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对张学良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我摘取这两件事的章节与大家共勉。
这一年（1931年）的九月,国民党内剑拔弩张,反将和拥蒋派正准备开打.共产党正在一边忙着扩大地盘,一边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这时东三省传来了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这突如其来的大事变一下子影响了国内的政治走向.“九一八事变”是在日本朝野都认为,日本的未来在中国.只有占领中国才能养活日本,才能使日本成为与美国分享天下的大国的背景下,由关东军里军阶比较低的少装派军人擅自发动,而后由司令部长官认同,并顺势发展的事变.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55岁)就曾在1931年8月3号,即获得任命的第三天,在日本国内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向陆军大臣南次郎呈递了一份他经多年调查研究后所写的”国策献章”.他在献章中写到:
“本庄深知帝国之永久存在,必须乘此世界金容凋蔽,苏联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中国尚未统一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经营三十年之满蒙,并达到大正七年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使上述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我帝国之国基使能巩固.为此,本庄谨依调查所及而予详陈.夫中国之复兴,苏俄之存在,美国在太平洋之西侵,均与我帝国立国政策不能相容.但欲阻止美国势力之西侵,必需首先充实,巩固帝国之陆防,和保持独立的资源.故与美国作战之前,必须先使帝国的军事力量在苏联,中国占得优势地位,使苏,中两国一蹶不振,既或不能全歼,亦可使其在短期内不能对我攻击或有复兴之机会.然后我帝国可获得广大新占领地区的丰富资源以充实海防,为驱逐美国势力于夏威夷以东,此时菲律宾将归我管理,而西太平洋上亦无人能与我抗衡.美国势力东去.英国在新加坡,香港已不足为患,不久亦将为我海军所扑灭,而中国的南海亦将为我所管领.如此,中国已在我掌握之中,因而统一全亚,征服欧洲,均不难实现. ….”
这是一篇不错的国策,就拿现在的眼光看也不失为上策.但可惜的是贪心不足蛇吞象,最终落的身败名裂.其实一百多年以前,日本只认得中国,也学清朝,采取封关锁国政策,只和中国通商.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后,美国也效仿英国打开日本的门户.1853年,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贝利率舰队开到日本江户湾,打破日本的防守.在美国的军事压下,1854年,日本被迫与美国签定《日美和亲条约》.在此以后又陆续签定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协定等条约.并取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日本被美国奴役和压迫,只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也不能摆脱小妾的身份,这就是日本民族的悲哀.日本少壮派军人认为政府上层人士官僚,昏庸,贪污腐败,收受中国官员的贿赂,因而不能领导日本. 这些少壮军人急欲实施强国之路,却错误地把侵占中国当成第一要务,而不是采取与中国联合的办法.从而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到底是由少壮军人推动的，还是由日皇裕仁策划的，一直以来有两种观点。所以有一本书叫《日军侵华战争》，而不写成“日本侵华战争”，就是这个道理。我对这段史实的看法是。侵华是百年来日本各界层的强国梦。日皇肯定身陷其中，肯定是他治国的最高理想，这是没错的。手下大臣们也不断的献策，侵占中国才是日本强大的根本。加上裕仁又是少壮年龄。怎能不向往？而中国不成气的政府又一味的懦弱，顺服，苟且偷生，更刺激了他侵略的欲望。侵华战争全面暴发，肯定是他指挥的，他是罪孽深重，罪责难逃。但是要说少壮军人挑起事变是他参与指挥的。我看不是。如果是他想换内阁，那就没必要那样做嘛。
请看：日本的“十月事件”和“五。一五事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中的激进份子，认为若槻礼次郎内阁对华政策上牵制了
日军的行动。因此蕴让搞一次武力政变。推翻现内阁，由军人组阁。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佐，依据军方的意思，搞了个政变计划。
一， 路军：出动步兵10个中队，机关枪2个中队，飞机3到4架，军官120人。
二， 海军：出动“拔刀队”10人，轰炸机13架。
三， 民间人士：大川周明，西田税，北一辉参加。
四， 预定在10月21日，袭击内阁会场，杀死若槻首相及各大臣；占领警视厅和电台，新闻，通讯机关；包围陆军省，参谋部；制裁反对派。
五， 由东乡平八郎元帅入宫禀报皇上，命荒木贞夫组成军人内阁。
后由于组织者意见不统一而未实行。但事为外界知道，陆军部对参与制定计划的12个下级军官给于20天隔离反醒处分。这件事发生在1931年10月，被称为“10月事件“。
而若槻内阁经此事件，也知不见容于陆军，无法执政而宣布总辞。1931年12月，有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出来组阁。但是军方还是认为是士兵的流血献身而换来了政客们的政绩。政客，党阀，财阀只知贪污受贿，鱼肉百姓，而不知为国出力。民间的激愤人士组成“血盟团”，专搞暗杀。1932年2月9日晚，“血盟团”暗杀了前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同年3月5号，菱召五郎枪杀了三井财团的理事长团琢磨。
军中激进反子喊出：“杀尽佞臣，打倒政党，财阀”，“消灭特权阶级，建立维新日本”。等口号。1930年4月22号，日本参加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又叫“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海军中少壮军官非常不满。5月15日，几名下级海军军官，串通“铁血团”份子，陆军中激进分子，和部分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袭击了首相府，警视厅，内大臣官邸，日本银行，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等机构。打死首相犬养毅。犬养内阁垮台。把这些事说成是日皇欲仁指使他们干的，我看不像。而且也没资料可佐证。即然不是日皇指使的。而把日皇说成跟少壮军人是一伙人，未免太牵强了。不能同意。而且还有后来的“2.26兵变”。也是军内派系之争。不可能是日皇让他们兵变的。
经军人这么一闹，非军方政客哪个还敢组阁。最后经元老推荐，日皇于5月26日指定海军大将斋藤实为政府首相。从此日本国策开始由军人操控，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拐回头，我们还说“九一八事变”。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为主的几个激进的少壮军人,联络了日本国内和关东军里的几个少壮军人准备发动事变,逼迫日本政府采取行动.事间原定在9月28日.但是他们的活动中国方面及日本政府方面都与所察觉.住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对关东进的反常情况已有所闻.9月15日林久治郎又给币原喜重郎外相发去密电称:沈阳附近的关东军有集结迹象,而且从仓库里取出弹药等物资.似有军事行动.收到此电,币原外相立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并认为军事行动不符合内阁确定的由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的方针.在外相的质问下,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商量,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去制止关东军的任何擅自的军事行动.
建川于九月十八日到达本溪,板垣征四朗前去迎接,并打探出建川此行的目的.到沈阳后将建川安置在柳町旅馆派上岗哨,叮嘱建川不要外出,以免遇到危险.他急急忙忙联络参与事变的其他人.通报情况,并说此事不能再拖,必须立刻行动,否则明日建川传达命令就可能干不成了.参与阴谋的人遂决定当晚发动事变.由河本守墨少佐带领七个日本兵在柳条湖附近炸铁路,其他几个隶属守备队的中佐分别带领各自的中队想沈阳和东北军北大营靠近.听到爆炸声即开是攻击.
当晚9点20分,爆炸发生.关东军开始攻击北大营.你可能有个疑问,发动事变为什么要炸铁路,炸铁路和事变有什么关联.因为这段铁路归日本所有,铁路沿线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炸铁路是制造一个中国向日本挑衅的假象.造成日本兵动武的借口.这就是为什么非要先炸铁路的原因.当天夜里11点46分,板垣等人才向远在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装本繁报告.这时候沈阳附近已经是跑火连天了.板垣征四郎是怎么向装本繁报告的不得而知.但是知道装本繁当即下命令让驻守辽阳的关东军主力,向沈阳进攻,占领沈阳,并要求住朝鲜的日军派兵支援.而这时东北军的司令张学良,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戒毒和治疗性病.当天晚上正在戏圆子里看戏.对事变毫无准备.接到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瑧的报告后,惊慌失措,早已被日军吓破了胆的他,只知道哀嚎着:不要抵抗,决对不要抵抗.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蒋介石绝没有给他发过不抵抗的电报.张学良在晚年多次澄清这一事实.在沈阳的荣瑧只好命令北大营的东北军:不要抵抗,把枪放库里,大家挺着死.
就因这个不抵抗，东北军恭手送给日军飞机262架，火炮3091门，坦克26辆，步枪手枪118000余支，机枪5864挺，及大批军服弹药。金钱损失劝业银行现款1000万元，张府私人所藏黄金4万两。当然这是大宗的有统计的，没统计的还不知多少。
说到张学良不得不多说几句.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成了东北军的总舵手,也是一方诸侯,少年得志,上面也没人管着了.所有纨绔子弟的毛病都染上了,抽鸦片玩女人.像他这的地位,又加上二十几岁的年龄,本也无可厚非.只是不要把他吹的太圣洁.他决不是个厉精图治的主.只是有点江湖义气.干什么事都是一幅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江湖气概.完全没什么谋略.从”九.一八事变” 到”西安事变”就可以看出他的水平和能力.想到那儿做到那儿.当时属于张学良基本队伍的兵力就有二十五万左右,加上东北各省归他指挥的兵力合一起有三十万上下.而且装备精良,各式飞机有两百多架,几百辆坦克,几千门大炮.虽说他为了帮蒋争霸中原,开进关的部队有十五,六万人.但是,事变之日,张学良留在东北的军队还有十三,四万左右.而且大部分就驻防在辽宁.沈阳附近有两万兵力.再看看日本当时的兵力.日本当时全国的兵力只有二十二万五千人,飞机六百架.海军不在讨论范围,先不去说它.当时在东北的关东军只有一个第二师团一万零四百人左右.而且这些兵力还分住几处,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第二师团师团部在辽阳.另外还有一个守铁路的守备大队五千人.事变发生后从朝鲜曾援来的第39旅团也只有4000人.所有兵力加一起也就是两万人.如果张学良坚决抵抗,不用动用关内的部队就可以将关东军消灭.（当然是在他拼死一搏的情况下）。
就是与日本整个国家对阵,张学良也是有本钱的.东北的土地面积是日本的三倍。张学良的兵工厂,已经在造飞机,且不说他能造多好的飞机,因为飞机当时还不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因素.说他造的大炮,已经可以造24公分的榴弹炮,这是当时世上最好的炮,日本也不过造同样的炮.整个东北无论从人口,土地面积都足一和日本一拼,何况还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背靠一个反日的苏联.真是全东北起来抗战,不但可以得有军需物资的援助,实在顶不住时还可以利用苏联的领土做回旋.这些设想都不是妄语.是很现实的.要知道七七事变后,国际上真正支持蒋介石抗战的就是苏联.所以说张学良就是头任人宰割的猪!还不如三国时的刘表.日本的野心路人皆知,可是他就是没有一个宏图规划.事变之前也有征兆.不但日本有情报,国民党也有情报,张学良也是有情报的.荣瑧多次向他报告各种征兆.但是他一味的醉生梦死,无所处置.他就是一个无理想,无报负的庸才.现在共产党一味的捧他就是因为后来他搞的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的命.但是从当时的国家角度来讲他是有罪的.套当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杀张学良以谢天下.当时如果是张作霖在,绝对是要拼一下的.张作霖视东北为生存的本钱,是他几十年心血,出生入死打出来的,离开东北到了关内他就没了根.同是绿林出身的马占山抗日的行动就是佐证.但是对张学良来说就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了”.
武的说过咱们说点文的。在国内與论一片讨张之声里，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讽刺张学良的两首诗流传最广。虽然这诗里有些说的不是事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当时的民意的。
《哀沈阳》其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第一句里的赵四，世人皆知，不必多言。朱五说的是北洋政府，代理国务院总理朱启铃的五小姐朱湄钧，此女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并且和赵四过从甚密。此句影射张学良跟她有一腿，不知真有假有，这里只是群众的一个说法而已。第二句里的蝴蝶是指当时的影星蝴蝶，
这里的人只有蝴蝶发过一个启事，声称辟谣。启事里有句称：“碟亦国民一份子，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如者也。”
第三句出自汉武帝的故事，汉武帝曾将女人的怀抱比作温柔乡。并对人说景帝葬在了白云乡，他当死在温柔乡。他的死还真和纵欲过度有关。
其二：
告急军书半夜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马君武是仿李商隐诗《北齐二首》而作。李商隐原诗是：
《一》
一笑相看国便亡， 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
《二》
巧笑堪抵敌万机， 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 更请君王猎一围。
李商隐的诗讲的是北齐时的一段风流故事，小怜是皇后使女，美丽倾城，喜着戎衣。后被皇帝封为淑女，爱入骨髓，座同席，骑并缰。因为没有电视，电脑可看，两人常去围猎。时北周军入侵围攻晋阳，皇帝欲领兵回救晋阳，小怜玩的开心，不想离去，撒娇使嗲，要再猎一围。皇帝不忍小怜失望，又猎一围，致使耽误战机，周师攻陷晋阳。齐帝回师反围晋阳，士兵救家心切，作战勇猛，眼看就要破城。齐帝高叫暂停，因他想让小怜亲眼看他破城。不想小怜正化妆，一时来不了，让他等等她再作最后一击。古时化妆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等小怜化好妆，北周已调整布署，整修了城池。北齐战败，后被灭国。当然这也是历史的传说而已。马君武用此比张还是很恰当的。
说说国民党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阶一片抗日的呼声.国民党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已经四分五裂国民党的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在思考联合.作为中国实力人物的蒋介石,对抗日感到无力.国家远没有实现统一,自己真正嫡系的部队也就十几万人,真正控制的区域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面对的是,1,两广的反蒋军队和政治势力;2,”近西北”反蒋的冯玉祥旧部;3,”远西北”象西藏,新疆,青海更是远不可及;4,北方是独立为政的阎西山,加上刚刚从名义上归顺而实际上根本指挥不了的张学良;5,西南方独立王国的云南,贵州6,四川不听招呼的军阀刘文辉,杨森;7,再加是赣南闽西的红军;没一个跟他是一条心的.说句话就能把全国统一起来,谈何容易?.当你有钱有枪的时候,表面上还听你的,真到打败的时后,抄后路的可都是这些人.不但有这些政治上的不利形势,而且当时还在发生了天灾.长江下游八省遭受水灾,各省都在向政府要钱,要物赈灾.蒋介石太需要时间让他去整治国家了.所以蒋把和平的希望,把不全面开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9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高干会议上发表谈话说:”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最后自卫之行动”.9月23日,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到达南京,向蒋请示应对之策.蒋对万说:”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历史上列强帮助中国收回土地的事也曾有过. 1895年4月17号李鸿章与日本总理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条约不但割让了台湾省和澎湖列岛,而且割让了沈阳以南的辽东半岛.这一下触动了俄国的神经,认为日本占了辽东必将威胁俄国在东北的利益.因此约了德国和法国在签定后的第六天,即4月23号分别向日本发出照会,“兹特劝告日本政府放弃占有辽东半岛一事”. 文事后面就是武威,很快三国的军舰就在日本的洋面上转悠了.日本政府被迫宣部放弃对辽东的占领.但还是不忘咬中国一口,要清廷赔偿白银3000万两.结束了对辽东的占领.
蒋介石一方面希望国联能制止日军的进一步行动,尽量避面全面战争,一面宣导党内同志”我们一方面很诚意地信仰国际联盟会,希望国际联盟拥护正义,主张公道.但是,一方面我们国内须有切实的准备.我们料到日本不肯轻于退出东三省,也料到不能把大连,旅顺轻易交还中国,所以我们唯有依赖国民的能力,与世界上的公道;但我们一定要有最后的决心------什么是最后的决心?就是流血的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是国人的共识.各大学校学生5000多人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蒋许喏：“我如不抗日，可杀我蒋某人之头”。学生在政府大门前悬挂口大钟，每天派人敲钟，提醒政府抗日。这项行动恐怕今天也作不到。
在这种大环境下,南京方面由李石增,张继,吴铁成出面致电广州方面寻求联合.广洲自然也不好再闹分裂,同意议和.9月21日,南京的蒋介石方面派出,张继,蔡元培,伍朝枢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去广洲议和.广洲方面这时还拉硬弓,提出,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表现的很大度,称：为“抛弃分歧,联合救国”同意下野.可以说这时的蒋介石有点忍辱负重的味道.
东北的日军占领沈阳后,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是开始所为的“治安作战”要彻底解决满蒙问题.也就是要完整的占领全东北的土地,同年10月开始占领黑龙江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就没沈阳那么顺利了.黑河警备司令,同时又是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奋起抗击.战斗打了一个多月,日军付出了相当代价.看看马占山当时发给国民政府报告电的片段:”
我军将士悲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不施以正当自卫,稍抑敌峰以保祖国疆土,以存华族人格，誓抛热血头颅,弗管敌我强弱.”听听,这才是中华男儿.中国抗战实是马占山打响的第一枪.日军在多次增兵之后占领了哈尔滨,但是马占山的部队还是在哈尔滨附近活动,不断侦察,骚扰日军,给日军造成威胁.
国民党方面又经过一番吵闹,到12月22日终于在南京召开了由蒋,汪,胡三方中执委,中监委联合参加的四届一中全会.会议开到12月29日闭幕.选出以林森为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的”联合”政府.蒋介石也按他的承诺给孙科留下一函,辞职走了,函曰:”全会既开,弟责既完,故决定返乡归田,还我自由”.同时原政府各部部长也总辞.新旧政府交接完毕.蒋介石回老家去了.
这时东北军的机关即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暂住锦州.而且部队也较为集中,有三个步兵旅,一个重炮团,一个野炮团,还有一些骑兵和公安部队,总计四万人左右.日军要完整地解决蒙满问题当然容不得锦州的中国军队.1932年一月初关东军开始进攻锦州的军事行动.而作为东北军总司令的张学良得到国民政府明却的抵抗命令.电令称:
“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困境,将何辞以自解?”
他却拒不执行.不但不执还要狡辩:“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东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又要政府给钱给军火.声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力,亦必无济于事.”什么话,都象他这样谁还能抗战?当时以朋友和他相处的宋子文也打电报给他,鼓力他抗战.宋电说:“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其能防御.”蒋介石下野之前,于12月8日也打电报给张让他抵抗，电称:“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为了给张鼓气,9号再发电给张说:“航空第一队已令限期三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但是张学良根本听不进,在他心里根本没有国家民族,只有他的小圈圈,要保存实力.可是就是这个张学良事后还恬不知耻地欺骗人民,欺骗社会舆论,声称:“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赴后继,死伤蔽野.”实际情况是不战而退.而且是一口气退了170公里,跑进了山海关,关外再也找不到张的部队了.看看现今国内关于这段战史的书,虽然做“为尊者讳”,不敢公开指责张学良,但倒也不敢太违背历史.也承认是不战而退.当年的记者就有采访记录说张的部队.“开始撤退之际,日军主力尚在新民,”其实，早在31年11月张就派人与日军秘密接处,希望日军能给锦州中立的地位.竟然向日寇求中立，真是无耻之尤.
