赴、顽强执着地认真做了一件事，才会体会到持久而深刻的幸福快乐。
无独有偶，哈佛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泰勒·本－沙哈尔开设的选修课《幸福课》持相似观点，这门课从最初只有8人报名，最后多达850人，超过了《经济学导论》，文后附有转自《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文章。
这些天我又重读了一遍《大学》，仿佛喝着沁人心脾的明前茶，心中涌动着人生诗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寂静的夜晚，琴声如诉，优美的文字带着远古的昭示，熠熠闪光，引领着我抵达高尚的人生境地，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幸福！
背景音乐：David Oistrakh 演奏的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Op. 47 ）
I. Allegro Moderato
II. Adagio Di Molto
III. Allegro, Ma Non Tanto
我应该给你一大把鲜花，欢迎归来！:-)
好象遗传很重要哦
1980年，年仅22岁的北越青年邓泰山在第十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一举夺魁，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他跌宕起伏、历经磨 难的人生经历，可能要比他指间流泻而出的动人音符更具吸引力。10月12日，邓泰山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了“再现肖邦”钢琴独奏音乐会，并接受了本报专访。
文/蔡宸亦
谁都知道，成为一个优秀的钢琴家，除了苦练，没有其他捷径。但是苦到邓泰山的程度，恐怕当今世界上成名的钢琴家里，要算是绝无仅有了。
诞生在越南这个100多年来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的国度，邓泰山练 琴的经历、过程和别人真是完全不同。他的好耳力据说是年幼时为了躲炸弹练出来的，因为需要辨听美苏飞机不同的轰鸣声，如果是美国飞机，就得赶紧钻地道，如 果是苏联的，就可以继续练琴；学校里只有一架钢琴，每个学生每天仅轮得上20分钟，大部分的指法练习，他都要在画了键盘的纸板上完成；即便仅有的那架钢 琴，踏板也已经烂成了老鼠窝，每次弹奏前，首先要做的就是用棍子把老鼠从钢琴里赶出来。1980年，年仅22岁的邓泰山在第十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上一举夺 魁，成为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对当时的西方世界来说，这位来自依然硝烟弥漫的破碎小国的青年，如何能够练就一手钢琴绝技，简直就是一个谜。
然而战争还不是全部的苦难。就在邓泰山出生前1年，他的先锋诗人父亲被打为“反革命”。童年的邓泰山跟着母亲学钢琴，只是因为这门手艺“政治风险”低一些。他从来没想过要成为“钢琴家”，更没想过要出国、获奖、成名。
1977年，前苏联著名钢琴家伊萨克－卡兹(Issac Katz)访问越南时慧眼识英才，不仅指点了邓泰山，更推荐他赴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从此，邓泰山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转变。1980年的获奖不仅改变了全 家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挽回了父亲危在旦夕的生命，事后看还大大促进了越南古典音乐事业的发展。10月12日，上海音乐厅。邓泰山戴着细巧的金丝边眼 镜，留着小山羊胡子，身着小立领中式西装；下身则是一条军绿色的裤子和一双黑色高帮皮靴；这身风味独特的“越式打扮”在通常西装革履的古典音乐演奏家中 间，显得颇为另类。
聊起童年的艰辛，操一口“越南英语”的邓泰山一脸轻松，不时开着玩笑，倒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跟自己关系不大。他一再表示，经历过连年战事的越 南人，早已把战争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忆山区7年的逃难生活时，他甚至有些“陶醉”：“在满月的月光下练琴，这种体验对演奏印象派作品帮助可不小，农 家乐般的田园生活，更不是如今城市里每天练琴的琴童们享受得到的。
B=《外滩画报》
D=邓泰山
战争是家常便饭
B：你小时候学琴非常艰苦，得在防空洞里练琴？
D：越南很少风平浪静，加上与法国、日本、美国的连年战事，其实咱们对防空洞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笑)，所以在我看来弹钢琴也并非多了不起。 为了躲避战祸，我在山区生活了7年。当时，通往山区的桥都已被炸毁，钢琴是用水牛驮着过的河，那是我们学校唯一一架钢琴，当然要放置在安全的地下防空洞 里。等卸下来时才发现，键盘、弦都已经散得七零八落了，外表更是体无完肤。后来这架钢琴还成了老鼠安家的理想之所。是的，可能别人会觉得那时候学钢琴是件 疯狂的事。
B：那当时是什么支撑着你对钢琴的执著？
