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是我们家的保姆，在我们家做了七年。
老阿姨是扬州人，五十年代里她在当时扬州地委的高书记家做保姆，后来高书记调省里任统战部部长，老阿姨随高家搬来南京。老阿姨大概是在六四年时来我们家的，我还能记得她来我们家的那天。老阿姨属虎，那年正好五十，看上去是一付农村老大妈的模样。她瘦瘦小小的，脑后缠着一个“巴巴纠”，手上挽着一个篮底白花布包袱。她年纪比我们家前一个保姆大不少，所以我们就叫她“老阿姨”。
老阿姨一字不识，但很有生活阅历。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要看我不识字，但我识事。”应了《红楼梦》里的那两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老阿姨关于日常生活的警言俗语一套一套的，张口就来。说起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她会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说起平日花销储蓄借贷，她会说，“穷不该债，冷不刮风。”说起儿童培养因人施教，她会说，“一龙生九子，各是各模样。”还有什么“早起三光，晚起三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等等等。这些话当时听了没觉得怎么样，可后来我成了家独立门户后，才有了深刻体会。即使眼下在美国，这些话对日常生活还是有指导意义的。比如说，美国人民要是有一点“穷不该债，冷不刮风”的概念的话，那也不至于轻易被华尔街的那些精英们忽悠上，弄出个“次贷危机”搞得全世界鸡犬不宁。
文革开始后，机关大院的保姆们也搞起了串联，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大部分是农村出来目不识丁的老大妈们，她们把个组织搞得像模像样，学习活动也开展得红红火火。她们每人发了一本小红书，要求能背下其中的若干条。这有一定的难度，可老阿姨自有办法，她会把伟大领袖的语录演化成“老阿姨版”。比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到了老阿姨那里就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描花绣朵，…”。过了没多久，老阿姨还真背下不少，虽然结结巴巴怪腔怪调，但也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心。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段“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段语录老阿姨背得最熟，她用扬州话抑扬顿挫地一朗读变成了“Len2民，自有Len2民，才四Cuang4造四界历死滴动力”，我们觉得很好笑，可老阿姨一本正经，一脸虔诚。和社会上的革命造反组织热衷打派仗一样，保姆造反组织也分成两派。有一天老阿姨从外面回来，脸红红的，很激动的样子。一问才知道，她是刚打完派仗回来，而且是打了个胜仗。那天和她们对立的那个保姆造反组织在一个礼堂开会，她们这边造反组织的司令平大妈带领她们去冲会场。她们十几个保姆手挥红宝书冲上讲台读语录喊口号，硬是把对方的会给搅黄了。我们都搞不明白，老阿姨哪来这么大的革命干劲。
老阿姨在外面闹归在外面闹，处理事情自有她的原则，有她的道德底线。有一次我们家来了几个不知是那个山头的造反派，神神秘秘地把老阿姨叫进一间房间，还把门反锁上。房间里吵闹声训斥声时大时小，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这那伙人开门出来，怒气冲冲地走了。向老阿姨一了解才知道这伙人是来收集整高部长的材料的。老阿姨在高部长家时，高家还用了另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因为有精神上的毛病自杀了。这伙人那天来的目的就是要老阿姨作证是高家逼死了那个保姆。不管这伙人怎么威胁恐吓老阿姨坚持说那个保姆的死是她自己的原因，与高家无关。我们问老阿姨怕不怕，老阿姨说，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坐得端，行得正，没什么好怕的。
老阿姨在外面忙归在外面忙，家里的该干的活一点没耽误，抓革命时没忘促生产。文革开始后，我父母都受到冲击，他们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没精力来处理家里的各项事务。我们年纪尚小，一时间老阿姨成了我们家的主心骨。有一次姐姐和弟弟围着桌子打闹，不小心把桌上一尊伟大领袖的石膏像碰翻在地，摔成好几段，他们当时吓傻了。老阿姨闻声赶来，面对发生的这一切，她十分镇静。老阿姨找来一张报纸和一把榔头，让弟弟把门关上，又让姐姐把窗帘拉上。老阿姨用报纸把摔断了的石膏像包起来，又用榔头轻轻地在报纸包外敲击，活生生地把个伟大领袖敲成一包石膏碎片。他们又到了厨房，老阿姨让姐姐和弟弟放风，她放了满满一水池水，把石膏碎片倒进水池一顿搅和，石膏碎片化成一池石膏水。老阿姨把石膏水放掉，清洗完水池，反复叮嘱姐姐和弟弟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她说，如果要让他们（机关的造反派们）知道了，他们会整死你们的爸爸的。后来谁也没再提起过这事。
六八年时我父亲背上生了一个痈，俗话叫做“搭背”。这个搭背发展得十分迅速，两个多星期就发展到整个背部，又红又肿，上面还生出几十个脓头。他一直是在省级机关的指定医院江苏医院看的，病情一点没控制住。到了这个份上，医生也没什么办法了，只有开刀放脓。父母都比较老实，遇到这事也不知该怎么办，只好尊医嘱。老阿姨对西医治痈一直持怀疑态度。那天妈妈、老阿姨陪我父亲去医院动手术。在等待手术时老阿姨听一个病人说省中医院治搭背有办法，不用开刀。老阿姨当机立断说服我父亲放弃手术，赶紧上省中医院。他们急急忙忙赶到省中医院，省中医院的医生见病情严重，当即把我父亲收下住院。省中医院的主要疗法就是用中草药调制的药膏敷在背上。约一个月，父亲的搭背全部治愈，只留下一个硬币大小的疤痕。多亏了老阿姨，要不父亲还不知要多吃多少苦。
文革中有一段时间，父母去了干校，大姐分配工作去了徐州，另外两个姐姐插队下了乡，我和弟弟去农村学农，一家人分了八处，只有老阿姨留在南京看家。
老阿姨有三儿一女，都来我们家住过，和我们家人都很熟。
七一年时老阿姨明显衰老了，做事也比较吃力。她家儿子不放心把她接回扬州老家去了。离开我们家的那天她还像来的那天一样，脑后缠着一个“巴巴纠”，手上挽着一个篮底白花布包袱。她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和我们家人告别。
现在想起来真是很感激老阿姨，是她帮助我们度过了我们家文革中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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