国民党现正忙这对付日本人了。这倒给了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共产党忙着干什么呢，忙着建立国中之国。
XXX——丢失热河——XXX
我们再回到中国，还说中国的事。
国民党方面，1932年12月1号，蒋汪的国民政府迁回了南京，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论了当前的遇到的各种问题，最重要的推选了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又名正言顺的重掌军事大权
时间现在已经是1933年了。年初就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日军进攻热河，国民政府的对日斗争。另一个是第四次围剿江西苏区的军事斗争
日本人建立了满州国，可是还认为满洲国的地盘不够完整。要把长城以北拿过去。1933年元旦这天，关东军就开始动手。1月1号上午九点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也拉开了长城保卫战的序幕。长城抗战分三个阶段，日军是先攻山海关，后攻热河，再战长城各隘口。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何柱国部，日军第一天的攻击没有得逞，第二天又增加兵力，甚至呼叫驻天津的驻屯军从背后来助攻。3月3号，山海关失守
这时日军进攻热河的企图已很明显。引起全国关注。国民政府，各界名流，各方政要纷纷发表声明，或通电，声称一定要守卫热河。宋子文上北京鼓力张学良抗日，又去承德巡视。他在北京，承德分别发表演说声称：
“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又说:”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占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汪精卫也发政府令给张学良令其抵抗。蒋介石则早于1932年12月25号就已打电报给张学良称：
“已积极筹备增援，其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正到沪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最人，请君急起，如何盼复”。
由于热河及长城沿线主要是东北军驻防，因此国民政府委任张学良为军委会北京分会会长。热河省驻扎有隶属张学良的部队10万人。在这种全国抗日的大背景下，张下了抗日命令，并与万福麟，宋哲元等20多名将军联名发出通电称：
“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
热河省是现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内蒙东部的一块三省交界的地方，省会是承德，除此之外唯一的大城市是赤峰。守军主要是万福麟的53军，汤玉麟的第五军团，冯占海的63军，孙殿英的40军，张学良的4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总计约十万人。而关东军对这次作战也比较重视，出动兵力四万多人。指望这十万杂牌军打败四万日军是不可能了。社会上普遍预期能顶住日军两三个月就算尽到了责任。可见要求不高。
奈何张的军队实不堪战，一触即溃。没打过一次好仗。日军2月23号开始进攻，3月11号占领热河，十几天就把热河全省丢了。这里面还包括日军行军休息的时间。日军打进承德的部队，只是128人的带有侦察性质的先头部队。承德的守军都跑光了。
中国当时有一部分军人是怯战，从清末影响至今的对日本人的恐惧，真需要《亮剑》里李云龙那样的气概：“日本人咋了，他不是爹生父母养的？他不也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他能刀枪不入？”。 实际上振奋将士士气倒真是首要的工作！
热河十几日内丢失，全国與论矛头都指向了张学良。这下可没什么借口了吧？上次丢失东北，似真似假的说是有蒋介石的手令。没人见过，也没人敢去问蒋介石。那么这次呢，政府可是有明令的。
《中国评论家》登载了一封给张学良的公开信，信上说：
你（张学良）应该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你是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是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甚至耶稣本人曾因为他的信徒没把教堂打扫干净而勃然大怒，可是这件事与日本人加在你身上的耻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呐？然而耶稣发怒了，而你没怒。
北平学生还排了一幕话剧，名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来讽刺张学良。
汪精卫发公开电批评张学良，电文称：
使我们感到十份惊奇的是，他不但不保卫自己统治的领土，反倒把军队撤了出去，把他的人民交给了敌人，任凭人家宰割。他的这一奇怪的举动，不禁令人产生疑问，我们面前的少帅与过去十年的历次内战中威名赫赫的少帅是同一个人吗？不然他就不能在外国敌人面前如此胆怯，以致望风而逃，而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却那么勇敢。
事情很明显，无论是从军队的实力，应负的责任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出于地理原因，只要你还在位，绝对没有一个人能替你做显然是你分内的事。
行政院长孙科更是在南京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张学良所能做的最好选泽就是辞职。蒋介石也通过宋子文传话给张学良，建议他辞职，张学良到此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辞职一途。3月12日张学良发通电宣布辞职下野，出国考察。由何应钦接任北京军分会委员长一职。
热河丢了，中国军队又在长城建起了一道防线。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有将近40个师，有东北军，原西北军的宋哲元部，归绥的傅作义部，阎錫山的晋军，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有一些地方抗日武装。看着人是不少，但战线拉的太长，从东到西来了1000里地。重点不突出，没有纵深配置。
中央军调上来的是17军，军长徐廷瑶，归其指挥的是第二师师长黄杰，郑洞国这时在二师当旅长。八十三师，师长刘戡。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副师长杜聿明。看看这些将领就知到了，个个都不弱，他们全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当时全都二十几岁。他们是刚从围剿红四方面军的鄂豫皖调来的。士兵们还穿着草鞋，穿着单衣。也没有坦克，重炮，飞机支援。他们的装备比起红军是好。但比日军又差了。
布防长城的部队，商震部接到命令收复冷口。商震命令所属139师攻占建昌营和冷口。占据此处的是日军第14联队的两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139师打的不错，击败了日军收复了冷口。这可是第一次中国军队攻占由日军守卫的地盘。消息传来给长城守军以很大鼓舞。日军也是可以打败的。
日军也感到长城守军的战术态势，火力配置，战斗队形，攻击精神，作战指挥与以前的中国军队大有不同。是一支素质较高的部队。长城抗战打了两个多月。到5月中旬各守卫部队伤亡惨重，而得不到补充
中央军25师师长关麟徵率队冲锋被手榴弹炸伤，负伤五处。刘戡的83师也伤亡很大，有一个营只剩下30人。可见守军之顽强。29军也打得很顽强，无奈装备太差，29军不少士兵连枪都没有，只有一把大刀，六颗手榴弹，有枪的子弹也不足，在此情况下打几下就要拿着刀往上靠，跟敌肉搏，可是往往就被敌人的子弹射杀。尤其是冲锋时候，由于没有足够的火力压制，很多士兵牺牲在冲锋的道路上。再加上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坦克，这就造成中国军队大批死伤。守军减员严重，战斗力下降，日军陆续突破了各关口的防守，进入长城以内。
XXX——参与剿共——XXX
张学良和东北军方面，张学良已回国。在国外看了德国法西斯强国的例子，回国后到处鼓吹法西斯那一套理论。逢人必讲“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而且还特别欣赏墨索里尼的三句话：“1，我向前走，你跟跟随。2，我向后走，你们打死我。3，我若栖牲了，希望你们能依照我告诉你们的那样去做。”。赞扬一切服从领袖。他的这些表现，大得蒋介石欣赏。蒋先是派他去鄂豫皖围剿吴焕先，徐海东的红25军。当时他没把红军方在眼里，不就几千人嘛！他可是带着二十几万围剿军啊。结果打了两仗，没占到便宜，被红军消灭了几个营。
这时候开始研究起共产党来了，请了身边两个有水平的人，一个是潘文郁，一是黎天才来给他上政治课。这两人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只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是当时一大思潮，是一大人生理想，青年才俊趋之若骛。所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再厉害也没办法。但是潘文郁没多久就被蒋介石抓住了通共的证据，被蒋介石严令张学良把他杀了。黎天才也被调整工作。但张学良也由此开始了解共产党了。
接下来的一连串的事情让他这个极端崇蒋，极端反共的“反动份子”一点一点开始思想上的转变。
有一次他作为军政大员去武汉大学视察，接他的只有校长一人，没有学生代表，他也没在意，校园很安静，他以为学生放假了，谁知当他视察到宿舍区时，原本安静的社区突然窗户打开，从窗户里打出许多标语，还有人喊口号：武大不欢迎不抵抗将军！。反对对日不抵抗政策！。反对政府的软弱外交！。一阵标语口号过后，窗户又全部关上了，跟变戏法似，的人影全无。当时搞得张学良脸色很难看，一时下不来台。瞪着校长看。校长马上道歉：学生们也是出于爱国之心，请副总司令谅解。张学良倒也开通，跟身边的军警官员说：这事不要追究。但是民心背向对他刺激很大。
军队中的抗日爱国思潮，有点思想的官兵们都认为，东北是日本人抢去的，并不是共产党抢去的，也不是共产党出卖的；大帅是日本人炸死的，并不是共产党炸死的；使我们无家可归的是日本人，并不是共产党。我们跟共产党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平日无恨。我们去打共产党师出无名。战死也不名誉因此士气不振。这些思潮不时反应到张学良的耳朵里，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
接着35年里又接连发生，日本强力干与下，殷汝耕成立“防共自志政府”事件。“秦土协定”下，日本人将于学忠及所属的东北军赶出河北事件。孙凤鸣欲刺杀蒋介石未遂，而打伤了汪精卫事件。孙临死前的陈述：请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就亡国，做亡国奴了。我是个老粗，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蒋，汪的是我的良心”。桩桩件件让张学良的内心深处发生了变化。
张学良说话的内容开始变了，他开始对人说：国人骂我误国，那么一误岂能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起抵抗才是。
又说：“从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还说：东北军要比别人先流血，先栖牲。无条件地为国家供献一切。
种种变化，正是促成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根源。1934年10月张又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总司令是蒋介石），代行总司令职。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归其统辖的兵力30万人，其中东北军20万人。计有于学忠的第51军，驻扎兰州；董英斌的57军，驻扎庆阳；王以哲的第67军，驻扎洛川；何柱国的第2骑兵军，驻扎固原；刘多荃的整编105师，驻扎潼关，渭南一带。
东北军到西北时，中央红军还没到。徐海东带的红25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合编为红15军团。兵力不足八千人。张学良吃红军的苦头还不够，一开始没把这八千人放在眼里。想一鼓作气荡平陕北红军。在与杨虎城的言谈中露出对红军的不屑。杨虎城曾对身边的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年轻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
跟随红25军而来的，王以哲的67军，军部带着107师驻扎在洛川，全军向北展开，意图将红军压缩到保安，安塞一块狭小的区域，聚而歼之。在甘泉留下周福成129师的685团守备，其余两团会同何立中的110师全部，共5个团驻扎延安。红军为打开局面，而不要待东北军靠上来使自己被动，于9月下旬，攻击甘泉守军，从而调动东北军曾援，以便设伏打援，毕竟野战红军更拿手。
9月28号，徐海东，刘志丹率领15军团主力，突然包围甘泉，切断了洛川至延安的公路联系。王以哲命何立中率110师南下解甘泉之围。10月1日何立中率三团之众沿公路向南开进，行至延安南40 里铺时留下一个团作策应。带两个团继续南行，大约下午3点左右，在大，小劳山遭红军伏击，红军勇猛冲锋，只用了四个小时将这两个团全部消灭。师长何立中负伤后不久死去，师参谋长范驽洲阵亡，629团团长杨德新自杀，628团团长裴焕彩被俘，士兵被俘4000多人，110师除留在后面的那个团外，全报销在这了。红军缴获甚丰。
王以哲并不死心，派出洛川107师的619团外加621团一个营开到甘泉南面的榆林桥建立碉堡，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洛川至延安的公路。红军在围攻甘泉的同时，抽出兵力，于10月25号进攻榆林桥的守军，此战韩先楚的232团攻的猛，红军全歼东北军619团和配属的一个营，俘619团团长高福元，俘士兵1800多人。缴获甚丰。两次战斗红军缴获大量装备，其中有八门小炮，几十挺重机枪，而轻机枪够装备一个师的。
高福元也算是勇将，不肯轻易投降。攻击中红军伤亡比较大，徐海东很气愤，俘虏高福元后先搧了他两个嘴巴子。没想到高福元后来成了红军与张学良的联络人。王以哲连战连输，四万人斗不过红军八千人。一个团还被困在甘泉，王以哲自己无力解救，向总部求救。“剿总”参谋长谢柯，命令驻扎庆阳的董英斌的57军前去解围，董英斌也想去陕北扩大点地盘，11月中开始行动，指挥五个师向陕北开来，这时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决定打掉东北军一部，以打开陕北的局面。，
中央到陕北后，毛泽东对红军的编制做了调整。将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将林彪的红一军（原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原红三军团）合编成红一军团。在这里彭德怀表现了高姿态，主动建议取消了红三军团独立体制，而以第四师编入了红一军团，并且将自己的人彭雪枫改认政委，而让原一军团的陈光任师长。这是自有红军以来，四大山头——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军团，红四方面军里，唯一消失的山头。从此彭德怀没有了贴己的部队，但他自己留在了总指挥，总司令这一层里。
红军决定在直罗镇设伏，敲掉57军走在前面的牛元峰的109师，总指挥是彭德怀。直罗镇是邸县通往宜川大道上的一个较大的村子，在胡芦河南岸，两边是山坡，路从中间谷里经过，宽处也只有200来米，窄处只有30米左右。这里的地形利于伏击。11月20 号109师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进抵直罗镇。当晚在直罗镇宿营，因为是两边高山，中间低谷，路在谷里，所以，牛元峰派出两个团各守一面山头。
一般来说，红军会在这种地形时设伏，当敌军在沟底行走时，从两面往下打。这次彭德怀也怪，这次没有在两面山坡设伏，山头让东北军占去，还让他们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晨，红军从四面围攻，山头很快被红军攻占，山头上的守军也被消灭。下午牛元峰身边只有500余人，退守土寨，欲作固守待援。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都来到山前观战。毛泽东不断的对身边的指战员说：“要的是歼灭战”。
东北军方面，东面的王以哲，西面的董英斌指挥几个师东西对进，想给红军吃夹心馍，谁知援军被打得靠不上边。你想红十五军团缴获了那么多机枪，还有八门炮，还不正好发挥做用啊。红一军团也不弱，像杨成武的红四团就有很多花筒冲锋枪，那完全是国军警卫团的装备。有一部分援军被打得不但前进不了，还掉转屁股跑，红军又追上去，消灭一个团。这边牛元峰是彻底没指望了，半夜突围，结果还不是送入虎口的肉，一会就被红军消化了，牛元峰眼看没指望了，举枪自杀。就这么，一个师连同师长就报销了。
东北军的状况可是够惨的，四万人的67 军被徐海东，刘志丹的八千人打残了，后来的57军又被红军吃掉一个整师加以个团。这几仗下来，军官损失如下，两个师长自杀，一个师参谋长阵亡，四个团长阵亡，一个团长被俘。部队损失两个师，外加一个团。这种快速的，毁灭性的损失，对东北军来说不可谓不重。极大的刺激了张学良。印证了马占山告诫他的一句话：“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就先消耗光了，。。。拥护蒋介石打共产党，这是条死路，决不能走下去”。共产党不好打！
接下来的事更让他无法面对东北军将士。蒋介石原来宣布“围剿”红军损失的部队优先补充，阵亡将士优厚抚恤。谁知当但张学良报请给阵亡的两位师长各抚恤金10万后。军政部长何应钦批示：“特恤金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取消，毋需补充”。这让张学良寒透了心。张学良对跟随的何柱国说：“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
就在这时共产党趁张学良“虚”而入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通过共产党对他的优待，及学习教育，表示要为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做点事。经彭德怀批准，让他去劝降被围在甘泉的东北军。红军的冲击力虽强，但是攻城还是缺重武器。经过喊话，城里的人让他进去，怕他在城外讲的不是实话，高福元带着彭德怀送给城里的三十驮猪羊肉还有疏菜进了城。城里守军将高福元的情况用电报报告给了王以哲。王以哲非常重视接件事，立刻要高福元去洛川面谈，并同时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也非常重视，实际上张学良也已经同过上海的关系在找中共了。
中共这边的关切心情，从毛泽东的一句话上可以看出来。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边吃饭边沉思，忽然，他问在他身边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高福元去见张学良了，假如你是张学良，会怎么办？”叶子龙不加思索的回答：“我会当时就毙了他！”毛泽东没说话，过了片刻，毛泽东指着桌子上的饭菜说：“别看我们吃的是小米饭，山药蛋，张学良吃的是山珍海味，可他心里不痛快呢！”毛泽东是在掂量张学良的处境。
经过与高福元的谈话，了解了更多共产党的态度。张学良对高说：“你谈的很好，休息一两日，就赶回去请红军方面正式派一名代表来，我们正式谈一下。”共产党方面在听了高福元的汇报后，立刻派出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前去洛川与张学良见面。行前，周恩来向李克农交代：“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谈好。”充分表露了中共急想停战的心情。这时期是1936年2月中旬，红军正准备东渡黄河，到山西区发展。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急招张学良来开会。李克农在洛川秘密住下等张。而这时共产党用高福元带回的密电码，已经开通了与王以哲军部的电台呼叫。
毛泽东领军在山西“大闹天宫”，周恩来领着在陕北会谈合作。4月9号周恩来，到延安与张学良面谈，刚开始的时候，双方在是“拥蒋抗日”和是“反蒋抗日” 上意见分歧。张学良为难的说：“你们抗日和蒋先生的抗日，都附带条件，你们的抗日要反蒋，蒋先生的抗日要安内，我实在不能苟同，而日人却不待倒蒋和安内呀！”说完像小孩似的哭了起来。这次会谈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地区间通商的事项。张学良还拿出两万银元，两万法币送给红军。因该说气氛，初步成果都算是良好的。
XXX——西安事变——XXX
西安事变。
自从与中共接洽以后，张学良的思想迅速的从极端的反共变得极端的拥共。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弯。其时间之短，转变之大，让中共都大吃一惊。刘鼎这个张学良从上海找来的“朋友”。1936年3月和斯诺，马海德一起来到西安。张学良急切的想了解红军的情况。刘鼎与张学良长谈了十几天。从中共的政治主张到红军的组织形式，解答了张学良的众多疑惑。张学良特别问刘鼎红军何以打不垮拖不烂。他说：我是带兵的人。不可思议红军无粮，无钱，无枪，这兵是怎么带的？而且打散了还能聚拢来。你知道，东北军和所有的国军，一败就散。要补充一个师最快也要半年。我们的部队一散开就收不拢。在热河，长城抗战中，一上前线，各连队的位置都弄不清。别说指挥了。
对张学良的所有问题刘鼎侃侃而谈，有条有理。刘鼎不但有文化水平，而且有参加红军的实践。所以谈来不空洞能服人。刘鼎是属于留德支部的，朱德，孙炳文是他的如党介绍人。1928回国，在中央保卫局工作，是周恩来的手下。1931年被捕，后逃出。1934年，任赣浙皖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兵工厂政委等职，1935年5月被俘虏。10月从江西俘虏营逃出，潜往上海找组织，曾在宋庆龄家躲藏三天。听说张学良要找共产党，宋庆龄就把刘鼎推荐了出来。
张学良第一次跟周恩来见面，刘鼎就在场。谈判后刘鼎去了趟陕北苏区。4月下旬回到张学良这边，报告说中共已委派他为常驻东北军代表。张学良给了他个公开的身份，“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这样就在西安安顿下来。
这时候刘鼎就发现张学良的变化惊人，先是张给了他一本小册子叫《活路》是高崇民等人编写的。小册子的内容已非常鲜明的题出“反蒋，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小册子是在东北军中秘密发行，在部队里影响很大。张对刘鼎说：“这本书以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小册子的事当然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们发现。张学良把责任推的高崇民身上，把高秘密送走了事。高不是凡人。高崇民是“四维会”的理事。“四维会”是蒋介石的“复兴社”和张学良的“复东（北）会”的混合体。两组织混合后取名时依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以四维定名为“四维会”。蒋介石是会长，张学良是理事。会员有蒋介石的亲信七人，贺衷寒，戴笠，刘建群，邓文仪，邱开基，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这边八人，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黎天才，关吉玉，卢广绩，吴瀚焘。高是以“复东会”身份加入的，并不认同蒋的妥协政策。有一次“四维会”理事开座谈会，贺衷寒鼓吹领袖论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与所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像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高崇民立刻反驳道：“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贺打断高的话说：“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高说：“那是当然，否则我怎么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两人叮咣就干起了口仗。其主张和思想很本相左。张学良的身边逐渐集聚了这些人，对张的思想个行动都有影响。
张学良还跟刘鼎说：“他已经开始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跟大老板打一架也可能”。而且还表示，想在11月份获得蒋的装备补充后再公开，这以经有了反抗的决心了。只是还不是太稳固。