D：事实上，当时的越南并不像现在那么自由，对于未来的职业，人们并没有太多选择空间。中国也有过类似的社会阶段，政府为你安排一切。既然进了 音乐学院，你就一门心思弹琴，这是终身制的选择，反正将来就平平稳稳当个音乐家，至于弹得好不好，关系并不大。所以我并不是凭着雄心壮志在练琴，而是凭兴 趣，半推半就地混着，也想不到很远。算起来，我真正专业地开始学琴是到莫斯科以后，17岁，真是非常晚的。
B：据说你在防空洞里练就了一副好耳力，能分辨轰炸机的声音？
D：哈哈，这又不是什么特长，我们那儿人人都可以，算是被战争训练出来了。美国的轰炸机速度快，开起来比较吵，听到就躲地洞，而苏联的是巡逻机，越南也买过几架，速度比较缓，听上去基本就是一个频率的。
B：儿时对战争的记忆使帕瓦罗蒂尤为珍爱生命，你对战争的印象如何？
D：战争对我来说真的挺日常化的，不可怕。不过回顾往昔，战争确实影响了我的艺术生涯。一般的琴童先学技术，再学如何表达内心，而我的步骤正相 反，先拥有生活阅历，再学习如何捣腾钢琴。艺术应该是生活的写照。当时，我们在山间，没有电，月圆时就在月光下弹琴，所以我熟悉月光的美。我们走到稻田里 就有稻香，接触大自然、动物，养养水牛、养养鸡，这些对大自然的记忆都对音色和节奏的表现有所帮助。今天，许多钢琴家通过后天研习来表现音乐，那些音效并 非来自亲身感受，不属于内心的自然流露。
B：换个角度看，战争反而成就了艺术世界？
D：是。还有一点比较有指导意义。我学琴的时候，每个人都等待着、期盼着坐上琴凳，因为每天仅有20-30分钟的时间能练习，所以大家都非常珍 惜，全神贯注。现在的琴童，每天有5-6个小时练琴，反而不在乎了。对练琴来说，质量远比数量重要，所以，当时的经历也培养了我对音乐的专注力。
“反革命”之子
B：你当年被卡兹挑中，据说并非因为技术超群，而是对音乐性的把握，怎么在防空洞里培养出这个的？
D：直觉，我当时弹曲子全是凭直觉，虽然我打小就喜欢在谱上标写小记号，类似于表情术语，但那跟专业的记号毫无关系(大笑)。能被伟大的艺术家 一眼看中，那就一定是天赋问题了。我当时倒也没费很大的劲去诠释，弹的也只是个简单的小曲子。他认为我是个有潜力的可造之材，小曲子也能表现出味道来，对 音乐的表达也并非要建立在强大的技术上。
B：后来就跟卡兹去莫斯科音乐学院了？
D：他先在越南呆了6个月，我就跟了他6个月。当时我还是个初中生，他一来就让我弹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相当于比赛水平，差点没把我吓 坏。卡兹带我的这半年把我的水平拔高了不少，为我后来去莫斯科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我日后的职业发展打开了大门，否则我这辈子要出国、要成名，不知 要等到何年何月。
B：怎么说？
D：我父亲是个先锋诗人，1956到1957年间举行了几个讲座，之后就被判为“反革命”。1958年我才出生，后来跟着母亲在山里学钢琴，知 道政府铁定不会让我出国，所以从来没抱过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钢琴家。当时的越南跟中国的“文革”时期差不多，政府责备我父亲为何在如此紧要的关头不用诗 歌为党宣传，还有闲工夫写什么先锋诗。当时所有涉及语言的比较具象的艺术形式，戏剧、文学、诗歌，都被政府控制在正统框架内，所以我想，只有演奏音乐还比 较安全，因为音乐语言比较抽象，不容易被抓住把柄。
B：但演出的曲目还是有限吧？
D：对，但肯定比中国“文革”时期好一点。越南是中国的小跟班，总是亦步亦趋跟在屁股后面，但从来不敢越界，尺度不能超过老大哥(大笑)。中国 “文革”时，我们也搞一些文化高压政策，但并不像中国那么严格。现在中国腾飞了，越南不是也照例跟风？(大笑)好像当时肖邦是不能碰的，太小资，只有贝多 芬还可以凑合着弹弹。
B：说说你1980年肖邦比赛得奖，跟波戈雷利奇(Ivo Pogorelich)结下恩怨、让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退出裁判团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吧。
D：其实当时的焦点不在我，阿格里奇的退出完全是因为对波戈雷利奇不能进决赛表示不满，当时她也不知道是谁得奖，可能是我，也可能是别人。等比赛结果出来，她已回到日内瓦，得知消息后，还专门发电报祝贺我。
B：那作为你的好朋友，波戈雷利奇为何在赛后转而敌视你？
D：波戈雷利奇那次真是大受打击，完全不能忍受比赛结果。回到莫斯科，我还得和波戈雷利奇同住在一幢宿舍楼里，那次经历对野心勃勃的他来说是个 刻骨铭心的重创，他至今不能释怀。他心高气傲，是有巨星气质的大器之才。我们的风格完全不同，我的音乐哲学来源于父亲：始终不能忘记自己血脉，追求人性的 单纯与质朴。即便有人质疑那是装的，我仍“固执己见”。
B：你母亲是钢琴家，父亲是诗人，你的演奏风格被誉为“琴键上的诗人”，是混合了父母的气质？
D：我母亲90岁了，在蒙特利尔的家中每天弹琴。尽管我钢琴的技巧是母亲教的，但我的演奏风格和为人品性却全部继承自父亲。父亲已经去世20年，他是个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
我已经很知足
B：得奖后，越南政府对你和家人的态度改变了吗？
D：岂止是改观，我得奖根本就是家里的救命稻草。就在决赛的当天，我父亲的肿瘤发病，生命垂危，因为他是“反革命”，所以不能得到医治。第二 天，我得奖的消息一经传出，父亲就得到了全国最优秀的医生共同会诊、最好的药物进行治疗。此后，我父亲死里逃生，多活了近10年。另外，政府也因为我得 奖，大力投资推动古典音乐教育，鼓励孩子们学音乐。要知道，越南这么个山河破碎的小国家，搞古典音乐一点基础也没有，我得的这个奖颠覆了这种偏见，成就了 当今越南的古典音乐事业。
B：你得奖后因为把奖金留在了波兰，而被怀疑意图逃离苏联。那时感觉政治压力大吗？
