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文化课

六八十月复课闹革命，我们进了十一中。那时我们只上一门课，毛泽东思想课。毛泽东思想课的教材就是那本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每天我把小红书往衣服口袋里一塞就上学去了，根本用不上书包。我把这段讲给女儿听，让她羡慕得不行，因为她每天都要背上十几磅重的书包去上学。那时我们每天都要诵读小红书中的语录若干条若干遍，努力争取要把毛泽东思想“ 铭刻在脑海里， 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半年多，后来不知为什么说是 要上文化课了。

要上文化课，照例要来个大批判开路。一天，一位工宣队员到我们班来宣讲，批判“读书无用论”。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在阶级敌人鼓吹的“读书做官论”破产后，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又散布什么“读书无用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我们要好好读书，以实际行动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一家伙把我们学业荒废近三年这笔帐全算到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看不见又摸不着的阶级敌人头上去了，这也算是为上文化课找了个理由。这位工宣队员为了表示学文化的重要性，出了两道智力测验题想考考我们。第一道题，“你们知道光一秒钟能走多远吗？”“三十万公里。”我应声回答。工宣队员愣了一下，又抛出第二道题，“你们知道光一秒钟能绕地球几圈？”“七圈半。”我又回答。工宣队员看两道智力测验题被我轻易答出，有点尴尬。殊不知，我在小学时就把文革前出的八本一套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读过好几遍，这两个问题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小菜一碟。看工宣队员吃了一个软钉子，同学们有点兴奋，有同学当场送我一个外号“博士”。那时我们班上几乎每个男生都有一个外号，互相之间以外号称呼，特亲热特哥们儿。我们也在背后给女生起外号，可是从来不敢当面喊。二十多年后我真的在北美拿下一个博士，没有辜负当年同学们送我的这一外号。

所谓文化课是指语文，数学，英语，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这五门课。

比起文革前，语文课本有很大的改动，删去了所谓“封资修”的内容，但不知为什么其中保留了一篇古文《黔之驴》。我和一些爱读书的同学很喜欢这篇古文。“驴一鸣，虎大骇，远遁； … ”读起来多么有文化。

那时上语文课很结合形势。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并从太空中传回东方红乐曲声，这使我们上语文课有了新的内容。语文老师要我们写一首诗来庆祝卫星发射成功。我写道，“七十年代第一春，中国卫星飞乾坤。世界人民拍手笑，帝修气得头发昏。”老师说，“乾为天，坤为地。飞乾坤意思不对。”既然“飞乾坤”意思不对就改成“飞太空”吧，这下意思对了可韵没押上。语文老师是一位老太太，满头银丝白发，她讲课非常认真投入。我们那时课堂纪律很差，课堂经常像茶馆一样。可不管课堂纪律有多差，语文老师仍一丝不苟地讲好每一堂课。学生经常不交作业，但只要交上去，语文老师都一丝不苟地评判修改。后来又有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写诗赞美南京长江大桥。我写道，“长江万里浪滔滔，建桥工人志气豪。铁壁一挥天地动，钢膀一舞山河摇。毛主席话记得牢，反帝反修怒火烧。自力更生是法宝，大江险处架金桥。中国人民志气高，誓叫山河换新貌。”语文老师很喜欢这篇充满了标语口号的“诗”，她拿去在她教的几个班上推荐给同学们，朗读给同学们听。我的这首“诗”经语文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充满激情地一朗诵还真成了诗。我在语文老师教的这几个班里名声小噪了几天，那份成就感就像现在上帖到万维五味被版主选进导读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位好老师，在哪样的年代里，对自己的工作如此热爱，对自己学生的点滴成绩如此推崇，真是不容易。

数学课本也很有时代特征，突出阶级教育，在应用题前往往加上一段引言，很有意思。在一个计算棱台体积的题目前写着，“地主的斗，吃人的口。解放前地主用大斗收租用小斗放租，用这样的办法来残酷剥削农民。”然后给出计算棱台体积的条件，最后问，“地主一年要剥削农民多少粮食。”类似的应用题比比皆是。数学书搞得像一本大批判材料。我们在中学里只学了几何和代数中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 我们的数学老师课讲得很好，他有一绝就是徒手画圆，上几何课时随手就能在黑板上画出一个个滴溜滚圆的圆，让我们佩服不已。有一次上几何课，我指出他在证明推理中的一个错误，引起他的注意。下课后数学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跟我聊起了数学，他还深入浅出地证明一些几何题给我看。可是我当时基础太差，愣愣地望着黑板，不知老师在说些什么。老师看出我的窘态，就鼓励我，说我对数学很有感觉，只要努力就一定能把数学学好。

英语课本的前几课每课就是一句话，第一课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 。第二课是 We love Chairman Mao 。第三课是 We wish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我们的英语老师，林老师，是一位从省交际处下放来的口语翻译，一个衣着讲究，二八分头永远不乱的中年男子。他给我们上第一节课时，一开始课堂上吵吵闹闹的。林老师一开口读 Long live Chairman Mao ，大家就安静下来，但并不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尊敬，而是被林老师那富有磁性的男中音吸引住了。我们都喜欢上林老师的课，喜欢听他用富有磁性的声音读英文，那些平时叽叽喳喳的女生，上林老师课时都十分安静。

工业基础课和农业基础课是文革时教育革命的产物。工业基础课中包含了一些物理和化学的内容，农业基础课主要内容是“三机一泵”即柴油机，拖拉机，电动机和水泵。这些知识据说学了以后立马能在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应用。

学校没有开音乐课，开大会前唱几首革命歌曲就算是上了音乐课。记得有一次开会前一个姓万的音乐老师领大家唱“四个念念不忘”，歌词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万老师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不用麦克风声音就能传遍整个操场。那天万老师有点感冒，把“念念不忘”唱得鼻音很重的，听上去怪怪的。一散会同学们捏着鼻子学万老师的“念念不忘”，大家笑成一团。

学校也没有开历史课和地理课，所以我们这批“新三届”中的很多人史地知识十分贫乏。

当时的文化课没有考试，没有测验，没有家庭作业。学文化课期间还有多次学工、学农、学军，加上讲用会、大批判会、忆苦思甜会、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等等，占去很多时间。学校里的許多老师都很有水平很负责任，但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难以发挥作用。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了一年多文化课。

在南京，文革十年中所受教育最少的就是我们这批“新三届”。七七年我考上大学后发现，七七、七八级大学生中“新三届”的人数最少。