6月份张学良突然对刘鼎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这让刘鼎吃惊不小。6月30号刘鼎电告中央：“张学良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派专人加以训练”。中共中央对张的要求很重视，专门开会讨论。张闻天曾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询问国际的态度。
8月15号国际来电反对张加入中国共产党，来电指出：“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谋些野心家正在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张学良如果真入了党，再将东北军改造成红军的话，对正在艰难反抗蒋介石围剿的中共来说可是天上掉馅儿饼的事。也将是军内最大的山头。
这段时间，张学良不断的拨一些钱粮，武器给红军。以致于“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查账发现，西北剿总的军需帐目有不少没有凭证。为此，粮秣处长张正枋，特地到在西安的中共办事处找叶剑英要收据。计有钱75万元，军粮32万斤。当然这不是全部，还有不少军火，和张学良自己搞到的钱，不在其中。
联合杨虎城也是张学良不可忽略的工作。东北军和西北军刚开始，关系并不容洽。东北军嫌西北军装备土，看不起西北军。西北军骂东北军熊，一枪没放就把家丢了。直罗镇战斗前，张学良曾准备给十七路军派任务，杨虎城直接说，装备精良的中央军，东北军东打不赢，叫我们没枪没钱的西北军去打红军，不是等于叫我们去送死。杨虎城还一直担心东北军来是抢他的地盘。当张派去做杨虎城工作的高崇民向张说出杨的这层意思时，张对高说：“你可以坦率地对杨虎城说，我张某人无论如何不肖，也不至于不肖到如此程度，失掉自己的家而来占人家的家.”话说开以后，杨才畅开心扉，要跟张一起与红军搞“三位一体” 建立“西北联合抗日政府”。杨的西北军里在就有大批的共产党员。杨也在多年前就提出要加入共产党，但中共认为他目前的身份更有利于工作而没同意。我们看到，这就是中共与国民党的又一个不同之处。国民党是谁都可以入党，结果党松散的像豆腐渣，没有战斗力。
10月2号正当中央军与红军不断交战的时候，中共应张学良的要求派出叶剑英，潘汉年，彭雪枫，汪锋，边章伍，刘克东等十余人化妆进入西安，开始协助张学良培训东北军，组织知识青年有计划的进入东北军当下级军官。张学良将叶剑英安排在孙铭九家居住。
为陪养抗日骨干力量，张学良，杨虎城采纳中共方面的建议，在王曲镇举办军官训练团，训练团的实际工作由共产党员刘澜波等人负责。张学良又在训练团里搞了个小组织“抗日同志会”。你发现没有，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治人物热衷于搞小组织。先是蒋介石效仿希特勒的十三太保让戴笠搞了个“十人团”，后来又有了“复兴社”，“蓝衣社”，“四维会”。张学良搞了“复东会”又和蒋合办了“四维会”，现在又搞“抗日同志会”。在自己的体系中搞得会中有会，组织里有组织。很不好，很难平衡，难免厚此薄彼。这方面毛泽东就做得好，大气，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团体。当然毛泽东被人病垢的地方也不少，尤其在后期。但在盛年是整体上比这两个要强。
抗日同志会最初的15个成员很能说明本会的政治取向，比较重要的成员有：张学良，马占山，刘鼎，刘澜波，杜重远，马绍周，吕正操，万毅，高福元，等等。简直就是一个中共的组织。张学良身边还有被称为三剑客的少壮派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还有（是秘密共产党员的）政治秘书黎天才。张学良走上兵谏的路，也是不知不觉中有这些铺垫的。
1936年8月，蒋得密报，察觉到张身边与共党份子，8月29好发艳电给省党部抓共党份子，并附有名单，行动由戴笠直接遥控指挥。特务抓宋黎时，宋黎看到有十七军的宪兵巡逻队，机智的大喊：“土匪绑票了”，“土匪绑票了”。结果让巡逻队截下。带回宪兵营问话，宋黎趁机亮出身份，给张学良打了电话，张立刻派孙铭九把宋黎接回来。这时有消息，马绍周，关时润已被省党部的特务们抓走还带走了一些文件。张担心这些文件落到蒋手里，对自己不利。张决定把被抓走的人和文件都弄回来。张这时在西安的兵力不多，只有一个团，他立刻打电话给王曲镇的另一团，命令他们马上跑步来城里。将全城戒严。派兵去省党部，救出马绍周，关时润，并搜查了省党部，将特务们带走的资料全部抄回。这就是史称的“艳电”事件。
有了这些事件，张学良已经跟蒋明显的离心离德了。但是蒋介石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太相信自己所谓的领袖威望。还在采取用人不疑的拉拢手法。时蒋介石正在广州善后“两广事变”，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搞了个建议报告类的东西，飞到广州面见蒋介石，递上他的报告，报告建议加派中央军，建立干部轮训班，实行保甲制等条目。蒋介石大致翻了一下。批评他说，“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给张副司令了，你有意见，不向他讲，跑来见我，很不对”。然后在报告封页上批了“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大字。一个马屁拍到马蹄上，弄得曾扩情面红耳赤。
蒋介石不是一点不知张学良的行动，只是不知张到了什么程度而已。为了巩固西北的形势，也为给张，杨二人施加压力。10月22号，蒋介石飞抵西安。一下飞机见到张学良就说：“汉卿，曾处长的报告，我批交给你看，他送来了没有？”
张说：“委员长请放心，我看到了。”
蒋接着说：“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给你了，谁说什么我都不听，不向你讲，跑去广州见我，就很不对，是要给处分的。”蒋介石这玩的是刘备摔孩子那套手腕。
邵力子上来解围说：“委员长，事情都过去了，算啦算啦，”。众人上车送蒋去临潼华清池安歇。
因为说了什么事都交给张学良了。蒋此次来陕展现了轻松的一面，爬华山，让马与火车比赛，品尝牛羊肉，观赏宋代名画《长江万里图》。一路都由张学良，杨虎城，绍力子，曾扩情等人陪同。张学良还在华山吟了首诗。
偶来此地意忘归， 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有点南唐末君李煜的味道，心情有些相同。
10月27日，蒋在张，杨陪同下，携随其来陕的中央亲信高官前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蒋在训话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是积极剿共而是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他在东北军面前讲：“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是找抽吗？东北军是怎么跑到这来的？这种领袖怎么能让下边的人拥护？
接下来他的几句话，就是针对张学良的了。他继续训道：“假如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大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政策的，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这明显是对张学良的敲山震虎。学员们对他的训话不买账，跺脚，咳嗽，弄出声响。张学良怕出乱子，赶紧宣布散会。
散会后，张学良找到蒋的亲信，陈诚，朱绍良大哭了一场，对他两说：“今天会场上的情形，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其实，我除了拥护领袖抗日外，还有什么？”陈，朱而人少不得劝慰一番。
这世上真有胆大的。蒋的训话引起抗日积极份子们不满。教育长黄显声对身边的人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叫苗剑秋来讲。第二天，苗剑秋在蒋介石训话的同一个地方，对大家演讲到：“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稍有血气的人，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是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这话带血性，很快蒋的特务们就知道了。报告给了‘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道刚对张学良还算厚道，但这事也不敢不管。让张交出苗剑秋。张让晏秘密离开西安，报说苗潜逃了。晏也没有追究。
有了这些仇蒋抗日的基础，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蒋在此时就是一点都认识不到抗日的事吗？非也。他不但开始有些认识，而且还派陈立夫联络共产党，陈立夫在上海通过关系联络上了潘汉年。蒋为什么这时候要联络共产党？他是希望能在他抗日之时得到苏联的援助，他担心苏联会以承认中共为条件，后来他得知，在中国抗战时苏联只会支持中国政府，不会支持中共，他才又转变态度。
这一时期从他的日记中看，他已感到，非抗日不可，中国非向日本开战不足以维护中国基本的尊严。
1936年9月22号，他在日记中写道：“倭使川越与我外交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彼只有片面要求，而我方提之五项条件则概谓不得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又在同日写道：“察倭素性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
在此之前7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为代表们说明他的外交“最低限度”时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栖生的时候。”蒋的表态，获得代表们一阵欢呼。
蒋对中共方面的和谈倡议书及周恩来给他的“恭维”信，的态度是：“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急于同我妥协，我不会上当。”正当蒋在广州布置“两广事变”善后工作时，中共方面表示周恩来可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停止进攻红军，准备抗战。蒋说：“穷途末路了还讲什么条件。命令部队加紧进攻，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阶段。”
总体来讲36年时，蒋介石看到了剿共已到最后关头，而对日无可避免的要打仗，否则太不把他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
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他在西北的活动。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10月31号是蒋生日）名义，乘火车去洛阳，下塌于中央军校分校。蒋介石的五十大寿，举国发动捐款献机，声势浩大，共购作战飞机达68架，飞机都是向美国订购。
10月30号以《敬谢集款献机祝贺》文通电全国。电文称：“中正忝为政府一员，覩斯义勇，-----然以此纪念个人，则万万不敢承受，。。。。民生凋敝，而庆祝如此热烈，不仅洛阳，闻全国如此，吾心甚觉不安。”来婉拒各地的贺寿礼。
31号生日当天，蒋发表《报国与思亲》长文。文中有：“其五十以之前之人生，究为如何之身世！则不能不认前二十五岁乃茹苦含辛，遭逢家难，零丁孤苦，困知勉行之身世。后二十五岁乃为承负国难，颠沛困厄，动心忍性之身世。艰难岁月，逝者如斯。更不知是否以后再有二十五年之身世，而此后这二十五岁，究不知其身世果为如何也？”这段话，连想到蒋败出大陆的结果，还真有点宿命的味道。
蒋介石寿诞，张免不了要去祝寿，他约了阎锡山一同前往，张用飞机接阎到西安，作竞日长谈，决定到洛阳后一同向蒋谈抗日救国的事。然后两人同飞洛阳。很快获蒋接见，两人向蒋谈抗日的事，蒋介石被他们搞烦了，厉声问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阎只好表示服从委员长。
阎比较世故，出来后阎对张讲：“汉卿啊，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以后看机会慢慢的做罢。”张未置可否。
11月1日，蒋又率文武百官，在洛阳分校阅兵，阅兵后发表一通训话，其中有一套关于的见解，矛头直指张学良，蒋说：“有两种，一种是无知的低级，如殷汝耕，李守信，王英；另外一种为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这就是共产党。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之尤者。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党之下的二等。。。。。”这话太过激烈和伤人。张学良回到住处就大哭一场，阎锡山等官僚都来劝慰。连钱大钧都对何柱国说：“不知内情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情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让何劝劝张学良，说蒋的脾气说过就完。
从洛阳后西安后，张与杨谈到为抗日的事，向蒋多次进言，蒋不但不接受还说出这样的话来污辱他。实在让他不知该如何办才能使蒋听的进抗日的谏言。杨略微沉静了一下，说道：“要是这样的话，待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可以效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张听后沉默不语，张的表现让杨吃了一惊。以为自己言出创祸了。张见杨有不安，即说：“我绝非卖友求荣之辈，请不要担心，不过你的这种办法，我不能干。”杨虎城见他这样说，就批评他 是“感情用事，以私忘公”。张学良回转的说：“这件事容我再考虑一下。请方心，我绝不向任何人说这是你的意见。”
11月23日张再飞洛阳，公事是要向蒋呈递“东北军该编方案”。“私”是要向蒋为七君子陈情。因为11月22日，上海市长吴铁成奉蒋的旨意逮捕了“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七位知名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壬造时，李公仆，沙千里，史良。全国與论大哗。张学良想以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为他们求释。谁知在蒋介石面前碰了钉子。张学良愤然说道：“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一听这话，蒋介石大怒，暴哮着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又说：“除了你张汉卿，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话！” 这件事更让张学良增加对蒋的愤恨。
从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事看，张学良这时的思想已经在考虑兵谏了。12月3号，张再来洛阳，请蒋再去西安鼓励士气，实际上是哄蒋入套，准备再演一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否则怎么会请蒋去鼓励剿共的士气？因为张到此已无路可走，他原来以为可以说动蒋停止剿共，联合抗日，但是通过这一次次的事件，使他的愿望彻底破灭了。让他怎么办，回头剿共吗？他怎么面对周恩来，怎么让他面对他自己的承诺？怎么面对，他身边的那些和他志趣相投的年轻军官？他又偏偏是张作霖这样一个绿林出身的父亲的儿子，平时听的最多的就是“义气”二字。他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准则？不剿共吧，蒋以说出：“不剿共就开到安徽，福建整训！”那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对他来说只有扣蒋，才是出路。同时他也靠虑到，平时反蒋的集团，应该会响应他的行动。
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也不是没有戒心。两人都对立成这样了，蒋能看不出张学良的情绪吗？肯定看的出。蒋只所以敢去，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军事上做布署，有70多架作战飞已经进驻，西安和兰州机场。中央军万耀煌的第25军已经控制咸阳，西安城里的宪兵和警察有四团之众。西兰公路上还有胡宗南第一军，王钧（后为曾万钟）第3军，关麟征第25师等，以及一些地方部队。洛阳一带还有近30万兵力储备，有的已过潼关。张学良如果敢动，消灭东北军应该不自话下。二是对自己的威望估计过高，刚刚过去的两件事推高了他的自视。一是全国范围的寿礼款购机运动，二是和平平息两广事变。使他认为他的威望就是无形的力量。因此他不惧。
蒋的亲信将领也预感不妥，皆求蒋不要去西安。蒋说道：“我不去能行吗？我去，总比别人妥当些，可以向西安部队讲讲抗日和安内的道理。要抗日一定要先安内。要安内，比须剿灭共产党。如果联共抗日，共军兵力不多，主要靠我们去抗日，我们的实力就大大被消耗，这就实际上支援了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当。我相信，想东北军，十七路军讲讲这些问题，他们是会醒悟的。”蒋的这番话，是他对联共抗日看法的真实写照。但是事情往往都是向你想不到的方面发展。抗战后的实际情况是，蒋的威望达到了顶峰，由于美援和军训，军队的战斗力大幅提高，而不是削弱。可嘛烦的是共产党力量也强大起来了，他完全没料到，共产党能在敌后他自己生存不了，并且他也管不了的地方发展起来。
12月4号，他由张学良陪同乘火车去西安，宋美龄说要去上海看病，去了上海没陪蒋来陕。车到了临潼，张学良先下车，在车站迎接蒋介石的“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看见张学良面色涨红，问他为何这种形象，张实话实说道：“因向委座进言抗日事，遭委座痛骂。”晏不敢答语，直接上车请蒋，见蒋的脸色也不好看，知道原因也就不问。
从谋略上讲，如果要对蒋下手，这时就应该顺着蒋，让他高兴，而疏于防备才对。张的作法，说明张还没最后下定决心，给蒋再骂一次，也是为了抹掉自己心里的最后一丝犹豫。
10月7号，张学良去华清池看蒋，将正在看吴伟业写的《绥寇纪略》。蒋以此书示张，大讲明朝先亡于李自成，而后清兵入关的历史，联系到现在的剿匪事业，必要先灭共党，才能集中精力抗日。张学良则说，明亡于清洽洽是因为，明不积极抗清，而把力量都消耗在内战上的原因。蒋愤然说：“谬论。”两人又说不到一起。
蒋让张学良安排东北军旅以上军官，来华清池蒋的住处，蒋要分批连续宴请东北军军官，示以关怀。在宴席上，蒋不厌其烦地向将领们阐述剿共的重要性，并说：现在是剿共最后五分钟阶段。他真是这么认为的，以致于西安事变解决后，蒋还不无遗憾的对人说：再有两星期就可以剿灭共产党。
1936年12月9号，学生纪念“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要去华清池见蒋介石请愿。张知道此事将会酿成流血，所以极力阻挡，张学良含泪劝阻学道：“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转达到，你们请回，我保证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学生们在张学良的劝阻下返回西安。
张学良于9号晚上，召见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白凤翔是绿林出身，曾是热河的匪首，外号百三阎王。当年张作霖用骑兵旅旅长的官衔收编了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后又把他的旅扩编为师他就当了师长。这时张学良把他找来，先问他：你对委员长在王曲训练团的训话有什么感想。白说：我感觉委员长的神气非让我们把共产党消灭了不可。张说：你看能不能消灭？白答道：我看不大容易。张接着问他，大帅对他怎样？他表示大帅对他那是天高地厚恩。张又问，自己对他怎样。他也说是恩重如山。他已预感到张要委托他大事，就表示说：副司令放心，只要给我任务，我栖牲一切，也在所不辞。
张又说了一遍大家都知道的东北军的处境。白也跟着一阵唏嘘。张最后说，他决定实行兵谏，扣下蒋介石，迫使蒋该变政策。白也表示，我们如不打回老家去，实在对不起人何人。一定要把他扣起来，让他停止内战，共同打日本。张说：明天我带你去见他，就说是派你回热河，将来中日大战暴发时，能发挥大的作用。你趁机观察一下华清池一带的地形。白说：好。张说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临别时张说：我们全东北军的命运可都看你这一回了。
张又以同样方式约谈了骑兵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然后再让孙铭九的警卫营作好准备。
10月10号，张约杨虎城密谈一天。晚上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于学忠，王以折，刘多荃，缪澈流等人开会，公开自己的计划。王以哲表示：“副司令有决心，就干吧！”于学忠考虑比较远，问道：“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张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
12月11号下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召开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席会议。东北军将领参加会议的是前面说到的那几位。西北军参加会议的有孙蔚如（38军军长），韩咸西西安（绥静公署参谋长），李志刚（西安绥静公署秘数书长）。张，杨分别讲话，然后是分配任务。东北军负责城外，西北军负责城里，扣下中央大员。行动时间定在12号凌晨6点。
张担心参与指挥的力量不够，急电住甘肃平凉的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机到即来。派飞机把他接来。张学良遂即召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下达命令。让他们每人带两支驳壳枪，并说到：一定要捉活的，如果让蒋介石跑了，你们三个提头来见。
蒋在华清池有一个排的卫队。华清池外面不远处有一个排的宪兵。再外围是东北军的一个警卫连。
张的行动人员是，总指挥105师师长刘多荃，在华清池外围撒开两个团。前边行动总指挥是唐君尧，指挥外围的这两个团。内部动手是孙铭九带的警卫第二营，由于担心孙铭九没有实战经验。让白凤翔，刘桂五协助孙指挥捉蒋。
因为蒋计划12月13 号离开西安。所以他于12月11号晚在华清池设宴，叫了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一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有饯别的意思同时也要对剿共的计划做最后交代。结果杨虎城，于学忠未出现，让蒋介石有点起疑。张学良的解释说：他俩在城中宴请中央来的大员，无法分身。张说的是没错，这时城里是在新城大楼设宴召待这帮大员。只不过是“鸿门宴”而已。同时于学忠在要指挥兰州的部队控制机场，使作战飞机不能起飞。
当晚12点左右，张学良，返抵新城大楼，一见到杨虎城就笑着说：“他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不等杨虎城答话，孙蔚如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新城大楼各个机构都显出了犹如临战前的紧张气氛。“秀才”们也不闲着，黎天才，高崇民，栗又文在起草一份捉蒋后的通电。电报由黎天才执笔，高崇民润色。这份通电事后被周恩来说成：“如果没有这种内容的通电，及其八项主张，事变的历史意义，将来在历史上更混沌了。”还对黎天才赞道：“很好，很好，幸好你在这里。”
执行捉蒋任务的各路军官，乘车在东郊十里铺下车，关闭车灯。刘多荃就留在此指挥。他向大家下达行动命令，同时宣布纪律要求：不许开灯，不准讲话，不许抽烟，违者枪决。车队继续前行，一直开到离临潼10公里处。对无开始下车步行。凌晨3点多钟到达华清池。会和了外面警卫的东北军，趁黑准备摸进二门，在往里冲。谁知刚到大门口就被蒋的卫队发现。问口令答不上来，对方就先开了枪，这边立刻还击，一下枪声大作。蒋被惊醒，手下报告说进攻者头上戴的是皮帽子，蒋还以为是共产党煽动东北军哗变。赶紧往后院跑，大算上后山躲躲，到了后门才发现后门上了锁，情急之中又没有钥匙，赶紧又折回到屋里，从窗口向外跳。房子是依山而建，从窗子看出去山坡就在窗前，可是不知窗下什么时候挖的有条沟，蒋跳下摔在沟里，腰和脚都摔伤了。这是蒋的贴身警卫，蒋的堂侄蒋孝镇也跳了出来，发现蒋半趟在沟底。马上掺扶起蒋，向山上爬去。