D：还好吧，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很紧张，但我因为父亲的关系，从小就觉得将来没出路，这些控制都不算什么了。去参加比赛也花了大功夫，我是越南 人，我的国籍使得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围绕着我。1979年，越南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随后引发了“禁运”等事件，也差一点波及我去参赛。
B：据说你得奖后不得不留在苏联，是因为当时兄妹都在莫斯科学习，你承担了他们的学费？
D：有这方面的原因。我若逃走，他们势必会受折磨的。当时全家都靠我养。还好父母在河内，只要一点点钱就够花销很久了。现在我妹妹成了河内音乐 学院院长，弟弟则是一个建筑师，都算是成功人士了。另一方面，在获奖之前，我几乎只会弹肖邦的音乐，还没有做好成为钢琴家的准备。比赛之后，我重回苏联学 习了7年，扩展自己有限的曲目，而不是出国演出，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B：苏联解体前，你无法在西方世界登台，苏联解体后，你的北越护照又不见容于美国，直到你1995年入籍加拿大才开始真正的国际巡演。越南身份真是很拖累你的艺术生涯啊。
D：这个问题得从多角度来看，要是我野心勃勃，可能确实会觉得受身份所累。但是艺术家应该更关注自己的艺术造诣，必须接受老天赐予的人生体验， 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名望不是最重要的，做人的真谛是为了追求幸福，享受人生。我已经很知足，所以至今还是保留了越南国籍。即便是经历人生的痛苦，乐观地 看，同样是演奏悲剧作品时的内心素材。想要演奏出感人的音乐，这不是老师所能传授的。
记者： 董月玲 张开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欢迎的选修课是“幸福课”，听课人数超过了王牌课《经济学导论》。教这门课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名叫泰勒·本－沙哈尔。在一周两次的“幸福课”上，本－沙哈尔没有大讲特讲怎么成功，而是深入浅出地教他的学生，如何更快乐、更充实、更幸福。本－沙哈尔自称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积极心理学课时，只有8个学生报名，其中，还有2 人中途退课。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学生。到了第三次，当学生数目达到850人时，上课更多的是让我感到紧张和不安。特别是当学生的家长、爷爷奶奶和那些 媒体的朋友们，开始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时侯。”
本－沙哈尔成了“哈佛红人”。校刊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积极心理学课在哈佛火爆的情景。“幸福课”为何会在哈佛大受欢迎？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我曾不快乐了30年。”本－沙哈尔这样说自己。他也是哈佛的毕业生，从本科读到博士。在哈佛，作为三名优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剑桥进行交换学习。他还是个一流的运动员，在社团活动方面也很活跃。但这些并没有让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内心并不快乐。
“最初，引起我对积极心理学兴趣的是我的经历。我开始意识到，内在的东西比外在的东西，对幸福感更重要。通过研究这门学科，我受益匪浅。我想把我所学的东西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决定做一名教师。”在本－沙哈尔第二次开设“幸福课”的2004年，哈佛校报上有一篇报道：《学校面临心理健康危机》，标题下的导语说：在过去的一年，绝大多数学生感到过沮丧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学校舍区辅导员写给舍区主管的信。
“我快覆没了。”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有20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学期作业；另一个学生因为精神崩溃而错过三门考试……舍区主管把这封信转给了哈佛校长，并强调该舍区的问题并不是特例。一位曾患严重焦虑和情绪紊乱的哈佛毕业生说：大多数哈佛学生还没意识到，即使那些表面看来很积极、很棒的学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着，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识到他有心理问题。
“在内心深处，我经常觉得自己会窒息或者死去。”这名学生说。她时常不明原由地哭泣，总要把自己关起来才能睡觉。她看过几个心理医生，试过6种药物，休学两个月，来应付自己的心理问题。“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这样描述自己。有个名叫玛丽亚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内自杀，年仅19岁。她的室友回忆说：就在自杀前一晚，玛丽亚和班里同学谈论天气时，还表现得十分开心的样子。“她看起来很好。她在听音乐，调子好像还很欢快。”