孙铭九的人打死了蒋的卫队，才冲进蒋的臥室，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到蒋的住屋发现没了蒋的人影，一摸被窝还暖乎，假牙在桌上，知道没走远。立刻四处搜找，一看后门锁着，就是不见人。战斗人员汇报给白凤翔，几个人一商量，下令搜山。这档口刘多荃把没抓到蒋介石的情况，汇报给了正在新城大楼等消息的张学良。并说正派部队搜山。
张学良一听报告，很是焦急。他对在场的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官员和将领说：“若找到委员长，我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没多久，刘又报告：找到委员长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蒋被捉到时有些狼狈。内心也十分惶恐，摸不清张的意图，自己又连惊吓，带冻，而且不但摔伤，还被荆棘刺破衣服伤及皮肉。情形和心情都一片混乱。
蒋问捉他的陈立孝说：“你们是那里的？”
陈答：“我们是委员长在南京中山陵接见过的卫二营。”
蒋说：“好兄弟，你们打死我吧。”
陈朗声说：“报告委员长，我们是来请委员长抗日的，怎么能打死委
员长？”陈看到蒋突然掏出手绢擦眼泪。估计蒋是被他这句话感动了。
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同时在城内采取行动，控制了中央大员们下榻的西京招待所。文官邵元冲欲跳窗逃跑，被士兵开枪打死。其余人员悉被扣押。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也被扣压。西北军同时解除了宪兵三团，陕西省保安队，公安局，交警总队的武装，其中宪兵三团团长将孝先去临潼的路上，被东北军的行动部队碰到，由于他曾镇压抗日的学生游行，被东北军就地枪决。西北军并控制机场，将飞行员及地勤人员约500多人及36架飞机扣押。
蒋介石抓到了，下一步怎么办，这正是很多人都想问的，想知道的。12月12日早晨，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栖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知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泪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 停止一切内战，
三，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 立即召开救国哦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與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通电签名人，除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外，还拉上了9位被杨虎城扣押的中央政府的大员：陈诚，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
蒋介石被扣全国一片错愕，接着是一片哗然，但是矛头所指完全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一致遣责张学良的行为。《大公报》尤其卖力，吹捧蒋介石，辛辣地攻击张学良，国民政府派洛阳的飞机去西安空投《大公报》。甚至连他欲解救的七君子所在的组织“全国救国会”也发通电，不赞成张的所为。远在莫斯科的《真理报》，《消息报》也对张学良大行跶阀，甚至说张的行为是受日本特务指使，与汪精卫合谋劫持了蒋介石。说他是：“利用抗活动一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的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栖牲 品。”当然这些洋人的报纸，张学良不是马上看的到，只是我们论史时提出来，看清莫斯科的态度。
张学良的处境很狼狈，包括他最有信心获得支持的各地军阀。也一片声的指责他，这让张学良糊涂了，平时不就是你们这些人频频发动倒蒋吗？一篇篇檄文发起来，恨不能侵蒋之皮食蒋之肉。怎么这会儿我把蒋捉了，你们的态度全变了，这世界上的事真让人看不透。
“九一八事变”遭国人痛骂。没想到捉蒋抗日又遭国人痛骂，张学良一腔悲愤不知找谁述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各地军阀认为张是受中共指使。他们虽然反蒋但是更加反共。因此不愿跟这件事牵涉。
共产党方面是12号凌晨5点钟左右的样子接到张学良打来的电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对张学良将要扣押蒋介石的行动是有所掌握的。张学良做出决定时即想获得中共的支持又不想说明，可能还在犹豫。有一天他专门跑去见叶剑英，跟叶剑英说：“蒋已到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叶剑英岂能帮他拿住意，反问道：“你说怎么办？”张连说两个法语单词：“苦跌打，苦跌打。”叶已知他意，但是不置可否。张走后，叶赶紧报告中央，中央让他回瓦窑堡汇报详情。临走叶还向张要了10万块大洋。
另一个消息是12月12号零点30分，刘鼎打来的电报，电报说：“张学良正发动捉蒋，欲让红军支持。”这是捉蒋前张召开的下达任务的会议。从电文看，张正式要求红军的支持。但是毛泽东担心事如不成，蒋将疯狂报复。因此选择了沉默。没有给刘回电，
捉蒋后张学良发给中共的电报，机要部门先送给了毛泽东。早饭后毛泽东通知政治局委员来开会。大家陆续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了电报。大家情绪也是很兴奋很激动。朱德激动的说：“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先将这家伙杀掉在说。”当然说实话，共产党有一万个杀蒋的理由，从“四。一二”开始破坏了两党合作的局面，把本来的议会斗争，变成了血淋淋的杀戮。共产党人有多少死在他的政策之下。可以说，共产党人里那个人跟他没有血仇？提出杀他并不奇怪。
在这种激奋的讨论中，毛泽东，周恩来到显得沉稳一些。他们只所以这样表现，是因为他两已知张要捉蒋，对这个消息并不十分吃惊，在行动上已有所考虑。他们考虑的是张，杨能在多大程度上，听共产党的意见？如果太过于把话说得出头，张，杨如果不听，就变得很被动。（从毛泽东处理一系列关系的手法上看，如果他经商，也是把好手。毛泽东经常跟人说，他现在与蒋的谈判，是做“卖空买空”，言下之意，就是自己实力不够，可是谈的是大买卖）。
张国焘回忆说：“就为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辞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辞的用意。他表示 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辞的技巧是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已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莫斯科指示，来个先斩后奏。毛泽东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以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的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12月13号晚间，莫斯科的电报来了。与中共产党领袖们的意见大相径庭。莫斯科的电报很长，主要有三个意思。一，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特务所为。二，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三，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一切机会与蒋作友善的商谈，促其抗日。
中共政治局委员们看了，一时难以接受，但细想之下觉得有理。所以就慢慢转弯子。我们要多说一句，苏联为什么这么热心抗日，热心促成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的出发点可不是为了救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为了苏联的抗日事业。
接下来中共面临着怎么跟张学良表明态度的问题，这种难作人的事，只有周恩来再出面了。中共中央指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罗瑞卿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12月16日赶到延安（这时还叫肤施），17号下午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飞抵西安。周先与张学良商谈，在谈话中，周恩来用了“军事阴谋”这个词，让张学良很不舒服。不过，就大政方针，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杀蒋不利于中国抗日。这边安顿好了，周又会见了杨虎城。杨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拥护，表态说：只要红军跟副司令商量好了，我一定赞成拥护。
为准备抗击中央军的进剿，三方开始统一布署防区，叶剑英参加参谋团工作。东北军撤出陕北，向潼关方向布防，彭德怀的司令部进驻延安，主力分布于洛川，三原。徐海东带领的十五军团前出到淳化，泾阳，直接拱卫西安。从这个布防上看，中共已得到好处，终于有了一个可立足的“大城市“延安，而且向南伸展到西安附近，可以解决粮，钱，药，衣，等急需的供给问题。并且防区里人口也多了，还可以补充兵源。所以西安事变对红军的好处是立见的。
西安事变的消息，让南京政府极为震惊。一时间手忙脚乱。在南京住持大局的何应钦立电话通知一些亲信大员来他的住商讨应对之策。大员们七嘴八舌的吵了一下午也没个统一意见。最后决定连夜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扩大的联席会议。就是让方方面面的负责人都来发表高见。有人主战，有人主和。主战的声音大，最有代表性的是戴季陶的发言。他在会上激动的大声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若是不幸为凶，则我们还去何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他们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罪的方式将来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伐，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成果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事业，段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蒋介石的命不重要，而革命事业重要。他继续激动的说道：“若今晚我们中央不决定讨逆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用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说完后他给何应钦一个“可爱的选择”，他看着何应钦说：“万一有意外，只有我二人做文武翁仲耳。”翁仲是何许人也？传说翁仲是秦始皇手下的将军，曾在边疆抗击匈奴的侵略，把匈奴打的闻声胆寒。他死后秦始皇为记念他，为他做了石像立在宫门前。匈奴使者见他而生惧。后代的帝王就把他的石像摆放在了墓道上。绕了一大圈，简单说，就是墓道上的石人。你看戴季陶多会选。
闲话少叙，会议于13号凌晨作出决议。
1， 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2， 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何应钦为总负责。
3， 褫夺张学良本兼个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
第二天以上决定即由政府正式发布。16号政府正式发布讨伐令，部队开始从潼关前进，飞机开始轰炸渭南，华县。
而以宋美龄为首的亲友团，却完全不同意这个决议。她要的是蒋介石的人。如果没了蒋介石这个人，那就等于是给别人腾位子，什么革命对她都没意义了。所以她才会子见到蒋时说：“南京是戏中有戏”。对宋美龄来说当然是救人要紧， 当然是要跟张学良商谈放人的条件。什么政府的体面威严，都在其次。
第一个被选出来前去与张学良沟通的是英籍奥大利亚人端纳。端纳原来是报社的通讯员，1912年起当过孙中上的私人顾问。1928-1934年之间当张学良的顾，1934年后当蒋介石的顾问。又是个洋人。哪儿找这么合适的人去？所以端纳就被选了出来。14号下午端纳飞抵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分别会面。
端纳的到来让蒋介石稍感安慰。说明与南京的联系通了。端纳15号飞回南京，向宋美龄汇报。
中央军的进攻让张学良很焦虑，大起来恐怕就不好收拾，也非张的本意。张学良又从被扣押的中央大员中请出蒋百里来跟蒋介石沟通，因为蒋介石现在还很硬，不跟张学良谈任何事情。在蒋百里的斡旋下，蒋同意去函让中央军暂时停战。并商定派蒋鼎文持蒋介石的手书亲飞南京执行停战令。蒋到南京后向各方陈述事变真相，并说：“张汉卿也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并无害委员长之意等等。对于缓解大家的对立情绪多有帮助。
17号宋子文和端纳飞抵西安，宋有双重身份，既是家人又是政府官员。蒋见到宋后，感慨于自己的处境，大哭不止，宋好一阵劝，说他的威信并没因此而受损。整个世界都在关心他，同情他。他渐止悲声，看了宋带来的宋美龄的信。信中有：“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之句，使蒋大为感动。
宋子文22号回南京，当晚，宋美龄在宋子文，蒋鼎文，端纳的陪同下飞来西安。蒋见到宋美龄说出一句耶经里的话：“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宋美龄已先见过张学良。知张意在抗日，所以劝蒋作某种程度的妥协。应当说，宋美龄的到来，唤起了蒋的温情，对于软化蒋的态度大有帮助。蒋答应有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张，杨以及中共方面会谈，会谈所达成的条款，蒋不签字，但以“领袖人格”担保，实施各项条款。
23号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西安方面参加的有，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蒋的代表是宋子文。周恩来带来中共拟好的六条件：
1， 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外；
2， 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份子；
3， 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 召开各党各派个界个军救国会；
6， 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对这六项主张，宋子文个人完全同意，保证转达给蒋。
23 号下午，周恩来会晤了宋美龄。周向宋表示，中国目前阶唯有蒋先生有资格作全国的领袖。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行动不够积极。这已经是有悖于平时骂蒋时的宣传。
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与蒋会面，周恩来先开口说道：“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了，你显得必从前苍老些。蒋点一点头，叹了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恩来接过他的话答道：“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宋美龄插话说：“以后不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的很。”
蒋在这种气氛下做了三点表好示：一，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南京找他谈判。
最后蒋指着二宋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他自己有点累了。周和张即告辞出来。
到此整个事变转向和谈了。蒋也开口说了话。再往下，没法进行了，因蒋不肯为“城下之盟”，影响他的领袖形像。中共与西安方面也就没文章好做 了。
剩下就是送蒋的问题。这时就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杨虎城与张学良和中共的矛盾就比较突出了。张学良和共产党都把好人做了。他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论与蒋的关系他杨虎城没法与张学良比，张可是与蒋换过帖子的兄弟，而且还有二十万东北军。共产党也有所凭啊，这次共产党最先主张和平放蒋，蒋是心存感激的，在说，红军本身就是独立的团体，蒋要对红军下手，是不太容易的。而他自己则是孤伶伶赤裸裸的，无依无靠，没人替他遮挡。自己是蒋的部下，这样做就是犯上作乱，蒋介石的为人是不会饶过他的，而自己的部队又实力不够，蒋要解决他还不是易如反掌。
杨虎城一开始把扣押蒋介石，在他做出切实保证，产生切实效果之前不放蒋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周恩来也表示：没有保证，不轻易放蒋。谁知后来周恩来的说法一天一变。越来越让杨失去依靠。人们不断的问张学良中共的态度，希望张学良做事不要虎头蛇尾。张总是跟人们解释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不同意，但他是顾大体的。”西北军的将领，和东北军里的少壮派，感到中共出卖了他们。十分气恼，他们已经开始鼓噪：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把他先干掉！”有的说：捉蒋不是张学良一人的事，他要放了蒋就等于把我们出卖了。西北军将领暗中谋划夺蒋。事情眼开就要变得连张学良，杨虎城也无法控制。在这种形式下，张学良就决定立刻秘密放蒋。
张学良先将孙铭九的警卫营撤走，换上他的副官谭海带他的卫队负责蒋的警护工作。这真是应了那句“狡兔死，走狗烹”的老话。现在孙铭九到成了碍事的脚色了。12月25好下午，张给杨打电话，让杨来高桂滋公馆，当面跟杨说他现在就要送蒋走，并说自己要亲自送行。杨虽不赞成，但也无法阻止，正说着话，蒋已和宋氏兄妹出来了，准备上车。这时杨更不好表示意见了。这时的心态就是想尽量给蒋留下好一些的印象，以免他秋后算账。
张的车队离开后，放蒋的消息还是传出来了，孙铭九马上赶到周恩来的住处，问周可知道，周说不知，马上拉上孙往机场赶，当他们赶到的时候，飞机已经升空。有人回忆说，周恩来眼望着升空的飞机，眼噙泪水，口中念到，“张副司令，张副司令。”这四个字包含了很多感慨。
张学良到南京后，被蒋介石搞了假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然后蒋在向政府请求特赦。同时免除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的刑事责任。张没有进牢房，但是从此被软禁达五十年之久。蒋介石以直让他写 “忏悔书”似的西安事变经过。他屡写不过关，后来才弄明白，蒋的意思是让他交代，中共是如何唆使他发动西安事变的。他终其一生都在向蒋解释，这件事真的不是中共让他做的。蒋只到晚年才相信西安事变不是中共唆使的。
张学良走后东北军内部就开战，还是妥协，在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引发少壮派枪杀王以哲事件。事件发生后，105师师长刘多荃从潼关回师，要镇压少壮派，结果少壮派首领孙铭九，应得田等人在中共的帮助下逃到红军里，后展转到天津隐居。中共算是在最后时刻救了西安事变的骨干们一命。
蒋介石回南京后不可能照单全收，中共和张，杨所提的条款，但是剿共确实停止了。而且中共与蒋的全面谈判就此开启，直到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发生。蒋开始真正与中共合作。
XXX——评述：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都和一个“悲”字有关。
1901年6月3号，张学良出生在他母亲逃难的马车上，他母亲生下他以后没奶，那时他家里穷，花一块大洋雇了个奶妈，这奶妈已经四十多岁了，“你想那奶水能好吗？”（张学良语）。这应该算是一“悲”（悲慘。当然他肯定不是中国最穷的家庭，咱不抬杠）
想认个干妈，竟没人肯给“胡子的儿子”当干妈。不得以，他母亲赵氏让他对着一棵马兰树磕头认这棵马兰树为干妈。谁知没过几天，这棵树就死了。你说可“悲”不可悲？
初掌兵权，就拜郭松龄为良师益友。没过几年郭松龄起兵反奉，把原属于他手下的兵全带走，反过来打他父亲。等于是他的亲信反叛，这又是一件可“悲”的事。郭松龄被枪毙，他又很“悲”痛，以后每遇难事就想起郭，说要是郭在就好了。就像曹操想念郭嘉一样。
刚刚说占了北京，势力扩展到华北，又让国民党的北伐军给打败了。在回东北的路上，他父亲又让日本人给炸死了。可是这杀父之仇他又不能报。这又是很可“悲 ”。
他父亲死后，他接掌帅印，人称少帅。入关调停。平息内战。年龄不满30，拥兵数十万，广有东北，华北领土，一时为华夏翘楚。五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难免心生姿意，沉湎酒色。突然间“九。一八”一声炮响，举止失错。惶惶然十几万大军未放一枪，溜之大吉。遭世人唾骂，无一日可安。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的颜面，一直为他宣传，“九一八”是蒋有不抵抗的手令。而他偏偏又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侠义心肠。结果一生都在向世人解释，“不抵抗乃他个人所为”。而且还要为他不抵抗的行为向国人谢罪。你说他“悲”吧？
1933年丢了热河，被国骂出了国。看到德国渐强，是因狂热拥护领袖。换发出了工作热情，和战斗勇气。回国要效仿法西斯那一套。无条件的拥护蒋介石，积极剿共，结果共产党不好剿，崩了自己的牙齿。反
过来看蒋介石对他那一套，令他寒心。结过发现自己又错了，可“悲”吧？结果来个180度大转弯。极端拥共。被蒋痛骂。弄得他一哭，二哭，三哭。再哭。又是一个“悲”字。
西安事变，以为是为国做了件好事。结果又被国人痛骂，这次不但被国人骂了， 连共产党都说他是“军事阴谋”（周恩来语，大概是用词不当）让他耿耿于怀，又无地自容。这又是一大“悲”事。
后被蒋介石把他软禁五十年，当然是一大“悲”事。
解禁后，多次谈到想回国看看老家，给父亲上上墳。又不可得，这又是一大“悲”情事。
所以说，纵观他的一生，都和 “悲” 字有“缘”。
这一年（1931年）的九月,国民党内剑拔弩张,反将和拥蒋派正准备开打.共产党正在一边忙着扩大地盘,一边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这时东三省传来了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这突如其来的大事变一下子影响了国内的政治走向.“九一八事变”是在日本朝野都认为,日本的未来在中国.只有占领中国才能养活日本,才能使日本成为与美国分享天下的大国的背景下,由关东军里军阶比较低的少装派军人擅自发动,而后由司令部长官认同,并顺势发展的事变.时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55岁)就曾在1931年8月3号,即获得任命的第三天,在日本国内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向陆军大臣南次郎呈递了一份他经多年调查研究后所写的”国策献章”.他在献章中写到:
“本庄深知帝国之永久存在,必须乘此世界金容凋蔽,苏联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中国尚未统一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经营三十年之满蒙,并达到大正七年出兵西伯利亚的目的,使上述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我帝国之国基使能巩固.为此,本庄谨依调查所及而予详陈.夫中国之复兴,苏俄之存在,美国在太平洋之西侵,均与我帝国立国政策不能相容.但欲阻止美国势力之西侵,必需首先充实,巩固帝国之陆防,和保持独立的资源.故与美国作战之前,必须先使帝国的军事力量在苏联,中国占得优势地位,使苏,中两国一蹶不振,既或不能全歼,亦可使其在短期内不能对我攻击或有复兴之机会.然后我帝国可获得广大新占领地区的丰富资源以充实海防,为驱逐美国势力于夏威夷以东,此时菲律宾将归我管理,而西太平洋上亦无人能与我抗衡.美国势力东去.英国在新加坡,香港已不足为患,不久亦将为我海军所扑灭,而中国的南海亦将为我所管领.如此,中国已在我掌握之中,因而统一全亚,征服欧洲,均不难实现. ….”