哈佛一项持续6个月的调查发现，学生正面临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机。调查称：过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学生，至少有过一次感到非常沮丧、消沉。47％的学生，至少有过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称他们曾经考虑过自杀……“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这是令许多美国人深感困惑的问题。据统计，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 率，比起20世纪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上世纪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 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只剩下36％。但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倍。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本－沙哈尔坚定地认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长期的抑郁，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情感破产’。整个社会，也有可能面临这种问题，如果个体的问题不断增长，焦虑和压力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萧条’。”
一项有关“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3个因素：“遗传基因、与幸福有关的环境因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的行动。而积极心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快乐、更充实。幸福，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获得的。”本－沙哈尔说：“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为，它已深深地帮助了我。”我们的很多课，都在教学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阅读、更好地写作，可是为什么就不该有人教学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艰深的积极心理学学术成果简约化、实用化，教学生懂得自我帮助，这是本－沙哈尔开设“幸福课”的初衷。
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
让本－沙哈尔对幸福的理解，发生根本转变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经历。16岁那年，在以色列长大的本－沙哈尔，获得了全国壁球赛的冠军。在长达5年的训练中，空虚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觉得生命中缺少了什么。虽为此闷闷不乐，但他仍坚信：无论身体或心理都要坚强，才能最终取胜；而胜利，一定会带来充实感，也能让自己最终幸福。终于，本－沙哈尔如愿以偿，夺冠后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庆贺。那时，他对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带来快乐，过去所受的种种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试着再回味一下无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间，那种胜利的感觉，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所有的快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内心，忽然又变得很空虚，只有迷惘和恐惧。泪水涌出，不再是喜极而泣，而是伤心难过。在如此顺意的情况下，尚不能 感到幸福的话，那我将到何处，去寻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极力让自己镇定，并告诉自己这只是暂时的神经过敏。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仍没有找回快乐；相反，内心的空虚感越来越重。慢慢地他发现：胜利，并没为他带来任何幸福，他所依赖的逻辑彻底被打破。“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一个问题非常着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本－沙哈尔注意观察周围的人，谁看起来幸福，他就向谁请教。他读有关幸福的书，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心理学，从学术研究到自助书籍等等。最后他决定去大学主修哲学和心理学。