这是一篇不错的国策,就拿现在的眼光看也不失为上策.但可惜的是贪心不足蛇吞象,最终落的身败名裂.其实一百多年以前,日本只认得中国,也学清朝,采取封关锁国政策,只和中国通商.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后,美国也效仿英国打开日本的门户.1853年,美国海军东印度舰队司令贝利率舰队开到日本江户湾,打破日本的防守.在美国的军事压下,1854年,日本被迫与美国签定《日美和亲条约》.在此以后又陆续签定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协定等条约.并取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日本被美国奴役和压迫,只到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也不能摆脱小妾的身份,这就是日本民族的悲哀.日本少壮派军人认为政府上层人士官僚,昏庸,贪污腐败,收受中国官员的贿赂,因而不能领导日本. 这些少壮军人急欲实施强国之路,却错误地把侵占中国当成第一要务,而不是采取与中国联合的办法.从而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对于日本侵略中国到底是由少壮军人推动的，还是由日皇裕仁策划的，一直以来有两种观点。所以有一本书叫《日军侵华战争》，而不写成“日本侵华战争”，就是这个道理。我对这段史实的看法是。侵华是百年来日本各界层的强国梦。日皇肯定身陷其中，肯定是他治国的最高理想，这是没错的。手下大臣们也不断的献策，侵占中国才是日本强大的根本。加上裕仁又是少壮年龄。怎能不向往？而中国不成气的政府又一味的懦弱，顺服，苟且偷生，更刺激了他侵略的欲望。侵华战争全面暴发，肯定是他指挥的，他是罪孽深重，罪责难逃。但是要说少壮军人挑起事变是他参与指挥的。我看不是。如果是他想换内阁，那就没必要那样做嘛。
请看：日本的“十月事件”和“五。一五事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中的激进份子，认为若槻礼次郎内阁对华政策上牵制了
日军的行动。因此蕴让搞一次武力政变。推翻现内阁，由军人组阁。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中佐，依据军方的意思，搞了个政变计划。
一， 路军：出动步兵10个中队，机关枪2个中队，飞机3到4架，军官120人。
二， 海军：出动“拔刀队”10人，轰炸机13架。
三， 民间人士：大川周明，西田税，北一辉参加。
四， 预定在10月21日，袭击内阁会场，杀死若槻首相及各大臣；占领警视厅和电台，新闻，通讯机关；包围陆军省，参谋部；制裁反对派。
五， 由东乡平八郎元帅入宫禀报皇上，命荒木贞夫组成军人内阁。
后由于组织者意见不统一而未实行。但事为外界知道，陆军部对参与制定计划的12个下级军官给于20天隔离反醒处分。这件事发生在1931年10月，被称为“10月事件“。
而若槻内阁经此事件，也知不见容于陆军，无法执政而宣布总辞。1931年12月，有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出来组阁。但是军方还是认为是士兵的流血献身而换来了政客们的政绩。政客，党阀，财阀只知贪污受贿，鱼肉百姓，而不知为国出力。民间的激愤人士组成“血盟团”，专搞暗杀。1932年2月9日晚，“血盟团”暗杀了前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同年3月5号，菱召五郎枪杀了三井财团的理事长团琢磨。
军中激进反子喊出：“杀尽佞臣，打倒政党，财阀”，“消灭特权阶级，建立维新日本”。等口号。1930年4月22号，日本参加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又叫“限制和削减海军军备条约”。海军中少壮军官非常不满。5月15日，几名下级海军军官，串通“铁血团”份子，陆军中激进分子，和部分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袭击了首相府，警视厅，内大臣官邸，日本银行，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等机构。打死首相犬养毅。犬养内阁垮台。把这些事说成是日皇欲仁指使他们干的，我看不像。而且也没资料可佐证。即然不是日皇指使的。而把日皇说成跟少壮军人是一伙人，未免太牵强了。不能同意。而且还有后来的“2.26兵变”。也是军内派系之争。不可能是日皇让他们兵变的。
经军人这么一闹，非军方政客哪个还敢组阁。最后经元老推荐，日皇于5月26日指定海军大将斋藤实为政府首相。从此日本国策开始由军人操控，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拐回头，我们还说“九一八事变”。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为主的几个激进的少壮军人,联络了日本国内和关东军里的几个少壮军人准备发动事变,逼迫日本政府采取行动.事间原定在9月28日.但是他们的活动中国方面及日本政府方面都与所察觉.住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对关东进的反常情况已有所闻.9月15日林久治郎又给币原喜重郎外相发去密电称:沈阳附近的关东军有集结迹象,而且从仓库里取出弹药等物资.似有军事行动.收到此电,币原外相立即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质问,并认为军事行动不符合内阁确定的由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的方针.在外相的质问下,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商量,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去制止关东军的任何擅自的军事行动.
建川于九月十八日到达本溪,板垣征四朗前去迎接,并打探出建川此行的目的.到沈阳后将建川安置在柳町旅馆派上岗哨,叮嘱建川不要外出,以免遇到危险.他急急忙忙联络参与事变的其他人.通报情况,并说此事不能再拖,必须立刻行动,否则明日建川传达命令就可能干不成了.参与阴谋的人遂决定当晚发动事变.由河本守墨少佐带领七个日本兵在柳条湖附近炸铁路,其他几个隶属守备队的中佐分别带领各自的中队想沈阳和东北军北大营靠近.听到爆炸声即开是攻击.
当晚9点20分,爆炸发生.关东军开始攻击北大营.你可能有个疑问,发动事变为什么要炸铁路,炸铁路和事变有什么关联.因为这段铁路归日本所有,铁路沿线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炸铁路是制造一个中国向日本挑衅的假象.造成日本兵动武的借口.这就是为什么非要先炸铁路的原因.当天夜里11点46分,板垣等人才向远在旅顺的关东军总司令装本繁报告.这时候沈阳附近已经是跑火连天了.板垣征四郎是怎么向装本繁报告的不得而知.但是知道装本繁当即下命令让驻守辽阳的关东军主力,向沈阳进攻,占领沈阳,并要求住朝鲜的日军派兵支援.而这时东北军的司令张学良,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戒毒和治疗性病.当天晚上正在戏圆子里看戏.对事变毫无准备.接到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瑧的报告后,惊慌失措,早已被日军吓破了胆的他,只知道哀嚎着:不要抵抗,决对不要抵抗.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这里我们必须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蒋介石绝没有给他发过不抵抗的电报.张学良在晚年多次澄清这一事实.在沈阳的荣瑧只好命令北大营的东北军:不要抵抗,把枪放库里,大家挺着死.
就因这个不抵抗，东北军恭手送给日军飞机262架，火炮3091门，坦克26辆，步枪手枪118000余支，机枪5864挺，及大批军服弹药。金钱损失劝业银行现款1000万元，张府私人所藏黄金4万两。当然这是大宗的有统计的，没统计的还不知多少。
说到张学良不得不多说几句.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成了东北军的总舵手,也是一方诸侯,少年得志,上面也没人管着了.所有纨绔子弟的毛病都染上了,抽鸦片玩女人.像他这的地位,又加上二十几岁的年龄,本也无可厚非.只是不要把他吹的太圣洁.他决不是个厉精图治的主.只是有点江湖义气.干什么事都是一幅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江湖气概.完全没什么谋略.从”九.一八事变” 到”西安事变”就可以看出他的水平和能力.想到那儿做到那儿.当时属于张学良基本队伍的兵力就有二十五万左右,加上东北各省归他指挥的兵力合一起有三十万上下.而且装备精良,各式飞机有两百多架,几百辆坦克,几千门大炮.虽说他为了帮蒋争霸中原,开进关的部队有十五,六万人.但是,事变之日,张学良留在东北的军队还有十三,四万左右.而且大部分就驻防在辽宁.沈阳附近有两万兵力.再看看日本当时的兵力.日本当时全国的兵力只有二十二万五千人,飞机六百架.海军不在讨论范围,先不去说它.当时在东北的关东军只有一个第二师团一万零四百人左右.而且这些兵力还分住几处,关东军司令部在旅顺.第二师团师团部在辽阳.另外还有一个守铁路的守备大队五千人.事变发生后从朝鲜曾援来的第39旅团也只有4000人.所有兵力加一起也就是两万人.如果张学良坚决抵抗,不用动用关内的部队就可以将关东军消灭.（当然是在他拼死一搏的情况下）。
就是与日本整个国家对阵,张学良也是有本钱的.东北的土地面积是日本的三倍。张学良的兵工厂,已经在造飞机,且不说他能造多好的飞机,因为飞机当时还不是决定战场胜负的因素.说他造的大炮,已经可以造24公分的榴弹炮,这是当时世上最好的炮,日本也不过造同样的炮.整个东北无论从人口,土地面积都足一和日本一拼,何况还与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背靠一个反日的苏联.真是全东北起来抗战,不但可以得有军需物资的援助,实在顶不住时还可以利用苏联的领土做回旋.这些设想都不是妄语.是很现实的.要知道七七事变后,国际上真正支持蒋介石抗战的就是苏联.所以说张学良就是头任人宰割的猪!还不如三国时的刘表.日本的野心路人皆知,可是他就是没有一个宏图规划.事变之前也有征兆.不但日本有情报,国民党也有情报,张学良也是有情报的.荣瑧多次向他报告各种征兆.但是他一味的醉生梦死,无所处置.他就是一个无理想,无报负的庸才.现在共产党一味的捧他就是因为后来他搞的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的命.但是从当时的国家角度来讲他是有罪的.套当时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杀张学良以谢天下.当时如果是张作霖在,绝对是要拼一下的.张作霖视东北为生存的本钱,是他几十年心血,出生入死打出来的,离开东北到了关内他就没了根.同是绿林出身的马占山抗日的行动就是佐证.但是对张学良来说就是”崽卖爷田心不疼了”.
武的说过咱们说点文的。在国内與论一片讨张之声里，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讽刺张学良的两首诗流传最广。虽然这诗里有些说的不是事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当时的民意的。
《哀沈阳》其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第一句里的赵四，世人皆知，不必多言。朱五说的是北洋政府，代理国务院总理朱启铃的五小姐朱湄钧，此女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并且和赵四过从甚密。此句影射张学良跟她有一腿，不知真有假有，这里只是群众的一个说法而已。第二句里的蝴蝶是指当时的影星蝴蝶，
这里的人只有蝴蝶发过一个启事，声称辟谣。启事里有句称：“碟亦国民一份子，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真狗彘不如者也。”
第三句出自汉武帝的故事，汉武帝曾将女人的怀抱比作温柔乡。并对人说景帝葬在了白云乡，他当死在温柔乡。他的死还真和纵欲过度有关。
其二：
告急军书半夜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马君武是仿李商隐诗《北齐二首》而作。李商隐原诗是：
《一》
一笑相看国便亡， 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
《二》
巧笑堪抵敌万机， 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 更请君王猎一围。
李商隐的诗讲的是北齐时的一段风流故事，小怜是皇后使女，美丽倾城，喜着戎衣。后被皇帝封为淑女，爱入骨髓，座同席，骑并缰。因为没有电视，电脑可看，两人常去围猎。时北周军入侵围攻晋阳，皇帝欲领兵回救晋阳，小怜玩的开心，不想离去，撒娇使嗲，要再猎一围。皇帝不忍小怜失望，又猎一围，致使耽误战机，周师攻陷晋阳。齐帝回师反围晋阳，士兵救家心切，作战勇猛，眼看就要破城。齐帝高叫暂停，因他想让小怜亲眼看他破城。不想小怜正化妆，一时来不了，让他等等她再作最后一击。古时化妆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等小怜化好妆，北周已调整布署，整修了城池。北齐战败，后被灭国。当然这也是历史的传说而已。马君武用此比张还是很恰当的。
说说国民党吧.”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阶一片抗日的呼声.国民党政府面临很大的压力.已经四分五裂国民党的内部的有识之士也在思考联合.作为中国实力人物的蒋介石,对抗日感到无力.国家远没有实现统一,自己真正嫡系的部队也就十几万人,真正控制的区域也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面对的是,1,两广的反蒋军队和政治势力;2,”近西北”反蒋的冯玉祥旧部;3,”远西北”象西藏,新疆,青海更是远不可及;4,北方是独立为政的阎西山,加上刚刚从名义上归顺而实际上根本指挥不了的张学良;5,西南方独立王国的云南,贵州6,四川不听招呼的军阀刘文辉,杨森;7,再加是赣南闽西的红军;没一个跟他是一条心的.说句话就能把全国统一起来,谈何容易?.当你有钱有枪的时候,表面上还听你的,真到打败的时后,抄后路的可都是这些人.不但有这些政治上的不利形势,而且当时还在发生了天灾.长江下游八省遭受水灾,各省都在向政府要钱,要物赈灾.蒋介石太需要时间让他去整治国家了.所以蒋把和平的希望,把不全面开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身上.9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高干会议上发表谈话说:”余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交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最后自卫之行动”.9月23日,张学良的代表万福麟到达南京,向蒋请示应对之策.蒋对万说:”外交形势,尚有公理,东省地位,必系整个,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且日人狡横,速了非易,不如委诸国联仲裁,尚或有根本收回之望,否则亦不惜与日寇一战,虽败犹荣也”.
历史上列强帮助中国收回土地的事也曾有过. 1895年4月17号李鸿章与日本总理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条约不但割让了台湾省和澎湖列岛,而且割让了沈阳以南的辽东半岛.这一下触动了俄国的神经,认为日本占了辽东必将威胁俄国在东北的利益.因此约了德国和法国在签定后的第六天,即4月23号分别向日本发出照会,“兹特劝告日本政府放弃占有辽东半岛一事”. 文事后面就是武威,很快三国的军舰就在日本的洋面上转悠了.日本政府被迫宣部放弃对辽东的占领.但还是不忘咬中国一口,要清廷赔偿白银3000万两.结束了对辽东的占领.
蒋介石一方面希望国联能制止日军的进一步行动,尽量避面全面战争,一面宣导党内同志”我们一方面很诚意地信仰国际联盟会,希望国际联盟拥护正义,主张公道.但是,一方面我们国内须有切实的准备.我们料到日本不肯轻于退出东三省,也料到不能把大连,旅顺轻易交还中国,所以我们唯有依赖国民的能力,与世界上的公道;但我们一定要有最后的决心------什么是最后的决心?就是流血的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经是国人的共识.各大学校学生5000多人到南京国民政府请愿。蒋许喏：“我如不抗日，可杀我蒋某人之头”。学生在政府大门前悬挂口大钟，每天派人敲钟，提醒政府抗日。这项行动恐怕今天也作不到。
在这种大环境下,南京方面由李石增,张继,吴铁成出面致电广州方面寻求联合.广洲自然也不好再闹分裂,同意议和.9月21日,南京的蒋介石方面派出,张继,蔡元培,伍朝枢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去广洲议和.广洲方面这时还拉硬弓,提出,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蒋介石表现的很大度,称：为“抛弃分歧,联合救国”同意下野.可以说这时的蒋介石有点忍辱负重的味道.
东北的日军占领沈阳后,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而是开始所为的“治安作战”要彻底解决满蒙问题.也就是要完整的占领全东北的土地,同年10月开始占领黑龙江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就没沈阳那么顺利了.黑河警备司令,同时又是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奋起抗击.战斗打了一个多月,日军付出了相当代价.看看马占山当时发给国民政府报告电的片段:”
我军将士悲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不施以正当自卫,稍抑敌峰以保祖国疆土,以存华族人格，誓抛热血头颅,弗管敌我强弱.”听听,这才是中华男儿.中国抗战实是马占山打响的第一枪.日军在多次增兵之后占领了哈尔滨,但是马占山的部队还是在哈尔滨附近活动,不断侦察,骚扰日军,给日军造成威胁.
国民党方面又经过一番吵闹,到12月22日终于在南京召开了由蒋,汪,胡三方中执委,中监委联合参加的四届一中全会.会议开到12月29日闭幕.选出以林森为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的”联合”政府.蒋介石也按他的承诺给孙科留下一函,辞职走了,函曰:”全会既开,弟责既完,故决定返乡归田,还我自由”.同时原政府各部部长也总辞.新旧政府交接完毕.蒋介石回老家去了.
这时东北军的机关即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暂住锦州.而且部队也较为集中,有三个步兵旅,一个重炮团,一个野炮团,还有一些骑兵和公安部队,总计四万人左右.日军要完整地解决蒙满问题当然容不得锦州的中国军队.1932年一月初关东军开始进攻锦州的军事行动.而作为东北军总司令的张学良得到国民政府明却的抵抗命令.电令称:
“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困境,将何辞以自解?”
他却拒不执行.不但不执还要狡辩:“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东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又要政府给钱给军火.声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力,亦必无济于事.”什么话,都象他这样谁还能抗战?当时以朋友和他相处的宋子文也打电报给他,鼓力他抗战.宋电说:“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其能防御.”蒋介石下野之前,于12月8日也打电报给张让他抵抗，电称:“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为了给张鼓气,9号再发电给张说:“航空第一队已令限期三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但是张学良根本听不进,在他心里根本没有国家民族,只有他的小圈圈,要保存实力.可是就是这个张学良事后还恬不知耻地欺骗人民,欺骗社会舆论,声称:“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赴后继,死伤蔽野.”实际情况是不战而退.而且是一口气退了170公里,跑进了山海关,关外再也找不到张的部队了.看看现今国内关于这段战史的书,虽然做“为尊者讳”,不敢公开指责张学良,但倒也不敢太违背历史.也承认是不战而退.当年的记者就有采访记录说张的部队.“开始撤退之际,日军主力尚在新民,”其实，早在31年11月张就派人与日军秘密接处,希望日军能给锦州中立的地位.竟然向日寇求中立，真是无耻之尤.