他的幸福观，逐渐清晰起来：幸福，应该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一个幸福的人，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可以带来快乐和意义的目标，然后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乐的人，会在自己觉得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里，享受它的点点滴滴。”
本－沙哈尔竟然从汉堡里，总结出了4种人生模式。当年，为了准备重要赛事，除了苦练外，他须严格节制饮食。开赛前一个月，只能吃最瘦的肉类，全麦的碳水化合物， 以及新鲜蔬菜和水果。他曾暗中发誓，一旦赛事完了，一定要大吃两天“垃圾食品”。比赛一结束，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自己喜爱的汉堡店，一口气买下4只 汉堡。当他急不可待地撕开纸包，把汉堡放在嘴边的刹那，却停住了。因为他意识到，上个月，因为健康的饮食，自己体能充沛。如果享受了眼前汉堡的美味，很可 能会后悔，并影响自己的健康。望着眼前的汉堡，他突然发现，它们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可以说，代表着4种不同的人生模式。
第一种汉堡，就是他最先抓起的那只，口味诱人，但却是标准的“垃圾食品”。吃它等于是享受眼前的快乐，但同时也 埋下未来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时享乐，出卖未来幸福的人生，即“享乐主义型”；第二种汉堡，口味很差，里边全是蔬菜和有机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后 更健康，但会吃得很痛苦。牺牲眼前的幸福，为的是追求未来的目标，他称之为“忙碌奔波型”；第三种汉堡，是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还会影响日后的健康。 与此相似的人，对生活丧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对未来抱期许，是“虚无主义型”；会不会还有一种汉堡，又好吃，又健康呢？那就是第四种 “幸福型”汉堡。一个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当下所做的事，又可以获得更美满的未来。
不幸的是，据本－沙哈尔观察，现实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属于“忙碌奔波型”。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本－沙哈尔经常讲“蒂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晃动着许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时候，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学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开始了。父母和老师总告诫他，上学的 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绩，这样长大后，才能找到好工作。没人告诉他，学校，可以是个获得快乐的地方，学习，可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因为害怕考试考不好，担心 作文写错字，蒂姆背负着焦虑和压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课和放学。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渐渐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价值观。虽然他不喜欢学校，但还是努力学习。成绩好时，父母和老师都夸他，同学们也羡 慕他。到高中时，蒂姆已对此深信不疑：牺牲现在，是为了换取未来的幸福；没有痛苦，就不会有收获。当压力大到无法承受时，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学，一切 就会变好。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蒂姆激动得落泪。他长长舒了一口气：现在，可以开心地生活了。但没过几天，那熟悉的焦虑又卷土重来。他担心在和大学同学的竞争中，自己不能取胜。如果不能打败他们，自己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大学4年，蒂姆依旧奔忙着，极力为自己的履历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学生社团、做义工，参加多种运动项目，小心翼翼地选修课程，但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兴趣，而是这些科目，可以保证他获得好成绩。