国民党现正忙这对付日本人了。这倒给了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共产党忙着干什么呢，忙着建立国中之国。
XXX——丢失热河——XXX
我们再回到中国，还说中国的事。
国民党方面，1932年12月1号，蒋汪的国民政府迁回了南京，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论了当前的遇到的各种问题，最重要的推选了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又名正言顺的重掌军事大权
时间现在已经是1933年了。年初就有两件大事，一个是日军进攻热河，国民政府的对日斗争。另一个是第四次围剿江西苏区的军事斗争
日本人建立了满州国，可是还认为满洲国的地盘不够完整。要把长城以北拿过去。1933年元旦这天，关东军就开始动手。1月1号上午九点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也拉开了长城保卫战的序幕。长城抗战分三个阶段，日军是先攻山海关，后攻热河，再战长城各隘口。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何柱国部，日军第一天的攻击没有得逞，第二天又增加兵力，甚至呼叫驻天津的驻屯军从背后来助攻。3月3号，山海关失守
这时日军进攻热河的企图已很明显。引起全国关注。国民政府，各界名流，各方政要纷纷发表声明，或通电，声称一定要守卫热河。宋子文上北京鼓力张学良抗日，又去承德巡视。他在北京，承德分别发表演说声称：
“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又说:”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占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汪精卫也发政府令给张学良令其抵抗。蒋介石则早于1932年12月25号就已打电报给张学良称：
“已积极筹备增援，其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正到沪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最人，请君急起，如何盼复”。
由于热河及长城沿线主要是东北军驻防，因此国民政府委任张学良为军委会北京分会会长。热河省驻扎有隶属张学良的部队10万人。在这种全国抗日的大背景下，张下了抗日命令，并与万福麟，宋哲元等20多名将军联名发出通电称：
“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
热河省是现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内蒙东部的一块三省交界的地方，省会是承德，除此之外唯一的大城市是赤峰。守军主要是万福麟的53军，汤玉麟的第五军团，冯占海的63军，孙殿英的40军，张学良的4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总计约十万人。而关东军对这次作战也比较重视，出动兵力四万多人。指望这十万杂牌军打败四万日军是不可能了。社会上普遍预期能顶住日军两三个月就算尽到了责任。可见要求不高。
奈何张的军队实不堪战，一触即溃。没打过一次好仗。日军2月23号开始进攻，3月11号占领热河，十几天就把热河全省丢了。这里面还包括日军行军休息的时间。日军打进承德的部队，只是128人的带有侦察性质的先头部队。承德的守军都跑光了。
中国当时有一部分军人是怯战，从清末影响至今的对日本人的恐惧，真需要《亮剑》里李云龙那样的气概：“日本人咋了，他不是爹生父母养的？他不也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他能刀枪不入？”。 实际上振奋将士士气倒真是首要的工作！
热河十几日内丢失，全国與论矛头都指向了张学良。这下可没什么借口了吧？上次丢失东北，似真似假的说是有蒋介石的手令。没人见过，也没人敢去问蒋介石。那么这次呢，政府可是有明令的。
《中国评论家》登载了一封给张学良的公开信，信上说：
你（张学良）应该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你是现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是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甚至耶稣本人曾因为他的信徒没把教堂打扫干净而勃然大怒，可是这件事与日本人加在你身上的耻辱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呐？然而耶稣发怒了，而你没怒。
北平学生还排了一幕话剧，名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来讽刺张学良。
汪精卫发公开电批评张学良，电文称：
使我们感到十份惊奇的是，他不但不保卫自己统治的领土，反倒把军队撤了出去，把他的人民交给了敌人，任凭人家宰割。他的这一奇怪的举动，不禁令人产生疑问，我们面前的少帅与过去十年的历次内战中威名赫赫的少帅是同一个人吗？不然他就不能在外国敌人面前如此胆怯，以致望风而逃，而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却那么勇敢。
事情很明显，无论是从军队的实力，应负的责任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出于地理原因，只要你还在位，绝对没有一个人能替你做显然是你分内的事。
行政院长孙科更是在南京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张学良所能做的最好选泽就是辞职。蒋介石也通过宋子文传话给张学良，建议他辞职，张学良到此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辞职一途。3月12日张学良发通电宣布辞职下野，出国考察。由何应钦接任北京军分会委员长一职。
热河丢了，中国军队又在长城建起了一道防线。参加长城抗战的部队有将近40个师，有东北军，原西北军的宋哲元部，归绥的傅作义部，阎錫山的晋军，蒋介石的中央军。还有一些地方抗日武装。看着人是不少，但战线拉的太长，从东到西来了1000里地。重点不突出，没有纵深配置。
中央军调上来的是17军，军长徐廷瑶，归其指挥的是第二师师长黄杰，郑洞国这时在二师当旅长。八十三师，师长刘戡。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徵，副师长杜聿明。看看这些将领就知到了，个个都不弱，他们全是黄埔一期的同学，当时全都二十几岁。他们是刚从围剿红四方面军的鄂豫皖调来的。士兵们还穿着草鞋，穿着单衣。也没有坦克，重炮，飞机支援。他们的装备比起红军是好。但比日军又差了。
布防长城的部队，商震部接到命令收复冷口。商震命令所属139师攻占建昌营和冷口。占据此处的是日军第14联队的两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139师打的不错，击败了日军收复了冷口。这可是第一次中国军队攻占由日军守卫的地盘。消息传来给长城守军以很大鼓舞。日军也是可以打败的。
日军也感到长城守军的战术态势，火力配置，战斗队形，攻击精神，作战指挥与以前的中国军队大有不同。是一支素质较高的部队。长城抗战打了两个多月。到5月中旬各守卫部队伤亡惨重，而得不到补充
中央军25师师长关麟徵率队冲锋被手榴弹炸伤，负伤五处。刘戡的83师也伤亡很大，有一个营只剩下30人。可见守军之顽强。29军也打得很顽强，无奈装备太差，29军不少士兵连枪都没有，只有一把大刀，六颗手榴弹，有枪的子弹也不足，在此情况下打几下就要拿着刀往上靠，跟敌肉搏，可是往往就被敌人的子弹射杀。尤其是冲锋时候，由于没有足够的火力压制，很多士兵牺牲在冲锋的道路上。再加上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坦克，这就造成中国军队大批死伤。守军减员严重，战斗力下降，日军陆续突破了各关口的防守，进入长城以内。
XXX——参与剿共——XXX
张学良和东北军方面，张学良已回国。在国外看了德国法西斯强国的例子，回国后到处鼓吹法西斯那一套理论。逢人必讲“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而且还特别欣赏墨索里尼的三句话：“1，我向前走，你跟跟随。2，我向后走，你们打死我。3，我若栖牲了，希望你们能依照我告诉你们的那样去做。”。赞扬一切服从领袖。他的这些表现，大得蒋介石欣赏。蒋先是派他去鄂豫皖围剿吴焕先，徐海东的红25军。当时他没把红军方在眼里，不就几千人嘛！他可是带着二十几万围剿军啊。结果打了两仗，没占到便宜，被红军消灭了几个营。
这时候开始研究起共产党来了，请了身边两个有水平的人，一个是潘文郁，一是黎天才来给他上政治课。这两人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就是这样无处不在，只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是当时一大思潮，是一大人生理想，青年才俊趋之若骛。所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再厉害也没办法。但是潘文郁没多久就被蒋介石抓住了通共的证据，被蒋介石严令张学良把他杀了。黎天才也被调整工作。但张学良也由此开始了解共产党了。
接下来的一连串的事情让他这个极端崇蒋，极端反共的“反动份子”一点一点开始思想上的转变。
有一次他作为军政大员去武汉大学视察，接他的只有校长一人，没有学生代表，他也没在意，校园很安静，他以为学生放假了，谁知当他视察到宿舍区时，原本安静的社区突然窗户打开，从窗户里打出许多标语，还有人喊口号：武大不欢迎不抵抗将军！。反对对日不抵抗政策！。反对政府的软弱外交！。一阵标语口号过后，窗户又全部关上了，跟变戏法似，的人影全无。当时搞得张学良脸色很难看，一时下不来台。瞪着校长看。校长马上道歉：学生们也是出于爱国之心，请副总司令谅解。张学良倒也开通，跟身边的军警官员说：这事不要追究。但是民心背向对他刺激很大。
军队中的抗日爱国思潮，有点思想的官兵们都认为，东北是日本人抢去的，并不是共产党抢去的，也不是共产党出卖的；大帅是日本人炸死的，并不是共产党炸死的；使我们无家可归的是日本人，并不是共产党。我们跟共产党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平日无恨。我们去打共产党师出无名。战死也不名誉因此士气不振。这些思潮不时反应到张学良的耳朵里，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
接着35年里又接连发生，日本强力干与下，殷汝耕成立“防共自志政府”事件。“秦土协定”下，日本人将于学忠及所属的东北军赶出河北事件。孙凤鸣欲刺杀蒋介石未遂，而打伤了汪精卫事件。孙临死前的陈述：请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就亡国，做亡国奴了。我是个老粗，不懂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蒋，汪的是我的良心”。桩桩件件让张学良的内心深处发生了变化。
张学良说话的内容开始变了，他开始对人说：国人骂我误国，那么一误岂能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起抵抗才是。
又说：“从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还说：东北军要比别人先流血，先栖牲。无条件地为国家供献一切。
种种变化，正是促成了后来“西安事变”的根源。1934年10月张又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总司令是蒋介石），代行总司令职。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归其统辖的兵力30万人，其中东北军20万人。计有于学忠的第51军，驻扎兰州；董英斌的57军，驻扎庆阳；王以哲的第67军，驻扎洛川；何柱国的第2骑兵军，驻扎固原；刘多荃的整编105师，驻扎潼关，渭南一带。
东北军到西北时，中央红军还没到。徐海东带的红25军和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合编为红15军团。兵力不足八千人。张学良吃红军的苦头还不够，一开始没把这八千人放在眼里。想一鼓作气荡平陕北红军。在与杨虎城的言谈中露出对红军的不屑。杨虎城曾对身边的人说。：“他是不碰钉子不会回头的，还是年轻气盛，等碰回来再说吧”。
跟随红25军而来的，王以哲的67军，军部带着107师驻扎在洛川，全军向北展开，意图将红军压缩到保安，安塞一块狭小的区域，聚而歼之。在甘泉留下周福成129师的685团守备，其余两团会同何立中的110师全部，共5个团驻扎延安。红军为打开局面，而不要待东北军靠上来使自己被动，于9月下旬，攻击甘泉守军，从而调动东北军曾援，以便设伏打援，毕竟野战红军更拿手。
9月28号，徐海东，刘志丹率领15军团主力，突然包围甘泉，切断了洛川至延安的公路联系。王以哲命何立中率110师南下解甘泉之围。10月1日何立中率三团之众沿公路向南开进，行至延安南40 里铺时留下一个团作策应。带两个团继续南行，大约下午3点左右，在大，小劳山遭红军伏击，红军勇猛冲锋，只用了四个小时将这两个团全部消灭。师长何立中负伤后不久死去，师参谋长范驽洲阵亡，629团团长杨德新自杀，628团团长裴焕彩被俘，士兵被俘4000多人，110师除留在后面的那个团外，全报销在这了。红军缴获甚丰。
王以哲并不死心，派出洛川107师的619团外加621团一个营开到甘泉南面的榆林桥建立碉堡，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洛川至延安的公路。红军在围攻甘泉的同时，抽出兵力，于10月25号进攻榆林桥的守军，此战韩先楚的232团攻的猛，红军全歼东北军619团和配属的一个营，俘619团团长高福元，俘士兵1800多人。缴获甚丰。两次战斗红军缴获大量装备，其中有八门小炮，几十挺重机枪，而轻机枪够装备一个师的。
高福元也算是勇将，不肯轻易投降。攻击中红军伤亡比较大，徐海东很气愤，俘虏高福元后先搧了他两个嘴巴子。没想到高福元后来成了红军与张学良的联络人。王以哲连战连输，四万人斗不过红军八千人。一个团还被困在甘泉，王以哲自己无力解救，向总部求救。“剿总”参谋长谢柯，命令驻扎庆阳的董英斌的57军前去解围，董英斌也想去陕北扩大点地盘，11月中开始行动，指挥五个师向陕北开来，这时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决定打掉东北军一部，以打开陕北的局面。，
中央到陕北后，毛泽东对红军的编制做了调整。将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将林彪的红一军（原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原红三军团）合编成红一军团。在这里彭德怀表现了高姿态，主动建议取消了红三军团独立体制，而以第四师编入了红一军团，并且将自己的人彭雪枫改认政委，而让原一军团的陈光任师长。这是自有红军以来，四大山头——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军团，红四方面军里，唯一消失的山头。从此彭德怀没有了贴己的部队，但他自己留在了总指挥，总司令这一层里。
红军决定在直罗镇设伏，敲掉57军走在前面的牛元峰的109师，总指挥是彭德怀。直罗镇是邸县通往宜川大道上的一个较大的村子，在胡芦河南岸，两边是山坡，路从中间谷里经过，宽处也只有200来米，窄处只有30米左右。这里的地形利于伏击。11月20 号109师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进抵直罗镇。当晚在直罗镇宿营，因为是两边高山，中间低谷，路在谷里，所以，牛元峰派出两个团各守一面山头。
一般来说，红军会在这种地形时设伏，当敌军在沟底行走时，从两面往下打。这次彭德怀也怪，这次没有在两面山坡设伏，山头让东北军占去，还让他们睡了一觉。第二天清晨，红军从四面围攻，山头很快被红军攻占，山头上的守军也被消灭。下午牛元峰身边只有500余人，退守土寨，欲作固守待援。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都来到山前观战。毛泽东不断的对身边的指战员说：“要的是歼灭战”。
东北军方面，东面的王以哲，西面的董英斌指挥几个师东西对进，想给红军吃夹心馍，谁知援军被打得靠不上边。你想红十五军团缴获了那么多机枪，还有八门炮，还不正好发挥做用啊。红一军团也不弱，像杨成武的红四团就有很多花筒冲锋枪，那完全是国军警卫团的装备。有一部分援军被打得不但前进不了，还掉转屁股跑，红军又追上去，消灭一个团。这边牛元峰是彻底没指望了，半夜突围，结果还不是送入虎口的肉，一会就被红军消化了，牛元峰眼看没指望了，举枪自杀。就这么，一个师连同师长就报销了。
东北军的状况可是够惨的，四万人的67 军被徐海东，刘志丹的八千人打残了，后来的57军又被红军吃掉一个整师加以个团。这几仗下来，军官损失如下，两个师长自杀，一个师参谋长阵亡，四个团长阵亡，一个团长被俘。部队损失两个师，外加一个团。这种快速的，毁灭性的损失，对东北军来说不可谓不重。极大的刺激了张学良。印证了马占山告诫他的一句话：“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就先消耗光了，。。。拥护蒋介石打共产党，这是条死路，决不能走下去”。共产党不好打！
接下来的事更让他无法面对东北军将士。蒋介石原来宣布“围剿”红军损失的部队优先补充，阵亡将士优厚抚恤。谁知当但张学良报请给阵亡的两位师长各抚恤金10万后。军政部长何应钦批示：“特恤金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取消，毋需补充”。这让张学良寒透了心。张学良对跟随的何柱国说：“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
就在这时共产党趁张学良“虚”而入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元，通过共产党对他的优待，及学习教育，表示要为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做点事。经彭德怀批准，让他去劝降被围在甘泉的东北军。红军的冲击力虽强，但是攻城还是缺重武器。经过喊话，城里的人让他进去，怕他在城外讲的不是实话，高福元带着彭德怀送给城里的三十驮猪羊肉还有疏菜进了城。城里守军将高福元的情况用电报报告给了王以哲。王以哲非常重视接件事，立刻要高福元去洛川面谈，并同时报告给张学良。张学良也非常重视，实际上张学良也已经同过上海的关系在找中共了。
中共这边的关切心情，从毛泽东的一句话上可以看出来。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边吃饭边沉思，忽然，他问在他身边的机要秘书叶子龙：“高福元去见张学良了，假如你是张学良，会怎么办？”叶子龙不加思索的回答：“我会当时就毙了他！”毛泽东没说话，过了片刻，毛泽东指着桌子上的饭菜说：“别看我们吃的是小米饭，山药蛋，张学良吃的是山珍海味，可他心里不痛快呢！”毛泽东是在掂量张学良的处境。
经过与高福元的谈话，了解了更多共产党的态度。张学良对高说：“你谈的很好，休息一两日，就赶回去请红军方面正式派一名代表来，我们正式谈一下。”共产党方面在听了高福元的汇报后，立刻派出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前去洛川与张学良见面。行前，周恩来向李克农交代：“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谈好。”充分表露了中共急想停战的心情。这时期是1936年2月中旬，红军正准备东渡黄河，到山西区发展。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急招张学良来开会。李克农在洛川秘密住下等张。而这时共产党用高福元带回的密电码，已经开通了与王以哲军部的电台呼叫。
毛泽东领军在山西“大闹天宫”，周恩来领着在陕北会谈合作。4月9号周恩来，到延安与张学良面谈，刚开始的时候，双方在是“拥蒋抗日”和是“反蒋抗日” 上意见分歧。张学良为难的说：“你们抗日和蒋先生的抗日，都附带条件，你们的抗日要反蒋，蒋先生的抗日要安内，我实在不能苟同，而日人却不待倒蒋和安内呀！”说完像小孩似的哭了起来。这次会谈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地区间通商的事项。张学良还拿出两万银元，两万法币送给红军。因该说气氛，初步成果都算是良好的。
XXX——西安事变——XXX
西安事变。
自从与中共接洽以后，张学良的思想迅速的从极端的反共变得极端的拥共。这是个180度的大转弯。其时间之短，转变之大，让中共都大吃一惊。刘鼎这个张学良从上海找来的“朋友”。1936年3月和斯诺，马海德一起来到西安。张学良急切的想了解红军的情况。刘鼎与张学良长谈了十几天。从中共的政治主张到红军的组织形式，解答了张学良的众多疑惑。张学良特别问刘鼎红军何以打不垮拖不烂。他说：我是带兵的人。不可思议红军无粮，无钱，无枪，这兵是怎么带的？而且打散了还能聚拢来。你知道，东北军和所有的国军，一败就散。要补充一个师最快也要半年。我们的部队一散开就收不拢。在热河，长城抗战中，一上前线，各连队的位置都弄不清。别说指挥了。
对张学良的所有问题刘鼎侃侃而谈，有条有理。刘鼎不但有文化水平，而且有参加红军的实践。所以谈来不空洞能服人。刘鼎是属于留德支部的，朱德，孙炳文是他的如党介绍人。1928回国，在中央保卫局工作，是周恩来的手下。1931年被捕，后逃出。1934年，任赣浙皖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兵工厂政委等职，1935年5月被俘虏。10月从江西俘虏营逃出，潜往上海找组织，曾在宋庆龄家躲藏三天。听说张学良要找共产党，宋庆龄就把刘鼎推荐了出来。
张学良第一次跟周恩来见面，刘鼎就在场。谈判后刘鼎去了趟陕北苏区。4月下旬回到张学良这边，报告说中共已委派他为常驻东北军代表。张学良给了他个公开的身份，“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这样就在西安安顿下来。
这时候刘鼎就发现张学良的变化惊人，先是张给了他一本小册子叫《活路》是高崇民等人编写的。小册子的内容已非常鲜明的题出“反蒋，联共，抗日，拥张”的口号。小册子是在东北军中秘密发行，在部队里影响很大。张对刘鼎说：“这本书以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小册子的事当然很快就被国民党特务们发现。张学良把责任推的高崇民身上，把高秘密送走了事。高不是凡人。高崇民是“四维会”的理事。“四维会”是蒋介石的“复兴社”和张学良的“复东（北）会”的混合体。两组织混合后取名时依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以四维定名为“四维会”。蒋介石是会长，张学良是理事。会员有蒋介石的亲信七人，贺衷寒，戴笠，刘建群，邓文仪，邱开基，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这边八人，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黎天才，关吉玉，卢广绩，吴瀚焘。高是以“复东会”身份加入的，并不认同蒋的妥协政策。有一次“四维会”理事开座谈会，贺衷寒鼓吹领袖论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与所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像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算拥护领袖呢？主张抗日简直是！”高崇民立刻反驳道：“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贺打断高的话说：“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高说：“那是当然，否则我怎么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两人叮咣就干起了口仗。其主张和思想很本相左。张学良的身边逐渐集聚了这些人，对张的思想个行动都有影响。