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录用了。他又一次兴奋地告诉自己，这回终于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觉到， 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时的高薪工作，充满压力。他又说服自己：没关系，这样干，今后的职位才会更稳固，才能更快地升职。当然，他也有开心的时刻，在加薪、拿到奖金或升职时。但这些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经过多年的打拼，蒂姆成了公司合伙人。他曾多么渴望这一天。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没觉得多快乐。蒂姆拥有了豪宅、名牌跑车。他的存款一辈子都用不完。他被身边的人认定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当偶像，来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于无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 福，他干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来麻醉自己。他尽可能延长假期，在阳光下的海滩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享受着毫无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担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极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厌倦。
做“忙碌奔波型”并不快乐，做“享乐主义型”也不开心，因为找不到出路，蒂姆决定向命运投降，听天由命。但他的孩子们怎么办呢？他该引导他们过怎样的一种人生呢？蒂姆为此深感痛苦。为什么当今社会有那么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尔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是这样的：假如孩子成绩全优，家长就会给奖励；如果员工工作出色，老板就会发给奖金。人们习惯性地去关注下一个目标，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后，导致终生的盲目追求。然而一旦目标达成后，人们常把放松的心情，解释为幸福。好像事情越难做，成功后的幸福感就越强。不可否认，这种解脱，让我们感到真实的快乐，但它绝不等同于“幸福”。它只是“幸福的假象”。
这就好比一个人头痛好了之后，他会为头不痛而高兴，这是由于这种喜悦，来自于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错误地认为成功就是幸福，坚信目标实现后的放松和解脱，就是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从一个目标奔向另一个目标。
在本－沙哈尔看来，寻找真正能让自己快乐而有意义的目标，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
在课堂上，本－沙哈尔不断地向听讲者发问：我们可以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来反思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可以是大房子、升职或任何其他的目标。看看要问多少个 “为什么”，才能落到“幸福”的追求上？ 问问自己，我做的事情，对我有意义吗？它们给我带来了乐趣吗？我的内心，是否鼓励我去做不同的尝试？是不是在提醒 我，需要彻底改变目前的生活？
本－沙哈尔的哲学老师在他毕业时，给了他一点忠告：“生命很短暂，在选择道路前，先确定自己能做的事。其中，做那些你想做的。然后再细化，找出你真正想做的。最后，对于那些真正、真正想做的事，付诸行动。”本－沙哈尔也这样教他的学生，如何寻找能发挥自己优势和热情的工作。用以下3个关键问题，先来问问自己：一，什么带给我意义？二，什么带给我快乐？ 三，我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要注意顺序。然后看一下答案，找出这其中的交集点，那个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工作了。
10多年前，本－沙哈尔遇到过一个年轻人。他是一名律师，在纽约一家知名公司上班，并即将成为合伙人。坐在他的高级公寓里，中央公园的美景一览无余。年轻人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周至少干60个小时。早上，他挣扎着起床，把自己拖到办公室，与客户和同事的会议、法律报 告与合约事项，占据了他的每一天。当本－沙哈尔问他，在一个理想世界里还想做什么时，这名律师说，最想去一家画廊工作。“难道说，现实世界里找不到画廊的工作吗？”年轻人说不是的。但如果在画廊工作，收入会少许多，生活水平也会下降。他虽对律师楼很反感，但觉得没其他选择。