张学良还跟刘鼎说：“他已经开始用‘爱国’，‘抗日’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跟大老板打一架也可能”。而且还表示，想在11月份获得蒋的装备补充后再公开，这以经有了反抗的决心了。只是还不是太稳固。
6月份张学良突然对刘鼎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这让刘鼎吃惊不小。6月30号刘鼎电告中央：“张学良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派专人加以训练”。中共中央对张的要求很重视，专门开会讨论。张闻天曾致电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询问国际的态度。
8月15号国际来电反对张加入中国共产党，来电指出：“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谋些野心家正在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张学良如果真入了党，再将东北军改造成红军的话，对正在艰难反抗蒋介石围剿的中共来说可是天上掉馅儿饼的事。也将是军内最大的山头。
这段时间，张学良不断的拨一些钱粮，武器给红军。以致于“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查账发现，西北剿总的军需帐目有不少没有凭证。为此，粮秣处长张正枋，特地到在西安的中共办事处找叶剑英要收据。计有钱75万元，军粮32万斤。当然这不是全部，还有不少军火，和张学良自己搞到的钱，不在其中。
联合杨虎城也是张学良不可忽略的工作。东北军和西北军刚开始，关系并不容洽。东北军嫌西北军装备土，看不起西北军。西北军骂东北军熊，一枪没放就把家丢了。直罗镇战斗前，张学良曾准备给十七路军派任务，杨虎城直接说，装备精良的中央军，东北军东打不赢，叫我们没枪没钱的西北军去打红军，不是等于叫我们去送死。杨虎城还一直担心东北军来是抢他的地盘。当张派去做杨虎城工作的高崇民向张说出杨的这层意思时，张对高说：“你可以坦率地对杨虎城说，我张某人无论如何不肖，也不至于不肖到如此程度，失掉自己的家而来占人家的家.”话说开以后，杨才畅开心扉，要跟张一起与红军搞“三位一体” 建立“西北联合抗日政府”。杨的西北军里在就有大批的共产党员。杨也在多年前就提出要加入共产党，但中共认为他目前的身份更有利于工作而没同意。我们看到，这就是中共与国民党的又一个不同之处。国民党是谁都可以入党，结果党松散的像豆腐渣，没有战斗力。
10月2号正当中央军与红军不断交战的时候，中共应张学良的要求派出叶剑英，潘汉年，彭雪枫，汪锋，边章伍，刘克东等十余人化妆进入西安，开始协助张学良培训东北军，组织知识青年有计划的进入东北军当下级军官。张学良将叶剑英安排在孙铭九家居住。
为陪养抗日骨干力量，张学良，杨虎城采纳中共方面的建议，在王曲镇举办军官训练团，训练团的实际工作由共产党员刘澜波等人负责。张学良又在训练团里搞了个小组织“抗日同志会”。你发现没有，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政治人物热衷于搞小组织。先是蒋介石效仿希特勒的十三太保让戴笠搞了个“十人团”，后来又有了“复兴社”，“蓝衣社”，“四维会”。张学良搞了“复东会”又和蒋合办了“四维会”，现在又搞“抗日同志会”。在自己的体系中搞得会中有会，组织里有组织。很不好，很难平衡，难免厚此薄彼。这方面毛泽东就做得好，大气，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团体。当然毛泽东被人病垢的地方也不少，尤其在后期。但在盛年是整体上比这两个要强。
抗日同志会最初的15个成员很能说明本会的政治取向，比较重要的成员有：张学良，马占山，刘鼎，刘澜波，杜重远，马绍周，吕正操，万毅，高福元，等等。简直就是一个中共的组织。张学良身边还有被称为三剑客的少壮派人物：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还有（是秘密共产党员的）政治秘书黎天才。张学良走上兵谏的路，也是不知不觉中有这些铺垫的。
1936年8月，蒋得密报，察觉到张身边与共党份子，8月29好发艳电给省党部抓共党份子，并附有名单，行动由戴笠直接遥控指挥。特务抓宋黎时，宋黎看到有十七军的宪兵巡逻队，机智的大喊：“土匪绑票了”，“土匪绑票了”。结果让巡逻队截下。带回宪兵营问话，宋黎趁机亮出身份，给张学良打了电话，张立刻派孙铭九把宋黎接回来。这时有消息，马绍周，关时润已被省党部的特务们抓走还带走了一些文件。张担心这些文件落到蒋手里，对自己不利。张决定把被抓走的人和文件都弄回来。张这时在西安的兵力不多，只有一个团，他立刻打电话给王曲镇的另一团，命令他们马上跑步来城里。将全城戒严。派兵去省党部，救出马绍周，关时润，并搜查了省党部，将特务们带走的资料全部抄回。这就是史称的“艳电”事件。
有了这些事件，张学良已经跟蒋明显的离心离德了。但是蒋介石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太相信自己所谓的领袖威望。还在采取用人不疑的拉拢手法。时蒋介石正在广州善后“两广事变”，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搞了个建议报告类的东西，飞到广州面见蒋介石，递上他的报告，报告建议加派中央军，建立干部轮训班，实行保甲制等条目。蒋介石大致翻了一下。批评他说，“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给张副司令了，你有意见，不向他讲，跑来见我，很不对”。然后在报告封页上批了“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大字。一个马屁拍到马蹄上，弄得曾扩情面红耳赤。
蒋介石不是一点不知张学良的行动，只是不知张到了什么程度而已。为了巩固西北的形势，也为给张，杨二人施加压力。10月22号，蒋介石飞抵西安。一下飞机见到张学良就说：“汉卿，曾处长的报告，我批交给你看，他送来了没有？”
张说：“委员长请放心，我看到了。”
蒋接着说：“西北的事，我完全交给你了，谁说什么我都不听，不向你讲，跑去广州见我，就很不对，是要给处分的。”蒋介石这玩的是刘备摔孩子那套手腕。
邵力子上来解围说：“委员长，事情都过去了，算啦算啦，”。众人上车送蒋去临潼华清池安歇。
因为说了什么事都交给张学良了。蒋此次来陕展现了轻松的一面，爬华山，让马与火车比赛，品尝牛羊肉，观赏宋代名画《长江万里图》。一路都由张学良，杨虎城，绍力子，曾扩情等人陪同。张学良还在华山吟了首诗。
偶来此地意忘归， 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有点南唐末君李煜的味道，心情有些相同。
10月27日，蒋在张，杨陪同下，携随其来陕的中央亲信高官前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蒋在训话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是积极剿共而是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他在东北军面前讲：“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不是找抽吗？东北军是怎么跑到这来的？这种领袖怎么能让下边的人拥护？
接下来他的几句话，就是针对张学良的了。他继续训道：“假如我们现在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主要敌人，而大喊大叫要大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政策的，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这明显是对张学良的敲山震虎。学员们对他的训话不买账，跺脚，咳嗽，弄出声响。张学良怕出乱子，赶紧宣布散会。
散会后，张学良找到蒋的亲信，陈诚，朱绍良大哭了一场，对他两说：“今天会场上的情形，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其实，我除了拥护领袖抗日外，还有什么？”陈，朱而人少不得劝慰一番。
这世上真有胆大的。蒋的训话引起抗日积极份子们不满。教育长黄显声对身边的人说：“一定要叫人来驳斥蒋的这篇谬论，安定一下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几个人一商量，决定叫苗剑秋来讲。第二天，苗剑秋在蒋介石训话的同一个地方，对大家演讲到：“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荒谬的。昨天竟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专打内战，打共产党，自己杀自己。他这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亡省亡家之人了，我们东北稍有血气的人，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是应该让他爬着滚出去!”这话带血性，很快蒋的特务们就知道了。报告给了‘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道刚对张学良还算厚道，但这事也不敢不管。让张交出苗剑秋。张让晏秘密离开西安，报说苗潜逃了。晏也没有追究。
有了这些仇蒋抗日的基础，西安事变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
蒋在此时就是一点都认识不到抗日的事吗？非也。他不但开始有些认识，而且还派陈立夫联络共产党，陈立夫在上海通过关系联络上了潘汉年。蒋为什么这时候要联络共产党？他是希望能在他抗日之时得到苏联的援助，他担心苏联会以承认中共为条件，后来他得知，在中国抗战时苏联只会支持中国政府，不会支持中共，他才又转变态度。
这一时期从他的日记中看，他已感到，非抗日不可，中国非向日本开战不足以维护中国基本的尊严。
1936年9月22号，他在日记中写道：“倭使川越与我外交部谈判形势，昨已等于决裂，彼只有片面要求，而我方提之五项条件则概谓不得提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又在同日写道：“察倭素性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
在此之前7月份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为代表们说明他的外交“最低限度”时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栖生的时候。”蒋的表态，获得代表们一阵欢呼。
蒋对中共方面的和谈倡议书及周恩来给他的“恭维”信，的态度是：“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急于同我妥协，我不会上当。”正当蒋在广州布置“两广事变”善后工作时，中共方面表示周恩来可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停止进攻红军，准备抗战。蒋说：“穷途末路了还讲什么条件。命令部队加紧进攻，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阶段。”
总体来讲36年时，蒋介石看到了剿共已到最后关头，而对日无可避免的要打仗，否则太不把他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
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他在西北的活动。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10月31号是蒋生日）名义，乘火车去洛阳，下塌于中央军校分校。蒋介石的五十大寿，举国发动捐款献机，声势浩大，共购作战飞机达68架，飞机都是向美国订购。
10月30号以《敬谢集款献机祝贺》文通电全国。电文称：“中正忝为政府一员，覩斯义勇，-----然以此纪念个人，则万万不敢承受，。。。。民生凋敝，而庆祝如此热烈，不仅洛阳，闻全国如此，吾心甚觉不安。”来婉拒各地的贺寿礼。
31号生日当天，蒋发表《报国与思亲》长文。文中有：“其五十以之前之人生，究为如何之身世！则不能不认前二十五岁乃茹苦含辛，遭逢家难，零丁孤苦，困知勉行之身世。后二十五岁乃为承负国难，颠沛困厄，动心忍性之身世。艰难岁月，逝者如斯。更不知是否以后再有二十五年之身世，而此后这二十五岁，究不知其身世果为如何也？”这段话，连想到蒋败出大陆的结果，还真有点宿命的味道。
蒋介石寿诞，张免不了要去祝寿，他约了阎锡山一同前往，张用飞机接阎到西安，作竞日长谈，决定到洛阳后一同向蒋谈抗日救国的事。然后两人同飞洛阳。很快获蒋接见，两人向蒋谈抗日的事，蒋介石被他们搞烦了，厉声问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阎只好表示服从委员长。
阎比较世故，出来后阎对张讲：“汉卿啊，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以后看机会慢慢的做罢。”张未置可否。
11月1日，蒋又率文武百官，在洛阳分校阅兵，阅兵后发表一通训话，其中有一套关于的见解，矛头直指张学良，蒋说：“有两种，一种是无知的低级，如殷汝耕，李守信，王英；另外一种为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这就是共产党。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之尤者。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党之下的二等。。。。。”这话太过激烈和伤人。张学良回到住处就大哭一场，阎锡山等官僚都来劝慰。连钱大钧都对何柱国说：“不知内情者，此话尚无重要关系，知道内情者，听到此话实在太过火了。”让何劝劝张学良，说蒋的脾气说过就完。
从洛阳后西安后，张与杨谈到为抗日的事，向蒋多次进言，蒋不但不接受还说出这样的话来污辱他。实在让他不知该如何办才能使蒋听的进抗日的谏言。杨略微沉静了一下，说道：“要是这样的话，待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可以效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张听后沉默不语，张的表现让杨吃了一惊。以为自己言出创祸了。张见杨有不安，即说：“我绝非卖友求荣之辈，请不要担心，不过你的这种办法，我不能干。”杨虎城见他这样说，就批评他 是“感情用事，以私忘公”。张学良回转的说：“这件事容我再考虑一下。请方心，我绝不向任何人说这是你的意见。”
11月23日张再飞洛阳，公事是要向蒋呈递“东北军该编方案”。“私”是要向蒋为七君子陈情。因为11月22日，上海市长吴铁成奉蒋的旨意逮捕了“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七位知名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壬造时，李公仆，沙千里，史良。全国與论大哗。张学良想以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为他们求释。谁知在蒋介石面前碰了钉子。张学良愤然说道：“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一听这话，蒋介石大怒，暴哮着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又说：“除了你张汉卿，没有人对我这样讲话！” 这件事更让张学良增加对蒋的愤恨。
从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事看，张学良这时的思想已经在考虑兵谏了。12月3号，张再来洛阳，请蒋再去西安鼓励士气，实际上是哄蒋入套，准备再演一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故事”。否则怎么会请蒋去鼓励剿共的士气？因为张到此已无路可走，他原来以为可以说动蒋停止剿共，联合抗日，但是通过这一次次的事件，使他的愿望彻底破灭了。让他怎么办，回头剿共吗？他怎么面对周恩来，怎么让他面对他自己的承诺？怎么面对，他身边的那些和他志趣相投的年轻军官？他又偏偏是张作霖这样一个绿林出身的父亲的儿子，平时听的最多的就是“义气”二字。他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准则？不剿共吧，蒋以说出：“不剿共就开到安徽，福建整训！”那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对他来说只有扣蒋，才是出路。同时他也靠虑到，平时反蒋的集团，应该会响应他的行动。
实际上蒋介石对张学良也不是没有戒心。两人都对立成这样了，蒋能看不出张学良的情绪吗？肯定看的出。蒋只所以敢去，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在军事上做布署，有70多架作战飞已经进驻，西安和兰州机场。中央军万耀煌的第25军已经控制咸阳，西安城里的宪兵和警察有四团之众。西兰公路上还有胡宗南第一军，王钧（后为曾万钟）第3军，关麟征第25师等，以及一些地方部队。洛阳一带还有近30万兵力储备，有的已过潼关。张学良如果敢动，消灭东北军应该不自话下。二是对自己的威望估计过高，刚刚过去的两件事推高了他的自视。一是全国范围的寿礼款购机运动，二是和平平息两广事变。使他认为他的威望就是无形的力量。因此他不惧。
蒋的亲信将领也预感不妥，皆求蒋不要去西安。蒋说道：“我不去能行吗？我去，总比别人妥当些，可以向西安部队讲讲抗日和安内的道理。要抗日一定要先安内。要安内，比须剿灭共产党。如果联共抗日，共军兵力不多，主要靠我们去抗日，我们的实力就大大被消耗，这就实际上支援了共产党，所以我们不能上共产党的当。我相信，想东北军，十七路军讲讲这些问题，他们是会醒悟的。”蒋的这番话，是他对联共抗日看法的真实写照。但是事情往往都是向你想不到的方面发展。抗战后的实际情况是，蒋的威望达到了顶峰，由于美援和军训，军队的战斗力大幅提高，而不是削弱。可嘛烦的是共产党力量也强大起来了，他完全没料到，共产党能在敌后他自己生存不了，并且他也管不了的地方发展起来。
12月4号，他由张学良陪同乘火车去西安，宋美龄说要去上海看病，去了上海没陪蒋来陕。车到了临潼，张学良先下车，在车站迎接蒋介石的“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看见张学良面色涨红，问他为何这种形象，张实话实说道：“因向委座进言抗日事，遭委座痛骂。”晏不敢答语，直接上车请蒋，见蒋的脸色也不好看，知道原因也就不问。
从谋略上讲，如果要对蒋下手，这时就应该顺着蒋，让他高兴，而疏于防备才对。张的作法，说明张还没最后下定决心，给蒋再骂一次，也是为了抹掉自己心里的最后一丝犹豫。
10月7号，张学良去华清池看蒋，将正在看吴伟业写的《绥寇纪略》。蒋以此书示张，大讲明朝先亡于李自成，而后清兵入关的历史，联系到现在的剿匪事业，必要先灭共党，才能集中精力抗日。张学良则说，明亡于清洽洽是因为，明不积极抗清，而把力量都消耗在内战上的原因。蒋愤然说：“谬论。”两人又说不到一起。
蒋让张学良安排东北军旅以上军官，来华清池蒋的住处，蒋要分批连续宴请东北军军官，示以关怀。在宴席上，蒋不厌其烦地向将领们阐述剿共的重要性，并说：现在是剿共最后五分钟阶段。他真是这么认为的，以致于西安事变解决后，蒋还不无遗憾的对人说：再有两星期就可以剿灭共产党。
1936年12月9号，学生纪念“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要去华清池见蒋介石请愿。张知道此事将会酿成流血，所以极力阻挡，张学良含泪劝阻学道：“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转达到，你们请回，我保证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回答大家。”学生们在张学良的劝阻下返回西安。
张学良于9号晚上，召见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白凤翔是绿林出身，曾是热河的匪首，外号百三阎王。当年张作霖用骑兵旅旅长的官衔收编了他。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后又把他的旅扩编为师他就当了师长。这时张学良把他找来，先问他：你对委员长在王曲训练团的训话有什么感想。白说：我感觉委员长的神气非让我们把共产党消灭了不可。张说：你看能不能消灭？白答道：我看不大容易。张接着问他，大帅对他怎样？他表示大帅对他那是天高地厚恩。张又问，自己对他怎样。他也说是恩重如山。他已预感到张要委托他大事，就表示说：副司令放心，只要给我任务，我栖牲一切，也在所不辞。
张又说了一遍大家都知道的东北军的处境。白也跟着一阵唏嘘。张最后说，他决定实行兵谏，扣下蒋介石，迫使蒋该变政策。白也表示，我们如不打回老家去，实在对不起人何人。一定要把他扣起来，让他停止内战，共同打日本。张说：明天我带你去见他，就说是派你回热河，将来中日大战暴发时，能发挥大的作用。你趁机观察一下华清池一带的地形。白说：好。张说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休息。临别时张说：我们全东北军的命运可都看你这一回了。
张又以同样方式约谈了骑兵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然后再让孙铭九的警卫营作好准备。
10月10号，张约杨虎城密谈一天。晚上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于学忠，王以折，刘多荃，缪澈流等人开会，公开自己的计划。王以哲表示：“副司令有决心，就干吧！”于学忠考虑比较远，问道：“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张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
12月11号下午，张学良和杨虎城召开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席会议。东北军将领参加会议的是前面说到的那几位。西北军参加会议的有孙蔚如（38军军长），韩咸西西安（绥静公署参谋长），李志刚（西安绥静公署秘数书长）。张，杨分别讲话，然后是分配任务。东北军负责城外，西北军负责城里，扣下中央大员。行动时间定在12号凌晨6点。
张担心参与指挥的力量不够，急电住甘肃平凉的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机到即来。派飞机把他接来。张学良遂即召白凤翔，唐君尧，刘桂五下达命令。让他们每人带两支驳壳枪，并说到：一定要捉活的，如果让蒋介石跑了，你们三个提头来见。
蒋在华清池有一个排的卫队。华清池外面不远处有一个排的宪兵。再外围是东北军的一个警卫连。
张的行动人员是，总指挥105师师长刘多荃，在华清池外围撒开两个团。前边行动总指挥是唐君尧，指挥外围的这两个团。内部动手是孙铭九带的警卫第二营，由于担心孙铭九没有实战经验。让白凤翔，刘桂五协助孙指挥捉蒋。
因为蒋计划12月13 号离开西安。所以他于12月11号晚在华清池设宴，叫了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一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有饯别的意思同时也要对剿共的计划做最后交代。结果杨虎城，于学忠未出现，让蒋介石有点起疑。张学良的解释说：他俩在城中宴请中央来的大员，无法分身。张说的是没错，这时城里是在新城大楼设宴召待这帮大员。只不过是“鸿门宴”而已。同时于学忠在要指挥兰州的部队控制机场，使作战飞机不能起飞。
当晚12点左右，张学良，返抵新城大楼，一见到杨虎城就笑着说：“他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不等杨虎城答话，孙蔚如笑着说：“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新城大楼各个机构都显出了犹如临战前的紧张气氛。“秀才”们也不闲着，黎天才，高崇民，栗又文在起草一份捉蒋后的通电。电报由黎天才执笔，高崇民润色。这份通电事后被周恩来说成：“如果没有这种内容的通电，及其八项主张，事变的历史意义，将来在历史上更混沌了。”还对黎天才赞道：“很好，很好，幸好你在这里。”