因为被一个不喜欢的工作所捆绑，所以他每天并不开心。在美国，有50％的人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但本－沙哈尔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而是他们的决定，让他们不开心。因为他们把物质与财富，放在了快乐和意义之上。“金钱和幸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并非互相排斥。”他说。
他进一步说，通常在越感兴趣的事情里，人就越能发挥自己的天赋，越能做得持久。人一旦有了热情，不但动机坚定，连做事效率也会提高。举例讲，一个热爱学习的学生，可以在学习中享受创造的愉悦，而这快乐的成果，还可以帮他取得好成绩，助其获得未来的幸福。在亲密关系中也一样，两个人共享着爱情的美好，并促进彼此的成长和发展。许多研究表明，一个幸福的人，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会很成功，包括婚姻、友谊、收入、工作表现以及健康。幸福与成功，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感情上的成功，可以带来幸福；而幸福本身，也能带来更多的成功。
本－沙哈尔总结出这样3种工作境界：赚钱谋生、事业、使命感。如果只把工作当成任务和赚钱的手段，就没有任何的个人实现。这样每天去上班，只是必须而不是想去，他所期盼的， 除了薪水，就是节假日了；把工作当事业的人，除了注重财富的积累外，还会关注事业的发展，如权力和声望等。他们会关心下一个升职的机会，期望从副教授到终 身教授、从教师到校长、从职员到主管、从编辑到总编辑；假如，把工作当成使命，那工作本身就是目标了。薪水、职位固然重要，但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想要做这份工作，动力源自内心。工作是一种恩典，而不是为人打工。他们对工作充满热情，在工作中自我实现，获得充实感。他们的目标，正是自我和谐的目标。
有一项研究，是针对医院清洁工的。一组人觉得自己的清洁工作很无聊，没啥意义；但另一组人，觉得很有意义，做得很投入。他们与护士、病人以及家属交谈，想办法让医院员工、病人舒适。他们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并在其中找到了意义：我不仅仅是个倒垃圾和洗衣服的人，正是我的工作，让医院正常运转，帮助病人更快地康复。就像第二组人，由于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使命感，因而从中也得到了更多的意义和快乐，他们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金钱关系。有时候，人们并没有换工作，或改变工作环境，他们所做的，只是赋予了工作本身更多的意义，从中发现乐趣，因而也提升了幸福感。
可以想像，一个因为家长的压力而学法律的人，是无法在其中找到长久快乐的；相反，如果是基于对法律的热爱而成为律师的话，那他在维护公义的同时，也会觉得很幸福。“一个在工作中找到意义与快乐的投资家，一个出于正确动机的商人，绝对要比一个心不在焉的和尚，高尚和有意义得多。”本－沙哈尔笃定地说。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事里找到意义。如创业、当义工、抚养子女、行医、甚至是打家具。重要的是，选择目标时，必须确定它符合自己的价值观、爱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标准，或是迎合他人的期待。“真我的呼唤”，就是使命感。
“那真是神奇的时刻。”本－沙哈尔用一段话，描述这种美妙的体验：我甚至形成了一种迷信，世上确实有看不见的力量在帮我。只要你追随自己的天赋和内心，你就会发现，生命的轨迹原已存在，正期待你的光临，你所经历的，正是你应拥有的生活。当你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行走在命运的轨道上，你会发现，周围的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带给你新的机会。“在追求有意义而又快乐的目标时，我们不再是消磨光阴，而是在让时间，闪闪发光。”
我也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
一天，在哈佛的食堂，有个学生走到本－沙哈尔面前，问他：你就是那个教人如何快活的老师吧。学生接着又说：你要 小心，我的室友选了你的课，如果哪天我发现你并不快乐，我就要告诉他，别再上你的课。本－沙哈尔看着这个学生，笑着道：没关系，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也 有不快乐的时刻，因为我们是人。“总有人问我，你能帮我消除痛苦吗？可是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痛苦。痛苦，是我们的人生经验，会让我们从中学到很多。人生的成长和飞跃，经常发生在你觉得非常痛苦的时刻。”
漫漫人生，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悲伤的时刻，比如经历失败或失去，但我们依然可以活得幸福。事实上，期盼无时无刻的快乐，只会带来失望和不满，并最终导致负面情绪的产生。一个幸福的人，也会有情绪上的起伏，但整体上，能保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经常被积极的情绪推动着，如欢乐和爱；很少被愤怒或内疚，这些负面情绪所控制。快乐是常态，而痛苦都是小插曲。
刚开始讲“幸福课”时，本－沙哈尔很想扮演一个无所不知、幽默的人，一个完美的导师，为此，他特地跑到喜剧演员培训班学习。但他不是那种能开激烈的玩笑，做夸张表演的人。无论怎么学，他也达不到想要的戏剧效果。想让自己当一个完美的老师，他发现这样即害了自己，也害了学生。“每次都很紧张，怕被发现面具下真实的样子，结 果把自己搞得很累。这样不仅害了我自己，也伤害了学生，等于给学生树立了一个‘完人’典型，告诉学生走一条永远走不通、错误的路。打开自己，袒露真实的人 性，会唤起学生真实的人性。在学生面前做一个自然的人，反而会更受尊重。”
本－沙哈尔希望他的学生，学会接受自己，不要忽略自己所拥有的独特性；要摆脱“完美主义”，要“学会失败”。为了更好地记住“幸福课”的要点，本－沙哈尔还为学生简化出10条小贴士：
1．遵从你内心的热情。选择对你有意义并且能让你快乐的课，不要只是为了轻松地拿一个A而选课，或选你朋友上的课，或是别人认为你应该上的课。
2．多和朋友们在一起。不要被日常工作缠身，亲密的人际关系，是你幸福感的信号，最有可能为你带来幸福。
3．学会失败。成功没有捷径，历史上有成就的人，总是敢于行动，也会经常失败。不要让对失败的恐惧，绊住你尝试新事物的脚步。
4．接受自己全然为人。失望、烦乱、悲伤是人性的一部分。接纳这些，并把它们当成自然之事，允许自己偶尔的失落和伤感。然后问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来让自己感觉好过一点。
5．简化生活。更多并不总代表更好，好事多了，也不一定有利。你选了太多的课吗？参加了太多的活动吗？应求精而不在多。
6．有规律地锻炼。体育运动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每周只要3次，每次只要30分钟，就能大大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7．睡眠。虽然有时“熬通宵”是不可避免的，但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是一笔非常棒的投资。这样，在醒着的时候，你会更有效率、更有创造力，也会更开心。
8．慷慨。现在，你的钱包里可能没有太多钱，你也没有太多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助人。“给予”和“接受”是一件事的两个面。当我们帮助别人时，我们也在帮助自己；当我们帮助自己时，也是在间接地帮助他人。
9．勇敢。勇气并不是不恐惧，而是心怀恐惧，仍依然向前。
10.表达感激。生活中，不要把你的家人、朋友、健康、教育等这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它们都是你回味无穷的礼物。记录他人的点滴恩惠，始终保持感恩之心。每天或至少每周一次，请你把它们记下来。
“上这门课，真是一种享受。它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学生学习。”一位读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在发给我们的邮件中写道。她还说：事实上，这门课并不会帮我拿攻读学位的学分。但比起其它课程，我更喜欢做这门课的作业。在哈佛的校报上，也留下学生们的反馈意见：
“他教心理学，同其他心理学老师有很大的不同。他试图让你把这些理念，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我从记‘感恩 簿’中收获最大，在那里，我每天写下我充满感激的事情。”“上这门课之前，听到‘冥想’这个词，我会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惊奇地发现，它真的让我在接下 来的几个小时里，放松了。”“我认识的每个上过这门课的人都说，这是他们在哈佛上过的最好的课。一位和我要好的女生说，它改变了她的生命，给了她一种看问 题的不同视角，对幸福的理解，也改变了。”
甚至助教们也说，自打跟本－沙哈尔教授“幸福课”以来，一年中，身体出奇得好，心情也爽多了。“我改善了我的饮 食、睡眠、人际关系，还有人生的方向感。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另一位助教称，这门课的出勤率，平均在95％以上。“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当学生们离开教室的时候，都迈着春天一样的步子。”
2006年2月，哈佛出了件大事，校长萨默斯为自己的惊人之语“女人先天不如男”，付出了“下课”的代价。即将去职的萨默斯闷闷不乐，他的好友找到本－沙哈尔，讨要如何让校长快乐起来的秘笈，本－沙哈尔慷慨支招。首先，他现在可能很烦乱、失落、难过，这些都属正常，因为他也是人。去大胆地经历他现在正经历着的任何事，并且自然地接受下来。第二，建议萨默斯本人，阅读一下哈佛积极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波特的书，书中说：人类有非凡的克服令情绪失落事件的能力。事情并没有像他最初看起来的那么糟，即使是被逐出世界顶级大学的校长之位。第三，他可以仔细反省一下作为哈佛校长的经历，回忆自己任期内的巅峰时刻，并用他所学到的东西，去寻找新的机会和用武之地。假如上述办法仍不奏效的话，本－沙哈尔支了最后一招：我可以在我的课堂上，留下一个座位，校长先生可以旁听这门课并做相应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