执行捉蒋任务的各路军官，乘车在东郊十里铺下车，关闭车灯。刘多荃就留在此指挥。他向大家下达行动命令，同时宣布纪律要求：不许开灯，不准讲话，不许抽烟，违者枪决。车队继续前行，一直开到离临潼10公里处。对无开始下车步行。凌晨3点多钟到达华清池。会和了外面警卫的东北军，趁黑准备摸进二门，在往里冲。谁知刚到大门口就被蒋的卫队发现。问口令答不上来，对方就先开了枪，这边立刻还击，一下枪声大作。蒋被惊醒，手下报告说进攻者头上戴的是皮帽子，蒋还以为是共产党煽动东北军哗变。赶紧往后院跑，大算上后山躲躲，到了后门才发现后门上了锁，情急之中又没有钥匙，赶紧又折回到屋里，从窗口向外跳。房子是依山而建，从窗子看出去山坡就在窗前，可是不知窗下什么时候挖的有条沟，蒋跳下摔在沟里，腰和脚都摔伤了。这是蒋的贴身警卫，蒋的堂侄蒋孝镇也跳了出来，发现蒋半趟在沟底。马上掺扶起蒋，向山上爬去。
孙铭九的人打死了蒋的卫队，才冲进蒋的臥室，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到蒋的住屋发现没了蒋的人影，一摸被窝还暖乎，假牙在桌上，知道没走远。立刻四处搜找，一看后门锁着，就是不见人。战斗人员汇报给白凤翔，几个人一商量，下令搜山。这档口刘多荃把没抓到蒋介石的情况，汇报给了正在新城大楼等消息的张学良。并说正派部队搜山。
张学良一听报告，很是焦急。他对在场的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官员和将领说：“若找到委员长，我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没多久，刘又报告：找到委员长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蒋被捉到时有些狼狈。内心也十分惶恐，摸不清张的意图，自己又连惊吓，带冻，而且不但摔伤，还被荆棘刺破衣服伤及皮肉。情形和心情都一片混乱。
蒋问捉他的陈立孝说：“你们是那里的？”
陈答：“我们是委员长在南京中山陵接见过的卫二营。”
蒋说：“好兄弟，你们打死我吧。”
陈朗声说：“报告委员长，我们是来请委员长抗日的，怎么能打死委
员长？”陈看到蒋突然掏出手绢擦眼泪。估计蒋是被他这句话感动了。
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同时在城内采取行动，控制了中央大员们下榻的西京招待所。文官邵元冲欲跳窗逃跑，被士兵开枪打死。其余人员悉被扣押。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也被扣压。西北军同时解除了宪兵三团，陕西省保安队，公安局，交警总队的武装，其中宪兵三团团长将孝先去临潼的路上，被东北军的行动部队碰到，由于他曾镇压抗日的学生游行，被东北军就地枪决。西北军并控制机场，将飞行员及地勤人员约500多人及36架飞机扣押。
蒋介石抓到了，下一步怎么办，这正是很多人都想问的，想知道的。12月12日早晨，张，杨发表《对时局宣言》，宣言指出：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栖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知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泪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 停止一切内战，
三，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 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 立即召开救国哦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與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通电签名人，除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外，还拉上了9位被杨虎城扣押的中央政府的大员：陈诚，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陈继承，万耀煌。
蒋介石被扣全国一片错愕，接着是一片哗然，但是矛头所指完全出乎张学良的意料。一致遣责张学良的行为。《大公报》尤其卖力，吹捧蒋介石，辛辣地攻击张学良，国民政府派洛阳的飞机去西安空投《大公报》。甚至连他欲解救的七君子所在的组织“全国救国会”也发通电，不赞成张的所为。远在莫斯科的《真理报》，《消息报》也对张学良大行跶阀，甚至说张的行为是受日本特务指使，与汪精卫合谋劫持了蒋介石。说他是：“利用抗活动一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的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栖牲 品。”当然这些洋人的报纸，张学良不是马上看的到，只是我们论史时提出来，看清莫斯科的态度。
张学良的处境很狼狈，包括他最有信心获得支持的各地军阀。也一片声的指责他，这让张学良糊涂了，平时不就是你们这些人频频发动倒蒋吗？一篇篇檄文发起来，恨不能侵蒋之皮食蒋之肉。怎么这会儿我把蒋捉了，你们的态度全变了，这世界上的事真让人看不透。
“九一八事变”遭国人痛骂。没想到捉蒋抗日又遭国人痛骂，张学良一腔悲愤不知找谁述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各地军阀认为张是受中共指使。他们虽然反蒋但是更加反共。因此不愿跟这件事牵涉。
共产党方面是12号凌晨5点钟左右的样子接到张学良打来的电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对张学良将要扣押蒋介石的行动是有所掌握的。张学良做出决定时即想获得中共的支持又不想说明，可能还在犹豫。有一天他专门跑去见叶剑英，跟叶剑英说：“蒋已到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叶剑英岂能帮他拿住意，反问道：“你说怎么办？”张连说两个法语单词：“苦跌打，苦跌打。”叶已知他意，但是不置可否。张走后，叶赶紧报告中央，中央让他回瓦窑堡汇报详情。临走叶还向张要了10万块大洋。
另一个消息是12月12号零点30分，刘鼎打来的电报，电报说：“张学良正发动捉蒋，欲让红军支持。”这是捉蒋前张召开的下达任务的会议。从电文看，张正式要求红军的支持。但是毛泽东担心事如不成，蒋将疯狂报复。因此选择了沉默。没有给刘回电，
捉蒋后张学良发给中共的电报，机要部门先送给了毛泽东。早饭后毛泽东通知政治局委员来开会。大家陆续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了电报。大家情绪也是很兴奋很激动。朱德激动的说：“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先将这家伙杀掉在说。”当然说实话，共产党有一万个杀蒋的理由，从“四。一二”开始破坏了两党合作的局面，把本来的议会斗争，变成了血淋淋的杀戮。共产党人有多少死在他的政策之下。可以说，共产党人里那个人跟他没有血仇？提出杀他并不奇怪。
在这种激奋的讨论中，毛泽东，周恩来到显得沉稳一些。他们只所以这样表现，是因为他两已知张要捉蒋，对这个消息并不十分吃惊，在行动上已有所考虑。他们考虑的是张，杨能在多大程度上，听共产党的意见？如果太过于把话说得出头，张，杨如果不听，就变得很被动。（从毛泽东处理一系列关系的手法上看，如果他经商，也是把好手。毛泽东经常跟人说，他现在与蒋的谈判，是做“卖空买空”，言下之意，就是自己实力不够，可是谈的是大买卖）。
张国焘回忆说：“就为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辞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辞的用意。他表示 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辞的技巧是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已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莫斯科指示，来个先斩后奏。毛泽东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以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的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12月13号晚间，莫斯科的电报来了。与中共产党领袖们的意见大相径庭。莫斯科的电报很长，主要有三个意思。一，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特务所为。二，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三，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一切机会与蒋作友善的商谈，促其抗日。
中共政治局委员们看了，一时难以接受，但细想之下觉得有理。所以就慢慢转弯子。我们要多说一句，苏联为什么这么热心抗日，热心促成抗日统一战线。他们的出发点可不是为了救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为了苏联的抗日事业。
接下来中共面临着怎么跟张学良表明态度的问题，这种难作人的事，只有周恩来再出面了。中共中央指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罗瑞卿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12月16日赶到延安（这时还叫肤施），17号下午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飞抵西安。周先与张学良商谈，在谈话中，周恩来用了“军事阴谋”这个词，让张学良很不舒服。不过，就大政方针，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杀蒋不利于中国抗日。这边安顿好了，周又会见了杨虎城。杨对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拥护，表态说：只要红军跟副司令商量好了，我一定赞成拥护。
为准备抗击中央军的进剿，三方开始统一布署防区，叶剑英参加参谋团工作。东北军撤出陕北，向潼关方向布防，彭德怀的司令部进驻延安，主力分布于洛川，三原。徐海东带领的十五军团前出到淳化，泾阳，直接拱卫西安。从这个布防上看，中共已得到好处，终于有了一个可立足的“大城市“延安，而且向南伸展到西安附近，可以解决粮，钱，药，衣，等急需的供给问题。并且防区里人口也多了，还可以补充兵源。所以西安事变对红军的好处是立见的。
西安事变的消息，让南京政府极为震惊。一时间手忙脚乱。在南京住持大局的何应钦立电话通知一些亲信大员来他的住商讨应对之策。大员们七嘴八舌的吵了一下午也没个统一意见。最后决定连夜紧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扩大的联席会议。就是让方方面面的负责人都来发表高见。有人主战，有人主和。主战的声音大，最有代表性的是戴季陶的发言。他在会上激动的大声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若是不幸为凶，则我们还去何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他们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罪的方式将来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伐，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成果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事业，段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蒋介石的命不重要，而革命事业重要。他继续激动的说道：“若今晚我们中央不决定讨逆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用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说完后他给何应钦一个“可爱的选择”，他看着何应钦说：“万一有意外，只有我二人做文武翁仲耳。”翁仲是何许人也？传说翁仲是秦始皇手下的将军，曾在边疆抗击匈奴的侵略，把匈奴打的闻声胆寒。他死后秦始皇为记念他，为他做了石像立在宫门前。匈奴使者见他而生惧。后代的帝王就把他的石像摆放在了墓道上。绕了一大圈，简单说，就是墓道上的石人。你看戴季陶多会选。
闲话少叙，会议于13号凌晨作出决议。
1， 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2， 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何应钦为总负责。
3， 褫夺张学良本兼个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
第二天以上决定即由政府正式发布。16号政府正式发布讨伐令，部队开始从潼关前进，飞机开始轰炸渭南，华县。
而以宋美龄为首的亲友团，却完全不同意这个决议。她要的是蒋介石的人。如果没了蒋介石这个人，那就等于是给别人腾位子，什么革命对她都没意义了。所以她才会子见到蒋时说：“南京是戏中有戏”。对宋美龄来说当然是救人要紧， 当然是要跟张学良商谈放人的条件。什么政府的体面威严，都在其次。
第一个被选出来前去与张学良沟通的是英籍奥大利亚人端纳。端纳原来是报社的通讯员，1912年起当过孙中上的私人顾问。1928-1934年之间当张学良的顾，1934年后当蒋介石的顾问。又是个洋人。哪儿找这么合适的人去？所以端纳就被选了出来。14号下午端纳飞抵西安，与张学良，蒋介石分别会面。
端纳的到来让蒋介石稍感安慰。说明与南京的联系通了。端纳15号飞回南京，向宋美龄汇报。
中央军的进攻让张学良很焦虑，大起来恐怕就不好收拾，也非张的本意。张学良又从被扣押的中央大员中请出蒋百里来跟蒋介石沟通，因为蒋介石现在还很硬，不跟张学良谈任何事情。在蒋百里的斡旋下，蒋同意去函让中央军暂时停战。并商定派蒋鼎文持蒋介石的手书亲飞南京执行停战令。蒋到南京后向各方陈述事变真相，并说：“张汉卿也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并无害委员长之意等等。对于缓解大家的对立情绪多有帮助。
17号宋子文和端纳飞抵西安，宋有双重身份，既是家人又是政府官员。蒋见到宋后，感慨于自己的处境，大哭不止，宋好一阵劝，说他的威信并没因此而受损。整个世界都在关心他，同情他。他渐止悲声，看了宋带来的宋美龄的信。信中有：“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之句，使蒋大为感动。
宋子文22号回南京，当晚，宋美龄在宋子文，蒋鼎文，端纳的陪同下飞来西安。蒋见到宋美龄说出一句耶经里的话：“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宋美龄已先见过张学良。知张意在抗日，所以劝蒋作某种程度的妥协。应当说，宋美龄的到来，唤起了蒋的温情，对于软化蒋的态度大有帮助。蒋答应有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张，杨以及中共方面会谈，会谈所达成的条款，蒋不签字，但以“领袖人格”担保，实施各项条款。
23号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西安方面参加的有，张学良，杨虎城，中共方面是周恩来，蒋的代表是宋子文。周恩来带来中共拟好的六条件：
1， 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外；
2， 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份子；
3， 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4，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
5， 召开各党各派个界个军救国会；
6， 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对这六项主张，宋子文个人完全同意，保证转达给蒋。
23 号下午，周恩来会晤了宋美龄。周向宋表示，中国目前阶唯有蒋先生有资格作全国的领袖。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够明朗，行动不够积极。这已经是有悖于平时骂蒋时的宣传。
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与蒋会面，周恩来先开口说道：“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见了，你显得必从前苍老些。蒋点一点头，叹了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周恩来接过他的话答道：“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宋美龄插话说：“以后不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的很。”
蒋在这种气氛下做了三点表好示：一，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南京找他谈判。
最后蒋指着二宋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他自己有点累了。周和张即告辞出来。
到此整个事变转向和谈了。蒋也开口说了话。再往下，没法进行了，因蒋不肯为“城下之盟”，影响他的领袖形像。中共与西安方面也就没文章好做 了。
剩下就是送蒋的问题。这时就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杨虎城与张学良和中共的矛盾就比较突出了。张学良和共产党都把好人做了。他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论与蒋的关系他杨虎城没法与张学良比，张可是与蒋换过帖子的兄弟，而且还有二十万东北军。共产党也有所凭啊，这次共产党最先主张和平放蒋，蒋是心存感激的，在说，红军本身就是独立的团体，蒋要对红军下手，是不太容易的。而他自己则是孤伶伶赤裸裸的，无依无靠，没人替他遮挡。自己是蒋的部下，这样做就是犯上作乱，蒋介石的为人是不会饶过他的，而自己的部队又实力不够，蒋要解决他还不是易如反掌。
杨虎城一开始把扣押蒋介石，在他做出切实保证，产生切实效果之前不放蒋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周恩来也表示：没有保证，不轻易放蒋。谁知后来周恩来的说法一天一变。越来越让杨失去依靠。人们不断的问张学良中共的态度，希望张学良做事不要虎头蛇尾。张总是跟人们解释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不同意，但他是顾大体的。”西北军的将领，和东北军里的少壮派，感到中共出卖了他们。十分气恼，他们已经开始鼓噪：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心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把他先干掉！”有的说：捉蒋不是张学良一人的事，他要放了蒋就等于把我们出卖了。西北军将领暗中谋划夺蒋。事情眼开就要变得连张学良，杨虎城也无法控制。在这种形式下，张学良就决定立刻秘密放蒋。
张学良先将孙铭九的警卫营撤走，换上他的副官谭海带他的卫队负责蒋的警护工作。这真是应了那句“狡兔死，走狗烹”的老话。现在孙铭九到成了碍事的脚色了。12月25好下午，张给杨打电话，让杨来高桂滋公馆，当面跟杨说他现在就要送蒋走，并说自己要亲自送行。杨虽不赞成，但也无法阻止，正说着话，蒋已和宋氏兄妹出来了，准备上车。这时杨更不好表示意见了。这时的心态就是想尽量给蒋留下好一些的印象，以免他秋后算账。
张的车队离开后，放蒋的消息还是传出来了，孙铭九马上赶到周恩来的住处，问周可知道，周说不知，马上拉上孙往机场赶，当他们赶到的时候，飞机已经升空。有人回忆说，周恩来眼望着升空的飞机，眼噙泪水，口中念到，“张副司令，张副司令。”这四个字包含了很多感慨。
张学良到南京后，被蒋介石搞了假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然后蒋在向政府请求特赦。同时免除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的刑事责任。张没有进牢房，但是从此被软禁达五十年之久。蒋介石以直让他写 “忏悔书”似的西安事变经过。他屡写不过关，后来才弄明白，蒋的意思是让他交代，中共是如何唆使他发动西安事变的。他终其一生都在向蒋解释，这件事真的不是中共让他做的。蒋只到晚年才相信西安事变不是中共唆使的。
张学良走后东北军内部就开战，还是妥协，在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引发少壮派枪杀王以哲事件。事件发生后，105师师长刘多荃从潼关回师，要镇压少壮派，结果少壮派首领孙铭九，应得田等人在中共的帮助下逃到红军里，后展转到天津隐居。中共算是在最后时刻救了西安事变的骨干们一命。
蒋介石回南京后不可能照单全收，中共和张，杨所提的条款，但是剿共确实停止了。而且中共与蒋的全面谈判就此开启，直到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发生。蒋开始真正与中共合作。
XXX——评述：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都和一个“悲”字有关。
1901年6月3号，张学良出生在他母亲逃难的马车上，他母亲生下他以后没奶，那时他家里穷，花一块大洋雇了个奶妈，这奶妈已经四十多岁了，“你想那奶水能好吗？”（张学良语）。这应该算是一“悲”（悲慘。当然他肯定不是中国最穷的家庭，咱不抬杠）
想认个干妈，竟没人肯给“胡子的儿子”当干妈。不得以，他母亲赵氏让他对着一棵马兰树磕头认这棵马兰树为干妈。谁知没过几天，这棵树就死了。你说可“悲”不可悲？
初掌兵权，就拜郭松龄为良师益友。没过几年郭松龄起兵反奉，把原属于他手下的兵全带走，反过来打他父亲。等于是他的亲信反叛，这又是一件可“悲”的事。郭松龄被枪毙，他又很“悲”痛，以后每遇难事就想起郭，说要是郭在就好了。就像曹操想念郭嘉一样。
刚刚说占了北京，势力扩展到华北，又让国民党的北伐军给打败了。在回东北的路上，他父亲又让日本人给炸死了。可是这杀父之仇他又不能报。这又是很可“悲 ”。
他父亲死后，他接掌帅印，人称少帅。入关调停。平息内战。年龄不满30，拥兵数十万，广有东北，华北领土，一时为华夏翘楚。五百年来无人出其右者。难免心生姿意，沉湎酒色。突然间“九。一八”一声炮响，举止失错。惶惶然十几万大军未放一枪，溜之大吉。遭世人唾骂，无一日可安。共产党为了维护他的颜面，一直为他宣传，“九一八”是蒋有不抵抗的手令。而他偏偏又是好汉做事好汉当侠义心肠。结果一生都在向世人解释，“不抵抗乃他个人所为”。而且还要为他不抵抗的行为向国人谢罪。你说他“悲”吧？
1933年丢了热河，被国骂出了国。看到德国渐强，是因狂热拥护领袖。换发出了工作热情，和战斗勇气。回国要效仿法西斯那一套。无条件的拥护蒋介石，积极剿共，结果共产党不好剿，崩了自己的牙齿。反
过来看蒋介石对他那一套，令他寒心。结过发现自己又错了，可“悲”吧？结果来个180度大转弯。极端拥共。被蒋痛骂。弄得他一哭，二哭，三哭。再哭。又是一个“悲”字。
西安事变，以为是为国做了件好事。结果又被国人痛骂，这次不但被国人骂了， 连共产党都说他是“军事阴谋”（周恩来语，大概是用词不当）让他耿耿于怀，又无地自容。这又是一大“悲”事。
后被蒋介石把他软禁五十年，当然是一大“悲”事。
解禁后，多次谈到想回国看看老家，给父亲上上墳。又不可得，这又是一大“悲”情事。
所以说，纵观他的一生，都和 “悲” 字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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